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卢汉具有强烈的历史感，也必然有强烈的未来感。他认为，当前的媒介再现过去的传播系统，如同地球村再现过去的传播系统那样，电视再现声觉空间。他要我们和他一道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未来的媒介会用什么方式来再现当前的媒介？

但是，对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并没有提出什么深层的理论。他并未解释媒介的总体演化史，既没有说明他描绘的机制向着什么目标前进，也没有说明什么深层的力量在统管着这样的运作。因此，他没有告诉我们，如果字母表将要完全过时的话，它总有一天会被再次启用的——对于字母表的命运，他几乎什么话也没有说。同样，我们也没有多少能够说得准确的东西，只能够对赛博空间的未来做一些猜想而已，而且要借重麦克卢汉的思想。我们最多只能从过去的媒体拼盘中挑选一些未来会有的成分。

二十年来，从我1979年的博士论文《人类历程回放：媒介进化理论》（“Human Replay：A Theory of the Evolution of Media”）开始，我致力于提出一个一般原理，以求应对预测未来这一困难任务。其核心是：媒介以达尔文进化论的方式演进，人创造媒介（显然如此），而且选择媒介（用达尔文的话来说，就是选择环境）。我们的选择有两条标准：（1）我们想要凭借媒介来拓展传播，以求超越耳闻目睹的生物学局限（这一点只重申了麦克卢汉媒介超越时空的“延伸论”。这是他创造性地采用和发展伊尼斯的思想而提出的观点，见Mcluhan，1964；Innis 1950，1951）；（2）人类在早期的延伸中，可能已经失去了某些生物学传播成分，我们想要重获这些昔日的传播成分。换句话说，我们渴望回到我们昔日自然传播的故乡，虽然我们在延伸的过程中超越了这个故乡。

上述第二条标准虽然包括了麦克卢汉再现昔日媒介的观点，但是它有很大的超越性，因为它具体说明了可能会再现什么媒介。电话取代电报——那是由于受到了进化的压力，我们想要用电话这个双向传播系统再现失去的声音成分。在一切传播的战线上，彩色取代了黑白——除了有意识的艺术表现之外——因为在用技术复制自然的过程中，我们渴望能看见自然的色彩。同样，有声片取代了无声片。但是广播并没有被电视消灭，因为只听不看这种偷听功能，是自然（前技术）传播环境中意义重大一个组成部分。广播完美地完成了这个功能。在一切情况下，那些站稳脚跟、繁盛如昔的媒介，必然有这样一个原因：它们复制、对应、调适、再现了无中介的、生物学传播中的某些重要的方面或方式。

按照我这个“人性化趋势”的媒介进化理论，拼音字母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显然，在前技术的、无衣可穿的人的世界里，是没有字母表的。倘若有的话，我们就用不着把发蒙的前几年拿来学习认字写字了。

与此相对，说话用不着上学。当然，有大人教说话可以说得更好。但是，正如乔姆斯基[1]半个世纪之前的结论所显示的一样，儿童学说话，仅仅是在听的过程中无拘无束地学会的，而不是按照特定的计划学会的。更准确地说，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时，已经安装好了说话的程序，这程序在恰当的环境中是很容易启动的。这个环境就是听人们说话。因此，说话是人的本质，就像眼睛的视力和耳朵的听力是人的本质一样。

然而，说话涉及一个视觉和听觉并不需要的独特的人的功能。用耳闻目睹的方式去感知世界时，我们容易按照世界向我们展示的意义去感知世界。我们耳闻目睹时，世界向我们展示的方式，和向一切生物展示的方式，是一样的——意义既有区别又有交错。与此相反，说话的时候，我们往往用非世界本来面目的方式去表现世界。我们可以说物质上不存在的东西，也确实在这样做。所谓不存在的东西，有地区、未来或正义之类的抽象概括。这些东西我们说起来容易，耳闻目睹却困难。事实上，没有言语，我们就不太可能耳闻目睹超越身边世界的东西，最多只能感觉到眼睛和耳朵里偶尔不招自来的、再现的意象和旋律。康德无疑是对的。他认为，我们的视觉和听觉塑造了周围的物质世界。因此，外界展示给我们的世界，是我们的感官展示给我们的世界，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感官还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这个世界。但是，这个塑造的过程本身并不赋予我们对过去和未来的感觉，也不给我们抽象的概念。

言语的概括属性给不存在的东西、非世界本来面目的东西赋予意义。这是一种抽象。抽象是语言的最根本的属性，是我们人之为人的最根本的属性。没有抽象的能力，我们真难以想象语言和人性这两个东西。失去抽象意义的言语，存在于呼天抢地、欢呼雀跃之中——这些呼号的确告诉我们眼前大致的情况。但即使被视为语言，它们也仅仅是比喻或“原始”意义上的语言。

我这个媒介理论可以预言，人类抽象能力的保存、再现和提升，是媒介演化中的一个关键的选择压力。然而，除了字母表、印刷机和电报之外，互联网之前的大多数媒介都还没有完成这种抽象。反之，绘画、摄影、电话、唱机、电影、广播和电视，都以各自的方式，按照我们耳闻目睹的样子，把世界的情况告诉我们。既然抽象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中枢地位，为什么媒介演化中的许多东西还是呈现为图像形态呢？

我认为答案是在这里：字母表非常有效地传达了抽象，因此我们缺乏在其他媒介中改进抽象能力的动力。当然，印刷术仅仅是字母表的放大而已。在另一个意义上说，电报也是字母表的放大。字母表比言语——字母表的祖先——还要抽象。言语用说话时声音的品质来传递非抽象的情调（因此，麦克卢汉说字母表是“把调子抹平”媒介，这话深中肯綮。见《谷登堡星汉》，1962）。字母表在它实际的使用上，比数字媒介还要抽象一些。数字媒介在编程上，是高度抽象的，其二分代码可以表现声音、形象和字母，但是在实际使用的层次上，它常常是以图像运作的，我们在互联网上看到图像、听到声音。

我们明白了字母表高度抽象的特性，又知道它在人的思想和生活里的中枢地位，那么，根据媒介与人的传播越来越协调的达尔文式的进化论，我们就可以做出一个比较合理的预言：字母表在声觉赛博空间（acoustic syberspace）中担任乐队指挥的位置，是牢不可破的。

当然，我们和社会及媒介一道演进。在下一章里，我们要看看我们的身体发生了什么变化——它们在生活和社会中的角色。我们的表征，我们的形象和声音代理——无论其抽象还是图像——在赛博空间中听命于我们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一定会发生变化。我们看看在电子媒介中，“发送者被发送出去”（McLuhan，1978）的时候，我们会发生什么变化。“无形无象之人”

[1] 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1928－ ）美国语言学家、社会批评家，经常抨击美国右翼政客，1957年以《句法结构》成名，成为当代最著名的语言学大师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