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有关于书的书，只不过这一时这类书多了起来。在书店见到了大部头的《中国藏书通史》，更风靡的，则是由域外引进的《阅读史》。两种都应当是有关“人与书”的书。关于书本身的书，古来有“书话”一体，其实所讲的也往往是“人与书”的故事。近十年来读“明清之际”，也不免对这类故事偶尔留意。情况似乎是，每到古人所谓“易代之际”，人与书的故事顿时有点惨烈悲壮的样子，书的命运也较平世更牵动了读书人的心，无论那书是否归他们本人所有。

明清之际的士人就好讲这类故事。有一种说法，曰古今书籍大厄有十，厄于水者八，厄于火者二，方以智以为这说法不大可靠。他做了一番统计，说前有五厄，即牛弘所说的“秦火也，王莽也，汉末也，永嘉南渡也，周师入郢也”，后又有五厄：大业、天宝、广明、靖康、绍定。此外还有其他厄；他统计的结果是“朝廷书籍之厄，凡十有三”（《通雅》卷三《释诂》）。说皇家藏书，口吻如说自个儿的家产，显然有以书为“公共财富”的朦胧一念。那时节士人的谈论这题目，无疑为了提示近事；更令士夫沉痛的，也只能是近事的吧。钱谦益说，“甲申之乱，古今书史图籍一大劫也。庚寅之火，江左书史图籍一小劫也”（《书旧藏宋雕两汉书后》，《牧斋有学集》卷四六）。其《黄氏千顷斋藏书记》叙述“有宋迄今”馆阁秘书“存亡聚散之迹”，对甲申、乙酉之际京都的情景，痛心疾首，说有明二百余载的积蓄，“一旦突如焚如，消沉于闯贼之一炬，内阁之书尽矣；而内府秘殿之藏如故也。煨烬之余，继以狼藉，举凡珠囊玉笈，丹书绿字，梯几之横陈、乙夜之进御者，用以汗牛马、制骆驼、蹈泥沙、藉粪土，求其化为飞尘、**为烈焰而不可得。自有丧乱以来，载籍之厄，未之有也”（同书卷二六）。“煨烬之余”云云，无疑在公然地说有明“内府秘殿之藏”厄于清军的铁蹄。尽管表述不免夸张，钱氏那种“地老天荒”之感，总应当是真实的。黄宗羲也在《天一阁藏书记》中叹息着“古今书籍之厄，不可胜计”，若干著名藏书楼的命运，即在他的“记”中。由黄宗羲所记可知，不待甲申京城陷落，书籍的流散就已经在发生着，黄氏亲见其流散的，就有越中钮氏的世学楼。

有明一代，所谓“人主”颇有附庸风雅者，但在清初的朱彝尊看来，较之前代，官方藏书的管理，已没有了完善的制度。“明永乐间敕翰林院：凡南内所储书，各取一部。于时修撰陈循，督舟十艘，载书百椟，送北京。又尝命礼部尚书郑赐，择通知典籍者，四出购求遗书，皆储之文渊阁内。相传雕本十三，抄本十七，盖合宋元之所储而汇于一。缥缃之富，古未有也。考唐、宋、元藏书，皆极其慎重。献书有赉，储书有库，勘书有人，曝书有会。至明，以百万卷秘书，顾责之典籍一官守视，其人皆赀生，不知爱重。而又设科专尚帖括，四子书、易、诗，第宗朱子，书遵蔡氏，春秋用胡氏，礼主陈氏，爱博者窥大全而止，不敢旁及诸家。秘省所藏，土苴视之，盗窃听之。百年之后，无完书矣。迨万历乙巳，辅臣谕内阁敕房办事大理寺左寺副孙能传、中书舍人张萱、秦焜、郭安民、吴大山，校理遗籍，惟地志仅存，亦皆嘉、隆后书，初非旧本。经典散失，寥寥无几……”（《曝书亭集》卷四四《文渊阁书目跋》）

士大夫啧有烦言的，倒还不是管理之不善，而是官方藏书不能为读书人提供便利。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归有光传》，记归氏晚岁“给事馆阁，欲以其间观中秘未见书”，而“遽以病卒”。王夫之《识小录》却说，“翰林名曰读中秘书，而实无一书之藏可读”。唯行人司尚能购书藏书，“得《周礼·大行人》之遗意”（《识小录》）。

书籍聚散，从来是士大夫热心的话题，他们确也每要借此表达对于“无常”的感慨与无奈。书籍的散失，是读书人所具体体验到的“乱世”，对此散失不能不有切肤之痛，亦一种特殊的兴废存殁之感。易代之际经历水火之厄的原不止皇家书库，也有民间的藏书之家，以及并非藏书家的士大夫的个人收藏。全祖望的《梨洲先生神道碑文》记黄氏身后，“一水一火，遗书**然，诸孙仅以耕读自给”，即可为书籍的聚散无常作证。而上文所引方以智的那篇文字，列举了有宋一代的同类事例，最后归结于“物聚必灾”，又接通了《庄子》的思路。

更令方氏痛切的，自然还是他本人的有关经验。《通雅·释诂》的附记说“每叹藏书难，读书难”，说自己年二十出游，曾遍访诸藏书家，通籍后，“不与宴会，掩寓则读书”，颇有抄录。自家藏书，“亦自足枕籍”。“讵知流离至此，尽弃不问，追忆所记，仿佛梦中……欲求寻常书册，盈尺皆难，况其异乎！嗟乎！生平雅志在经史，而不自我先如此！从刀箭之隙，伏穷谷之中，偷朝不及夕之荫，以誓一旦之鼎镬，随笔杂记，作挂一漏万之小说家言，岂不悲哉！愚道人今年三十六矣，读书固有命！”学人的困厄，殆无过于此的吧。《通雅》就写在此种境遇中。顾炎武也在一种类似逃亡的情境中，完成了《唐韵正》（参看赵俪生：《顾炎武新传》）。读书、著述于流离中，与读书治学在平世，岂可同日而语！方以智的这一种苦楚，是太平时世的文人学人无以想象的。

据黄宗羲的经验，书籍的散失尤易于他物，“卷帙即繁，难于收拾。一散于婢仆，则入饧笛货碗之手；再散于书贾，则尺量其高下，权衡其轻重”（《明文海评语汇辑》）。聚散——不止载籍，而且其他收藏，以至一般所谓“财富”，是数千年间常演不衰的戏剧，不惟在改朝换代之际。“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古代中国没有中世纪欧洲那样的世袭贵族，因而书籍的聚散也正与其他社会财富的流转一道，映照着社会的一般状况。陆世仪想出的万全之策，即藏书于曲阜孔氏，以为惟此可以“传之百王而不能易，垂之千万世而无弊”（《思辨录辑要》卷五），有点奇思妙想，但你不能说没有道理。

每当乱世，书的流散与人的流离播迁即同在一个画面上，并彼此指涉。从来书的故事也是人的故事，或者说更是人的故事。载籍之厄，令人看出的，世运、文运外，更是读书人、书生的命运。在士大夫的表述中，书籍聚散这一题目，确也便于抒写他们自己的命运之感。江右的张自烈，写《芑山藏书记》、《葛川书归芑山记》，自记其藏书“后先得失废兴之故”（《芑山文集》卷十八），就不妨读作他本人明清之际的小史。至于上面提到的钱谦益、朱彝尊们，自然也在借此因缘，表达对于书生之厄、文化之厄的忧思与感慨；当他们述说之时，书生与那些书的确也同在“厄”中。

有明一代号称博学的杨慎，却提示了别一种思路。他说，《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所载“徒见其名未睹其书”的那些书，未必因了“秦焚之厄，汉挟之禁”，“直由好者亡，几致流传靡余”（《选诗拾遗序》）。不妨承认，我们往往忽略了这一方面。几乎可以确信，书亡于秦火以及后世的禁毁的，决不如亡于人的“不好”的多，征之近事，谁曰不然！只不过焚、禁昭然在目，而人之不好，则只能由后果（“流传靡余”）推测，不那么显而易见就是了，对此不知是否真的应当如杨慎似的，说一声“惜哉”。淘洗冲刷，是文化史上的正常过程，惟此，我们才有可能保存遗产，而不至于被那遗产压死。在无论中外的文化史上，书亡于人的不读、不好，的确是更平常也更大量的事实；而人之不读、不好，又有诸多原因。随时发生着书籍的“自然死亡”与“非正常死亡”，我们承接的，即此诸种“死亡”之余。焚禁的成效，从来就可疑。秦火之后，壁中书出；清代文字狱，非但有“文字狱档”、“禁毁书目”，且有劫火之余，甚至厉禁时暗中的流传。倒是“自然死亡”，即死于人的不读、不好者，往往是彻底的死亡。尽管文化史上也有死而复生的个例，且总有人如杨慎似的“网罗放失”、“缀合丛残”，欲救此亡，那效果却有限。能在杨慎所见之“艺文”、“经籍”诸志中“存目”——也像是一种“死魂灵”的吧——已经算得幸运。纸墨未见得更寿于金石。或许也缘于此，“传世”成为著述者顽强的期待，有“三不朽”之一的“立言”。却又有鲁迅的挖苦这“不朽”，说“愈是无聊赖，没出息的角色，愈想长寿，想不朽，愈喜欢多照自己的照相，愈要占据别人的心，愈善于摆臭架子。但是，似乎‘下意识’里，究竟也觉得自己之无聊的罢，便只好将还未朽尽的‘古’一口咬住，希图做着肠子里的寄生虫，一同传世……”（《古书与白话》），实在痛快之至！

关于禁毁不足以亡书，倒是洋人编撰的《剑桥中国明代史》，提供了佐证。该书的撰写者说，“清代文字狱中禁止的大多数作品一直被保存下来，而大多数遗失的作品不在被禁之列”（第12章《明代的历史著述》）；认为正因被禁，使之得到了保存，“禁令实际上是最有效的广告形式”。该书还提到，“不同时期的不同作家、出版家和藏书家对检查和迫害的威胁，感受各不相同”。凡此，都是容易被论清代文字狱者忽略的事实。犯禁的快乐是人的一种基本的快感，对此你不难由人类始祖的偷食禁果，一直想到“文革”中红卫兵小将的偷读禁书。但这决不应当被用作对文化专制的辩护，则是不待说明的。

《剑桥中国明代史》的作者还认为，“因乾隆禁令而引起的对南明材料的改动，程度的大小难以估计。但这对清初以来全部幸存的作品的影响微不足道”。“乾隆的南明研究政策的影响，似乎积极方面多于消极方面。《四库全书》计划大大刺激了对各种旧书的兴趣。而且，有意研究南明的学者多对乾隆法令的宽大精神感到满意，而不是被禁令的严峻文字所吓倒。”上述判断未必无懈可击。我甚至疑心这些过于轻松的说法多少也由于“隔岸观火”，对于发生在异国的事不能感同身受，甚至隔膜。这也是仅由文献读史所难免的限制。但有一点仍然是可以相信的，即无论古今，书籍的流失不止由于暴力，“行政手段”的功用正不必夸大。

“乱世”与“平世”非即两个世界，不必夸大的，还应当有“改朝换代”的文化意义。但载籍之厄、书籍的聚散，毕竟更在易代之际。陆陇其顺治十四年日记，记其家遭游兵劫掠，“邺架万卷，尽被奴辈所窃”（《陆子全书·三鱼堂日记》卷一。同书卷三还说到毛晋、钱谦益身后书籍的散失）。朱彝尊《项子京画卷跋》说项氏天籁阁“乙酉以后，书画未烬者，尽散人间”；“近日士大夫好古，其家辄贫；或旋购旋去之，大率归非其人矣”。朱氏另有一番感慨，说“非其人而厚藏，书画之厄，终归于烬而已”（《曝书亭集》卷五四）。王猷定也说藏书固然关乎气运，而存之之故也系于其人（《彭彦伯藏书序》，《四照堂集》卷二）。士林关注钱谦益宋版《汉书》的命运，关心的无非也是书在谁人之手。但如若真的到了士人普遍贫困化的时候，谁又能是朱彝尊、王猷定所说的“其人”呢？

士大夫的贫困化，是明清之际书籍流散的更日常的原因。也是黄宗羲，说，“近来书籍之厄不必兵火，无力者既不能聚，聚者亦以无力而散，故所在空虚。屈指大江以南，以藏书名者不过三四家”（《天一阁藏书记》）。他以“好之”而又“有力”为藏书的条件，而这两项从来难以兼具。这意思也早已由欧阳修说过（参看黄宗羲：《传是楼藏书记》）。藏书者未必读书者，读书者未必能文者。锦轴牙签，徒“充为耳目之玩”，是令穷书生嫉羡而又无可奈何的事。于是黄宗羲叹息着“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天一阁藏书记》）。多藏厚亡，到这种时候，《庄子》那些智慧而又诡谲的言说，确也太容易被人记起。傅山就说过书之为累（《霜红龛集·杂记五》）。王应奎《柳南随笔》记清初李馥“性嗜书，所藏多善本。每本皆有图记，文曰‘曾在李鹿山处’。后坐事讼系，书多散逸，前此所用私印，若为之谶者”。钱谦益、毛晋不然，“所用图记辄曰‘某氏收藏’、‘某人收藏’，以示莫予夺者，然不及百年而尽归他氏”，由此看来，李馥所刻的那六个字，“寓意无穷，洵达识也”（卷一）。但收藏也正是人类持久不衰的冲动，从来不曾真的被吓退。归有光就说，李清照的教训确“可以为后世藏书之戒”，“然予生平无他好，独好书，以为适吾性焉耳，不能为后日计也”（《题金石录后》，《震川先生集》卷五）。嗜书亦如其他嗜，满足的本来更是当世以至当前的需求，非如金匮石室之藏，以传之百代万世为期待，何况读书人的嗜书，几成“天性”，又怎能因了未可逆料的日后的聚散而放弃呢。

《明史·食货五》记明代关市之征，有“惟农具、书籍及他不鬻于市者勿算”云云。终明之世，以营利（即“鬻于市”）为目的的刻印，却极其兴盛。

朱彝尊、黄宗羲对坊间刻印的观感，自然出诸贵族、雅人趣味；皮锡瑞由学术传播的角度说“锓木”的文化意义，所见即有不同。皮氏说，“五代极乱之时，忽开文明之象；如锓木之事，实为艺林之珍”；前此由于“刊本未出，传钞不易，一遇兵燹，**为煨烬”，故“世传古籍，唐以前什一二，宋以后什八九”（《经学历史》）。宋代以还士人文集的流传，明人对于著述的热衷，确也赖有坊刻的鼓励。书籍尽管因此失却了珍藏的价值，学术文化却得以更广泛地传播。“平民化”总有其代价，每每令敏感的文人有得失估量时的游移。周作人写过一篇《贵族的与平民的》，像是由“五四”初期的平民立场的后退，但这样解释未免简单。文化评估中本可以有尺度的多样性，即使简帛的为“锓木”取代，系必然之势，怎样优秀的藏书家也无奈其何。

黄宗羲、钱谦益的文集中，多有关于当代藏书楼、藏书家的记述，是涉及明代人文的大文字。由那些记述看，其时的藏书楼固然说不上“公共图书馆”，却是向特定人群（或人士）开放的图书馆。贫寒的学人如顾祖禹，利用的就是有力者的收藏，于此藏书楼推助、支持学术文化的功能凸显。藏书楼的书是出借的。黄宗羲记自己与千顷斋的“借书缘”，说“余至金陵，必借读之”（《思旧录·黄居中》）。不消说黄宗羲的身份就是借书证。他在《思旧录·钱谦益》中说钱氏约自己为“老年读书伴侣”，而那年十月，“绛云楼毁”，叹息着自己没有“读书缘”。钱谦益本人也曾从黄虞稷处借书（《黄氏千顷斋藏书记》）。关于藏书，钱氏有开明的主张，以为不妨出让，甚至“公人诵读”，以此为“善守”（同上）。无论这主张能否普遍实行，思路却无疑在向着“公共图书馆”的方向靠近。

无论藏书楼，还是书斋，都关乎风味。黄宗羲尽管对祁彪佳的收藏并不都佩服，却仍然写到祁氏书室“硃红小榻数十张，顿放书籍，每本皆有牙签，风过铿然”（《思旧录·祁彪佳》），写的就是风味。缃帙、牙签的那一种味道，是任什么也不可替代的。财富并不总能兑换成“文化”。故家巨族也就大可以此傲视新贵。

读书人好夸说南面百城之雄，有作为的藏书家则往往自任以整理、辑佚，以至刻印，而非以“收藏家”自限，如守财奴之于其财产。明末著名藏书家毛晋，即将所藏经史全书，“勘雠流布”（《隐湖毛君墓志铭》，《牧斋有学集》卷三一）。藏书家当此乱世，确也承担了较之平世更为严峻的文化保存的任务。只是你大约不会想到，宋明的粹儒所批评的“玩物丧志”的“物”，就包括了此物（即书）。在他们看来，人之于此物，无论收藏，还是嗜好，都有“玩”的嫌疑。嗜书如黄宗羲，也不能不袭了上述理学话头。全祖望的《梨洲先生神道碑文》，记黄氏“晚年益好聚书，所抄自鄞之天一阁范氏、歙之丛桂堂郑氏、禾中倦圃曹氏，最后则吴之传是楼徐氏。然尝戒学者曰：‘当以书明心，无玩物丧志也。’”（《鲒埼亭集》卷十一）“读书”—“玩物”，这里的逻辑很有点玄妙，非目下以读书为高雅者所能知。这话题已在有关藏书的故事之外，我将在另外的场合谈到。

天下之大，确也无奇不有。有明一代，竟有凭借了家藏之书制作伪“经”捉弄其他读书人的。黄宗羲记造伪大家丰坊，令人绝倒（《丰南禺别传》）。全祖望《天一阁藏书记》也记了其人其事，说丰坊的造伪“贻笑儒林，欺罔后学”，都是丰氏的万卷楼“为之厉也”（《鲒埼亭集》外编卷十七）。

朝代兴亡与载籍之厄，自然是与书有关的大故事，我个人更感兴趣的，却是读书人与他的书的故事。这种故事，乱世也如平世似地随处演出。即如上文提到的钱谦益与他的那部为士林关注的两《汉书》，经了他本人的讲述，确乎一波三折（《书旧藏宋雕两汉书后》）。钱氏还自得于高价购到的高诱注《战国策》，说“不啻获一珍珠船也”（《跋高诱注战国策》）。读这类文字，作者那种摩挲赏玩、不忍释手的样子，令人可想。你因而可以知道，读书人与书的故事，纵然在明清之际这样的“危机时刻”，也并不一味惨淡，其时无论书还是人，“命运”主题依旧丰富，不但互有不同，而且有诸多变奏。

至于黄宗羲的记述中更有意味的，在我看来，是他本人访书的故事。这类故事的主人公，才是真正的“读书人”、“书生”。不妨由《黄宗羲年谱》录出数则：崇祯七年，访张溥、张采，闻某家有藏书，与张溥“提灯往观”。十一年，至梅朗中家，“登三层楼，发其藏书”（17页）。十四年，“之南中，主黄比部明立家，千顷堂之书，至是翻阅殆遍”。十五年，游四明洞，“月夜，走蜜岩，探石质藏书处”。顺治七年三月，“至常熟，馆钱氏绛云楼下，因得尽翻其书籍”。康熙六年，在语溪三载，阅吴氏书殆遍，“祁氏旷园之书，乱后迁至化鹿寺”，黄氏过郡，“与书贾入山翻阅三昼夜，载十捆而出”。十二年，适甬上，登天一阁，发藏书，“取其流通未广者，钞为书目，遂为好事者流传”。二十二年，“至昆山，主徐司寇家（按即徐乾学），观传是楼书”……以购书为目的者除外，其他翻山越岭、提灯访书，不为占有，甚至也不见得能当即阅读，似乎只为了欣赏书城之为大观，这种故事毋宁说是温馨的。上述种种，只能出自嗜书者的那种瘾，亦如酒徒的瘾于酒，烟民的瘾于烟，其间的满足非他人所能分享。

黄氏也从事于收藏，出诸全祖望笔下，亦自动人。上面引过的《梨洲先生神道碑文》，说其人“既尽发家藏书，读之不足，则抄之同里世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则千顷斋黄氏，吴中则绛云楼钱氏，穷年搜讨。游屐所至，遍历通衢委巷，搜鬻故书，薄暮，一僮肩负而返，乘夜丹铅，次日复出，率以为常”。天一阁、丛桂堂、世学楼、澹生堂、千顷斋、绛云楼……访书、藏书、读书于乱世，并非谁人都能有黄氏似的机缘，遍历其时最负盛名的藏书之家，当然更非谁人都能有黄氏似的兴致，乐此不疲。方以智说“读书亦有命”，黄宗羲岂但有此命而已。所谓“读书种子”，也要到这样的时世，才更见稀有、难能的吧。

访书、藏书、读书之外，尚要抄书。黄宗羲晚年记自己曾与刘城、许元溥“约为抄书社”，说“是时藏书之家，不至穷困，故无轻出其书者，间有宋集一二部，则争得之矣”（《思旧录·许元溥》）。同时朱彝尊则说，那时的“宋元雕本，日就泯灭，幸而仅存于水火劫夺之余，藉钞本流传。顾士之勤于钞写，百人之中，一二人而已”（《池北书库记》）。所谓读书人，岂苟然哉！黄氏耽于书，更耽于学。全祖望《二老阁藏书记》说黄宗羲“最喜收书”，却“非仅以夸博物、示多藏也”，藏书乃其“学术所寄也”。这自然也是学者藏书不同于通常收藏家的所在。

当代知识分子有收藏能力者已经罕有，收藏即成了“饶于赀”的某些人的专利。至于全祖望所说“聚书之难，莫如雠校”（《藂书楼记》，《鲒埼亭集》外编卷十七），怕早已不为但知夸多斗富的藏书家所知。无论如何，买了精装本、豪华本装点豪宅，总也见出了一种价值感情，尽管未必愿意被目为“读书人”。前几年“儒商”的名目一度行时，那几架书也就充当了“儒”的徽记。

据说少年人已不肯读书。到电子读物更加风行，嗜书（这里特指纸介质的书）如命者将渐成怪物，为“数字化”社会所收藏。这一天似乎正在到来。惭愧的是，我本人也不属于“嗜书如命”的一类，不惟对于书，对其他物件也概无收藏欲。虽非“无聊才读书”，但倘能不读，未必不以为快乐。尽管也颇从事于阅读，但较为纯粹的快感更在早年，因而与书并没有不可解的“缘”。自知腹俭，关于书的其他种种，是不敢谈论的。手边积存了一点明清之际士人与书有关的谈论，适逢有人约稿，就写了这篇文字。

2003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