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清末政治小团体的学者往往注意到这些组织的地域色彩，并归咎于其成员的主观意识。然而，中国教育会从一开始就没有用狭隘的地域观念把自己局限起来，而是力争建设成为全国性组织，这从它标明为“中国教育会”即已昭然。该会章程规定：“本会置本部于上海，设支部于各区要之地。”[1]后来又进一步明确为：“本会设中央事务所于上海，其会员在各地至十人以上则设一地方事务所。”[2]蔡元培对于教育会沟通内外的功能作用有很好的说明：“上海全国交通之毂辐也，内之可以输进文化，外之可以联络声气，非于此设一教育会以媒介之，尤不可。”[3]从整个活动看，该会积极贯彻了这一原则，并在一定程度上付诸实现。

中国教育会几经起伏，人员流动很大，多则百余，少则十数，[4]会员籍贯分布于苏、浙、闽、皖、直、鄂、湘、粤、桂、甘等省，其中以江浙人士居多，但其他省籍会员如湖北的王慕陶、戢元丞，广西的马君武，安徽的汪德渊、蒯寿枢，湖南的章士钊、陈范，福建的林森、林獬，直隶的张继，广东的徐敬吾，甘肃的陈竞全等亦起重要作用，其中不少人还担任过职员。这种情况反映出上海移民社会的背景。清末这里成为各地新知识群中精英分子的荟萃之所，他们时而聚会上海，时而分散各地，使得上海与各地知识界保持着密切联系。

中国教育会的直辖分支主要分布于江浙一带，同时通过各种渠道，与许多重要省份新知识界中的革命分子建立了密切联系。1903年春成立于上海的福建学生会，会长林森及骨干林獬都是中国教育会会员，其活动往往借用中国教育会所或爱国学社校舍。王慕陶、戢元丞等与湖北进步知识界联为一体，他们创立的国民丛书社，“同乡公举以为上海机关，于吾湖北关系甚大”[5]。由湖北革命小团体花园山机关派赴上海设立联络处昌明公司的万声扬，就与国民丛书社保持直接联系。继起的科学补习所也与中国教育会互通声气，其章程即刊登于中国教育会的机关刊物《警钟日报》上。

湖南方面，陈天华、黄兴、杨毓麟等人均与中国教育会会员过从甚密。陈天华多次在中国教育会的机关刊物上发表政见。黄兴于1903年作为东京军国民教育会运动员归国时，曾与中国教育会接洽，以后又赴沪与蔡元培等人密谋，计划以上海为国内各地及东京同志的集合点，华兴会起义时大举响应于东南。杨毓麟在京津一带的暗杀活动，及其为配合华兴会起义在上海设立的策应机关爱国协会，以及起义失败后与逃亡到沪的黄兴等人重建的组织，都有不少中国教育会会员参加，所以连宋教仁都知道“《警钟日报》社原属同宗旨”[6]。没有中国教育会的协助，华兴会很难在上海立足活动。此外，华兴会中的张继、秦毓鎏、翁浩、叶澜、章士钊等人均曾加入中国教育会或参与过该会的活动。

安徽的陈由己也与中国教育会关系密切，1903年他到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印刷即由中国教育会属下的东大陆图书局承担。后来他发起组建了岳王会。光复会的情况更不待言，会员中一部分来自留日学生的暗杀团，一部分则来自中国教育会，如蔡元培、章炳麟、蒋智由、刘师培、蒯寿枢、林獬、柳亚庐等。相比之下，后者的地位更显重要。中国教育会中激烈派早有暗杀密谋，因与温和派意见相左，办事诸多掣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会产生另组机构专门从事秘密活动的意念。

从中国教育会的角度来看光复会，还可以为光复会研究中的某些疑点提供新的论据。如中国教育会会员认为能够实行革命的，“大半都是因那强盗进村，失了财产，穷苦无赖，志图报仇。其余那些有钱有势的财主，还在那里打算盘，三七二十一，顾着眼前安乐”[7]。因此比较注重下层社会，主张虚无共产。他们组织光复会，就是为了动员下层，从事暴力斗争，所以适应民众心理，鼓吹“振汉、思明、覆清”；一些人更进而针砭资本主义的弊病，不切实际地希望超越。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全部或最终的社会政治理想。如果不顾其他事实，仅仅将这两方面直接联系起来，视为因果，就容易得出光复会只主张反满复汉，还没有跨出历史上驱蛮攘夷、改朝换代窠臼的结论。其实，他们在光复会中的言行，只是反映了思想的若干侧面，综览其全貌，则清楚地显示出近代激进民主主义者所具有的基本色彩与特质。反满与批判西方近代社会的某些弊端，正是其激进民主立场的表现。

另外，关于光复会的定名，有一事值得注意。1903年年底，中国教育会会员林獬以“白话道人”为笔名，在该会的《中国白话报》上发表连载小说《玫瑰花》，描写癸卯四月间，占据玫瑰村的强盗打算割一半田产给外人，村里志士钟国洪邀集朋友方振汉、葛思明、蒯覆清等密谋“暗地设一个光复会，会中立个章程，劝人入会”，准备发动起义。“约计到会者共有一百三十七名，内中除本书上常见的各位有名会员之外，其余商家里面占了三十二人，农家里面占了四十五人，工艺里面占了二十人，其余四十人，全是读书社会里头。”[8]这里至少包含了作者本人对革命团体的某些设想。《玫瑰花》在江浙一带流传甚广，颇有影响，特别受下层社会欢迎。光复会的定名，与此当不无关系。

中国教育会与留日学生的关系十分引人注目。会员中不少人曾留学日本，并经常来往于东京国内间，如戢元丞、马君武、吴稚晖、张继、林獬、蒯寿枢等，有的则因故旅居日本，如章炳麟、黄宗仰、陈范、蒋智由等。该会在东京设有通讯员，吴稚晖还担任过上海出洋游学生招待会的留东经理。[9]他们的言行，对留日学界具有重要影响，有些人本身就成为留学界的革命骨干。由于这种历史渊源，在茫茫东海上架起一座无形的桥梁，沟通了国内外两个革命基地的联系，使革命风潮汇成一体。留日学生归国，多以中国教育会为落脚点、中转站或联络处。1902年成城学校入学事件后，中国教育会发起“协助东亚游学会”，“拟专派会员亲赴东京，商定将来中国人愿入成城学校者，可以径由会中保送”[10]。拒俄运动中，中国教育会与留日学界关系更加密切，甚至建立了统一组织军国民教育会。

中国教育会与孙中山、兴中会的关系特别值得重视。在华兴会和光复会成立之前，中国教育会是除兴中会以外国内仅有的带革命性的组织，双方的联系，既验证了中国教育会的性质与动向，又反映出孙中山对国内进步知识界的态度及其相互关系。会员章炳麟早在1899年就与孙中山结识。1900年8月，他断发出国后，致书《中国日报》，推崇孙中山为“天人”，认为“廓清华夏，非斯莫属”[11]。其他如张继、黄宗仰、马君武、戢元丞、王慕陶等人，均与孙中山有亲身交往或通信联系。

1903—1904年间，孙中山与中国教育会员通信频繁。为了支持孙中山扫**保皇派的斗争，黄宗仰汇寄《革命军》一千册到南洋，大受华侨欢迎。孙中山复函表示：“务望在沪同志，亦遥作声援。如有新书新报，务要设法多寄往美洲及檀香山分售，使人人知所适从，并当竭力打击保皇毒焰于各地也。”[12]孙中山还把自己拟定的新誓词和宣誓方法详告上海方面，说：“公等既为同志，自可不拘形式。但其余有志者，愿协力相助，即请以此形式收为吾党。”[13]

1903年秋，中国教育会内部发生冲突，兴中会骨干陈少白闻讯后，“以同党内哄，有碍大局，特亲至上海设法和解，并设宴邀集沪上诸同志联络感情”[14]。这种“同志”或“同党”的关系，显然已经不是组织外的一般联系了。同盟会成立后，光复会员并未全部入盟，而其中原属中国教育会者却大都加入。

1903年以前，孙中山还不大为国内人士所了解，后来这种情形有了重大改变，其间中国教育会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宫崎寅藏所著《三十三年之梦》最早的两个中译本《孙逸仙》和《三十三年落花梦》，先后由会员章士钊、金天翮翻译，并由中国教育会附属的国学社等机构出版发行。

其次，1902—1904年间，中国教育会员在各种刊物和宣传品上纷纷表态，交口赞誉孙中山，推崇备至，尊为“革命北辰初祖”，“东大陆之华盛顿、拿破仑”，“支那革命大豪杰”[15]。这些言论出自当时在国内极具影响的中国教育会会员之口，对新知识界的震动可想而知。

再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最早是通过中国教育会的机关报或附属刊物传达给国内知识界的。重要的几篇文章是：《警钟日报》1904年4月26日《复某友人函》，12月8日－10日的《论中国民族主义》，12月20日的《孙逸仙书后》，以及12月24日的《论共和政体》。此外，章炳麟《訄书》修订本中的《定版籍》和与中国教育会关系密切的秦力山发表于《国民日日报》的《与孙逸仙讨论公地笔记》内容简介，以及戢元丞主编的《大陆》杂志第2年第9号《孙文之言》，分别介绍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和革命程序论思想，《警钟日报》和《大陆》杂志还刊登了美洲各埠致公堂所发欢迎孙中山反对保皇党的传单公启。这些言行看似偶然现象，却反映了国内新知识界对民主革命先行者的推崇与期待，以及中国教育会与孙中山思想行动的合拍。

中国教育会的公开名义是发展教育，培养革新改造的新国民，在这方面，它也隐然成为全国的中心。在其影响下，浙江、江苏、江西、四川、湖南、广东、山东、福建等省纷纷成立教育会或教育研究会。这些组织大都以“普及国民教育，振起自立精神”[16]、“养成国家思想，振起尚武精神”[17]为宗旨，会员一般有百余人，有的多达400。[18]除总会外，还在府县设立支部。如江西教育会“计十三府一州，惟饶郡无人”，其余地方“均有代表之资格”[19]。江苏教育会最初由留日学生发起于东京，后会员十余人归国，在无锡、娄县、宝山、江阴、常熟等地设立支部，会员增加到一百多人。[20]

各地人士鉴于拒俄运动时“上海教育会慕义响应，都之得八九百人”的事实，大声疾呼：“我同胞而不忧家国则已，忧家国则必立民团；我同胞而不立民团则已，欲立民团，则请从教育会始。”“由一方隅而推之全省，万室之都，三里之邑，莫不有教育会之组织焉，则全省之团体必固。由全省而推之全国，形胜之地，繁盛之区，莫不有教育会之组织焉，则全国之团体必强。”“聚我全国数万万人为一大团体，则全国必有左右全球之能力。”[21]他们认为“中国教育会者，中国教育会之总部也，有总部必须急设支部”[22]，承认中国教育会的中枢地位，并以行动响应之。因此，有的省份教育会在章程中规定：“本会与外省教育会、并中国教育总会，有互相协助联络之义务”[23]；有的省成立教育会时，“特派会员至上海中国教育会事务所商订联络章程”[24]，甚至计划与之“联合南北，以兴教育事业”[25]。一时间“各处教育会及各学堂皆步尘而兴，咸奉海上诸志士为全部之中心”[26]。从而不仅推动了民办教育的发展，而且促使新知识群加快了动员组织的步伐。

中国教育会从一开始就力图建成全国性组织的事实表明，新知识阶层的政治团体并不曾以狭隘的畛域之见作茧自缚。这不仅是沐浴欧风美雨的结果，也由于传统天下观的熏陶和严酷社会现实的逼迫，使他们打破地域界限，因为他们共同面对的强大敌人，是统治整个中国的专制王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使得普天下的叛逆们认识到共同的地位与命运。靠文化凝聚的民族，作为文化载体的知识人始终是国体命脉所系，这时更将士人的天下己任抱负转化为国民意识，结成统一整体。诚然，乡土社会的影响在一些人身上留痕，中国教育会内部也曾因地域之别发生矛盾冲突。但是，他们还不至于把决定国家民族及群体命运的革新大业也装进地域之见的囚笼。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的地域色彩，主要也不是来自其成员主观认识的局限。而是由于客观条件限制，囊括天下英豪的愿望无从实现。新型知识分子很早就呼吁建立全国性团体，他们从不同的方面、区域朝着这一目标努力奋进，直到同盟会的成立。而中国教育会正是这一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1] 《中国教育会章程》，载《选报》，第21期，1902-07-05。

[2] 《中国教育会第三次改订章程》，载《警钟日报》，1904-06-11。

[3] 《蔡民友演说绍兴教育会之关系》，载《苏报》，1903-03-12。

[4] 《论立会之理由》，载《警钟日报》，1904-03-29；《文明介绍》，载《中国白话报》，第7期，1904-03-17。

[5] 《湖北在沪学生代王刘二君公告》，载《大陆》，第12期，1903-10-28。

[6]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古代近代史研究室校注：《宋教仁日记》，13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7] 《玫瑰花》，载《中国白话报》，第2期，1903-12-14。

[8] 《中国白话报》，第2期，1903-12-14；《中国白话报》，第10期，1904-04-30。

[9] 《上海出洋游学生招待会简明章程》，载《选报》，第19期，1902-06-16。

[10] 《纪协助东亚游学会》，载《选报》，第27期，1902-09-02。

[11] 《中国旬报》，第19期，1900-08-09。

[12] 《孙中山全集》，第1卷，230页。

[13] 《孙中山全集》，第1卷，228页。

[14]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136页。

[15] 黄中黄：《孙逸仙》，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100页；中国少年之少年：《中国灭亡小史》，载《复报》，第8期，1907-01-30；《〈三十三年落花梦〉告白》，载《江苏》，第7期，1903-10-20。

[16] 《江苏教育会试办总章》，载《警钟日报》，1904-08-05。

[17] 《江西教育会起点之远因及现状》，见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国民日日报汇编》，第三集，5页，上海，东大陆译印所，1904。

[18] 《各省教育汇志》，载《东方杂志》，第1卷，第5号，1904-07-08。

[19] 《江西之进步》，载《国民日日报》，1903-10-03。

[20] 《江苏教育会无锡支部章程》，载《警钟日报》，1904-08-06。

[21] 书瘘：《教育会为民团之基础》，载《萃新报》，第1期，1904-06-27。

[22] 《与陈君逸庵论杭州宜兴教育会书》，载《新世界学报》，第12期，1903-03-13。

[23] 《浙江教育会简章》，载《新世界学报》，第15期，1903-04-27。

[24] 《教育研究公所》，载《警钟日报》，1904-05-16。

[25] 《中国教育会纪事》，载《警钟日报》，1904-06-24。

[26] 《上海教育会与爱国学社之冲突》，载《浙江潮》，第6期，1903-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