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6月15日，清政府驻日本东京的公使馆里，出现了十三位长袍马褂、脑后垂辫的中国青年。这件事后来被视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转折点。[1]著名的日中文化交流史前辈学者实藤惠秀先生在其开拓性著作中，首先把它定为近代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发端。此后几乎所有研究留日学生史的学者都接受这一看法或与之不谋而合。尽管有的著作将此事与清政府确定留日国策区别开来，并且分析了一些背景情况，但仍然承认其发端地位。[2]

然而，究竟以何时或什么标准定为留日学生发端更为妥帖，并非没有疑义。这一问题至少牵涉四个方面的关系，其一，它标志着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主要流向的逆转。在茫茫大海的古老航道上，过去是运载日本学问僧的帆船驶来大唐，现在却是中国学生搭乘邮轮开向扶桑。其二，它是中国人留学日本的正式发端，在近代中国留学运动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三，它显示了甲午战后中日关系的变化，表明在战争中失败的一方认识到向战胜国学习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从而揭开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其四，它是近代中国向外国学习进程中的一个界标。派遣留日学生及其队伍的膨胀，使得中国人学习西方不仅主要转向以日本为媒介，而且越来越带有东方色彩，表现出开眼看世界视野的拓展。在确定留日学生运动发端时，应当从以上几方面通盘考察。实藤先生正是想指出这些意义，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中引述了日本舆论界的有关评论。可惜所引《太阳》杂志的两篇文章，都是1899年后的作品，不能说明1896年这十三位中国青年出现于日本所引起的反响，以及这一事件的性质和意义。

这十三位青年是：唐宝锷、朱忠光、胡宗瀛、戢翼翚、吕烈辉、吕烈煌、冯訚模、金维新、刘麟、韩筹南、李清澄、王某和赵某。清政府何以要派遣这些学生东渡？事情还要追溯到中国向日本派驻公使之始。

1877年，清政府任命翰林院侍讲何如璋为驻日公使，在东京设立公使馆。起初以为“中东本同文之国，使署中无须另立译官”[3]，结果洋相出尽。一年后，何如璋便向总理衙门抱怨：“东学翻译最难其选，因日本文字颠倒，意义和舛，即求精熟其语言者亦自无多。”不得不“暂觅通事二名”，并要求驻横滨、神户、长崎等地领事“就地觅一通事，以供传宣奔走之用”[4]。这显然有损于堂堂大清国钦差的体面，不利于沟通内外之情。所以继任公使黎庶昌就以“使署理署需用东文翻译”为由，“奏请招致学生设馆肄业，以三年为期”[5]，在使署西侧设立一所东文学堂，“专为学习翻译”，于1882年11月正式开馆。以后即沿为定制，直到甲午战争爆发，才一度中断。十余年来，成效甚微。后来的驻日公使裕庚评价道：

既专为学习翻译而设，不过学至翻译而止，入手之初，未尝计及深造。学堂既设在使署，去高等师范甚远，无所折衷，一教众咻，事事皆从简略。名师既不相就，学生则饱食而嬉，以致成材甚少。使臣虽日加督责，而众人视为具文。又所定章程奏明拔充学习翻译后照章褒奖，并可分派各口充当翻译，于是学生甫满三年，知此捷径，群思弃而之他。既到各口后，又复荒其本业，不加温习，一经传语，动辄贻笑，翻译东文，错谬多端。[6]

总之是一塌糊涂。尽管裕庚的话不乏官场中司空见惯的贬低前任恶习，以及在变法浪潮之下的自我吹嘘，多少还是反映了一些实情。

甲午战后，裕庚接任驻日公使，于1895年9月抵达东京，不久即着手恢复东文学堂。他与日本外务大臣兼文部大臣西园寺公望多次商议，认为在使馆内设立学堂不如将学生送到日本学校附读，较为切实。遂将此意报告总理衙门。次年4月，总署奏请批准了这一要求。裕庚遂派已预定为横滨领事的湖北补用知县吕贤笙前往上海、苏州一带招收学生，往返两月余。1896年6月15日，吕率领选定的十三位青年抵达东京。他们在使署寄居半月后，于6月30日入校学习。

按照中日双方达成的协定，这批学生的教育委托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负责，由他和裕庚共同在高等师范附近设立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校”，由本田增次郎任东文监督，町田弥平为东文教师，两人的束脩以及学校的全部费用由清驻日公使负担。开始这些学生连假名也不认识，以后课程逐渐增加，共分为两类，除星期日外，每天上午和晚上由教师教授或自习外交史、日本文法、日本尺牍、汉文、日文书写以及阅报等，下午则到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地理、初级高等物理、高等初级数学、历史、兵式体操。[7]

由上可知，这批学生的所谓“留学日本”，不过是在延续原来使馆东文学堂的基础上略加变通，即将以前专属于使馆的东文学堂改为同时还由日本文部省委托的高等师范负责部分教务；所学课程则从专攻日文扩大到一些基础科目；学堂也由使馆迁到高等师范附近的一座校舍。但是，这些并未改变东文学堂的性质。

首先，培养学生的目的没有变，仍是训练为使馆服务的翻译人才，因而官方继续称之为“东文学生”。直到1898年，清政府没有再派学生留日，裕庚也未提出这种要求。因为10名翻译已足以应付使馆业务需求，而清政府并没有将他们别作他用的意向。学习基础课程，最初不过与京师同文馆一样，仍是为了翻译上的需要。随着形势的变化发展，特别是变法运动的兴起，才逐步扩大用途。

其次，学堂及学生的隶属关系没有变，学生并不是直接进入日本学校，而是单独设立了一个附读班，这样既便利了学生学习，又保证了使馆的权限。不仅全部的学生学费、教师薪水和学堂费用由使馆承担，[8]而且每隔一星期要将学生接回使署面加考验，“教师教导不力者，告知学校长更换；学生怠惰荒嬉者，由学校长转告使署撤回”。其中3人不久即因“纨绔性成，紊乱规则”，受到“登时撤令内渡”的处分。[9]甚至学生患病也由使馆接回调理，并负担一应车、饭费用。

东文学堂的复办及其变通，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甲午战争前后中国人对日观复杂变化的心路历程。甲午一战，清政府水陆两军在历来不为中国士大夫所正视的“倭寇”手下惨遭败绩。但是，统治集团的君臣们，包括以“求新”自我标榜的洋务派，都没有向自古就从中国引进文明的战争对手学习的勇气和胆识。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强盛，早已使清政府感到震动。特别是历届驻日公使，耳闻目睹那些日新月异的变化，都意识到日本将成为中国的一大威胁。首任公使何如璋即实际上承认明治维新是“时事之转移固自有其会”[10]，继任黎庶昌也感到日本“近年事事讲求，海陆两军，扩张整饬，工商技艺，日异月新，物产又极富饶”，“其力量几与西洋次等之国相敌”[11]。然而，要放下大清皇朝钦差的架子向“倭夷”屈尊，实在是他们不敢也不愿想的事。

权力之争和策略考虑曾导致一部分洋务派官僚倾向于联合日本。张之洞、刘坤一等人主张与英日结盟反对沙俄，形成一个松散的联日派。但他们更要维持居高临下的门面，自欺欺人地说日本是易于笼络的小国。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洋务派很难提出学习日本的政策。尽管他们出于洋务的需求，可以向日本派遣少数留学生。

敢于学习日本，是维新派的功绩。一些早期维新思想家在将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进行比较时，明确指出二者的优劣是非。特别是康有为、梁启超，不仅公开把日本由变法而强盛的事实作为范例，而且在制定变法方略时，不同程度地参照借鉴了明治维新的模式与经验。不过，甲午战争前，就是在这批人的心目中，也还或隐或现地含着对“区区三岛”的轻蔑之意，因而在承认明治维新成就的同时，多少保留了几分天朝上国的盲目自尊。

甲午战败的惨痛事实，打破了洋务运动30年，国防“深固不摇”的神话，人们不得不对东洋人刮目相看。但战败屈辱所激发出来的民族悲愤情绪和同仇敌忾心理，使人们一时还不能冷静下来思考问题。而三国干涉还辽成功所引起的远东局势新变化，又给沙皇的狰狞面目蒙上一层柔光。在统治集团中占上风的亲俄派固然奉沙皇为救星，就连刘坤一、张之洞等人也来了个180度急转弯。刘坤一上书密陈联俄拒倭大计，正式承认自己过去的失误。他说：“或谓俄与中国接址最宽，将来必为害于中国。臣前此亦以为然，今则颇知其说之谬。”“以臣愚见，各国之患犹缓，惟日本之患为急。”因而建议：今后“凡与俄交涉之事，务须曲为维持；有时意见参差，亦须设法弥缝，不使起衅。中俄邦交永固，则倭与各国有所顾忌，不至视我蔑如，狡焉思启矣。”[12]

在朝野上下一片联俄拒倭的喧嚷声中，无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提出学习日本的口号。1895年张之洞奏议战后补救之策，建议派遣留学生，也仅以欧美为念，没有提到日本。裕庚后来自称到东之始，即以为“翻译不过学业之一途”，俨然已有“振兴人才为本原计”[13]的设想，未必属实。他讲这番话时正值变法运动**，意在邀功，并非真有维新宿志。裕庚任期两年内东文学生人数只减不增，就是对他本人最有力的驳斥。

由此可见，1896年戢元丞等人东渡，既不是甲午战争刺激的结果，也不是中国人认识到向日本学习的必要性，因而鼓动留学日本的产物。甲午战争造成的严重民族危机，的确大大激发了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和变革决心。但历史毕竟是具体而复杂的，如果把战后的一切变化都与此直接联系起来，看不到在警醒与学习敌手之间还有一个转变过程，而且其难度不亚于鸦片战后士大夫经历的磨炼，则不免失之简单笼统。

那么近代中国留日学生发端定于何时为宜呢？

从中国方面看，产生派遣留日学生的动议比较晚，而日本方面则早就有此打算，特别是日本军政界中一批对华野心不断膨胀的人，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之日起，就积极策划利用互派留学生来培植亲己势力。“内务卿大久保利通，根据奉使北京的实际经验，深感对华问题不能付之等闲。迨西南战役以后，一八七七年十二月，趁中国首任公使何如璋、副公使张斯桂等抵达东京的时机，为两国间彼此交换留学生及善邻亲睦起见，特纠集少数有志之士，创设振亚社，不时集会。”[14]1880年3月，这批人组成了兴亚会，特邀何如璋到会祝词，并开办中国语学校，教授日本青年。1898年，该会将横滨大同学校总教习徐勤以及自费前往日本留学的维新派骨干罗普吸收入会。[15]以后兴亚会并入东亚同文会，后者成为日本最积极干预中国留学生事务的组织，先后在东京和中国的上海、南京等地开设同文书院。1902年又利用成城学校入学事件企图取得保送自费生进入日本军校的垄断权。不过，兴亚会提出的互派留学生的计划，由于中国方面持有戒心，长期未能付诸实现。

关于留日学生的概念，并无严格界定，其中不仅有从中国本土去的青年，也包括旅日华侨商民的子弟。有些专为后一类人开设的学校，如神户的同文、横滨的大同学校，后来也吸收国内来的学生。而第一所华侨子弟学校横滨中华学堂，早在1885年即已创立。[16]不过，按照惯例，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能将这些学校的学生算作留学生，一是就读于此的华侨子弟进入日本学校，一是国内前来求学的青年。[17]这一约定俗成的概念同样适用于使馆东文学生，如唐宝锷、胡宗瀛在留学生题名录上签署的留东日期，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二月进入早稻田大学和青山农学校，[18]而不是1896年6月进入附读班，可见他们本人也没有把1896年东渡视为自己留学生涯的正式开端。

我国最早名副其实前往日本留学的是广东顺德人罗普。罗字孝高，是康有为万木草堂的嫡传弟子。1897年，他只身漂洋过海来到日本，次年初“由日本当道举入”早稻田专门学校学习法科，“讲习万国律例之学”[19]。据与他同屋居住的日本友人田野桔次说：“当时东京留学生亦未有一人也。”[20]冯自由《革命逸史》称罗是中国学生进入早稻田专门学校的“第一人”[21]，其实他也是近代中国留学日本的第一人，起码是首批留日学生的代表者。

与之同时，还有一些民间人士前往日本求学。如1898年1月汪康年到日本考察报务之际，就在大阪见到正在山本宪的家塾中学习日语的汪有龄、嵇侃两位留学生。[22]当然，他们的行动仍属个别现象，但反映了当时中国人通过日本学习西方的意向，预示了一种呼之欲出的新趋势，表明中国人留学日本是维新浪潮推动的产物。罗普赴日是否得到康有为的赞助支持，不得而知。不过，维新派的《知新报》将此事列入“创新要事”，予以综合报道，称赞其“慨然有志”[23]，表明了这一派人的态度。

甲午战后，维新人士以战争胜负的鲜明对比为据，大声疾呼变法图强，指出日本强盛的原因之一，在于“遣宗室大臣游历各国，又遣英俊子弟诣彼读书”[24]。日军所以屡胜，是因为“将士出于学校，练习有素”[25]。梁启超还上书张之洞，认为“日本变法以学校为最先，而日本学校以政治为最重”；中国对西学则“仅袭皮毛，震其技艺之片长，忽其政本之大法”[26]，建议效法日本，改革体制课程。一面鼓吹留学的必要与重要，一面比较中日的优劣，自然有助于造成学习日本的舆论氛围。

中国有可能派遣留日学生，也由于战后中日关系的紧张状态有所松驰。1897年年底，德国强占胶州湾，沙俄趁火打劫，紧跟着占领了旅大。这种**裸的侵略行径，给那些曾对沙俄抱有幻想的人当头一棒，朝野上下齐声痛斥沙俄背信弃义，亲俄空气一扫而光。张之洞、刘坤一等人旧调重弹，提出“以兼联英日为要策”[27]。维新派对此积极呼应。胶州湾事件后，日本参谋本部派人来华请助联英拒德，“时经割台后未知日情，朝士亦多猜疑日本，恭邸更主倚俄，乃却日本之请”。康有为走告翁同龢：“明日本之可信，且与日使议请将偿款再摊十年，并减息，日使矢野君极有意。”又为御史杨深秀、陈其璋等草疏请联英日，并作联英日策，遍告朝士。经此事后，“朝士渐知英日之可信，而知俄之叵测，自此群议咸知联英日矣”[28]。康有为趁机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直截了当地建议光绪奉日本为楷模，变法图强。汪康年等人也前往日本，试图联合中日民间势力以救危亡。这一努力得到以江浙为中心的开明士绅的广泛支持。这样，中国派遣留日学生的主客观条件开始形成。

与此同时，日本方面借机施展外交和文化手段。1897年底，日本参谋本部军官神尾光臣、宇都宫太郎等先后来华，在武昌与张之洞、江汉关道以及洋务委员等晤谈，转达参谋部川上操六大将之意，诡称：“前年之战彼此俱误，今日西洋白人日强，中东日危，中东系同种同文同教之国，深愿与中国联络。”请中国派人到日本“入武备及各种学堂，地近费省，该国必优待切教”。清廷担心引起其他列强的进一步要求，谕令张之洞“断勿轻许”[29]。但张之洞不肯作罢，一面再次奏陈：“惟彼言深悔前年不应与中国战争，今愿遣我人赴东入各种学堂云云，洞甚嘉许之。”[30]一面决定让郑孝胥等3人于次年春选派学生“赴东洋入武备农工各学堂”[31]。

1898年，维新运动声浪日高，日方活动也更加积极。驻华公使矢野文雄于5月间函告总理衙门：日本政府“拟向中国倍敦友谊，藉悉中国需才孔亟，倘选派学生出洋习业，该国自应支其经费”。接着又亲赴总署面陈：“中国如派肄业学生陆续前往日本学堂学习，人数约以二百人为限。”[32]

矢野的态度并不代表日本政府的立场，当他将情况报告外务省请求指令时，外务大臣西德二郎“颇感意外”，认为费用太巨。“然既已表示，已难取消，兹后若清政府对于右记所作表示决定派遣留学生，宜限定最少人数，以观对方回答。希勿由我先为挑动，任其自然可也。”[33]不过，神尾光臣、宇都宫太郎和矢野文雄先后向清政府做出同一姿态，绝不会是偶然的巧合。他们的言行显然反映了日本一些政治势力的意愿，而且很可能受到高层的指使，所以敢于如此独断专行。宇都宫太郎等在与张之洞密谈时即声称：“实系奉内旨而来。”[34]矢野在复西德二郎的信中，毫不掩饰其野心，他说：

如果将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国新人材散布于古老帝国，是为日后树立日本势力于东亚大陆的最佳策略。其习武备者，日后不仅将仿效日本兵制，军用器材等亦必仰赖日本，清国之军事，将成为日本化。又因培养理科学生之结果，因其职务上之关系，定将与日本发生密切关系，此系扩张日本之商业于中国的阶梯。至于专攻法政等学生，定以日本为楷模，为中国将来改革的准则。果真如此，不仅中国官民信赖日本之情，将较往昔增加二十倍，且可无限量地扩张势力于大陆。[35]

矢野与西德二郎的分歧，并非政策基点的对立，而是步骤方式的区别。所以西德二郎认为矢野的意见“甚善”，只是对巨额经费、来学人选以及能否达到预期目的有所顾虑。

然而，中国方面，朝野上下都把日本的别有用心当成与人为善。1898年6月1日，康有为代杨深秀草拟《请议游学日本章程片》，正式提出派遣留日学生的建议：“以为日本变法立学，确有成效，中华欲游学易成，必自日本始。”既然日方愿意予以优待，“亟宜因其悔心，受其情意”，选派“贡生监之聪敏有材、年未三十已通中学者”[36]赴日留学。总理衙门议后奏称：“拟妥定章程，将同文馆东文学生酌派数人，并咨南北洋两广两湖闽浙各督抚，就现设学堂遴选学生咨送总理衙门，陆续派往。”[37]只是对任人报名之法有所保留。光绪当即批道：“出国游学，西洋不如东洋。东洋路近费省，文字相近，易于通晓，且一切西书均经日本择要翻译。着即拟定章程，咨催各省迅即选定学生陆续咨送；各部院如有讲求时务愿往游学人员，亦一并咨送，均勿延缓。”[38]以后日本政府又“允将该国大学堂中学堂章程酌行变通，俾中国学生易于附学，一切从优相待，以期造就”。清廷遂正式下旨：“著各省督抚就学堂中挑选聪颖学生有志上进、略谙东文英文者，酌定人数，克日电咨总署核办。”[39]并向日本政府递交国书，表示谢意。至此，派遣留日学生成为维新变法的正式国策。

一些实权在握的地方督抚的反应比诸多掣肘的光绪更为敏捷。1898年3月，南洋官费生杨荫杭、雷奋、杨廷栋等一行数人抵达东京，是为近代中国最早的官费正式留日学生。同时到东的还有富士英（浙江）、卢藉东（广东）等人。5、6月间，浙江官费生钱承志等4人以及湖北官费生萧星生等到达日本。这一年，南北洋、湖北、浙江陆续派出官费生64人，[40]另外还有毕永年、冯斯栾、范源廉等十三名自费生。[41]

这时，那批东文附读生已学满两年，裕庚奏请将其中可堪造就者选入高等学校继续深造，东文学堂无形解散。以后，继任公使李盛铎又重新恢复使馆东文学堂，“内有监督官一人，中东教习各一人，学徒五六人”[42]，以应付政变后尽废新法的局面。有的地方督抚计划大举派遣留日学生，如张之洞拟“选择聪颖子弟湖北一百人，湖南五十人，前赴日本学习武备、格致、农商工艺，兼通各种专门术业”[43]，湖南甚至已出示招考，后因变法不幸夭折而搁浅。不过，由于洋务派督抚对慈禧“尽废新法”的旨意有选择地进行了抵制，加上许多维新志士亡命日本，此后几年间，留日学生队伍仍在逐步扩大。《辛丑和约》后，清政府重行新政，留日学生人数激增，形成一支重要的社会趋新力量。

综上所述，留日学生的正式发端定于1897年年底或1898年更为恰当。尽管清廷将派遣权限下放到各省，各地首批留日学生东渡时间相去甚远，如甘肃晚到1905年后才开始派遣，但并不影响事情的基本性质。

留日学生运动一旦发端，就不断冲击着旧的统治秩序，成为整个近代留学生运动的重要分水岭。1904年年底，《外交报》一篇题为《论近日派遣留学生之利害》的论说，对此做了精辟的概括分析：

我国自道光二十三年、咸丰八年两次败于欧人，于是惊心动魄于西洋之文明，而谋有以输入之，乃有派西洋留学生之事。然此后二三十年间，派往之人，为数甚少，而其人归国，亦无影响于国家。其上等者，闭户读书，不与世事，彼无所干于社会，社会亦不知其人。此等人与向来之读书人无异，世未之奇也。其下等者，持其所学之语言文字以为羔雁，营营于利禄之途，除此则皆所不计。此等人与向来之流俗人无异，世亦未之奇也。故留学生遂与社会相忘，社会不蒙留学之利，亦不蒙留学之害，遂若无此留学生者然。……自光绪十七年大败于日本，于是惊心动魄于东洋之文明，而谋所以输入之，乃有派东洋留学生之事。论者犹以为与前之派西洋留学生等耳，而岂知其后之效，乃与昔大异。昔之留学生，绝无所表现于社会，而今之留学生，则崭然现其头角，为通国中之一种新人物。[44]

这种界标的意义，显然不能从1896年的东文附读生或更早的洋务学生身上体现出来。只有在维新运动激励下东渡求学的青年，才会迅速与新兴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建立联系，参加救国和革命运动。而原来附读生中的戢元丞等人，也是在正式进入日本学校后，才积极投身于斗争洪流。因此，适当调整留日学生发端的时间概念，更有助于研究其地位作用，进而认识甲午战争与戊戌维新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1] 这批学生到日本的时间，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记为旧历三月底，而清驻日公使裕庚在向总理衙门呈报的《第一次收支各款清单》中，则指明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五（1896年6月15日）为“到东之日”。旧历三月间总理衙门仅根据裕庚来函，奏准招收学生送至日本学校学习，尚未实际选送。

[2] 参见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石锦：《早期中国留日学生的活动与组织》，载《思与言》，第6卷，第1期。近年来大陆有关著述基本沿用此说。

[3] 《东文学堂》，载《中外大事汇记》，学术汇记第一之二。

[4] 《使日何如璋等奏分设驻日本各埠理事折》，光绪四年十一月十五日，见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卷十四，北平，1933—1935。理事即领事。

[5]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遵议在日所招东文学生毕业后应如何待遇片》，光绪十年七月初五日，见故宫博物馆编印：《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1932。

[6] 《出使日本大臣裕庚奏拟变通东文学生请奖章程折》，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三日，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二。

[7] 《东文学生逐日现习功课清单》，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二。

[8] 1897年1月27日总理衙门在奏报此项经费时称：“查东文翻译一项，向在使署立学，按年列于出使经费内作正开销。”“此次学校经始动用经费数目核与向章作正开销之处，系属相符，应如所报准销。”《出使日本大臣第一次收支各款清单》，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十。

[9] 《出使日本大臣裕庚奏拟变通东文学生请奖章程折》，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二。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称，韩筹南、李清澄、王某、赵某等人归国的原因，一是不能忍受日本小孩频呼豚尾的戏弄；二是觉得日本食物难以下咽，这只是依据相关资料推论，似不确。

[10] 何如璋：《使东述略》，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11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

[11] 《出使日本大臣黎庶昌密陈日本近日情形片》，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二。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书·刘坤一遗集》第二册，奏疏卷二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59。关于刘坤一、张之洞等人态度的变化，参见Don.C.Price，Russia and the Root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1896-1911。

[13] 《出使日本大臣裕庚奏拟变通东文学生请奖章程折》，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二。

[14] 东亚同文会编：《对华回忆录》，465～466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59。

[15] 《旅日本中华士商创兴要事汇记》，载《知新报》，第51期，1898-05-01。

[16] 1885年，横滨董事（此为清政府领事选派有力绅商担任，分管当地华侨事务）陈瑞璋等集资“创设中华公学，规模宏整，商民子弟，皆得入塾读书”（《出使日本大臣徐承祖奏保日本通商口岸董事片》，光绪十一年四月初二日，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八。）。

[17] 参见《游学汇志》，载《选报》，第42期，1903-03-08。

[18] 《清国留学生会馆第四次报告》。

[19] 《旅日本中华士商创兴要事汇记》，载《知新报》，第51期，1898-05-01。

[20] 田野桔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106页。

[21]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29～32页。参见《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附录《广东留学生题名录》。

[22] 《清国新闻记者》，载《大阪每日新闻》明治三十一年一月十七日。山本宪（梅崖）后为1898年成立的大阪日清协合会会员。据蒋裳编《浙江高等学堂年谱》，汪有龄原为蚕学馆所派，后回国要求改习法政，1898年随浙江首批官费留日学生再次东渡。汪后来担任过中国议会书记。

[23] 《旅日华侨士商创兴要事汇记》，载《知新报》，第51期，1898-05-01。

[24] 《上清帝第二书》，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13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25] 《文廷式请开学校讲习武事片》，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初一日，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三七。

[26] 梁启超：《上南皮张尚书论改书院课程书》，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934～936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27] 《鄂督张之洞致总署联英俄仍须联日以戢德焰电》，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见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八。

[28] 《康南海自编年谱》，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138～139页。

[29] 《鄂督张之洞致总署称日武官力陈联英意见电》，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见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八。

[30] 《湖广总督张之洞来电》，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一。

[31] 《鄂督张之洞致总署日人劝郑孝胥赴日学习与联英事无涉电》，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见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八。

[32] 《总理衙门议复游学日本折片》，见《中外大事汇记》学术汇记第一之二。

[33] 河村一夫：《驻清公使时代の矢野龙溪氏》，载《成城文艺》第46期，68～69页。转引自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17～18页，台北，“中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

[34] 《鄂督张之洞致总署称日武官力陈联英意见电》，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见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八。

[35] 河村一夫：《驻清公使时代の矢野龙溪氏》。

[36]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250～251页。

[37] 《军机处传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面奉之谕旨片》，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五日，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二。

[38] 《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二二，北京，中华书局，1987。

[39] 《军机处电寄各省督抚谕旨》，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二日，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二。

[40] 其中南北洋及湖北各20名，浙江4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遵议出洋学生肄业实学章程折》，光绪二十五年七月，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174页。

[41] 据《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二、四、五次报告》；《浙江同乡留学东京题名》，载《浙江潮》，第3期，1903-04-17；《湖南同乡留学日本题名》，载《游学译编》，第10册，1903-09-06。

[42] 六月《官书局报》译自《太阳报》，载《中外大事汇记》，学术汇记第一之二。

[43] 《鄂督张招考出洋学生示》，载《中外大事汇记》，学术汇记第一之二。

[44] 《外交报》，第99期，1904-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