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篇重要的学术论文《玩具、镜子和艺术：技术文化的形变过程》（1977），是工作和乐趣的杂烩，名副其实。这篇文章基本上是在度蜜月时完成的。我用的是一台史密斯-克罗拉牌手提式打字机，当时住在旅店里。文章是为了到纽约大学读“媒介环境学”的博士而准备的（三年后，我在此拿到了博士学位）。这篇文章成了我最受欢迎的学术论文，重印了四次（详见Levinson，1997b）。只有我的科幻小说获得的重印率——我只写过一本科幻小说——才接近这个水平（详见Levinson，1995a）。

正如麦克卢汉的著作一样，我写《玩具、镜子和艺术》时，很大程度上没有意识到个人电脑的革命。不过，它确实提到了《纽约邮报》上的一篇文章《最新的自己动手热：电脑》（“The latest do-it-yourself fetish：computers”，Keepnews，1976）。我是这样说的：“据报，家用电脑‘星火燎原’，多半是进入‘技术崇拜者’的家庭里，他们玩各种图像游戏和动脑筋的游戏”（Levinson，1997b，p.164）。

实际上，《玩具、镜子和艺术》有这样一个主题：媒介以招摇的姿态进入社会时多半是以玩具的方式显身的。它们多半是一种小玩意。人们喜欢它们，是因为好玩，而不是因为它们能够完成什么工作。1881年，西部联合电报公司的董事长威廉·奥顿（William Orton）劝他运气不佳的朋友昌西·迪普（Chauncy Depew），叫他不要收购贝尔电话公司1/6的股票，虽然贝尔的报价只有区区一万美元，且收购者终身拥有股权。因为奥顿认为，刚发明的“电话是一种玩具”，它没有“商业开发的可能性”.（见Hogarth，1926）布鲁克斯（John Brooks）认为，电话在英国的使用耽误了十年，就是因为人们相信，它是一种“科学玩具”（Brooks，1976，p.92）。当然，奥顿的判断是错误的，因为他有所不知，电话的玩赏性本身就使它有利可图，使它能够被广泛接受和利用。我们玩耍的东西使我们快乐，这就使它能成就了不起的商业效益。到了19世纪末，美国的电话拥有量已经大大超过电报的拥有量，其比例是50∶1（Gibson，p.73）。

与此相似的节日氛围等待着其他的媒介。爱迪生的唱机最初是当作新奇的玩意推销的，虽然他指望着更加严肃的用途（Josephson，1959，p.172）。最初人们对电影的欣赏，不是因为其故事情节——那些片子没有情节，而是因为它们使人激动不已，是因为它们使活生生的人在放映机和银幕上还原。所以就产生这样一些轰动的先驱电影：《弗雷德·奥特打喷嚏》（Fred Ott’s Sneeze，爱迪生）、《宝宝的第一餐饭》（Baby’s First Meal，吕米埃兄弟）。实际上，回头去看一千年前，中国人发明的印刷机，首先是用来印制佛像和节庆贺词的，新闻和科学没有从中国人的印刷机中喷涌而出。西方后来采纳并改进了印刷机之后，把它作为大众传播的引擎，这才产生了大量的新闻和科学。

中国人的这一史实，尤其能给人启迪，因为它说明，从游戏到工作的转折，绝对不是打了包票的，每一种媒介完成转折的速度有所不同。这里所谓转折是，人们先在玩具的一般流程中寻求快乐，然后才集中注意力看看这新玩意能够为我们做什么。先是从其存在中感受好玩和震撼，然后才集中注意去看它的内容，就像我们看镜子里的影像一样。中国人之所以未能研制出高效能的印刷机，麦克卢汉认为是这样一个原因：用五千到两万个会意字来排版是不实际的（McLuhan，1962，p.185）。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1982，p.49）有这样一种看法：如果大量获取利益，中国人会感到不舒服。他们两人认为，重利会妨碍“自催化”（Autocatalytic）的经济/技术力量，这种自催化的力量兴起于12世纪以后的欧洲。两人的看法也许都对，不过，可能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在妨碍中国人研制印刷机。从更加广阔的视野来看，情况就是这样的：不管是何原因吧，这种发明引进之后的几百年里，欧洲就进入了现代世界。但是在其故乡中国，一百年又一百年过去之后，这个玩意几乎没有产生什么明显的效果。

技术只用于游戏不用于工作的现象未必有害，也未必不尽如人意。除了印刷术，中国人还发明了火药和火箭；起初，他们只把火药和火箭用于节庆，就像美国7月4 号的国庆节。而且，虽然我认为地球之外的宇宙探索和定居对人类非常重要，虽然我承认必须要依靠火箭才能取得这一成就，不过如果中国人发明的这些玩具从来没有变成手枪、步枪和导弹，我还是丝毫不会介意，因为这些枪弹还在继续困扰我们的生活。

然而，用信息传播技术成长受阻或对其潜力的错误构想做例子，一般证明并非是最好的。奥顿在电话股票上的短视不仅使他的朋友损失惨重，而且几乎把他自己强大的电报公司送上了一条不归路，该公司最终被贝尔电话公司收购，并且被消耗殆尽。接踵而至的广播电台这个重要的电讯媒介，也遵循着类似的模式。马可尼[1]发明电报的意图是提供船对船的救生服务。但“泰坦尼克号”的电报员却没有收到“加利福尼亚号”发出的冰山警报，因为他忙得晕头转向，船上乘客要发的假日问候电报使他应接不暇。泰坦尼克号沉没三年之后，大卫·萨诺夫建议让无线电收音机进入每一个家庭，说收音机可以用作音乐娱乐的工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泰坦尼克悲剧发生时，萨诺夫正在纽约当无线电报务员。看到无线电在某种程度上失败之后，萨诺夫好像觉得它不是一个完美的实用工具——当然，收到求救电报的“喀尔巴阡山号”的确拯救了1/3的乘客。萨诺夫认为有必要强调，无线电可以用作更加舒适的工具，即娱乐媒介。事实上，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掀起了一阵无线电狂热，至今仍风靡全球。不过，令全世界措手不及的是，希特勒和戈培尔[2]把广播电台用作宣传工具。所幸丘吉尔和罗斯福具有与之相当的才能，抵消了希特勒和戈培尔的恶毒宣传。在动员全国反对法西斯的侵略上，斯大林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

电脑是否兼有游戏客体和工作载体这两个功能，这个问题并不是非此即彼的——毫无疑问电脑兼有这两个功能，并帮助我们表达生活中的这两个方面。相反，问题是这样的：什么是二者的最佳结合？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得到最佳的结合？显然，在公众意识中显赫的功能，是电脑的文字处理和网上冲浪的功能，而不是其电子游戏功能。尤其是文字处理，它是与现实的一种工作交往。在这个过程中，内容即写下的东西是最重要的（我们再次看到，电脑中的内容就像镜子中的面孔）。但是，视窗仍然提供大量的游戏。实际上，网上冲浪常常是为了好玩。

电脑有经久不衰的游戏功能，儿童既是游戏功能产生的原因，又是其受益者。从社会总体情况看，虽然媒介已经成长为实用的镜子，但是每一位第一次接受媒介的人，总是把它们当成玩具。因此，从儿童的观点来看问题，电话、电话录音机和电脑都是此一时彼一时的玩具。在儿童首要的视野中，媒介总是能重新恢复青春活力。但是，电脑上的工作和游戏关系密切，因此已经学会玩电脑的儿童，又受到鼓励去学习文字处理，去网上做功课。电脑和汽车不同，儿童坐汽车时完全是被动的乘客，在年龄上，儿童还是儿童，但用电脑时，他们已经进入了信息上的成年期。许多成年人包括许多政府官员，把电脑上获取信息等同于看色情文字，因此就谋求进行限制，因此就产生了1966年违宪的《传播风化法案》。相反，我力陈这样的观点：害怕色情及其损害是没有根据的。（Levinson，1997b）儿童在网上接触其他的知识世界，这是印刷书籍问世以来给教育最大的恩赐。

这并不是说：网上侵害儿童和犯罪活动不应该防止，不应该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实际上，我在许多次讲话中提出建议，我们可以把根据“梅根法”（“Megan’s Law”）通缉的性侵儿童的罪犯的照片粘贴在互联网上，以便让世界各地的家长都能轻而易举地发现这些罪犯。但是，网上追踪罪犯并惩戒犯罪活动，和网上控制色情是迥然不同的两码事。

一考虑网上色情，就突出了电脑的另一个问题，突出了电脑的玩具、镜子和艺术功能。一方面，电脑是几合一的口袋，既是玩具（玩耍），又是镜子（求实用）。事实上，只要游戏、文字处理和网上浏览是各自分离的，我们就可以认为电脑的是几种分离的媒介——这是说明麦克卢汉媒介套媒介的又一个例子（见第三章）。这三种功能每一种都兼有玩具/镜子的双重价值。再者，随着电脑衍生出的新的编程能力，我们可以期待每一种新程序都具有新的玩具性质。今天，网上浏览之类的新用途，比文字处理更加好玩，原因就在这里，虽然文字处理的历史要长得多（而且新的网上浏览方式，比如爪哇，还要更加好玩）。

然而，公众对新媒介的感觉和使用也在发展之中，这是另一种方式的成长。如果你想一想，色情的东西既不是好玩的玩具，也不是日常的工作，而是其他什么东西——后玩具、后工作的东西。在这个结构的意义上，我把它称之为艺术，虽然这是一个有争议的例子。

从玩具到镜子再到艺术的演进过程，在电影的历史中看得最清楚。如上所述，电影开局的作品是《弗雷德·奥特打喷嚏》和《宝宝的第一餐饭》。在此，内容并不重要。令人吃惊的是看见东西在一个媒介里动起来，这就是一切。但是不久，拍摄《宝宝的第一餐饭》的吕米埃兄弟，在巴黎的剧院里放映了他们的《火车进站》（The Train Enters the Station）时，令人更加吃惊的事情发生了：观众躲避，惊叫不停，仿佛火车正在咔嚓咔嚓向他们迎面压过来。在他们的脑子里，柯尔律治[3]所谓“自愿将怀疑悬置”（willing suspension of disbelief）在起作用，观众对银幕上看见的内容做出反应，仿佛真有其事——现实的镜子。当然，观众欣赏这个经验，乐趣因此而继续下去。不过，这是对内容的欣赏，仿佛眼前所见真是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不是欣赏带给我们内容的技术，这种技术不再被当作令人吃惊的小玩意。这是迥然不同、更加严肃的乐趣。（收音机作为娱乐的演变也发生过类似的转折。20世纪20年代末，自己动手装矿石收音机的热潮过后，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了音乐上，而不是集中在收音机的魔力上了。）

但是，电影的演变并未到此为止。几年之内，乔治·梅里爱[4]借用吕米埃兄弟的摄影机在巴黎阳光明媚的大街上拍了一部片子（吕米埃兄弟不租摄影机给他，他不得不贿赂夜班看守搞到这台机器）。胶片卡住了，但是他修好之后继续拍。接着是冲洗片子，放片子，凑巧发现了剪辑的原理：虽然重拍以后的片段在真实时间上是不连接的（修好卡住的摄影机后，已经过去了几分钟），然而它们一气呵成地连成一片，若有神助。捕捉和重组现实去表现新的现实——也就是说，超越现实，保留一些逼真的东西，以便对这些东西做出评论。这就是我所谓艺术（其他人也是怎么说的，见Levinson，1997b）。技术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把前两个阶段的特征辩证地结合起来，但是它与前两个阶段又迥然不同：艺术（我认为色情是其中的一个小类别）可能像玩具一样异想天开，但是它也可以非常严肃；同时，虽然艺术可能是严肃的，但是它显然从日常的世界中迈出了一大步。

继庞德[5]之后，麦克卢汉认为艺术家是人类的“触须”（1964，p.xi）。他认为，艺术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有助于我们理解媒介及其影响。在麦克卢汉“光照射”和“光透射”的二分法中，我们已经看见了他的一些美学洞见（见第八章）。在以下的两章里，我们把艺术放到舞台的中央。“机器把自然变成艺术形式”

[1] 伽利尔摩·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1874—1939），意大利发明家、无线电报和收音机发明人、诺贝尔奖得主。

[2] 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1897—1945），纳粹德国宣传部部长，有名言：“谎言重复一千遍可以成为真理。”

[3] 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19世纪初英国最伟大的诗人和思想家之一，代表作为《忽必烈汗》和《古舟子咏》。

[4] 乔治·梅里爱（Georges Méliès，1861—1938），法国早期电影家，第一个拍摄故事片的人。初为魔术师，以魔术师的直觉发现并开拓了许多技巧。代表作有《基督在水上漫步》《月球旅行》《哈姆雷特》等。

[5] 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美国诗人、翻译家、学者，现代派主帅，对许多大名鼎鼎的作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