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后，保皇救上、恢复新政成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当务之急。为达此目的，他们设想的主要途径有三：第一，援引列强；第二，兴师勤王；第三，暗杀行刺。

作为积极参与政治角逐的入世者，康、梁不同于一般坐而论道的学者文人，道行清高不得不服从于权力斗争的胜负法则。竞争者虽有革新与守旧的背景差异，但权谋手段如出一辙。只是处于在野地位乃至被迫流亡的康、梁缺少正统性依据，行动更为隐蔽，以后又秘而不宣，借以保持忠正形象，编织道义战胜权奸的神话而已。亡走东瀛之初，梁启超在与日本外相大隈重信的代表志贺重昂谈话中说：

南部各省之志士，咸动义愤，将誓师清君侧，仆等亦不能阻之。然义师之起，其险着居十分之九。盖欧洲诸国，必将承其后，且各省伏莽，纷纷借机而起，**中原，而分割之事亦随之矣。故仆等之意，与其冒此险招而谋之于下，不如公借友邦之力以谋之于上也。

希望由日本出面，联合英、美进行干预，促使光绪重掌大权。他还函邀容闳前往东京，与康有为同航英、美，就此事接洽磋商。[1]不过，康、梁虽然害怕草莽豪强拥兵自重，也同样担心东西列强仗势欺人，趁火打劫，自己背上卖国的千古罪名。要避免起于下、迫于外的割据瓜分风险，最佳良策莫如以暗杀除去西太后和少数顽固重臣，迫退守旧党，拥戴光绪复位，重行新政。

康有为避匿香港之际，宫崎寅藏曾坦然指陈其变法失败的原因在于“徒赖君权，想以一纸上谕来完成这样的大事”，没有以武力作后盾的准备，鼓动其“亲自下结民间志士，起义军于中原”。试图促成维新、革命两党结合，联络哥老、三合会党，掀起一番风云。但康有为将政变归罪于西太后，“说她是东亚的祸根，认为当前的急务在于除掉这个西太后”[2]，并提出借助日本壮士达到这一目的的想法。宫崎虽然不反对暗杀，但批评其求助于日本人是怯懦的表现，以激将法逼康从弟子门生中寻找赴义侠士。

其实，康有为等人并不排除以暴力相加为应急手段。百日维新之前，康、梁鉴于“望在上者而一无可望，度大势必割鬻至尽而后止”[3]，一度趋于激进。梁启超见“草莽之士，多主革命之说，其势甚盛”，自己“亦主张斯义。因朝局无可为，不得不倡之于下也”[4]。他入湘任教于时务学堂，主张实行“急进法”，“以彻底改革，洞开民智，以种族革命为本位”。康有为“沉吟数日，对于宗旨亦无异词”[5]。随之同往的韩文举、叶湘南、欧榘甲等一律本此宗旨，持论急进。湘中士子本有结交江湖的传统，时务学堂学生感受民权思想鼓**，情绪顿趋激烈。据说康有为本人在万木草堂中也“大倡自由共和的理论”[6]。他派梁启超入湘的原因之一，是“以湘人材武尚气，为中国第一，图此机会，若各国割地相迫，湘中可图自立”[7]。

变法为康有为等人开辟了通向权力中心的大道，一旦沐浴光绪的知遇之恩，便视“皇上为大有为之君”，于是“慨然变计，专务扶翼主权，以行新政。”甚至政变后仍指革命“乃谋国之下策”，只能万不得已而用之。面对强邻环伺，豪强蛰伏，瓜分割据的潜在威胁不断加剧的形势，革命“尤为不可行”[8]。

然而，光绪失势不仅令康、梁一派的权力地位一落千丈，更严重影响其信念与希望。因而当危机迫近之际，他们曾试图诉诸武力，以扭转乾坤。政变前夕，康有为等风闻西太后密谋于旧历九月天津大阅时诛杀光绪，感到形势严峻，召毕永年、唐才常率百人督袁世凯统兵围颐和园。他们奏准光绪时，只称废西太后，暗中则使毕“执而杀之”[9]。有此认识，仓皇出逃的康门师徒要跨越暴力行动的心理障碍并非难事，在宫崎的激励劝说下，康门弟子陈士廉、梁元理决心北上刺秦。临行之际，两人分别到宫崎在香港的寓所洒泪告别，表示：“此行已不期再归，也不能再见。如果北方风云有变，即为我死之日。”[10]并嘱托宫崎援助保护康有为，以挽救中国前途。宫崎则劝以切勿轻易赴死，成功后设法全身而退。当晚，陈、梁二人即登轮北上。

不过，保皇派并未就此放弃暗杀计划。此后两年间，在陈士廉、麦孟华、[12]刘桢麟、罗润楠等人的主持下，保皇派一面从海外各埠招募侠士，一面联络两粤的会党豪强，多次组织行动。如广东南海县西樵乡巨盗区新，曾于1899年受保皇派驱遣，“潜行入京谋刺大臣”[13]。加拿大、檀香山等地的保皇会也派归数人任侠。维多利亚华侨关炳响应倡议，回港与刘桢麟等共谋大事，由刘主议，关回乡“招集四方豪杰，千金不惜，即欲刺荣禄，以报六君之仇。不料四方寻觅，竟然有三十四人允诺”。其中为首的十余人，“胆实，有弹必中”。无奈澳门总局调度乖方，关炳几度致函而不一覆，亲往询问，则《知新报》馆已停，总局已撤。“回家对义士说知，则众君大哄，谓愚失信于天下。”关炳只得变卖祖业，自行支敷，因而破家。[14]康门弟子或有谋无勇，或缺乏真才实干，组织不力，加上京师禁卫森严，大内尤甚，几经努力，无一成功。

[1] 《与志贺重昂笔谈》，载《光明日报》，1959-07-09。

[2] 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133～137页。

[3] 《康有为致赵曰生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94页。

[4] 《与志贺重昂笔谈》，载《光明日报》，1959-07-09。

[5] 狄葆贤：《任公先生事略》，见《梁启超年谱长编》，88页。

[6] 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117页。

[7] 《康有为致赵曰生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94页。

[8] 《与志贺重昂笔谈》，载《光明日报》，1959-07-09。

[9] 毕永年：《诡谋直纪》，见《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28页。

[10] 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137页。按该书将两人姓名隐去。据《康南海自编年谱》，1898年10月15日，陈士廉与梁元理“曾冒险难走京师”，欲偷运康广仁遗体南归。此事日本政府曾通报其驻华外交机构（《与志贺重昂笔谈》，载《光明日报》，1959-07-09）。据查，宫崎于1898年9月29日在香港与康有为取得联系，10月19日陪康赴日。北上行刺二门生出发于康离港前数日。另据1900年4月20日梁启超《致〈知新〉同人书》：“去年以来，介之经营此事数数矣，未能一得手。”（《梁启超年谱长编》，225页）陈字介叔。则北上二人应为陈士廉、梁元理，主要目的是暗杀行刺。

[11] 田野桔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101～102页。

[12] 1900年4月29日梁启超致徐勤书称：“麦事弟向不与知，故亦不敢妄议。但去年数次经营北事，不就手犹可言也；至于今年经营豚事，数月不就手，不可言也。”（《梁启超年谱长编》，238页）

[13] 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署两广总督岑春煊奏剿办新广东志气军首要区新等情形折》，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下册，440页。

[14] 1909年11月26日《关炳致康有为书》，见《康有为与保皇会》，4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