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是抵达贵州的第四天，学术讨论会及会后的活动已结束。依来黔前的约定，上午是面向本科生、研究生的讲座。演讲10时许开始。尽管近于座无虚席，却觉得报告厅空旷、清幽，四壁间似有回声。我随时能感觉到坐在右侧的伟华的专注的目光。她由北大读博返回贵州后，已是一个干练的学术活动的组织者，不再是我记忆中的那个女孩。演讲后走在校园中，伟华挽着我的臂，流了眼泪，说惭愧自己荒废了学术。我其实很了解在地方院校做一点事的艰难，也不认为只有学术是惟一值得致力的事业。

下午，按计划访问贵阳、安顺间的一个村子——是来黔前由我提出，伟华安排的。曾在北方的乡村插队，尽管看到过南方的村庄，走进农舍，这似乎是第一次。村子离公路不远。据当地的干部说，贵州的贫困乡村多在山里，有些处至今道路不通。这村庄在平坝上，农舍密集而高低错落，没有北方式的农家小院。尽管天气晴好，村路仍泥泞，烂泥中有牲口的粪便。也如此行所见贵州其他处的乡村，就地取材，农舍的外墙用石片叠成，屋顶也用石片苫盖，由我似的北方人看来，觉得不如北方的土木结构的居所严丝合缝，不知到了冬季是否真的能蔽风雨。也如在“屯堡”所见民居，宜于观赏，尤其俯视，却像是并不舒适。但我也知道，每一地的民居，都在悠长的岁月中形成，适应着当地的环境、气候，形制、格局，必有其合理性，非观光客所能知。

去了村子中较贫困的几户人家。楼底进门的一间，北方作为“堂屋”者，无不狭小局促，堆放着粮食、杂物，砌着锅灶。有的人家，阁楼由树枝棚起，像是不能承重，却是一家老小的卧室。先去的一家的主人，是村子里的代课教师。家中绝无长物，没有看到一本书，阁楼的床板上，堆着一团烂棉絮。代课教师看来体质较弱，说到收入的微薄，神情忧郁。他已代课多年，还没有转为正式教师。尽管陪同的村官表示已尽力关照，但这样的家境，怕是难以让这位乡村知识分子保持尊严的吧。另外的一家则已婚的兄弟同住一处，也同样逼窄狭小，当门的一间，墙角的锅灶据说是老人自己做饭用的。

陪我来村里的，有一位贵州师大的硕士生，途中讲述了她自己的故事，和她与同学参与扶贫活动的见闻。女孩是贫困生，除得到有限的资助外，有时也发表一点文章在报刊上，补贴日用。女孩很向往北京，希望将来能到外地读博，我却担心她难以与京沪等地名校的学生竞争。较之大城市、名校学生，她的学术训练或许不若，“知识水平”却未必在那些年轻人之下，如果所谓的“知识”包括得之于阅历的社会生活的知识的话。回到北京后收到了她应许寄给我的她与同学记述扶贫活动的文字。文字是幼稚的，但这些年轻人所承受的沉重，却非我在北京的学生所能想象。

赶到安顺的文庙，天已向晚，已是钱君与当地一些从事农村建设以及参与社会调研的知识分子茶叙之后。这文庙的文物价值无可怀疑。即使在薄暗中，也看得出这一组建筑的宏敞精致，据说是当地读书人的聚会之所，确有有心人在经营这份文化事业。院子的一角有茶座，空气中飘散着乐音。当时就想，倘若这一组建筑在京城，一定不会如此冷清的吧。即刻又想，总想将天下的好东西搜罗到京城，是不是也有京城人的贪婪与自私？我们占有的资源已足够丰富，却并没有与此相称的贡献。比如我自己，就不曾像眼前这些知识者那样，切实地在一个村子与村民一同从事建设，也不曾参与如此深入系统的社会调查。司马迁说诉诸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能“见之于行事”的，就有我面前的这些人。一本厚重的《屯堡乡民社会》递到了我手中，参与这项调研的，有和我一同前来的师大的那位研究生。我想她是幸运的。尽管不能拥有京沪的青年所有的物质条件与文化生活，却能生活在这样的一些活力四溢的知识者中，在这种严肃而生动的氛围中。发生在这里的，不大像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的故事。这种纯正的风味，或许正因了远离喧嚣才有可能？

餐后同了当地的朋友在老城区闲走。那段老街多少保存了一点这小城旧日生活的气氛。在贵州师大校园中曾不意遇到一座像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旧建筑，那年头的大礼堂或室内运动场，顿觉熟悉而亲切。几年前在莫斯科街头，看到不同时期的建筑并存，就很有点感慨，想到我们民族“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日新月异”、“革故鼎新”的古训，是否被误读、至少是仅仅字面上的理解。时时追求面貌一新，必欲将旧日生活**涤净尽，固然不利于文化（尤其是物质文化，更尤其是建筑文化）的保存，也支持了目下到处进行中的大拆大建。曾留学西欧的小朋友说，他们许多年后重返当年居住的城市，发现不但城市面目依旧，连街角的小报摊也仍在原处，使他们有瞬间的迷茫。无论欧洲的“不变”还是中国的多变，都难以做简单的价值估量。鲁迅说的是“时时上征，时时反顾，时时进光明之长途，时时念辉煌之旧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摩罗诗力说》）。

夜的安顺城令人安适。入夜未久，那段老街正度过一天中最闲散的一段时光。石板路面反射着灯光，跑过眼前的是嬉闹的孩子。老街不宽，有的人家烧饭的炉子就在道边。临街的二层木板小楼，风味古旧，窗上印着灯下做功课的孩子的身影。不知这段老街还能保留多久，会否也像北京的胡同，在“城市改造”的名义下被大片地夷平。

回到宾馆，继续听钱君与当地朋友闲谈。钱君是老友，这“老”是有时间长度的，已近三十年。我早就知道他在贵州在安顺有一些朋友，被他以“精神支柱”形容。我知道他们一同度过了“文革”中的一些非常岁月，共有一段非常的历史。但这些人物毕竟到这时才站在我面前。由贵阳一家书店中钱君著述的专柜，到这个晚上的聚谈，我不能不感动于一个人与其客居地的关系，竟有如是的“血肉相连”，在我看来，几乎像是现代传奇。回到北京后，我在几个场合谈到这传奇。我自己则与任何一地都不可能建立这样的关系，是漂浮在“生活”上的耽于冥想的书斋动物。

返京途中读贵州作家戴明贤的散文集《一个人的安顺》，又嗅到了那老街的气味。久矣夫没有读到这样的佳文字了。戴氏的笔墨细腻温暖而富于情趣，正宜于讲述这样的小城故事。

回到北京后收看央视播放的影片《青红》，即刻记起了贵州师范大学宾馆天井中嘀嘀嗒嗒的雨声，天地间扯着的水帘，也想到了那位面容愁苦的代课老师，那些致力于乡村建设的生气勃勃的知识者。尽管不过几天，相信已与这地方结缘——远方的那些人们，那里发生的事情，都将与我有关。

200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