所谓“江淮已无足言”，其实主要指当时浙江籍人士把持北京教育界和学术界，占据要津而贡献水平不称其职。

民初中央政府教育部人员多产自江浙，亲历其事的王云五解释道：“由于江浙为文化最发达之区，教育界的杰出人物，往往不能舍江浙二省而他求。因此，教育部此时的高级职员中，包括次长和四位参事中的三位与三位司长中的两位，都是籍隶江浙两省。”[1]但情况之严重，甚至可以由参事司长集体辞职迫走兼署的粤籍总长陈振先，改换浙籍的汪大燮，则至少不能说是正常。而且就学术而言，江浙为人文渊薮的概念，在北京已经演变为浙江人一统天下，国立各校多由浙人控制。本来两浙皆扬州旧属，浙东浙西设立之初，“其范围殆北尽长江之滨，南极瓯闽之地，实包括今江苏、安徽之南部。若以现今行政区域之浙江省而言，此时尚无与江南文化之列也”。宋代两浙学术大盛，但主流皆非发源于浙境，其重要尚在福建之次。章学诚指清代两浙学术分别由顾炎武、黄宗羲开山，而两人学术上之影响，与其所受之影响，皆不在浙江一隅。

及至晚清，浙江有俞樾、黄以周、孙诒让，或沟通吴皖，或兼采汉宋，号称三大师，俞、黄分别主持久负盛名的诂经精舍和南菁书院，孙则为清代小学的殿军，影响泛及江南乃至京师。因此贺昌群特意指出：“言两浙人文，似当统括于江南之自然区域，而后可以得其错综复杂之故。若以行政区域划分，为方便计固可，为考镜学术之源流，窃以为非深刻之论也。”[2]后章炳麟“应用正统派之研究法，而廓大其内容，延辟其新径”，“为正统派大张其军”[3]，又讲学于日本、京师，培育众多弟子门生，使浙学地位上升。至民国，在浙人占据中央教育行政要津的背景下，章氏门生趁势夺取京师学术阵地。“从前大学讲坛，为桐城派古文家所占领者，迄入民国，章太炎学派代之以兴。”[4]两浙取代江淮，表明浙人可以自认为居于主导江南文化的中心地位。

东京国学讲习会听讲的留学生中，本以川、浙两省人居多，而后来继承章氏衣钵者，却主要是浙人。蔡元培长校北大，奉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提倡学术研究，对中国的大学教育和学术发展影响巨大。但在人事上，受主客观的制约，不免偏重浙人，尤其是中国文史研究方面，“北大国文系仍不免有被浙江同乡会、章氏同学会包办的嫌疑”。20世纪20年代，北大中国文学系、史学系主任分别由马裕藻（幼渔）、朱希祖（逷先）担任，沈尹默一度出任文科学长，国学门主任则是沈兼士，国学门委员会除当然委员外，只有胡适一人非浙籍。北京大学季刊国学组虽由胡适主任，12位编辑员中却有8位是浙籍。牟润孙从旁观者清的角度分析：“形成这种状态，自有种种因素，不能说孑民先生存有什么偏私之心。不过必须指出，不论资格，不审查著作，办学的人不了解被请人的学术，滥竽充数的流弊，就容易产生。北大当年国文、历史两系有几位教授，不能算上等人选，其故即在于此。”[5]

关于此事，1925年“闲话”专家陈源与鲁迅打过一场笔墨官司，后者拒不接受“某籍某系”的指控。其实“籍”虽然命中注定，若加入同乡会就并非身不由己；而“系”除国文一解外，还可以说是同学会的章系，即鲁迅纠正的研究系、交通系之谓。对此沈尹默坦言：“蔡先生的书生气很重，一生受人包围，……到北大初期受我们包围（我们，包括马幼渔、叔平兄弟，周树人、作人兄弟，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亦即鲁迅作品中引所谓正人君子口中的某籍某系）。”[6]所以周作人说，人家总觉得北大的中国文学系是浙江人专权，“某籍某系”的谣言，虽是“查无实据”，却也“事出有因”。

不过，鲁迅的辩解亦非惺惺作态，因为这毕竟不是正式的团体组织，人在圈内外的感觉不尽相同。周作人自认为“在某系中只可算得是个帮闲罢了”，许多事情不能参加，鲁迅更从来不以北大教员自居，未参与浙人把持之事。圈外人也往往依据圈内人与自己关系的亲疏论在籍与否，马衡的人缘即相对不错。而有“鬼谷子”之称的沈尹默，在该集团中“虽凡事退后，实在却很起带头作用”。他和年长的马幼渔进北大尚在蔡元培长校之前，“资格较老，势力较大”。[7]1922年胡适从丁文江、秦景阳等人口中了解到的北大十年史，几乎就是一部沈尹默弄权史，连胡适本人也不免为其利用。[8]但这还是主干与附从的关系，周氏兄弟虽不以籍和系自居，却因此而受益，其进北京和进北大，背后都有籍与系的关联，在被排挤的旁人眼中，自然仍是同一利益团体中的分子。

中国为人情社会，而且实际上地缘较血缘作用更大，同乡同学又是维系人情的重要纽带，这种感情因素往往制度化为社会组织功能。绍兴师爷的独占性，据说主要便是靠组织制度的优势而非一方水土赋予一方人的特长。如果处置得宜，或无他人在侧，则至多不过被斥为学阀。照胡适的看法，北大作为最高学府是不妨做学阀的。[9]然而一旦因此而导致负筛选，则难免武大郎开店之讥，甚至怨声载道了。太炎学派代桐城派古文家而兴，本是进步，而蔡元培长校期间，又引进新人，留用旧派，浙人的把持，还处于兼容并包的总形势之下。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北京大学尤其是文科中的文史之学，在全国高等教育界一枝独秀。蔡元培对此十分了然，1921年7月他在旧金山对华侨演讲道：

国立大学只有四个，其中天津之北洋大学，只有法、工两科。山西大学虽有四科，惟因交通不便，学生亦仅数百人。东南大学新办预科，其幼稚可以想见。……中国之私立大学，亦寥若晨星，北京则有中国、民国，上海则有大同、复旦，且经费亦感困难。此外则有厦门大学（预科）。……力量较大者，惟一北京大学，有三千余学生，一百六十余教授，单独担任全国教育。[10]

在别无分店竞争的局面下，本身学术贫乏的北大感受不到外部压力。

冯友兰说在不论政派政见以及年龄大小的两方面兼容并包中，“蔡先生把在当时全国的学术权威都尽可能地集中在北大，合大家的权威为北大的权威，于是北大就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其权威就是全国最高的权威。在北大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全国也出现了这种局面”。[11]这多少掺入了后来的观念，且失之笼统。还是办武汉大学颇有成就又当过教育部长的王世杰讲得较为具体客观：“用普通教育的眼光，去评量当时的北大，北大的成就，诚然不算特别优异。从思想的革命方面去评量北大，北大的成就，不是当时任何学校所能比拟，也不是中国历史上任何学府能比拟的。”[12]1921年吴虞进北大前夕，友人告以“北大是全国文化运动中心（内容姑不必论）”[13]；1925年鲁迅对蔡元培长校以来北大的评价仍是：“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14]所肯定的都是思想政治方面的作用，而不及于学术。

对北大学术成就看法的保留，与中国高等教育量的激增以及某些学科质的提高不无关系。到1926年，北京的国立大学增加到9所，地方则有南京东南大学，广州广东（中山）大学，天津北洋大学，上海南洋、同济、政治大学，云南、陕西、四川、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奉天等省均设立大学，浙江、安徽则已成议；而私立者更多：北京、上海两地各30所，加上其他各地，共80余所；另外教会大学在非基督教运动后也提倡中国化。[15]北大的独占地位从此被打破，同类比较中学术水准高低的砝码自然日益加重。当时中国的大学足以言学术者，主要还是文科中的中国学。由于清华举办国学院，燕京加强中国化，辅仁稳步发展，中国大学树旗对垒，北大的学术权威受到严重挑战。而北大在这一领域为浙人把持的状况，较往日有增无减。身历其境的吴虞对此深有体会，常有人与之谈及，“马幼渔、沈士远为三千学生所认为不行者”；“刘半农之无耻无学，任教授一年半，因学生不上渠课，尹默乃运助出洋，实非例也”[16]等，虽夹杂旧派的鄙夷，毕竟反映部分事实。

尤其是国民政府统一后，浙人因前此反对奉系军阀，支持国民党，多受重用，势力还有进一步扩张之势。1928—1931年在北大以旁听生名义进修的吉川幸次郎，对当时北大文学院教师80%为浙江人，以及北大浙人与外部非浙人的矛盾冲突，留下深刻印象。[17]杨树达在日记中多次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其严重性已经引起北大学生乃至同籍同门的反感。1929年北大学生曾开会“以朱希祖、马裕藻两主任把持学校，不图进步，请当局予以警告”，两人因而提出辞职，经代校长陈百年、校长蔡元培再三慰留，才勉强复职。[18]1930年底，北大史学系学生散发《全体学生驱逐主任朱希祖宣言》，列举罪状三大纲十四条，并致函朱希祖，迫其辞职。朱一面撰文辩驳，一面提出辞呈，虽经陈百年慰留，去意已决。[19]

1931年国文系学生又集会要求聘杨树达任教。黄侃声称，“北京治国学诸君，自吴检斋、钱玄同外，余（季豫）、杨二君皆不愧为教授”，言下之意，他人均不足道。而吴承仕、杨树达、余嘉锡等，正是对浙人把持反应最强之人。“检斋为章门高第弟子，学问精实。其同门多在北大任职，以检斋列章门稍后，每非议之；实则以检斋学在己上媢嫉之故。”杨树达曾以请吴任教事告马幼渔，马云：“专门在家著书之人，何必请之。”而马本人即为“十年不作一文者也”。余嘉锡因“北京大学为某等把持，止以数小时敷衍，决不聘为教授，致与人相形见拙”。同为浙籍的单丕“愤朱、马辈把持”，甚至说：“欲办好北大，非尽去浙人不可。”连一向与人为善的陈垣谈及北平教育界情形，也“深以浙派盘踞把持不重视学术为恨”。[20]他虽然因沈兼士的关系被北大国学门聘为导师，却不能做本科专任教授。[21]唯有同是浙人的王国维，才享有几度拒受北大礼聘的待遇资格。

对于北大学术水准的欠缺，胡适似有相当的自觉，十年间他反复向师生大声疾呼，不惜危言耸听。1920年，被人恭维作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胡适，对于北大全校两年间只能出5期月刊、5种著作、1种译著的情况感到痛心疾首，称为“学术界大破产”。[22]陈独秀虽然不同意其一味主张提高，也承认北大理科并未发展，“文科方面号称发展一点，其实也是假的”。[23]时隔两年，北大25周年校庆，胡适再度刊登文章，发表演说，对于该校“开风气则有余，创造学术则不足”的状况痛加批评，认为本应有世界性贡献的社会科学，仍然是百分之九十九的稗贩，希望“北大早早脱离稗贩学术的时代而早早进入创造学术的时代”。[24]这次得到李大钊的共鸣，后者自问：“值得作一个大学第二十五年纪念的学术上的贡献实在太贫乏了！”并且断言：“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北京大学万岁！’的欢呼。”[25]

然而，十年后情况仍无多少改善，1931年胡适在北大文学院开学演说时声言：“北大前此只有虚名，以后全看我们能否做到一点实际。以前之‘大’，只是矮人国里出头，以后须十分努力。”[26]可惜积重难返，历史系因朱希祖去职，傅斯年代管系务，尚能引进新人，尽管钱穆、蒙文通等并不为主流派所欣赏。而国文系在胡适接替兼职的蒋梦麟出长北大文学院着手改革时，连裁并课程也遭到马幼渔的抵制。直到1934年，胡适才征得蒋梦麟的支持，解聘林损等人。傅斯年得知“国文系事根本解决，至慰”，拍手称快之余，认为“此等败类，竟容许其在北大如此久”，是由于马幼渔曲意袒护，指马为“此辈之最可恶者”[27]，“罪魁马幼渔也。数年来国文系之不进步，及为北大进步之障碍者，又马幼渔也。林妄人耳，其言诚不足深论，马乃以新旧为号，颠倒是非，若不一齐扫除，后来必为患害。”请求蒋梦麟当机立断，不留祸根。并称：“马丑恶贯满盈久矣，乘此除之，斯年敢保其无事。如有事，斯年自任与之恶斗之工作。”[28]措辞如此激烈，固有胡适一派的夙怨作祟，亦可见前此浙人把持之甚。而胡、蒋合力，在籍系声势已衰之际尚只能动林损而不敢碰马幼渔，则鼎盛之日的八面威风可想而知。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正值中国学术界人才辈出之时，占尽天时地利的北京大学，因人为因素而不能吸引一流人才，真正形成学术中心，不仅有碍于中国学术的发展，也影响到中国学术界的国际地位和声誉。吉川幸次郎等人留学的目的，本是秉承狩野直喜的教诲，欲用当代中国学人同样的方法治中国学，但在北大三年，听马幼渔、朱希祖的《中国文字声韵概要》《经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史学史》等课程，甚至包括到中国大学听课[29]，充其量只得到清学殿军的余绪，而不及中国学术的前锋。1933年来华考察交流学术的国际汉学泰斗伯希和，原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员，论人则推崇王国维、陈垣，论机构则赞誉史语所、燕京和辅仁，对北大似乎置若罔闻。而浙派宗师章炳麟对弟子们的表现也颇为不满，1922年年底他演讲浙江文学时称：

今浙人之所失者，即在无历史学问。浙人前以经学著名者甚多，如俞樾等是也。今则浙人已失其根本矣。或谓历史不过是过去的记载，无甚名贵，此皮相之论。……清代浙人，专致力于词章之学，实则若辈所作诗词骈文，亦不甚出色也。

吴虞推测此“殆亦悟其徒多致力于音韵字义，有用少乎者”。[30]虽然章曾在弟子中戏封东西南北天王，晚年却认为：“前此从吾游者，季刚絸斋，学已成就。絸斋尚有名山著述之想，季刚则不著一字，失在太秘。”[31]语不及“同籍同系”的浙人，并引戴震的话说：“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而二国手门下，却能出大国手。”[32]这在历来对他人苛对弟子宽的章炳麟来说，可谓出言极重了。

[1] 王云五：《蔡孑民先生与我》，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61～62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

[2] 贺昌群：《江南文化与两浙人文》，《国风》第8卷第9、10期合刊，1936年10月。是年初，贺昌群在北京曾与浦江清、钱穆、王庸等人交往，当知前此浙人把持之事。

[3]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86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胡适说原稿无章炳麟一节，系据其意见增加（《胡适的日记》，36页）。

[4] 《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公言报》1919年3月18日。章氏弟子经学多已转向公羊学，小学或史学则传自章炳麟。

[5] 牟润孙：《发展学术与延揽人才——陈援庵先生的学人风度》，《海遗杂著》，85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0。在此期间先后任教于北大国文系者，除黄节、吴虞、张凤举、许之衡、萧友梅、刘文典外，沈兼士、马裕藻、朱希祖、沈尹默、钱玄同、林损、郑奠、刘毓盘、周树人、周作人等均为浙籍。

[6] 沈尹默：《我和北大》，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选集》第61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

[7] 《苦茶——周作人回想录》，321页，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

[8] 《胡适的日记》，392～393页。沈、马等人引进旁系，往往有利用（如吴虞）或借重（如王国维）之心。

[9] 《胡适的日记》，238页。

[10] 孙常炜编著：《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中册，502～503页，台北，“国史”馆，1986。

[11] 冯友兰：《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追忆蔡元培》，166页。

[12] 王世杰：《追忆蔡先生》，《追忆蔡元培》，80页。

[13] 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荣孟源审校：《吴虞日记》上册，581～582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14] 《我观北大》，《鲁迅全集》第3卷，157～15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15] 《十五年来我国大学教育之进步》，《申报》，1926年10月10日国庆增刊。

[16] 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荣孟源审校：《吴虞日记》下册，233、274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刘复本非同籍，而被沈尹默等认作同系。

[17] 《留学时代》，《吉川幸次郎全集》第22卷，384～394页，东京，筑摩书房，1975。

[18] 《陈代校长致马朱两教授函》，《北京大学日刊》第2237号，1929年9月23日；《蔡校长致马幼渔先生函》《蔡校长致朱逖先先生函》，《北京大学日刊》第2243号，1929年9月30日。

[19] 《史学系主任朱希祖致陈代校长书》《辩驳北京大学史学系全体学生驱逐主任朱希祖宣言》，《北京大学日刊》第2515号，1930年12月9日；《史学系主任朱希祖致陈代校长书》，《北京大学日刊》第2518号，1930年12月12日。

[20] 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25、43、45、57、63、70、72页。

[21] 牟润孙：《清华国学研究院》，《海遗杂著》，411页。

[22] 《胡适之先生演说词》（陈政记录），《北京大学日刊》第696号，1920年9月18日。

[23] 独秀：《提高与普及》，《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

[24] 《回顾与反省》，《北京大学日刊》第1136号，1922年12月17日；《教务长胡适之先生的演说》（陈政记录），《北京大学日刊》第1138号，1922年12月23日。

[25] 守常：《本校成立第二十五年纪念感言》，《北京大学日刊》第1136号。

[26] 《胡适日记》手稿本1931年9月14日，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是年3月，北大教授评议会决议改文理法三科为院，蒋梦麟拟聘胡适为院长，因胡坚辞，又找不到合适人选，不得已暂时自己兼任（《国民教育状况》，《日华学报》第25号，1931年6月）。

[27] 耿云志：《胡适年谱》，219～220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至于林损的学问究竟如何，则人言言殊，吴宓与之久谈，即“甚佩其人。此真通人，识解精博，与生平所信服之理，多相启发印证”（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3册，5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28]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53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原书注此函约写于1931年，误。

[29] 《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6卷北大学院旁听证照片。吉川说他在南京拜访黄侃并向其请教，曾问过几位北京学者不得要领的问题，立即释疑，因而感叹留学三年首次见到真像学者的学者（同书《南京怀旧绝句》，569页）。据黄侃去世后1935年11月2日吉川致潘景郑函：“幸次郎于此公私淑有年，昔江南之游，税驾金陵，亦职欲奉手此公故也。通名抠谒，即见延接，不遗猥贱。诰以治学之法，曰：‘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又曰：‘治经须先明家法，明家法，自读唐人义疏始。’皆心得之言，可倾听也。谈次，幸次郎辄质之曰：‘谷梁释文两云释旧作某，何谓也？’公即应之曰：‘此宋时校者之词，非陆本文。释旧作某者，释文旧本作某云尔。’幸次郎蓄此疑有年，问之北士，皆未之省，得公此解，乃可涣然。于此弥益叹服，即有从游之志。第以瓜期已促，弗克如愿，遽尔再拜，依依而别。临别赋诗见赠，又致书印泉李公，使幸次郎谒之。……东归之后，音敬遂疏，然景仰之私，未尝一日废，每谓他日果得再游上国，必以此公为师。”（《制言半月刊》第5期，1925年11月16日）

[30] 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荣孟源审校：《吴虞日记》下册，75页。

[31] 姚奠中、董国炎：《章太炎学术年谱》，453页，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

[32] 汤炳正：《忆太炎先生》，《追忆章太炎》，459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章太炎《菿汉闲话》：“东原云：大国手门下，不能出大国手，二国手三国手门下，反能出大国手。盖前者倚师以为墙壁，后者勤于自求故也。然东原之门，即有王、段、孔三子，所得乃似过其师者，盖东原但开门径，未遽以美富示人。三子得门而入，始尽见宗庙百官耳。前世如张苍门下有贾太傅，而贯长卿辈经术不过犹人；梁肃门下有韩退之，而籍湜辈文学去退之已远，则真所谓二国手三国手门下能出大国手，大国手门下不能更出大国手也。”（《制言半月刊》第13期，1936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