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会成立于1902年春。先是，蔡元培与叶瀚、蒋智由、王季同、汪德渊、黄宗仰、王慕陶等人于4月15日商议筹组中国教育会。4月27日，由在沪同人选举蔡元培担任事务长（即总理），王慕陶、蒋智由、戢元丞、蒯寿枢等任干事，陈仲謇为会计。随即函邀江浙各地同志赴沪，于5月4日召开成立大会。[1]入会者“或为学校师，或为编译员，或为新闻记者，或为学生”[2]，“都是海上及内地顶有名望的人，总共也聚了一百多人”[3]。新型知识分子构成该会的主体。中国教育会的出现，表明在上海这个中西交汇的新兴大都市中，新知识群体已经聚合发展，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具有相对固定的角色地位，并要求通过自己的社团组织与活动，进一步扩大社会影响。

关于中国教育会的缘起与性质，冯自由说是因为当时“译本教科书多不适用，非从新编订完善，不足以改良教育。因联络海上有志之士，发起中国教育会为策动机关。倡议诸子，均属热心民族主义之名宿，故此会不啻隐然为东南各省革命之集团”[4]。中国教育会的重要骨干蒋维乔则极力肯定该会“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5]。而吴稚晖又对蒋说表示否定，[6]因而仍是一桩悬案。

事实上，中国教育会的确从一开始就存在一个秘密革命核心，他们立会的意图，是想凭借当时最为风行的兴办教育的名义，以学校为培养革命力量的基地，展开宣传组织活动，并不拘泥于发展教育。1904年4月3日，蒋维乔曾在一封致中国教育会诸君书中明确指出：“原设会之本意，诸君子固别有宗旨，不过借教育为表面。”“窥诸君子之用意，盖以中国垂危，教育之效终嫌缓不济急，故恒持虚无共产主义为救急第一良策。”不知底细者“固抱一教育普及之念而来，一入其中，微闻其内容则骇而走耳。此所以入会者前后有百余人，至今十不存一也。”有鉴于此，他提议：“诸君子欲达目的，则宜秘密者应另组织一秘密之部，而教育会自以普及教育为宗旨”，使“名实相符，可期发达，不致蹈前此之弊，与诱人入会无异”[7]。值得注意的是，当该会机关报《警钟日报》将这封信刊出时，却把其中涉及秘密宗旨的内容全部删除。[8]可见是有意加以隐蔽，以防意外。

从会员的思想倾向看，的确有一批核心人物已经脱离维新的旧轨，走上或是趋向革命的新路。他们不仅自己从事各种形式的革命活动，而且力主将其政治主张定为组织的秘密宗旨，并反映到中国教育会的公开章程与行动方针中去。该会章程总则规定：“本会以教育中国男女青年，开发其智识而增进其国家观念，以为他日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9]后来修订章程时，又将“教育中国男女青年”扩大为“教育中国国民”。关于“恢复国权”，激进会员有进一步的解释：“我等所以设立此会者，实欲造成理想的国民，以建立理想的国家。”“我等理想的国家决非俄罗斯，决非德意志，乃纯然共和思想，所以从国民做起。否则亦当如腐败之报馆，日日望朝廷变法而已，又何劳我辈穷措大担任此国民之事乎？我辈欲造成共和的国民，必欲共和的教育。要共和的教育，所以先立共和的教育会。”[10]

1903年年初，中国教育会在致海外同胞书中追述了立会的动机：“专制之毒，痡于学界，递积递演，则国民之萌蘖者愈受摧残，一也；外人利我教育权者，将阴施其狡狯，益深我奴隶之资格，二也。循斯二者，已足以夷吾族姓矣，况丰祸之交乘而迭至者乎？同胞同胞，吾侪不自振拔，偷懦惮事，失今不图，必无幸免之希望矣。”[11]矛头指向专制教育和列强的文化侵略。

中国教育会名义上是为了发展民办教育，即使这方面的活动，也带有反清意向。会员们说：“各处奉谕建设大中小蒙各学堂，其实行奴隶教育绰有余裕，何劳我辈穷措大担任此教育乎？”[12]所以如此，其目的就在于培养革新改造的新国民。爱国学社开学之日，中国教育会代表蔡元培发表祝辞道：

吾中国教育会建立之始，即议先举实事，以为本会发达之基本。经营半年，始有此爱国学社，是为本会实现理想之第一步，故学社之前途于本会前途实有重大之关系。……近今吾国学校日月增设，其所授科学诚非可一笔抹杀者，然其精神上之腐败之卑猥决不能为之讳。此如人之有官体无神经，则土偶傀儡之类耳。吾辈今既以制造神经为主义，则有三希望焉：一曰纯粹其质点，则沉浸学理以成国民之资格是也。二曰完全其构造，则实践自治以练督制社会之手段是也。三曰发达其能力，则吾学社不惟以为雏形，而以为萌芽，以一夫不获之贵，尽万物皆备之量，用吾理想普及全国，如神经系之遍布脑筋于全体是也。呜呼！吾学社果能达此希望乎？则微特学社之光荣，微特吾教育会之关系，吾中国之前途，实大被其影响焉。[13]

这段话的含义，又可以从蔡元培在处理浔溪公学第二次退学风潮时所讲的一番话中找到注解。他认为学生中有一派人“自以已负国民之义务”，“又日染于译书之理论，日激于新闻之记载，则愤叱狂呓、血涌技痒，不知其所由”。他们是可以用作清除挡路巨岩的“爆烈之材料”，“其性质喜理论恶实验，喜涉猎恶记诵，喜顿悟恶驯致，喜自检束，不喜受人检束，喜自鞭辟，不喜受人鞭辟。此其人宜自集其同志为一学社，延其所心服若吉田松荫、西乡南洲之流而师之，不拘拘于学科之常例，而要以淬励其志气，增长其见识为主义，则他日必当为我国革新之先导者”。1902年7月留日学界发生成城学校入学冲突事件时，“中国教育会拟函劝留学者回国，而于上海设一学校以待之”[14]，未能实现。但在南洋公学退学后便趁机开办了爱国学社。这种培养“爆裂之材料”、“革新之先导”的计划，从一开始就确定为中国教育会的办事方针，而爱国学社学生在中国教育会的帮助引导下，果然成为革命骨干。

当时的进步舆论正是从这一角度来欢呼中国教育会的诞生。有人满怀希望地说：中国“犹有一线生机之可望者，则有志之士接踵而起，以教育自任，以开化为职，播革命之种子，涌独立之风潮，大声而疾呼之，冀什一于千百，此诚吾国前途之大幸欤！”他进一步分析道：“今日言革命决不能出二范围，曰和平，曰激烈。今日而望和平革命欤？政府昏沉，……和平革命不可得，必出于激烈。”而激烈革命非“翩翩文士之所能为”，“则必望于下流社会以为之。然下流社会杂然无规则，缤然无条理，又决不能奏功”。既不能骤兴革命，又不可坐以待毙，所以，“察今日之时，度今日之势，救中国之亡，拯吾民之危，必以教育为第一义”。于是高声赞道：“善哉！今日沪上诸志士之设中国教育会也，可谓洞知病源而施苓术者矣！吾中国之复兴将于斯焉赖矣。”[15]

当然，中国教育会又不同于兴中会或后来的华兴会、光复会，它明确提出要推翻君主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政治，并且认识到只能通过“激烈革命”来实现这一目标，但它并不是秘密反清团体，其“激烈革命”主要体现为广泛进行革命宣传和暗中培养革命力量。立会初期，组织的革命色彩并不明显。随着形势的发展，激进会员不仅强化了宣传上的激烈程度，而且越来越认识到武力反清的重要性。只是他们受无政府主义虚无共产思想的影响，以极大的热情和坚韧的毅力从事暗杀活动的训练和准备，而没有筹划过武装起义。

与其他革命小团体相比，中国教育会还有一点明显的不同，即在其内部存在着激烈、温和两派，“激烈派主张以学校为革命秘密机关，蔡孑民主之；温和派则以名实应求相副，不如纯粹办教育，培养国民，叶浩吾等主之”[16]。所以该会又类似政治联盟，两派各自奉行一套公开或秘密宗旨。由于这种分歧，双方往往各行其是，温和派不参加激烈派的反清密谋，激烈派也有意避开温和派。因此在进行革命活动时，一般不是以组织的名义出现，而是由会中的秘密核心来实施。部分核心会员所持秘密革命宗旨与整个组织的公开宗旨并行共存。围绕宗旨及组织上公开与秘密的两重性，两派展开既合作依存又摩擦冲突的复杂关系。激烈派需借助公开宗旨来保障团体的合法生存，以便于活动，贯彻秘密宗旨，温和派则需借重激烈派的力量。

在会务迭遭挫折的情况下，温和派对于激烈派“诸君子身在教育会中，而尽力于教育者甚少”的现状极为不满，屡次企图取消秘密宗旨，主张“本会非他会可比，可以直接或间接尽力于教育者为界，非如秘密党可以杂然并蓄也”。进而提出：“我会之根本宜确定者”，就是改宗旨为单纯普及教育。[17]要求将中国教育会由一个以激进的全面社会变革为目的的政治团体变为纯粹的教育机构。

中国教育会内部以宗旨为焦点的分歧争论，其内涵却不是两派政治立场上的根本对立，而是行动方针与策略的见解有异。中国教育会中虽有个别保皇派分子，如龙泽厚以及后来转向保皇派的蒋智由，但内部两派纷争并非革命与保皇派冲突的延续。蒋维乔是温和派的重要成员，也是提出改变宗旨意见书的动议人，他在戊戌以前便开始接受新思想，先后阅读了多种新书新报，并翻译了《佛国革命战史》五卷。其“生平极厌科举，凡考试均以游戏视之”，怀抱追求科举功名以外的“鸿鹄之志”。对专制统治者“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的贪婪横暴深恶痛绝，十分向往西方民主制度。1902年他进入南菁学堂，“与诸教习及同学志士相处，乃大悟新学界之别开生面”，思想学问与日俱进。“又多识沪上志士，而恨南菁学堂之腐败”，退学到常州开办修学社，组织团体，“以邑民同盟为国民同盟之基础”。至此，他才感到“学识始有所归宿，而抱定变革宗旨矣”。其内心世界渐与反清革命发生共鸣。一次，他与来华任教的日本教习小谷长尾晤谈，后者作诗讥讽京师大学堂新定章程，轻蔑之意，流于言表。他当即指出：“中国政府实属可笑，而不能将中国之人一概抹杀也。”并奋笔和诗曰：“会看汉族风云变，大泽龙蛇淮泗村。”[18]期望反清义军揭竿而起，排满革命情绪跃然纸上。

1903年南京陆师学堂发生退学风潮，蒋维乔撰文评论，开篇大呼：“奴隶之劣根性种于二千年，童而习之，长而遂安之，生而循之，死而莫知之，可哀哉，我黄帝文明之子孙也！”视学潮为“独立之萌芽”，“专制之力益甚，则学界之团结亦益固”，赞扬学生“其功比于大禹之治水，周公之驱猛兽，有过之无不及也”。并希望造成“以长江为中枢，北而黄河，南而西江，风潮遍及，由水而陆，则可普及全国”的大好局面，“而海上设总部，握其机关，隐然而成立国会，独夫民贼不足平也”。为此，他“惟日夜祷祝压力之日益甚，使抵力日益强，夫而后度尽全国奴隶根性，而我黄帝文明之子孙可自立于二十世纪之天地也！”[19]显然，反对清政府及整个君主专制制度已成为其思想主导，排满革命口号呼之欲出。

温和派领袖叶瀚的经历则反映出这一类人政治态度的变化发展。叶字浩吾，上海格致书院肄业生。早年入鄂省张之洞幕府。戊戌期间，与汪康年等筹办浙学会，下设格致、时务、农学、蒙学四会，一面“为将来团练张本”，一面抵拒康有为的“南海伪学”“侵入浙界”[20]，俨然为浙学领袖。正气会成立时，他以革新派身份加入。[21]后来唐才常另筹自立会，由他继任正气会干事长。[22]1900年7月26日，在中国议会第一次大会上担任主席，7月29日第二次大会时，当选为书记。1901年，应庞青城之聘，出任浔溪公学校长。[23]上述经历表明，他不仅是一位在清末江浙知识界，尤其是开明士绅中颇具影响的人物，而且总能与时俱进，始终置身于政治的前沿核心。作为中国教育会的发起人之一，他不仅积极兴办教育，对激进派的活动也予以配合支持，义务承担了爱国女校和爱国学社的教职。《苏报》案发生之际，他冒险前往爱国学社劝章炳麟等“留此身以有待”[24]，后来又与身陷囹圄的章炳麟等时通消息，并亲自迎接章氏出狱，陪同其前往中国公学。[25]他们与激烈派的分歧，主要在于行动步骤与策略。正如蒋维乔在更改宗旨意见书中所说：

陈义至高，实行至难之事，惟有躬先蹈之，以倡天下。断无自己不为，而以空言号召即能成事者。诸君子手无缚鸡之力，而日以暗杀望人，身为穷措大而日以共产望人，何其颠倒谬误，一致此欤？

诚然，在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上，他们与梁启超等人还有相通相似之处，如所谓人民程度问题，蒋维乔说：

况中国人程度之浅，不可以道里计。诸君子未尝一一研究，而欲骤语以至高之主义，譬诸执负贩细人而语以哲理，其谁听之？且诸君子亦尝以至高之义施诸年少学生矣，血气未定，文字未通，而导以革命事业。彼青年者，喜其言之便于肆意妄行，而实行家庭革命者甚多，而满洲政府则依然也。

因此他断言：“教育未普及，民智民德未进步，而语以至高之义，则有百弊而无一利。”[26]姑且不论这种认识的是非正误，即就论点本身而言，也不能与保皇派的政治主张相提并论。他们把改革当成革命的前奏序曲，通过改革为革命创造条件，造成最终推翻专制统治的力量与形势，而不像保皇—立宪派那样，多少有以改革抵制革命的意向。正因为两派基本立场相吻合，才会一致同意将人所共知作为国内革命舆论中心的《苏报》和《警钟日报》收为该会的正式机关报，同时温和派也才会在了解激烈派秘密宗旨的情况下，维持组织的统一。

中国教育会中温和派的思想与政治动向，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该会成员主要是戊戌以后一直活跃于江南政坛的开明士绅，他们大都从事文教新闻活动，与从官场到民间秘密会社的各种政治势力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在变法失败和庚子国耻的刺激下，其反清情绪日益激化，革命锋芒逐渐锐利。中国教育会的成立，就是他们革命化趋势增强的具体表现和直接产物。在留日学界和国内学界也出现了同样的趋势，反映出当时中国新兴知识阶层基本或主导的动向。一个具有秘密革命宗旨和组织核心的中国教育会，适应政治风尚的变化，因而迅速崛起，对1903—1905年间中国政局的风云变幻发生重要影响。当然，这种转变需要经历一个过程，开始他们的言行不可避免地带有过渡性特征，反映到组织上，便形成中国教育会所独具的二重结构。

然而，辛亥时期，特别是同盟会成立前，无论是保皇—立宪派还是革命派，在新兴势力中都只占少数，而包括中国教育会温和派在内的趋新力量，则具有数量的绝对优势，成为双方依赖和争取的社会基础。他们的追求与政治动向，是制约时代潮流主导方向并推动其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些人对于反清革新具有广泛共识，而并不重视政治派属在宗旨策略上的分歧。他们对各派的政治主张与行为有所权衡取舍，但不一定加入其阵营。仅仅以革命与保皇—立宪的划分，尤其是以一两位领袖人物的言行为尺度，不仅不能完整概括这一时期中国新知识阶层多元化的复杂政治分野，而且很容易简单地从两极对立的角度妄加评判，忽视甚至抹杀大多数人的观念与行为的社会价值和意义。

毋庸讳言，中国教育会一度与梁启超关系密切，特别是1903年以前，中国教育会会员对梁启超相当崇敬。曾任会长的黄宗仰作诗赞道：

洗刷乾坤字字新，携来霹雳剖微尘。九幽故国生魂死，一放光明赖有人。

笔退须弥一冢攒，海波为墨血磨干。欧风美雨随君手，洗尽文明众脑肝。[27]

章太炎、马君武等人也对梁启超期望殷而推重甚。筹建爱国学社时，该会还得到梁启超的捐款赞助。[28]但这主要是因为1899—1903年间梁启超表现出了空前的激进倾向，他既不排除使用起义、暗杀等暴力手段，又在一定程度上附和了排满革命，或多或少离开了保皇的旧轨，而与中国教育会的立场接近起来。至于蒋智由后来的倒戈，则属于个别人的立场转移。

当然，温和派与保皇—立宪派认识上有相通之处，行动上有时也会同后者搅到一起去。1905年后国内立宪派活动渐趋活跃，以张謇为首的江苏立宪派更是积极。是年10月8日，百余人在上海愚园开会，成立江苏学会。当天张謇并未到会，由中国教育会员屠敬山代为主席，出席大会的蒋维乔等一批会员推举张謇为会长，恽莘耘为副会长，李平书等4人为会董。该会成立后，东京的革命派报刊予以激烈批评，指责其“依附官场，崇拜资格，几为藏垢纳污之地”[29]。其基层组织选举议事时，“多循旧社会资格，故所得者，多庸庸不足道，而少年奇特之士，辄不为其社会所容，横被排挤”[30]。但是，学会毕竟也有“以讲学合群之意，立地方自治之基”[31]的打算，一度遭到地方官府的封禁。而且有的同盟会员也参加了江苏学会，不能因为中国教育会会员侧身其间，就视为与立宪派同流合污。对国内合法斗争采取排斥态度，削弱了对民众的政治影响和组织动员能力，正是同盟会方针策略的重大失误之一。在国内，政治阵营的对立没有海外那么壁垒分明，相互混杂的状况反而有利于从内部推动影响立宪派的行为。

[1] 蔡元培：《杂记》；蒋维乔《鹪居日记》壬寅三月三十日记：“廿六日，偕钟宪鬯先生、丁君益孙、黄君子彦同舟渡江至沪，赴中国教育会。舟小风大，至中流浪高丈余，振动殊甚。四人促膝长谈，言笑自若，志殊壮甚。既渡江而无轮舟，已不及与会，遂反。”

[2] 《告中国教育会》，载《俄事警闻》，1903-12-22。

[3] 《文明介绍》，载《中国白话报》，第7期，1904-03-17。

[4]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115～116页。

[5] 《中国教育会之回忆》，见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续集》，84页，上海，中华书局，1939。

[6] 吴稚晖：《回忆蒋竹庄先生之回忆》，载《东方杂志》，第33卷，第1号，1936-01-01。

[7] 蒋维乔：《鹪居日记》，甲辰二月十八日。

[8] 《争存会变更议案》，载《警钟日报》，1904-04-07。

[9] 《中国教育会章程》，载《选报》，第21期，1902-07-05。

[10] 《爱国学社之建设》，载《选报》，第35期，1902-11-20。

[11] 《教育会之公函》，载《新民丛报》，第27号，1903-03-12。

[12] 《爱国学社之建设》，载《选报》，第35期，1902-11-20。

[13] 蔡元培：《爱国学社开校祝辞》，载《选报》，第35期，1902-11-20。

[14] 蔡元培：《浔溪公学第二次冲突之原因》，载《选报》，第35期，1902-11-20。以上两文为各种文集、年谱、传记失载。

[15] 仁和马世杰轶群：《与陈君逸庵论杭州宜兴教育会书》，载《新世界学报》，第12期，1903-03-13。

[16] 《中国教育会之回忆》，见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续集》，98页，上海，中华书局，1939。

[17] 蒋维乔：《鹪居日记》，甲辰二月十八日。

[18] 蒋维乔：《鹪居日记》，壬寅四月廿三日、正月三十日、十二月三十日，癸卯十二月十四日。

[19] 蒋维乔：《论南京陆师学堂退学事》，载《苏报》，1903-04-13。

[20] 1898年8月1日《叶瀚来书》，见《汪康年师友书札》（三），2600页。

[21] 田野桔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1章。

[22] 1900年6月18日《周善培来书》，见《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196页。

[23] 天仇：《庞青城事略》，载《民权报》，1912-05-08。

[24] 吴稚晖：《上海〈苏报〉案纪事》，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405页。

[25] 蒋维乔：《中国教育会之回忆》，见《上海研究资料续集》，96～97页。

[26] 蒋维乔：《鹪居日记》，甲辰二月十八日。

[27] 乌目山僧：《赠任公》，载《新民丛报》，第16号，1902-09-16。

[28] 梁启超：《忠告香港〈中国日报〉及其日本访事员》，载《新民丛报》，第53号，1904-09-24。

[29] 《封禁学会之风潮》，载《复报》，第2期，1906-06-16。

[30] 《太镇学会之现状》，载《复报》，第3期，1906-07-16。

[31] 《封禁学会之风潮》，载《复报》，第2期，1906-0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