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式社团促使城乡趋新势力结合，使基层社会的趋新势力有了核心旗帜，打破了官绅民的恒定关系，在将近代文明气息传向基层社会的同时，迫使当地各界人士对新事物表明态度，从而推动社会分化组合加速进行。温州瑞安演说会到1903年9月已开常会15次，特别会2次，议事会3次，研究会8次，“于社会颇有影响，然反对者亦颇多，约略分之，共有四派，一曰伪文明派，颇知演说会之有益，而因其非己所办，极力□□□。二曰顽固派，诋演说会为离经叛道，八股时代无之也。三曰浑沌派，谓演说会为耶苏教。四曰无理论派，不知事实与言论之界限，视演说会为行政厅，地方兴一事件，必作揭帖嘲弄演说会”[1]。这样，基层社会成员之间的旧界标开始动摇，依据对新社团及其所办各种事业的不同态度和反映，重新归类分界。

新式社团的组建及其兴利除弊活动，尤其对把持地方权力的绅董的地位以及顽固势力的既得利益构成威胁，引发了进步与保守力量在基层社会的冲突。浙江衢州江山宣讲会演说时，提出“惟有广设学堂，购阅各报”，才能自救，免遭东三省之惨祸，鼓动人们“向县官争回现有之学堂公款，毋任某某盘踞”[2]。黎里镇演说会也因指责中国学堂腐败而触犯原书院董事山长。[3]新旧双方为此展开激烈较量。当时“虽变法诏下，然村学究、乡老儒犹不知何谓时事，何谓新政，遇办学堂开报会事，群出阻力，动多掣肘”[4]。

地方绅董控制着财政大权，“非茸阘无能为，即鱼肉乡里肥己，懦者惜名，富者惜财，语以赛会演剧，则慨解悭囊，语以兴立学校，则去之若将涣焉。”“而无知之徒，或诋笑而排挤之”[5]。他们或者倚仗权势，或者煽动愚民，以各种手段干扰破坏革新事业。鄞城教育会、同里演说会、常州演说会、新会外海阅报会、常州体育会、福州海滨公会、苏州陈墓镇体育会、黎里演说会等，均遭顽固势力的反对。有的散布谣言，诬指演说会为“骂人会”[6]，“甚有谓其下药于茶，令人食之即迷信其宗教云”[7]。有的将“干涉主义告知各会员父兄，使其钤制以施其压力”[8]。有的干脆利用权力，强行封闭会场，禁止借书院庙宇进行演说，并扬言：“书院是我所管辖，岂容他人来演说。”[9]地方官吏一则担心权威动摇，二则害怕聚众滋事，也不断施加压力。嘉兴演说会、长沙旅湘俱乐部、赣学会、荆州图书仪器馆、无锡体育会以及许多学生自治团体，均为官府以会党谋叛、不符章程等罪名封禁破坏，不仅掠夺财物，而且名捕人员。无锡体育会成立时，当局竟指称：“佯言卫生，实则操练兵法，以为将来革命之先声。若不严行正法，恐将来为患匪浅”[10]，下令密拿。

面对趋新势力的结合呼应，同受冲击的官绅也加紧勾结串通，共谋破坏。常州演说会大受社会欢迎，“而某绅者，素以顽固名识，演说会其必欲破坏之而后快，寓书于公学董事某，极力阻挠。公学总教华君若溪持某绅书示演说会会员，会员草一书复华君，痛驳某绅之说。绅计不售，乃腾播谰言，谓演说会会员皆系悖逆之士，且怂恿武阳两县照会公学董事严禁。”[11]马幼鱼等在鄞郡办教育会，当地新中举人历适豫、高振孝等威胁道：“开会演说，有干例禁，若不速行解散，我辈必将禀请当道如法拿究。”河南巩县演说会“颇有风动一时之概”，县令“遽以谗惑人心为词，极力干涉。诸顽旧复相和，反对王、张。诸志士寡众不敌，遂不得不渐行停止”[12]。

总的说来，由新式社团引入的革新事业在民众一方的反应平和甚至积极，公开持反对立场的主要是地方恶势力以及顽固官绅。而一般地方官吏和绅董，出于担心权力旁落的忧虑，则予以纵容庇护。这与清政府通过地方绅权推行新政在基层社会引起的反响明显有别。清政府实行新政，作为国家权力向基层延伸的重要一环，带有强制性和掠夺性，掌握地方权力的官绅将由此增加的财政负担转嫁到民众身上，使其已经苦不堪言的生活更加艰难，因而激起普遍反抗，毁学、抗税、抵制户籍调查的风潮层出不穷。而前此新式社团兴办的各项革新事业，内容相似，却受到乡村青年乃至一般民众的欢迎。常州演说会假地武阳公学，“自正月初七日起至十三日止，每日来宾之就旁听席者，动辄逾五百人以上。演说至慷慨悲愤之处，四座拍掌之声如雷，方谓风气渐开矣。”[13]这些“入席听讲者，上自士林，下至贩夫走卒，每日有五六七百人，座为之不容”[14]。河南巩县演说会“一时旁听二百余人，闻瓜分灭种惨祸，有泪下者，于是宋寺湾、黄冶等村相继演说”[15]。因而有人评价道：“演说者老朽顽固之仇敌，而青年学生之好友也。”[16]

不仅启蒙宣传如此，在改良风俗及举办各种兴利事业时，以劝说示范为先导，以自愿原则募捐筹款，民众易于接受。以后清廷赋予地方绅董办学、调查等特权，虽然减少了后者对新政的阻力，但绅董趁机掌握更多的地方权力，鱼肉乡里，加剧了官绅与民众的矛盾。诚然，新式社团的革新活动侧重于精神教育方面，所引起的实际利益的重新分配幅度较小，仅仅触动了绅董权力资源的一部分，但这也表明民众并非本能地抵制革新，反对新政不等于守旧，迫使他们起而反抗的主要原因，不是除旧布新的性质方向，而是由此造成对起码的生存条件的侵害与威胁。

同样，地方绅董对新政接纳与否，也以利害关系为前提。由排斥反对进步人士的革新活动，到转而积极参与朝廷主持的新政，均取决于自身利益的得失。他们担心自下而上的革新引起既得利益的流失，却试图凭借自上而下的变革侵蚀分享国家权力。清政府通过士绅推行新政，不能有效地起到近代化所必需的社会动员与社会组织作用，反而因后者滥用权力而普遍激化了社会矛盾，权力延伸的企图蜕变为权力瓦解的契机。单纯用新旧标准，很难测定各个社会群体在近代变革中的态度、位置与作用。辛亥革命之际，新知识界与旧士绅的分离对立倾向被反满革命所掩盖，双方暂时成为同路人。民国以后，潜在的矛盾迅速上升激化，由开明人士转型而来的自由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与由士绅支撑的正统秩序始终无法谐和，只好再度竞逐较量，以求实现民权。

上述分析，可以从浙江黄岩、江苏南汇两个典型个案中进一步得到印证。

黄岩位于浙江沿海的台州湾，地处丘陵，交通不便。1903年1月，爱国学社一位邱姓同学由上海抵达黄岩，与当地诸同志“舆论天下大势及在内地办事方法，养精蓄锐”。先是，黄岩设有阅书报所，因经费不足，各同志遂“轮往各缙绅家劝捐”。“所捐不过百余元，已极艰难，而蜚语中伤，在在不少。”至此，同志集议，在城西锦江桥文昌祠设立教育社为总会，“此为黄岩办事之起点”，并草拟黄岩自治表，分教育、实业、军事、交通、宪法、裁判、美术7部，设蒙学堂、女学堂、工艺学堂、阅书报所、演说会、议事会、不缠足会、翻译社等。

“部署未定，阻力遽起。”文昌祠原为王、林、管、陈等姓出资修建，林某以该祠为其先祖所倡，出面刁难，诉请知县即行封禁教育社。1月14日，演说会首次开会，到听者达300人。讲演者称：“演说为求真理，真理之极，即孔子亦可背焉。而闻之者大哗。”2月13日第二次演说，听讲者百余人，林某固请知县治以妖言惑众之罪。但教育社事先将蒙学堂开办始末及章程禀呈。知县沈锜“因上宪之敦促开学堂也，志在上详以讨好，又觇及教育社人众而势大，稍颌之，而劝同志勿演说焉”。蒙学堂开办后，“闻风者陆续来学”，学生很快达到70人。3月13日，第三次演说会开会，林某四出散布谣言，“三塾师随其后，一时众口铄金，不堪入耳。”“首演邱吼神即至决裂，人或欲饱以老拳，因解散。”4月演说会被迫暂停。

4月下旬，学政案临台州，当地士人群集。“同志知其可以开大舞台也，乃办台学社焉。”5月4日、7日、12日，在台州玉皇庙连续举行演说会，由当地志士和归国留学生演讲“西人虐待之惨及瓜分之预备，瓜分后之情形”，“比较日本中国之长短及维新之宗旨”，“说明台学社之关系于台州及世界上，且表外界风潮之盛，台州将无立足地焉。”然后宣读台学社章程，正式立会。到会听讲的生童达七八百人，签名入会者约200余人，“大半为黄岩人”。此后，黄岩教育社捣毁了文昌像，蒙学生在杭州大学堂退学生的鼓动下，不顾家庭反对，“削发归宗”，“割辫革命”。

拒俄抗法运动兴起，教育社认为：“均为中国前途一大影响，同志既有国民分子之责任，焉能无所补救？”于是开演说特别会于城隍庙。此庙“为顽固老道之巢窟，一时单刀匹马直入挑战，真出人意料之外。混沌派遂大书一揭贴曰：‘广西与台属相去数千里，即借法兵，与尔等有何关系。若有法兵入台属，试问尔等蝼蚁何御之？’”教育社同人不畏攻诋，坚持演说，“皆谓事关大局，愿告诉于我国民，请我国民输财以争之。一时诺诺，连声赞助，声闻数里。立输电费者约墨银三十余元，即电告政府力争权利云。虽然以石投大海，毫无影响已耳，而黄岩之风潮，遂如达于一百二十度之**，沸跃异常。外人见教育社员者，咸欲得而甘心，而前日之同列社员者，均有朝为朋友暮则雠仇之意。”于是同志“思欲以武装为平和，乃倡为体育，齐用操衣，当大路而唱军歌，日日操于大校场。以文弱书生而当兵卒，乃黄岩自有生以来所未见者，人皆以颠汉目而避之”[17]。知县沈锜听说该社在城隍庙开会，“欲拘禁诸生，几开党祸”，后以演说员为京师大学堂教习之弟，“乃止不问”[18]。

黄岩风潮革新保守双方还算势均力敌，江苏南汇则由劣绅与官府勾结，大兴党狱。南汇位于上海近郊，该县新场镇设有讲学会，逢星期日举行演讲。“开会之日，有素恃蒙馆以为生者，有素称八股名手者数辈，见会中人之举办，莫不惊心炫目。”在其阻挠破坏下，演说、体操两部被迫暂停。不久，任南汇学堂教习的留日归国学生顾次英在当地巡回演讲，“由新场而周浦而大团而川沙，每会上下流社会环而听者辄数百人，炎风烈日中，流汗骇喘无斁也”。新场讲学会员聆听之后，邀请顾氏和川沙学堂总理黄炎培、龙门书院肄业生朱祥绂再来演讲，并先期广布传单，“略谓今日中国危迫已极，瓜分之说，将见实行。我辈既同为中国人，自当共洒热血，以救此最可爱之中国”。演说前一日，讲学会员与黄炎培等前往永宁寺，揭露以左道惑人的西天门教师，与土棍黄德渊发生冲突。次日在城隍庙演说时，顾次英提议联名公请除去邪教，学生遂将庙中所藏鬼瓮打碎。黄德渊扬言：“汝曹曾见此等学生乎？从来无好事若此者。彼等今日干涉，明日干涉，将来不知闹至如何地步，吾新场人衣食从此绝矣。且吾闻官场亦不喜此等学生，其为不安本分无疑也。”

当晚，黄以触犯神怒为词，鸣锣聚众，纠合邑中无赖三百余人捣毁讲学会，伤人掠物。“绅董自叶君外均佯为不知。盖绅董本与会友不合，以既开学堂，必筹公费，而各项公款，均若辈所窟宅，身家妻子衣食关系之处，不得不拼命力争。故自学会设后，啧有烦言。德渊廉知实情，有恃无恐。绅董实阴借其力，借此阻挠学会也。”黄炎培等联名控告，南汇县令戴运寅将黄德渊等拘捕。公堂之上，黄德渊指称：“此辈聚众演说，上不忠于君，下不敬乎长，又复亵渎神明，惊动菩萨，打毁寺庙，创异说惑人，设甘辞诱人，以致上干天谴，下动众怒，故小人不敢不鸣鼓以攻。”戴即表示：“吾已洞知此辈之情矣。此辈皆革命党，若详奏上司，待有回文，彼为首者之头即可断矣。”[19]于是当堂释放黄德渊，而命人将黄炎培、顾次英等4人逮捕。审讯之时，戴高声咆哮：“你们讲什么学，你们谤毁皇上，谤毁皇太后，你们是革命党，你们想造反。”并拿出南洋及水师营务处查拿留日学生和上海爱国学社革命党的札饬，威逼恫吓。在教会人士的干预下，黄炎培等侥幸脱身。而戴与黄德渊等捏造凭据，罗织罪名，“合邑风声鹤唳，谣传四起。学界诸君惧祸及，大半渡浦寓沪上，士类一空”[20]。革新势力遭受重创。

上述典型事例表明：

1.文明变革先锋主要是开明士人与青年学生，他们奉行西方近代思想家们倡导的理想社会原则，要求政治民主，经济均衡，个人自由，社会平等。但他们的追求过于理想化，虽然博得民众的普遍拥护，却只能起到社会启蒙作用。按照理想化模式建立起来的社团，代表了民主化的追求与趋向，引发了矛盾冲突，但很难承受激烈对抗所产生的政治及心理重压。

2.地方绅董对革新变政的态度，随他们在其中所处地位及所扮演角色的变化而改变。他们不愿意新知识界的发展对自身利益构成冲击挑战，而企图借新政来巩固提高权力地位。

3.清王朝不乏变革图存的动机，并为此作过努力，各级地方官也想借机表现或敷衍交差，却害怕由此产生的各种必然后果，特别是民间进步势力的兴起导致其权威动摇，社会失控。顽固官绅趁机破坏干扰，令民间革新受阻，新政变质。

4.民众较易接受由新知识界发动的理想化变革，而对朝廷官府相同趋向的变政，由于切身利益受到强行侵害，抵拒心理强烈。

由此可见，清末士绅商合流与分化的趋势相互交错，新知识群的社团反映了民权兴起的趋势，而地方绅董则更多地代表着清中叶以来绅权扩张的延续。真正能够转变到近代契约关系者为数不多。绅权扩张虽有削弱皇权、辅助民权的作用，但也存在与民权对立的一面。其对上分权对下专制的机制，是造成割据的重要社会条件。在中国，社会组织在向民主转型时，人们很难把握外来模式在权力来源与权力运作上民意与集中的关系，或保持民主方向而涣散无力，或有效运用权力而偏离民主轨道。新知识群与士绅矛盾的激化，成为民国以后社会冲突的焦点，最终导致一部分人与民众结合，掀起自下而上，以摧毁绅权为目标的革命运动，另一些人则坚持由民意和信念相支撑的社会良心，与权力主宰的现实始终格格不入。

[1] 《记演说会》，载《国民日日报》，1903-09-27。

[2] 《详志江山演说会》，载《东浙杂志》，第4期，甲辰十二月。另据1904年12月11日《警钟日报》报道，某某者为郭景翘。

[3] 《吴江演说会之阻力》，载《苏报》，1903-04-19。

[4] 《镇江讲学社缘起》，载《汇报》，第426号，1902-11-05。

[5] 《海盐演说会摄影》，载《浙江潮》，第7期，1903-09-11。

[6] 《吴江演说会之阻力》，载《苏报》，1903-04-19。

[7] 《外海兴学》，载《选报》，第27期，1902-09-02。

[8] 《陈墓墟演说会发达》，载《警钟日报》，1904-11-02。

[9] 《吴江演说会之阻力》，载《苏报》，1903-04-19。

[10] 《密拿新党连志》，载《苏报》，1903-07-04。

[11] 《纪常州演说会事》，载《苏报》，1903-03-23。

[12] 《满人干涉演说》，载《警钟日报》，1904-10-25。

[13] 《纪常州演说会事》，载《苏报》，1903-03-23。

[14] 《论常州武阳两县令之荒谬》，载《苏报》，1903-05-20。

[15] 《满人干涉演说》，载《警钟日报》，1904-10-25。

[16] 《吴江演说会之阻力》，载《苏报》，1903-04-19。

[17] 《黄岩学界》，载《苏报》，1903-06-17。该报道据邱君日记写成。

[18] 《呜呼黄岩学界公敌之县令沈锜》，载《苏报》，1903-06-22。

[19] 《新场讲学会之历史》，载《国民日日报》，1903-09-25～29。

[20] 《南汇县党狱始末记》，载《江苏》，第5期，1903-0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