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以各种方式谈论或不谈论（不谈论也正是一种“谈论”）“老年”。你切不要以为，礼仪之邦、号称“尊老”的传统，有助于我们对“老年”的认知。事实恐怕恰恰相反，正是那传统，使这话题敏感而肤浅、道德化了。有趣的是，正是人生的这两端——老年与幼年，长期以来，成了我们认知中的“盲区”，使我们有关人的生命史的经验不但肤浅而且残缺不全。当然，对这两个人生季节的无知，根源不同。对幼儿，多少因了轻视及误解（如鲁迅所说，将其看作缩小了的成人）；对老人，则因有所不便，以至更深刻隐蔽的轻视。人们应当还记得，当十几年前禁忌渐开，文学小心翼翼地触到“早恋”这主题时，所引起的复杂反应；尽管早已有人指出，《红楼梦》大观园里的那一群，不过是少男少女。如果说“少年与性”，使人感到的是对纯洁的玷污，那么“老人与性”则是不折不扣的丑陋，它所冒渎的不仅是人的道德感情，更是美感。我相信年龄歧视与人类社会流行过且仍在流行的诸种歧视（如社会地位、财产、教育程度、职业、性别、容貌以至更具体的“身高”等等的歧视）同样古老，甚至更加普遍。

我们的社会已经在试着关注老人。所谓的“黄昏恋”曾一度被传媒热炒。养老、赡养一类话题也一再被谈论。可以预期将来的某一天，老人的消费能力也将为市场所青睐。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有讨论“老年问题”的能力，甚至不能证明我们的讨论已经进入了老年“问题”。“老年生存”也如儿童，在各种谈论的场合，都被大大地简化了。

我早就对“尊老”的传统存着怀疑。拥有上述“传统”的社会，有过一句极透彻的话，“寿则多辱”，是极其经验而又智慧的。此“辱”应包括了他辱与自辱，两者都不难找出例子。而“辱”的最极端的例子，即应有现今都市街头越来越多的行乞老人。这景象在有关家庭伦理的诗意描述上，戳了一个补不住的窟窿。正是有关家庭伦理的诗意描述，使社会轻松地放弃了应为老人承担的义务，于是老人成为供奉在“发展”祭坛上的头一批牺牲。

进入“老年”这题目，我同时想到的，的确是上文所说人生的那另一端，即同为盲区的所谓“童真世界”。

或许有不少人，是由“文革”中发生在校园中的暴行，领略了少年乃至儿童的残忍性的——那些孩子在用铜扣宽皮带或其他刑具惩罚自己的老师或校工时，竟会表现出天真无邪的欢乐。他们甚至在折磨女教师时，显示了十足成人式的有关性的知识和猥亵趣味。我怕经历过这一切的人们，也像对那一时期的其他事件一样，轻易地归结为非正常时期发生的例外，而错失了洞察人性的机会。

幸而并非如此。“文革”之后，传媒开始报道、文学也开始讲述这类故事：一个孩子杀死了他的老师后，若无其事地排队买豆腐；一个女孩子杀死了外祖母，继续温习功课，甚至考了高分。这类叙说与“早恋”的故事一起，包含了对儿童的认识突破，却像是并未结出学术、理论的果子。不妨承认，这类描写至今仍然有风险性质，甚至不能如所谓“黄昏恋”的被优容，“儿童与性”、“儿童—残忍”仍会被认为挑战了普遍的道德感情。

如果说无视儿童，是因将其认作缩小了的成人，那么对老人的轻蔑，就应当是将其看作“作废”了的成人。于是我们的视野中只余了经过诸种删除的“成人”。但“成人”又是什么？

对“老”有着潜在的轻蔑的民族，却又可能有诸种表达上的禁忌。

巴赫金提到冬宫收藏的出土于刻赤的著名陶器中，那几个怀孕老妇像，“它们以怪诞的形式强调了老妇丑陋的老态和怀孕状态”，尤其是，“这些怀孕的老妇还在笑”（《〈弗郎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的民间文化〉导言》，《巴赫金文论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记得当读到这儿时，我简直听出了巴赫金的怪异与惊诧。我不大能想象我们的传统艺术中会有类似的东西，将“老”（至少看起来像是被“尊”之“老”）与“孕”（即“性”与“生殖”）合一；以其为材料的戏谑，岂止不庄重而已！这里所戏谑也即所亵渎的，不但有可敬的“老”，而且有所谓“神圣母性”！但我想，我们的民间也一定有将“老”与“丑”、“怪”叠合的造型艺术品，只不过不为经了士大夫净化的“传统”所容，将其弃置民间，令其自生自灭罢了。

同文中巴赫金分析欧洲中世纪民间诙谐文化所特有的“怪诞型人体观念”，以为其“基本倾向之一，简单说就是要在一个人体上表现两个人体：一个是生育和垂死的人体，一个是受孕、成胎和待分娩的人体”。“……这种人体的年龄主要也是最接近于生或死的年龄：这就是婴儿与老年，特别强调这两者与母腹和坟墓，即出生处和归宿地的接近性。”而近代艺术所欲“复兴”的古典造型标准则相反，即“年龄要尽量远离母亲的怀抱和坟墓，亦即尽量远离个体生命的‘门坎’”。我们的艺术源头不同，却像是有相似的禁忌，这本身是否就耐人寻味？

我们并不讳言老，由寿考，到耄、耋……只是我们用了所谓的“敬”、“尊”将老年抽象化了。正是“尊”使我们坦然地放弃了对“老”的研究态度，给了真正的轻蔑以极道德的理由。而这民族发达的文字文化，又提供了太丰富的掩盖、逃避的技术，以便轻松地绕开人生的丑陋与严酷。

近年来一再有人对我的说“老”不以为然。但“老年”不止是年龄，它更是存在状态，是生命过程。我承认我的有意说“老”，部分地为了自我保护，以使自己能以较低的姿态，迎接严酷的生命季节。我的确为此做了过多的准备动作。这是我认为必要的，尽管未必适用于他人。我其实不知道我与那些不服老、讳言“老”者谁更软弱。

我曾拟过另一个题目，“体验老年”，终于放弃。但你或许承认，“体验”不失为一种好说法，它至少在所谓“语感”上，将对象推远了。你的生命过程成为了你的对象，你于是在其中又在其外，获得了类似旁观者的悠然从容。写作行为在我，也有类似的功能，即使用的是第一人称、主观视角，是自叙传。那段生命既是你的对象，你就像是摆脱了那种血肉相连之感。我相信，这也是文人生活的诱人处，是文人清贫的一份补偿。

我绝对无意于嘲弄“反抗衰老”一类英雄主义主题，毋宁说对这类主题怀着由衷的敬意。我只是觉得，我们往往在决定“反抗”之前，尚不曾真正“面对”，而面对或要有更大的勇气。当然“面对”也可能是另一种逃避——从逃避伤害、屈辱，直至逃避绝望。我们永远在逃避着什么，比如逃避反省，逃避**，等等。逃避也构成了我们的存在方式。我们总是比我们所想象的软弱。

在生命丧失之前，老人所能经历的最严重的丧失，是丧失尊严。我坚持以行乞老人为这种“丧失”的象征，即使在一再有人考察了“丐帮”，发现了据说由老人参与的骗局之后。我确信上述社会调查（我绝对相信它的可靠性）很拯救了一些人的敏感的良心，但却少有人进一步追问，用了如此卑屈的姿势——那确实呈现于“姿势”，我在不止一处看到老妇扣首般伏在地上——“欺人”的老人付出了什么。

我曾在京城那条最宽的马路边上，见到一个瘦小的老人，土色家织布的上衣敞开，露出干瘦的胸。那是个秋阳明丽的午后，他坐在路牙子上，一脸陶醉的神情，向着路对面的巨厦，和汽车站上衣着入时的男女。我猜想这老人刚由乡村流入，这城市的伟观令他惊愕莫名，以至暂时忘了他来这城市的目的。那随后而来的严冬呢？有谁愿意去尝试为了那点“骗局”，而在街头熬过漫长的冬夜？

我甚至在这城市最繁华的地段之一，见过一个出走而露宿的本市老人，她总将一两袋由垃圾桶中拣出的东西放在身边，大约将其作为了她想象中的家当，或为了证明她还在、还能做点什么，或者只为使自己相信她还有用。她并不向行人伸出手去，宁在垃圾桶中翻拣：到了这地步，她也仍以乞求为耻。

近年来在都市的地铁、地下通道看到的行乞老人，有不少一望可知是由乡村流入的，他们刚刚在练习乞讨的艺术。我看到一个老汉蹲在地铁阶梯上（那是北方农民典型的姿势），伸出手中的茶缸，却用破草帽的帽沿遮住脸，有谁看不出，这老人还在设法留住最后的一点尊严？

但尊严问题并不仅仅发生在上述场合。几乎可以认为，所谓“老年问题”就是尊严问题。

有关安乐死的讨论，有可能使中国人注意到所谓“尊严的死”这一陌生命题，从而扩大一点对“尊严”的理解。我们的“基本生存”问题太重大，以至于将其他问题遮蔽了。而“尊严的死”所提示的则是，“尊严”有可能是较之简单的“活着”更“首位”的问题。

生命的发端自当由受精卵算起，而老年的起始甚至没有这样清晰可辨的标记。正如死，老之为过程，几乎可以认为与生同步。无论生理还是心理的衰蜕，都贯穿了生命的全程。因此你由文学中读到“苍老的儿童”时，不妨承认作家超乎常人的敏感，对生命过程的连续性的感知。

但仍然有关于“段落”的个人经验。“老”这一段落的起始甚至未必由皱纹与白发标记，其作为心理过程多半是在不知不觉间完成的。比如到你开始用调侃的口吻谈论“老”，且确有了谈论这话题的轻松平淡的心境，当你更乐于独处，感到热闹的场合的压迫，你其实入境已深了。如果你是文人，那么当你的阅读趣味变得挑剔，对分寸、限度有了更苛刻的要求，敏感且反感于“煽情”，不再能欣赏他人表达态度与方式的夸张（而你曾以之为率真、热情的），你在心理上或许早已老了。作为表征的当然不止这些。当着有一天，你的爱憎均已不再刻骨铭心，你突然变得冷静而大度，你开始对一切“照顾”（即“抚慰”）变得敏感，甚至对褒奖也心存疑虑，生怕其中有为弱者（女性、老人，或这双重意义上的弱者）特设的标准，你开始留心自己是否会成为“负担”，会否“妨碍”了什么，你认定“不自取辱”端在限制活动范围，——到这种时候，你不但可以确信你真的老了，而且事实上已接受了社会出于关怀也出于轻视为“老”做出的安排，即使你仍然强健，你的肤色依旧光润。你的问题很可能在于对此全无准备，你还不曾准备好去体味“命运”呈示于这一生命段落的全部严峻意味。

有关年龄的经验的严重性——诸种粉饰、掩盖、逃避无不在透露这消息。每一个生命季节都有其美好，这说法并无不妥。但每一生命季节都呈露出生命特有的缺陷，这也是真的。而与“死”相邻的“老”，毕竟将那诸种缺陷，在无可掩饰的状态中呈现了。

或也因了“老年”这题目，阅读中别有了一种敏感。近一时读明人文集，就注意到除叹老嗟贫的陈词滥调外，难得有稍具深度的“老年经验”，因而也以为《霜红龛集》里为周作人欣赏过的那段话确有点味道，觉得晚年的傅山，见识之明通，有人所不能及处。傅山说“老人与少时心情绝不相同，除了读书静坐如何过得日子。极知此是暮气，然随缘随尽，听其自然，若更勉强向世味上浓一番，恐添一层罪过”。（卷三六《杂记一》）这“随缘随尽”不也是率性？周作人《风雨谈·老年》说青主的所谓“暮气”由兼通儒释的“通达”中出——这意思我喜欢。但这样说，又等于承认了自己正如上文所说，接受了“社会”出于复杂动机的提示与安排。那种提示的背后，积蓄了太大的力量，以至于你难以抗拒。

后来读与傅山大致同时的唐甄，也注意到他的说老。《潜书》上篇上《七十》曰：“血气方壮，五欲与之俱壮；血气既衰，五欲与之俱衰。久于富贵，则心厌足；劳于富贵，则思休息。且以来日不长，心归于寂。不伤位失，以身先位亡也；不忧财匮，以身先财散也。贫贱之士，亦视之若浮云而非我有。此六十七十之候也。”其结论自然是乐观的：“是故老而学成。”但说“老”易于近道，是否又乐观得肤浅？较之青主，倒是唐甄未能免俗的吧。

感觉纤敏的仍然更是诗人，李清照的那句“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最切老人尤其老女人的心境。你应当承认书写这类屈辱的人生经验，是需要一点力量的。甚至不妨认为生命的力度也显现在这种地方。

遗憾的是对“老年”的兴趣来得太迟，想必已漏过了太多有趣的经验与表述。

近来读王夫之，想到了明初的解缙。解缙在明代，是被认为有几分“狂”的人物。据说朱元璋曾欲“老其才”，用的是“大器晚成”的名义。储才而使“老”，亦“才”之不幸，但这是现代人的眼界。要体会朱元璋的用心，却又不能太相信了古代中国有关“老”的价值表述，还要计及朝廷政治有关“人才”的特殊要求，尤其如明太祖这样“雄猜”的人主。毛头小子从来被认为与“可靠性”无缘。至于解缙其人，是终于被处死了的，那死法残忍且合于“科学”——使其人醉，然后埋积雪中。不妨认为，这种死法倒合了其人的名士身份。我们的祖宗即致人于死，也能如此别出心裁！到二百年后的清初，王夫之却还在其《周易内传》释“井”一卦时，由井水的“不即汲用”，说“养才者务老其才，使洁清而慎密，作人之所以需寿考也”（卷三下，《船山全书》第1册，岳麓书社版）。

1996—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