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国民教育会出现之前，留日学界的社团多为小型化，只有留学生会馆和同乡会等联谊机构例外。这些小型社团，如励志会、国民会、广东独立协会、开智会、青年会等，资料很少，语焉不详，问题较多。仅举数例证之。

（一）励志会。1900年成立于东京的励志会，是留日学生最早组建的社团，“实为留学界创设团体之先河”[1]。但是关于该会的起止时间及其宗旨性质，各种记述互相矛盾。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几次提到：“庚子七月汉口一役殉义之黎科、傅慈祥、蔡丞煜、郑葆晟及脱险之戢元丞、秦力山、吴禄贞诸人，皆此会会员也。”[2]“云翔尝偕戢翼翚、金邦平、章宗祥、吴振麟、黎科、傅慈祥等发起励志会。”[3]指该会成立于自立军起义前。后唐才质所撰《自立会庚子革命记》亦同此说，而加入“其时革命思潮风起云涌，励志会会员中主张扫**清室，树立新政者，如戢翼翚、沈翔云等，最为积极”[4]的字句。傅光培等所撰《傅慈祥事略》则称：“尔父恐晋末五胡之祸，复睹于神州，乃与吴绶卿、蔡松坡、刘伯刚、吴念慈诸人，组织励志学会，讨论革命进行，至深且密。”[5]张玉法教授《清季的革命团体》一书，在该会会员名单中列有黎科、蔡丞煜等人，等于承认为自立军起义前成立。但秦力山曾明确指出：“而次年正月（即辛丑），巩黄复至日本时，则在留诸公之所成就者，励志会之成立也。（为死事诸君在时所发议而未成立者……）”[6]则汉口事变前只是开始筹划，并未正式成立。到自立军失败后，部分幸免于难的创议人回到东京，才重续前议，组成团体。

秦力山虽然1900年年初即赴天津，但他与死事诸君稔熟，又亲历其事，所记应较近事实。而且此说有重要旁证。1900年7月24日，沈翔云、傅慈祥等人在东京召开第二次“中国学生会”，贺光绪卅一圣诞，悼“圣躬被废之第二十三月”，沈翔云在会上发表长篇演讲，论述开会演说的必要，其中几段值得注意：

向者吾邦之士，留学是邦，散处各校之中，会面甚少，即偶相见，亦不过寻常应酬数语寒酸而已。同国之人，互相隔膜，无亲爱联结之气，为各国所见笑者也。……欲救中国，固非一长一艺所能为力，故聚众人之长，庶足为救中国之用。又思吾中国人民四万万，此四万万人皆有救中国之责，独吾等百数十人游学外洋，得习文明之学问。则吾等百数十人，乃四万万人之代表者，必求学成之后，足以归见四万万之同胞，方为尽责，是则不可不开会演说之故也。我等当充此以为国家思想政治思想者也。

鉴于“伪政府之政策”禁开会演说，同学有所戒惧，沈翔云力辩此举乃天下公理，并主动承担首倡之责：“请为诸公表白于天下曰：中国学生相会，乃众人之意见相同，立会必欲演说，种种自由独立之议论，沈翔云一人之意见。政府官吏欲禁止拿问，请治沈翔云一人。”同时他又声明：“然此究不过一人之意，不足取公众之从。有不欲者亦请演说其不可之理，则会中之人，皆惟公理是从，断不以一人之议，一先生之说，株守而不通也。”[7]由此看来，沈翔云、傅慈祥等人创议之会，应为中国学生会，到1900年7月，至少已开过两次筹备大会。但因为留学生心存顾忌，意见不一，直到沈翔云等归国参加自立军起义时，仍未达成一致意见，没有正式形成团体。

不过，秦力山称励志会“会章五条，为纯粹之革命主义”[8]，与自立会有关各人的回忆也力证励志会是革命组织，冯自由却说这五条会章“不外以联络情感、策励志节为宗旨，对于国家别无政见”。“其宗旨仅在交换智识，联络感情二事。”“惟是时革命思潮已风起云涌，会员中主张光复主义者大不乏人。激烈派如戢元丞、沈云翔等均任会中干事，故亦不啻一革命宣传机关。”[9]两说相较，冯记较近事实。

励志会最初的五条会章文献失载，不知其详。据壬寅十二月改正的会章，共两章六条，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纲领。

第一条，研究实学以为立宪之预备。

第二条，养成公德以为国民之表率。

第三条，重视责任以为辨办之基础。

第二章，事业。

第四条，调查国势，凡关乎国家之大问题，本会均当实际调查（分为名法、理财、内务、外交、教育、实业、军政各部）。

……

第六条，巡回讲演，凡对乎会外之各团体，本会均当随时出张讲演。

附则：

1.内地各处，本会当随时派员开演说会或讲习会以开风气。

2.无论内地外洋，凡同志组织之会，本会当联络一气，以期推广。[10]

由于没有前期章程比照，无法辨认其间的差别。仅就改正章程看，励志会绝不是一个革命团体，倒是更多地倾向于立宪。励志会员分为激烈、稳健二派，后期改正章程修订于激进派另组青年会之际，宗旨或有所倒退。但从该会的功能与人员结构看，前期也不会是革命团体。

励志会创议之初，中国留日学生总共不过百余人，而且分为四部分，“一为南洋官费，约三十人左右，共赁一屋居之，榜其庐曰日华学堂，至读书则各习专门，朝去暮归，学校不一；一为两湖陆军学生三十余人，居成城学校（此校为陆军预备科）；一为湘、粤之自费生约十余人，居大同高等学校；一为公使官费生，居同文书院”[11]。各部学生彼此缺乏联系。沈翔云等人立会之意，显然是想改变留日学界的散漫状态，以统一的组织形式推进革新变政的宗旨宣传，因而力求使团体为全体或多数同学所能接受，形成具有一定政治倾向的联谊组织，将几部分学生中对群体事务感兴趣者结为一体。这表明留日学界随着人数的增长群体意识开始形成。对于政治派属的分界，他们还不大在意。其创议各人宗旨上大体属于当时所谓“革政派”，而不是革命派。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最鲜明的政治特征在于坚持排满共和，反对清朝的专制皇权统治。对此不仅孙中山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其他革新势力也都以此为分界标准。并对孙中山坚持排满立场感到困惑。而“中国学生会”集会庆祝光绪圣诞，沈翔云发表“恭祝皇上万寿演说”，称“皇上为古今未有之圣主”，“皇上之志，在救中国之民，中国存一日，则皇上之寿增一日。我等能行皇上所欲行之事一日，则皇上之寿绵百冀历千秋而永长矣”。还列举光绪之德政，将一切罪责归于西太后和荣禄，表示：“伪政府以下之人凡皇上仇雠，皆吾人所不共戴天者也。”“我等为皇上之民，所以报皇上者，惟有忘死生入水火，求为救民之举，以达皇上欲行之目的而已。”傅慈祥也历述“皇上圣德”[12]。傅虽然曾经表示：“吾辈不能创造共和政体，即以南方作一大墓可也。”[13]决心倡兴民权，但其共和观念不一定与排满相连，甚至不一定否定君权，而是君民共主上下共和之意。沈、傅二人在公开场合如此表态，显然与革命党有一定距离。

此外，黎科与保皇会关系密切，组织行动上加入其行列。1900年4月4日梁启超函告黄为之：“张、黎两君既如此之热心，宜以全力与之相结，决不可失之。”[14]1900年5月19日又函告叶湘南等人：“黎、张两君热力，已足与我一气，大可喜慰，乞为我常常致意。忠、雅等若有事于江左，弟意欲两君中以一人往助之，预备有交涉之事也。”[15]

但是，也不能因此将沈翔云等人与保皇派等同视之。康有为对光绪的君臣之义，与沈翔云等主张的国民之义毕竟不同。前者保皇带有知恩图报的不贰忠心，后者则只是因为皇帝志在救民。所以，沈翔云等极力鼓吹中国民众必须养成国家政治思想和独立之心，以“维持此会之大旨”为“达皇上目的之第一著”，呼吁不要官吏保举“臭之不香，掷之即碎之头衔”，而要“自己保举自己为第一等英雄，第一等豪杰，以救民之重且大也”。重民权者为兴民权而拥皇权，亦可因此而弃皇权，他们比保皇派跨越君臣之义的心理障碍要来得容易。沈翔云一再声明自己信服公理，“康梁何足为我等信服”[16]。以后又抨击张之洞将自由、平等、民权诸说“一旦尽举而归之康梁，且目为康梁之唾余，毋亦太重视康梁，而自安固陋矣”[17]。说明这些留学生与革保两派都有一定的政治间距。

励志会正式成立后，会员从一开始就分成两派，激烈派以沈翔云、戢元成、程家柽、杨荫杭、雷奋为代表，稳健派以章宗祥、曹汝霖、吴振麟、王璟芳为代表。立会之初，活动频繁，“初则数日一会，近则或每日一会，每会必有演说，议论悖谬，大约皆欲效唐才常所为，实堪骇异”[18]。这引起张之洞的注意。他函嘱驻日公使李盛铎出面干预。1901年元旦，励志会开新年庆祝会于上野精养轩，30余名会员和犬养毅、菲律宾代表彭西、兴中会会员尤列、翟美徒等到会，这是励志会的鼎盛时期。由于自立军败后清廷视留日学生为乱源，双方对抗情绪日益加剧，所以会员“志趣虽歧，尚能谨守小节，绝无辱及国体者”[19]。以沈翔云名义发表的《复张之洞书》，参加撰述者数十人，章宗祥亦为其中一分子。[20]

然而好景不长，1901年1月，清廷发布变法上谕。4月，设立督办政务处，以刘坤一、张之洞的“江楚会奏”三折为蓝本，推行新政。9月17日，谕令奖励游学，学成归国后，经考试合格，分别赏给进士举人出身，正式纳入仕进之途。[21]这一连串的求新姿态和实利**，使“留学生之热衷利禄者多认为仕途捷径，励志会会员乃亦渐次解体”。1902年年初，留日学生筹建留学生会馆，因经费支绌，请清驻日公使蔡钧资助，并推蔡为会长。担任会馆干事的稳健派会员章宗祥、曹汝霖等，“凡遇政府派员到日考察，章等辄为之翻译引导，因是渐与官场接近”。“激烈派渐鄙其行，诋为官场走狗，两派积不相能，遂成水火。”[22]两广总督陶模等为举办新政，招诱留学生归国任职，“尤为进步一阻”[23]。

不仅稳健派倒向官场，寻求进身捷径，激进派也为之动摇。沈翔云南下求款于邱菽园不果，便通过同学陶葆廉与其父陶模搭上关系，成为广东地方新政兴革事业的顾问。[24]尽管激进派会员发起创办《国民报》、《译书汇编》等刊物，并试图组建立国民会，积极响应亡国纪念会，都不能挽回励志会的颓势。况且激进派并不等于革命派，其中如雷奋、杨荫杭等，后来便倾向于立宪。

据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统计，励志会员共42人，除汉口自立军死难4人不应计入外，其余38人中，确有革命倾向者11人，即程家柽、戢元丞、董鸿祎、叶澜、唐才质、秦力山、秦毓鎏、张继、王宠惠、沈翔云、汪荣宝；政府派14人，即良弼、王璟芳、章宗祥、曹汝霖、金邦平、张锳绪、富士英、吴振麟、沈琨、王宰善、高淑琦、张奎、钱承志、陆世芬；立宪派4人，即雷奋、杨廷栋、杨荫杭、吴禄祯，其余态度不详。1904年9月，由袁世凯保举“钦赐进士出身，准其破格录用”[25]的金邦平、富士英、高淑琦、张奎、张锳绪、沈琨、王宰善等7人，全是励志会员。1905年7月特别科廷试一等的14人中，张锳绪、曹汝霖、陆世芬、金邦平、王宰善、钱承志、高淑琦、沈琨、戢元丞等9人为励志会员。[26]

1902年冬，励志会中的激进派另组青年会，高揭民族主义破坏主义旗帜，曹汝霖等人则因将全部精力投入留学生会馆事务而脱会。但励志会并非如一般所说就此解体。剩下的会员于1903年年初修订了章程，试图进一步发展扩大。由于革命与官场两派纷纷离去，会员的政治倾向反倒趋于一致。1903年3月17日，康有为之女康同璧赴美洲考察政治，途经东京，应励志会之邀在富士见轩演说，到会者百余人，“演说大旨谓：论我国大势，恐革命之事适足以亡国，故劝诸留学生宜倡保皇，当以革命为戒”。接着留日学生陈懋勰、蒯寿枢、章宗祥、金邦平等相继演说，内容依次为“勉学生各宜自爱”，“谓各人皆有改良社会之责，以为他日蓄办事之人才”，“康女士研究政治，实开我国女界之先，又论男女平权即是男女分治，并驳女子脑筋不如男子之非”。金邦平一度加入青年会，在章宗祥挑动下宣布脱离，重返励志会。他对前此康同璧在日本青年会演说时要求日本人助中国改造政府的意见表示异议，认为：“自国之政治，万不可恃外人代理，且不可将权力让之他人。康女士在青年会演说之语，可与日人言之，而我辈不可存此心也。”[27]此后，留日学界各种因地缘、功能、政见而起的团体纷纷成立，像励志会这样介乎政派与联谊之间的组织失去吸引力，其活动不再见诸记载。1904年3月9日《警钟日报》刊出论说《论立会之理由》，附列各团体情况表，励志会一条标明“未久”，可见已经不复存在。

（二）国民会。国民会由创办《国民报》的秦力山、沈翔云、戢元丞等人发起。他们大多是汉口自立军的生还者，将失败的悲愤情绪化为公开树旗排满的行动，经历了一个过程，秦力山即为其中典型。

庚子大通兵败，秦力山亡走上海。8月22日，与从檀香山赶来准备参与自立军中原大举的梁启超会合。接到汉口出事的消息，他奉梁启超之命，前往汉口探听实情，以定行止。[28]秦力山此行获悉败因之一是饷械失济，回到上海时形势已经恶化，不由慨叹：“嘘天一何补，鬼友尽称雄，懒说恩仇事，骊歌满亚东。（故交死者既数十百人，其存者则无论新相知、旧相知，三月以来悉风流云散矣）”[29]决定南下新加坡，访康有为、邱菽园，以谋再举。两相对证，才知道邱菽园曾捐赠巨款给保皇会。本来康有为是将这些钱用于两广兴师，但因用人不当，形同虚掷，又不敢对长江方面明言。秦力山不知就里，指保皇会挪用侵吞。邱菽园亦迁怒于康。康有为被逼无奈，竟嫁祸于保皇会澳门分会会长兼总会财政部长何穗田。秦力山等“至澳门查阅收支账册，结果乃知穗田仅为一挂名总会财政部长，事实上与总会财务丝毫不能过问，特康梁之一种工具而已”[30]。康有为栽赃原为藏拙，不料反而坐实了邱、秦等人的怀疑。邱菽园亲自出马担任粮台，夺回财权，截留各地华侨捐款，并和秦力山宣布与康有为断交。

秦力山本来就有反清意识，在自立军失败的刺激下情绪更加激烈。他在上海送唐才常东渡时，便发出呼唤：“愿君归来日，不为亡国民，收拾旧山河，汉族庆再生。”[31]向沪上同志辞行时又表示：“洪涛臣起如山立，洗净蛮邦一抹青。”[32]到南洋后，反清情绪益发不可遏制：“可怪胡儿多误我，神州此后更沧桑。”[33]“他年应再动春雷”，“直抵黄龙饮一回”[34]。庚子岁暮，又在香港与曾赴汉口参加自立军的兴中会广东负责人王质甫往还唱和。

不过，他虽与康有为断交，但对梁启超还寄予希望，与邱菽园商议，准备请梁启超回日本主持全局，由邱菽园出资10万，以谋再举。回日本后，又一度担任《清议报》编辑。后因“亡命贫困，求假贷不与”，又以自立军“用勤王号，名义不顺，欲力振刷之，遂与启超绝”[35]。他与沈翔云、戢元丞、王宠惠、雷奋、杨荫杭等于1901年5月创办《国民报》，高唱民族主义，排满革命。但其中一些人对孙中山也颇有微词。

励志会渐趋腐败，《国民报》诸人，“因励志社及留学界中优秀分子渐醉心利禄，时为清吏所收买，遂拟发起一国民会以救其腐败，其宗旨在宣扬革命仇满二大主义，拟运动海外各埠华侨与内地志士联合一体，共图进行。即以《国民报》为主动机关”[36]。至于具体倡办人，秦力山《说革命》隐去其名，当为沈翔云或戢元丞。问题是，该会是否正式成立。

冯自由《革命逸史》只是谈到《国民报》诸人拟发起国民会，并未确认其成立。由于该报资金困难，出版4期后即于1901年8月被迫关闭。“及报既停刊，会亦因之搁浅。”[37]拒俄运动兴起时，上海成立四民总会，随即改称中国国民总会。1903年5月31日，《苏报》刊出一份国民公会章程，宣布宗旨为“革除奴隶之积性，振起国民之精神，使中国四万万人同享天赋之权利”。“凡中国之人，苟有愿为国民而不愿为奴隶者，无论海外内地皆可入会。”该会还准备“搜辑东西各国政党之章程，以为取法之地”，“与各国政党时通声气，以为将来办理外交之地”，并与“海内外所有中国各会”联络，“以期共济”。几天后，《苏报》记者专门发表《敬告国民公会发起诸君》一文，指出：

盖此章程者，非今日上海国民公会诸热心家所拟，乃前年东京国民会诸热心家所拟也。先是，东京留学生某君组织《国民报》，另发起一国民会。此国民会者，以革命为宗旨，拟运动各埠华商，刺激内地志士，而即以《国民报》为其机关报也。报既停，会亦解散。

并且声明：“记者何以知其详也，乃发起国民会返国之某君来本馆切责记者。”[38]似乎此会已经成立。一般著述都肯定国民会为留日学界最早的革命小团体。但是，冯自由的搁浅说不能轻易否定。据亲历其事的秦力山称：“遂开一国民会以救其腐败，卒至不能成立而罢。”[39]1904年3月29日《警钟日报》所刊《论立会之理由》一文所列各团体中，有励志会、青年会，而无国民会，也是一个旁证。

1901年6月10日《国民报》第2期曾用英文刊出一则“关于国民会的告白”，称：“本报乃中国国民会的喉舌，该会章程已用小册子形式出版，在居住本地及其他各地的中国人中广为散发，已有相当多的有影响的中国人列名该会为成员。该会第一次会议即将召开，会议地址尚待择定。”透过虚张声势的措辞，已可察觉其中艰难。如果国民会真的得到广泛响应，《国民报》就不会因经费困难而于两个月后停刊。而且，这次成立大会在此后的《国民报》以及其他各报上，均未见报道。由此可见，该会虽已动议发起，并拟定章程，但未获得足够的响应，作为中坚的《国民报》又不能持久，实际上没有正式立会。

国民会不易成立，除了留学生对于排满仍有畏惧外，与秦力山等人的政治态度不无关系。秦力山之父理刑名，他“少小随侍往来宦场中，继又访吾国之逋臣于东南群岛，复求草泽无名之英雄于南部各省”，“阅人多矣”[40]。这一特殊经历加上勤王失利的刺激，使之产生一种偏**绪，怀疑与抨击一切。他一面指责康有为“以对病下药之名医自居，而求便于我功名之想。究之所行所为，不过书生之见，如梁山泊所谓白衣秀士王伦而已。迨至一经挫折，遂至举平日所视为身心性命者，一扔而不复顾，曰君恩，曰友仇”。“夭姬侍宴，众仙同日咏霓裳；稚子候门，同作天涯沦落客。”一面又批评孙中山老于世故，“阳袭民权革命之名号以自便其私图”，“其笼络人才，假仁假义，口是心非，则梁山泊宋江之替人也”[41]。戢元丞也与之同调，“其志在革命，与力山最合，与任公为冰炭，与中山亦不协”[42]。过于偏激的政治态度令他们很难广泛争取同盟者。直到1902年冬，才有叶澜等人的青年会，“是为日本留学界中革命团体之最早者”[43]。

值得一提的是，在国民会成立前，郑贯一、冯自由、郑斯栾等人于1900年年底在横滨创立过开智会，有名的《开智录》，便是该会的机关报，又叫《开智会录》。据蔡锷受郑贯一之托所撰《开智会序》，他们在“吾国民一受列强之压制，一受满人之钳禁，则为两层奴隶之势成矣”之际，不“图国民之自立”，而“犹以开智为议，创区区小举”，是因为“争权之道，必在充足吾国民智力也。智力既充，则虽一时瓜分，不能绝吾国民之华盛顿也。片时受两层奴隶之辱，不能使吾民之自由钟息声也。一言以蔽之曰：中国之亡，非随今日政府之亡，乃国民之智未拓，则一亡之后，无建新政府之日耳”[44]。该会成立后，得到横滨侨商的广泛支持，但“事务日繁，主持人少”[45]，主要会务为办报印书，“争自由发言之权，及输进新思想以鼓盈国民独立之精神为第一主义”[46]，组织功能反倒不显突出。

（三）亡国纪念会。1902年的“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被视为原自立军部分骨干以及留日学生的革命化踏上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但是，关于这一活动的一些重要问题，目前所据冯自由的各种记述与事实有所出入。

1.开会日期。据冯自由记，会期订于旧历三月十九日（4月25日）明崇祯帝殉国忌日。虽然清公使蔡钧要求日方干预，但仍有小型仪式。而据日本外务省档案《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杂纂》卷3所存当时刊发的《集会通启》，拟订举行纪念式的时间为4月27日上午10时。冯自由所据只有宣言书而无《通启》，不一定可靠。

2.发起人即签署宣言书者。冯自由称：“宣言书既成，留学界初署名发起者十数人。有署名后中悔者数人，故仅得十人，即章炳麟、秦鼎彝（力山）、冯自由、朱菱溪、马和（君武）、王家驹、陈犹龙、周宏业、李群（彬四）、王思诚等是也。”[47]与《集会通启》所载有所不同。两相比较，吻合者为章炳麟、秦力山、周宏业、马君武、冯自由、李群、朱菱溪等7人。《通启》所记王雄，或为王家驹、王思诚二者之一。另有唐蟒、冯斯栾，冯书失载，而陈犹龙为《通启》所无。唐蟒字桂梁，湖南长沙人，唐才常之子，为自费预备入校生。时年仅15岁。[48]他的加入，象征意义重大。

3.据冯自由所记，该会仅为临时纪念活动，并非固定组织。而据《通启》所载会约三条：第一，无论官商士庶，凡属汉种皆可入会；和人有赞成者，待以来宾之礼。第二，本会不取捐资，乐捐者听。第三，本会每岁开设二次，会期临时择定，以阳历4月9日为限。则该会有常规化意向，且有一定的组织形式。

4.对留日学生的影响。冯自由称：宣言书发出后，“留学生报名赴会者达数百人”，届时“不约而赴会者有程家柽、汪荣宝等数百人。然是早上野精养轩门前及不忍池附近已有无数警吏监视，声言禁止中国人开会，学生到轩门者均被日警劝告而散”[49]。因而一般认为在留学生中反响很大。

然而，综合当时各方反应，事实并非如此。日本军部福岛安正少将电告清政府：“顷有贵国不良之徒在东设会，将出亡国纪念会之名，**留学生，即由当局者已行严办矣。成城学校学生内有一名稍可疑者，现已饬令退学。其余学生则知事类儿戏，几无预闻者。”[50]正在日本考察学务的吴汝伦向管学大臣报告：“前主支那亡国纪念会及传单等皆犯罪逋亡之张秉林所为，学生无一人在其中。”[51]另据留日学生监督梁焕奎、京师译学馆提调张缉光等人称：“顷闻有逋人流寓东瀛者，倡为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刊有一启，为各留学生大不谓然。”[52]“一来有友自东洋归，查悉亡国纪念会惟章、秦二人主之，各留学生多斥其谬。”[53]

吴汝伦等均系新派人物，此事发生后，清廷“衮衮者之心，莫不目日本留学生为叛党”。他们担心“内地讹传，以为康焰复炽，必至为留学诸生之累”，“则一切东洋译本书皆将为历禁，而宪法之说更无由明，更难望有收用留学生之一日”。京师大学堂派往日本的学生，便因此由40人减至10人，又由10人减至2人。为此，他们竭力向朝野各方解释，力图缓和紧张空气，甚至要求“著论报端，声明此旨，以保全吾国一线之生机”[54]。言辞间不免有所遮掩。日本方面也唯恐此事影响其吸收中国留学生的通盘计划，低调处理。而且，由于警署干预开会不成，与无人响应毕竟大不相同。

如果说日方和官绅记载只能反映“亡国”纪念会的实际结局，那么几位当事人所记则显然包含留学生的主观态度。章炳麟《秦力山传》称：“余与力山起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和者虽不广，亦不怪也。”[55]秦力山《说革命》记道：“章君枚叔等十人，开亡国二百五十二年纪念会于东京，内地及香港等处志士遥应之，震起国人种族观念。然而此时学生全体之腐败，几乎一落千丈也。”[56]后来他告诉章士钊：

时当庚子之第三年（即光绪二十八年壬寅），中国革命党人，包括彼与太炎及冯自由辈，无过十余人，自哀无国，聚而横议。上野公园内，有西式菜馆曰精养轩，顾名思义，以美馔驰名一时，若辈辄蜂拥而往，开会其名，轰饮其实，嬉笑怒骂，无所不至。席间人人手持太炎预草序文一通，以志焚巢余痛，而力山复作宝塔歌一首，其结尾十字句曰：“甚么亡国会，精养轩一顿。”[57]

从留日学界的情形看，从1901年励志会分化到1902年6月成城学校入学事件，恰好处于政治低潮时期。其间部分人虽怀革命情绪，但普遍倾向则是与清政府调整关系，缓和庚子以来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对公然鼓吹排满的亡国纪念会当然不会积极响应。况且，当时留日学生总共不过400人，其中辛丑十二月以前到东的共272人，[58]从辛丑十二月至壬寅三月间新到者134人。后一部分以官费陆军生居多，政治倾向保守，[59]数百人赴会的可能性很小。直到是年底青年会成立时，因公开打出排满旗号，发展还是至为不易。留日学界革命倾向的普遍公开化，到1903年才比较明显。

[1]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98页。

[2]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99、102页。

[3]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81页。

[4] 《自立会史料集》，71页。

[5] 《自立会史料集》，270页。

[6] 《说革命》，见彭国兴、刘晴波编：《秦力山集》，158～159页。

[7] 沈翔云：《恭祝皇上万寿演说》，载《清议报》，第53、54册，1900-08-05、1900-08-15。

[8] 彭国兴、刘晴波编：《秦力山集》，159页。

[9]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98～99页。

[10] 《译书汇编》，第2年，第10期，1903-03-13。

[11] 彭国兴、刘晴波编：《秦力山集》，158页。

[12] 沈翔云：《恭祝皇上万寿演说》，载《清议报》，第53、54册，1900-08-05、1900-08-15。

[13] 独立代表人：《偶成》，载《开智录》，改良第2期，1901-01-05。

[14] 《梁启超年谱长编》，212页。

[15] 《梁启超年谱长编》，226页。

[16] 沈翔云：《恭祝皇上万寿演说》，载《清议报》，第53、54册，1900-08-05、1900-08-15。

[17] 沈翔云：《复张之洞书》，载《中国旬报》，第35期，1901-01-15。

[18] 《张之洞致东京李钦差》，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八日，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626页。

[19] 彭国兴、刘晴波编：《秦力山集》，159页。

[20] 据留日学生监督钱恂致汪康年函，该意见书以“沈详云为首，章仲和、戢元丞辈助之，中有名言，岂一人之力哉”（《汪康年师友书札》（三），3009页）。此条原附于钱恂来函第二十六，为“庚五月十七到”。但其中提及1901年杨衢云在香港被刺一事，显然应写于此后。

[21] 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4720页。

[22]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99、102页。

[23] 彭国兴、刘晴波编：《秦力山集》，159页。

[24]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82页。

[25] 《破格用才》，载《汇报》第617、618号，1904-10-01、1904-10-05。

[26] 《汇报》，第8年，第44号，“中电”，1905-07-12。

[27] 《志康女士演说》，载《苏报》，1903-04-09。

[28] 《井上雅二日记》，明治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见《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371页。

[29] 《法成去后之第三夜隐几若有所思》，载《清议报》，第92册，1901-09-23。

[30]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74页。

[31] 《法成去后之第三夜隐几若有所思》，载《清议报》，第92册，1901-09-23。

[32] 《南行留别沪上诸君子》，载《知新报》，第131册，1900-12-22。

[33] 《道出星洲赠星洲寓公》，载《知新报》，第133册，1901-01-20。

[34] 《重留别邱林徐三公子》，载《知新报》，第133册，1901-01-20。

[35] 章炳麟：《秦力山传》，见章氏国学讲习会编：《太炎文录续编》卷四，武汉，武汉印书馆，1938。

[36]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97～98页。

[37]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97～98页。

[38] 《苏报》，1903-06-04。

[39] 彭国兴、刘晴波编：《秦力山集》，159页。

[40] 秦力山：《〈孙逸仙〉序》，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91页。

[41] 《中国灭亡论》，载《国民报》，第3期，1901-07-10。

[42] 1902年3月18日《致吴君遂书》，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163页。

[43]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102页。

[44] 《开智录》，改良第1期，1900-12-22。

[45] 《本会核数告白》，载《开智录》，改良第2期，1901-01-05。

[46] 《开智会录缘起》，载《开智录》，改良第1期，1900-12-22。

[47]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59页。

[48] 《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二次报告》。

[49]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59～60页。

[50]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六六。

[51] 《吴挚甫京卿致管学大臣书》，载《选报》，第25期，1902-08-14。

[52] 《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879页。

[53] 《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790页。

[54] 《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879、1790页。

[55] 章炳麟：《太炎文录》卷四，上海，上海古书流通处，1924。

[56] 彭国兴、刘晴波编：《秦力山集》，159页。

[57] 章士钊：《疏〈黄帝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221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

[58] 《日本留学生调查录》，载《选报》，第10期，1902-03-20。

[59] 《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二次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