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乔，知道你在讨论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文化人的流动。这真是个好题目，在我看来，大有开发的余地。我曾做过四十年代文学的研究，但对“流动”只是因所研究的作家而略有触及。真希望年轻学人能在大的视野中处理这个题目。

我对人的流动也有兴趣，关于明中叶以降知识人讲学和“党社运动”中的流动，关于明清易代之际的“游走与播迁”；正在处理的，还有与清初“流人”有关的课题。对你的研究计划有兴趣，还因为我自己刚刚完成的一项学术工作中，涉及了历史地理、人文地理。我想这一部分文献也一定是你的研究所需要的。

我早已注意到，为了校正以往偏重时间一维，空间维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尽管“时间思维”不可能被“取代”，但我们的确对空间维度忽视已久。无论你所研究的四十年代知识人向“大后方”的流动，还是我所处理的明清之际知识人的游走播迁，都提示着空间、地域的重要性，有关的理论资源对我们想必有适用性。利用历史地理、人文地理方面的深厚积累，这种跨界的探寻，也会有助于打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视域。

考察大事件中人的命运，“流动”或许是一种值得进入的情境。经由具体人的流动——无论这个人是作家、学人，其他知识人，或普通民众——有可能涉及历史的复杂面向。作为对象的，既可以是流动中的人，流动中的文学写作，也一定会涉及被写入了文学的“流动”，比如地理空间的变动如何作用于人物。关于那一时期，我曾经作为对象的，有所谓的“东北作家群”。东北作家中端木蕻良或许是闯关东的移民后代，对大迁徙有着深刻的家族记忆。他的《科尔沁旗草原》写山东农民的闯关东，《大江》写中国农民在抗日战争中的大踏步行走，都极力营造动**的气氛，不惜将行进中的人物放大：巨大的人，巨大的步幅、跨度。端木的那些文字过于粗放，像是大写意。《大江》算不上好小说，但你不难知道作者的雄心。让自己的人物巨人般地走来走去，纵横千里地经历“抗战人生”，是很好的“创意”，只不过作者力有未逮就是了。

可以纳入考察范围的不止是文学作者及其作品。当时向“大后方”流动，向各抗日根据地流动的知识人中，还有学人。中央研究院就与西南联大等高校一样在漂泊中，也成就了学术史的一段段佳话。你一定接触到了这方面的材料。

分辨地区差异，本来就是人文知识分子训练的一部分。跨地区的流动使这种能力得到了检验。不止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赖有也得益于流动，其他人文知识分子也应当获取了非战争年代所没有的特殊经验，他们有关的回忆文字都有可能纳入考察的范围。我甚至想，向“大后方”的与向根据地的流动，有没有可能置于同一框架——知识人的“流动”——中讨论？

当然，抗战期间向“大后方”的流动，不是一般的迁徙，而是“流亡”，有语义的以及实际意义的严重性。但其文化后果却绝不全是负面的，由近些年关于西南联大的大量考察就可以证明。只不过研究者的眼光过于被这所大学所吸引。同一时期还有其他流动中的大学，比如曾在贵州落脚的浙江大学。最近读到陈平原一篇论文，写到河南大学在抗战期间的流动，河大教师在流动中坚持学术研究，以及学校所到之处开展的文化活动。你会相信那些文化活动不会不留下痕迹在所经过的地面上。

行走——旅行、考察，以及其他非自愿的不得已的迁徙——影响于人对于外部世界的感知，重塑行走者本人的经验世界，是很有趣的题目。行走中的时间与空间，无非包括了行走之为过程，以及行经、抵达的地域。其间发生的，可能有作为观察对象的外部世界的故事，也有行走者自身的故事；两种故事或许相互缠绕。这里值得考察的就有，知识人的迁徙中发生了什么；除了“文学作品”、“学术成果”等等可见的、可以指认的东西之外，还有什么印痕留了下来——无论在个人，还是对于文学史、学术史、文化史以至地方史？“大后方”作家、学人的漂泊、流寓，肯定影响了心态、创作状态，甚至做学问的态度，问题在如何提取线索，使之成为考察的对象。

学术环境、治学情境之于学术，本来应当是学术史研究的一部分内容。黄宗羲自述他在明清易代中“避地”状态下治学，说“双瀑当窗，夜半猿啼伥啸”，自己就在这样的情境中“布算簌簌”，真觉得“痴”到家了（《叙陈言扬句股述》）。中国的学人在抗战的环境中，在漂泊、流寓中治学，想必与黄宗羲心境相似。钱穆《国史大纲》完稿于1939年，《书成自记》中说，1937年，“卢沟桥倭难猝发，学校南迁”，辗转流徙，“自念万里逃生，无所靖献，复为诸生讲国史，倍增感慨”。钱穆显然把他的情怀讲进了“历史”中，这由他成文后的《国史大纲》也不难读出。陈寅恪则说过，自己动念写《柳如是别传》，在旅居昆明之时，偶然购得常熟钱谦益故园中的一粒红豆，“因有笺释钱柳因缘诗之意”（《柳如是别传》）。在身历的动**、流离中想象另一动**时世的故事，最终竟写成了如许的一部大书！也是一段与时、地有关的学术史的佳话的吧。机缘偶然中，一定有必然，所谓的“不容已”。那一时期的学术史岂不大有梳理的余地？

明清之际发生在西南边疆的故事，除了参与南明政权下的抵抗的知识人的故事外，还有行脚僧的故事。僧人将内地的生产技术带到了边地。陈垣先生的《明清之际滇黔佛教考》，就涉及了这方面的内容。战乱中有破坏，也有建设。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西南的破坏与建设，或许有更为多方面的内容。我关心的是，抗战时期知识人向“大后方”的流动，是否影响了该地的人文面貌，有助于在当地“兴起人才”，或者只是知识人携了“文化”来，又携了“文化”去？西南联大、浙大、中央研究院所在之地，是否确实受惠于这些流寓者，在当地人的眼里，这是一些“文化传播者”，还是对于他们而言的暂住者、“过客”？

另外还有“在地”的与外来者的不同视角。记得向你推荐过贵州作家戴明贤先生的《一个人的安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那是一本文字典雅的好书。戴先生是在贵州当地经历抗战及战后的那段生活的。我想，外来者与当地人对于同一时段的记忆，有可能构成参差的对照。

有必要区分的，还有文字材料书写的时间。回忆录与写在当时的札记、书信、日记等等，对于学术研究的意义自然是不同的。这里的“时间差”不应当忽视。回忆作为运思过程，受制于时代风尚，普遍的价值立场：对西南联大的“发现”就是突出的一例。写于近些年的回忆文字，不可避免地受到变化了的历史认知的影响，受到将西南联大作为标杆的那种文化评价的影响。当然，写在当时的，并不一定就更贴近“现场”。不同的文字材料，其间的差异，需要细细地辨析。意识到“回忆”所凭借的条件，有助于避免简化。

从来就有被诱导与被压抑的记忆。《一个人的安顺》中的有些“记忆”，只有凭借了上世纪80年代之后的环境，才有可能形诸文字。西南联大的被“发现”，也如此。我所研究的明代士大夫，常常会提到“时风众势”，提到风尚所具有的“移人之力”。西南联大如何被发现、被叙述，岂不也是一个有趣的题目？我自己曾在2005年贵州师范大学“文学·教育与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举办的学术会议“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文学活动与思想文化建设”上，作过题为《〈流星雨〉——如何想象抗战时期的“大后方”？》的发言。《流星雨》是文学所我的老同事董易先生的一部未出版的长篇小说。董先生曾经就读于西南联大，他的那部小说写的是西南联大地下党（共产党）的活动，地下党员的奋斗与牺牲。部分小说人物是有原型的，比如陈布雷的女儿陈琏。翻了翻贵州会议的发言稿，看到了如下一些说法。我说，董易这部小说的价值，在提示了被忘却、被省略的历史生活的片段。“流星成雨，可知无名的牺牲者之多。历史苍穹上有过太多的流星以至流星雨，为史书所不载。”还说：“叙述即选择，选择就有省略；难得的，是自觉于取舍之际。忘却是生存的条件，删节、省略则是历史叙述的条件，我们却仍然要追问忘却了什么，删节、省略了什么。”那次发言引用北岛的下面一句话：“记忆有如迷宫，打开一道门就会出现另一道门。”然后说，“也有另一种情况，即打开一道门却关闭了另一道门”。说：“在一个时期的叙述中，西南联大被想象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大本营。这种想象不能说全无根据。只是在复原历史的面貌时，不要有意省略、忽略一些基本事实。比如董易所写的那一片流星雨。”“被叙述的西南联大”是个好题目。同样，“被叙述的‘鲁艺’”，“被叙述的‘抗大’”不也是值得做的题目？

对大陆小说家宗璞的《南渡记》、《东藏记》，台湾文化人齐邦媛的《巨流河》、龙应台的《大江大河：1949》，都宜于放置在具体时间点和写作环境中考察。不同时间点的回忆，背景、个人动机、旨趣都会有不同。敏感于“时间点”，敏感于“位置”，或许能从文本中读出更丰富的语义。甚至大陆对于齐邦媛、龙应台上述作品的接受，也可以纳入考察的范围，考察人们关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1949年这个年份的想象，如何受制于“时代氛围”，大陆与台湾不同的知识人在面对这同一段历史时，有怎样复杂多样的情怀。此外还有必要想到，回忆录有可能混淆了记忆，想象与期待——包括对于自己的。

你会注意到，端木的《大江》，齐邦媛的《巨流河》，龙应台的《大江大河：1949》，都取了江河的意象。关于那段历史的时空印象，是不是只适于用这现成的意象形容？至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五十年代初期大陆知识人因教育资源重组、文化中心重建的流动，由行政权力主持的分配、调动，已有人做了研究。由四十年代后延，占据更为弹性的研究空间，没有什么不好。本来时段的切割就半是人为的。

也是在贵州的那次发言中，我谈到对于“西南”、关于“大后方”，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想象空间。而重庆、昆明之外的“西南”，重庆、昆明之外的“大后方”，以及“西北”作为“大后方”却较少受到关注。“西北作为后方，不知能不能称‘大’，但那里想必不会是一片文化荒原，在已有的文学史叙述中却几乎没有痕迹可寻。”我自己就在“大后方”——西北的兰州——出生。2008年和几个朋友到西北旅行，还在天水师范学院同行的帮助下，到了当年我父母曾经教过书的“国立第十中学”原址（现在那里是清水一中）。“国立十中”是一所抗战中的流亡中学，集中了一些河南的流亡学生与知识分子。由此可以知道，即使在战乱中，当时的国民政府还是重视教育的。抗战时期发生在西北的故事也一定很丰富，只是还未能吸引更多研究者的兴趣。当然还有刚刚提到过的、陈平原所写在本省及豫、陕交界处迁徙不定的河南大学，以及其他流动中的大学、文化机构以至中学。所有这些流动，都留下了痕迹在当地，只是有待采集罢了。有关的线索，有可能散见于地方志、教育史、校史、院史中，等待着被提取。

所有这些线索，都支持着一个学术课题的推拓、延伸。一个题目能做多大，往往取决于既有的蕴蓄，考察者的视野与能力，取决于能不能以及用了怎样的方式展开，有能力打开怎样的世界。

对于20世纪上半期知识人、文化人、作家、学人空间移动的考察，不必限于四十年代。不妨做广泛的搜索，扩大范围到此前不同动因、不同性质的流动。

中国的老百姓并不一味地“安土重迁”。古代中国，一遇灾荒，就有大规模的迁徙。有所谓的“游民”、“流民”，前者多用为贬称，而后者，则是每有动**就会出现的人群。《流民图》所绘，就是这种伤心惨目的景象。民的“游”、“流”，并不都适于和士大夫置于同一框架中考察。但抗战时期不同。漂泊的知识人往往也是“难民”，只不过与“流民”有艰困程度的不同而已。

古代史上知识人的迁徙，以人数与品质而备受瞩目的，是晋、宋两代，永嘉之乱、靖康之乱中士大夫随了政权的“南渡”。这种迁徙，改塑了南北文化版图，其后果至今仍有清楚的显现。20世纪抗日战争中知识人的迁徙与以上两次不同，不具有宇文所安所说的“贵族殖民”的性质（参看宇文所安：《下江南：关于东晋平民的幻想》，收入《下江南——苏州大学海外汉学演讲录》），且时间较为短暂；战争结束后，高校、研究机构也就“复员”。

也如同晋、宋两代，20世纪抗战中的流动，无非为了寻找生存空间，寻找发展的空间。“流民”之“流”，目标往往在前者，所谓“就食”，如同游牧民族的“逐水草而居”；知识人就同时要顾及——甚至主要着眼于——后者，比如要求基本的办学条件，起码的科研环境。

我已提到自己近期涉及了一些历史地理、人文地理方面的文献。我发现难题不在材料短缺，而是面对的有关文献太过“浩繁”了，尽我所能，也不过挹了几勺水而已。正史的“地理志”、“河渠志”之外，还有历代所修的地方志，与“方舆”有关的官方及私家著述；大量的游记、纪游诗之类，还来不及被我利用。游记虽然属于非虚构类作品，也仍然不便直接作为“史料”——或许这一种意义上的“真实性”，对于研究并不总是那么重要。有可能你更关心的是其中的情怀，作者对于外部世界的印象，以至自我想象、自我建构。探寻四十年代，涉及具体地域，是不是也可以打破现代文学史、现代史的界域，更广泛地取材，尝试着开掘历史的纵深？

台湾史学家王汎森曾提醒治中国近代史者注意“私密性文件”（日记、书信等）、“地方性材料”，“未参与近代的主流论述的所谓保守派或旧派人物的著作”（《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有必要打破“中心—边缘”（以及“主流—非主流”）二分的思维框架，致力于发现已有的历史叙述模式之外的“历史”。我注意到，个人、家族档案正在陆续浮现，经由出版机构，更凭借了网络这一媒介。已经有一些被反复讲述的人物；或许可以转移焦点，发现其他有开掘可能的人物。经由事件、人物，有可能更深地进入“历史”：这也是人文知识分子的强项。深入到精神层面，更是文学研究者区别于传统史学的自己的路径。善用所长，才能在跨领域的研究中呈现自己的面目。

所谓的“人文风土”，无非其地其人。古人的“人物考”，是“史学工作”，意图往往也在保存“乡邦文献”。鲁迅的《会稽郡故书杂集》，就属意于乡邦人物，和他们与乡邦有关的著述——也是在自觉地尽一份对于家乡、故土的责任。这是一种很好的传统，留下了一批与地域有关的文字材料。这些材料都有利用的价值。

知道你在整理那一时期的游记。不消说，纪游文字通常写在行走之后，是行走后的回溯，印象经了选择、过滤，不同于同步拍摄——即“同步”，也仍然有选择，镜头后面有一双拍摄者的眼睛。此外还有必要考虑到文体的传统。方志、游记等等的书写，受制于既经形成的形式，文体规范。游记作为散文的一体，渊源古老。抗战时期知识人的纪游，也仍然不免会有传统书写方式隐隐的制约。不同的行者又有各自的见与未见（或视而不见），写与不写。这种个人化的书写策略，与抗战的大环境以及行走者的处境、际遇有何关系（或并无关系），也不妨作为考察中的选项。所有这些，都有可能丰富考察的层次。学术工作中意外的发现，也如行旅中的遇境：乐趣不也正在这种时候？

考虑到你的旨趣，那些游记对当地（行经地）的民情民风的关注度，自然是重要的考察内容。那些作者仅仅凝视山水，还是同时注意到城郭人民，他们的经验世界是不是因行走而扩张，还只是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地行走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这也是一种行走中的状态，并不奇怪。抗战这一历史情境中的游、行走与平世不同，这种不同可能在你的阅读期待中。但没有这种期待或许更好。抗战的确是大事件，但处在那一历史时间中的人，未见得念兹在兹，无时或忘。

陈寅恪曾谈到“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一个学科有必要不断扩大材料的来源，以打破已有材料构成的限制。“跨学科”的必要性部分地也在这里。不要预先为一项研究设限。如果能不断发现新材料，发现材料的新的可能性，或许会走到你始料未及的地方。

这样絮絮不休，无非想依据有限的经验，理一理头绪：看一个题目，有可能怎样“打开”。我不希望别人误解，以为自己要借这个话题“重返”中国现代文学。我没有这种计划。我仍然会在“明清之际”滞留一段时间。但在事实上，我从来不曾真的离开现代文学。这个学科对于我，甚至不止是“背景”之类的东西。我的不少“兴趣点”，是在做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形成的。我不认为有必要在不同学科间做非此即彼、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有这种必要吗？我的体验是，你的所有知识与思考，都在参与你手中的工作，参与你所谓的“研究项目”。你所拥有的知识，你所凭借的资源，并不总是以“学科”划分的。

做学术也如行旅，走到哪里看到景色宜人，何妨稍事流连？得之于无意间的，有时比照单定制的，更经得住时间。

2011年12月

写完这篇札记，方知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2009年曾举办“行旅、离乱、贬谪与明清文学”学术研讨会，在该所《中国文哲研究通讯》刊出了会议论文专辑。我欣赏这种组织学术研究的方式。我还知道他们在与“空间”有关的学术活动后，有《空间与文化场域：空间移动之文化诠释》、《空间与文化场域：空间之意象、实践与社会的生产》两部论文集出版。这种主题活动无疑是有启发性的，不像我们的有些大而无当的议题，系为了将学术会议开成“联谊会”而设计，本来就不准备以此推动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