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关系的错综复杂，使得长江联合阵营内部分歧丛生。表现之一，以上海为基地的唐才常和以汉口为基地的林圭，与孙中山、康有为的关系亲疏有别，前者主持的自立会“全由康派与唐才常相往来、相计划而成立”[1]，后者统率的自立军，则主要因袭兴汉会而来。长江流域计划，原不限于湘鄂，除安庆、芜湖、铜陵外，由于辜人杰移防南京，以及淮阳盐枭徐怀礼来附，唐才常等又将势力扩展到南京、镇江、扬州，甚至一度有借徐怀礼虎威，以虎军为正兵之意。[2]以后才确定由狄平负责下游，唐才常统军汉口。由于徐反复无常，临阵变节，江宁杨金龙等又因刘坤一复出以及清政府改变排外国策而按兵不动，[3]汉口才成为自立会勤王正军。

唐才常名义上是自立军统领，但主要活动于上海，从事联络与筹款，除几次短期赴汉外，一般靠函电遥控。直到起义在即，才于8月9日从上海匆匆赶赴汉口。真正执自立军牛耳者为林圭。[4]他自1899年11月赴湘不果，改到汉口寻求发展，在毕永年、容星桥等协助下，创办“义群公司”，通过兴汉会的关系，与湘鄂会党建立联系。秦力山称：“吾谓庚子长江流域革命运动大舞台为林氏一人所筑，而其他各人无非备数者。”[5]就自立会而论，此言不无道理。可是林圭看来，汉口之谋由“安兄会中峰于东而定议”[6]，视“本公司”与兴汉会如出一脉，行动方略及人事安排，均向孙中山汇报协商。尽管湘鄂会党首领被离间于前，毕永年出家于后，兴中会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力有所削弱，但兴汉会影响始终保持。而且林圭仍倾向反清革命，每与来访者“纵谈自由平等共和之说，悲满清之暴政，说革命之急潮，其意气甚激昂也”[7]。所以，秦力山后来特意“为林氏呼冤而告我国民曰：林之目的与唐异。唐崇拜康，林崇拜公理。唐为帝党，林为民党。唐主立宪，林主共和。然以唐见信于康，林苟欲以间接见信于康而得其接济，则势不得不枉己以从人。其实林无时无刻不欲出唐之范围外。……唐于会中，几激成内讧，林又起而调和之。”[8]

协助林圭的秦力山、戢元丞等据说也与孙中山订有合作之约。他们不满于唐才常过分依赖保皇会，但或有仰仗其财政接济之需，或认为政见分歧无关宏旨，[9]没有公开反对。这些“隐没宗旨以迁就其手段”[10]的勤王军将的存在，也是孙中山将汉口自立军视同己出的重要原因。

分歧的表现之二，是唐才常与汪康年的明争暗斗。关于正气会、自立会与中国议会的联系与区别，一直语焉不详。早在1901年4月23日，夏曾佑致函汪康年已谈及此事：“今日至难处之事，乃上之人不能分新党之派别，以自立会混之国会，又以爱国会混之自立会，转展相牵，葛藤何已。然亦何怪其然，立会之地同，入会之人亦半同，何怪不并为一谈也。此宜作文一篇，表明新党有若干派，各派之政策若何，则界限明矣。窃意此时是政党萌芽之时，故泾渭未分，将来必各各分别不自讳，如东西各国之政党者也。”[11]而厘清三会关系的关键，正是剖析唐汪矛盾。

正气会成立于1899年12月22～25日间，次年5月唐才常等酝酿改组，并打出自立会旗号办事。7月底中国议会成立后，正式立会。[12]另立自立会，主要目的是“联络长江一带兵官及哥老会等而利用之”[13]，8月井上雅二到江宁活动时，即以中国议会名义联络官绅，以自立会名义联络清军将领和会党头目。[14]同时也是为了避开派系纠纷。在正气会和中国议会中，以汪康年为首的江浙派起着重要作用，而自立会则完全排开汪派。因为“汪与唐心中互不合拍。唐认为汪不可信赖，而汪认为唐有野心”[15]。双方存在严重隔阂。

正气会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哥老会首领张尧卿、辜人杰等，一是革新派人士周善培（孝怀）、汪康年、丁惠康、叶瀚（浩吾）等。虽然干事长、事务员分别由湘籍的唐才常和沈荩担任，但最具实力的还是汪康年等江浙人士。他们在上海活动既久，交游又广，彼此间有着同乡、同僚、同窗、亲友、故旧等多重社会纽带，结成连环相扣的大网，不仅影响左右沪上士林，而且广泛结交往来于此的各省新党。戊戌前与之交往的湘粤人士为谭嗣同、梁启超等。相比之下，唐才常、沈荩等人的资历根底要浅得多。

到了中国议会时期，江浙派势力进一步增强。该会除容闳、严复、郑观应等名高望重者外，骨干成员是唐才常、狄平等康梁派和以汪康年、叶瀚为首的江浙人士。尽管会长容闳偏袒干事兼会计唐才常，但主要权力控制于人多势众的江浙派之手。7月26日首次集会时，叶瀚任主席。7月30日第二次集会选举干部，叶瀚任书记，汪康年任干事，两人既是同乡，又曾同僚。[16]其余两位书记汪有龄（子健）、邱震（公恪），一是汪的亲戚，一是叶的知己。[17]另外8位干事中，汪立元（剑斋）是汪康年的亲戚，沈士孙（小沂）、赵仲宣据说“与汪观点一致”[18]。孙宝瑄（仲愚）则与汪同乡，又曾是《时务报》的重要撰稿人，且地域意识明显。他后来曾说：“盖我国开化之志士，广东、湖南而外，惟吾浙最盛。”[19]戊戌前，他和另一位干事胡惟志（仲翼）与汪康年、宋恕、梁启超、谭嗣同、吴嘉瑞等自比竹林七贤。[20]其余3位干事，郑观应缺乏实力，丁惠康、吴保初与汪康年、叶瀚、孙宝瑄的关系比唐才常要深得多。而唐派的重要骨干张通典、狄平，则未能进入中国议会领导层。

唐才常组建正气会，是为了联络维新志士，聚合江湖豪强，显示组织实力，争取海外财源。但正气会成立后，因名义公开，不便于运动会党，又与汪康年等貌合神离，时生龃龉，于是双方分别筹划自立门户。唐才常与梁启超协商，筹组自立会，“自立会之设也，有康有为、梁启超等通其气脉，有容闳等替其运动，有唐才常等为其主力”，“汪康年深以为非，实有分道扬镳之势”[21]。而汪康年在正气会成立后，也感到受唐才常排挤，颇为失意，[22]企图纠合同志，另立一会。1900年3月12日，夏曾佑函询汪康年：“正气全\[会\]无恙否？更别立会否？公有他图否？”[23]5月，又问以“别会成否？”[24]后来由于唐才常另设自立会，由叶瀚接任正气会干事长，汪康年才试图请东西外人相助，改造扩张正气会。[25]远在四川的周善培对于内部冲突导致“正气不张”，大为“太息”，甚至说：“然见君辈之龃龉，则孤立者又仆之幸也。”[26]

汪康年等见斥于自立会，并非如有人所论，武装起义为中国议会的士绅名流所难梦见。分析正气会、自立会和中国议会的宗旨策略，眼光不能仅仅盯在几份公布的宣言文告上，而忽视政治活动中公开表态与实际方略往往大异旨趣的常规通则。诚然，中国议会成员确有政见分歧，据章炳麟说，行动方略“所执不同”，分为迎跸、排满两派，迎跸派内部，又有文廷式借力东西，唐才常、陈坐镇、狄平密召昆仑，汪康年借资鄂帅等意见，“志士既少，离心复甚”[27]。汪康年还分别游说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等率兵北上勤王，诛杀“不顾国家，不明大局之贼臣”，以“为议和之根本”[28]。后又力辩自己与革命党及江湖中人无关，所请“大率归重于朝廷，致望于督抚”[29]，并指有关蜚语为保皇会诬陷。

但是，一开始就愤而脱会的章炳麟对各派政见方略的概括并不全面。汪康年不仅事后分辩多有隐情，前此上书也是别有深意。当时维新志士包括章炳麟在内，视义和团为顽固党操纵的排外复旧工具，纷纷请求南方各督抚发兵平定，以打击后党，恢复新政，进而变政革新。而且汪的行动为团体公托，对此唐才常亦表赞同。

实际上，汪康年等人早怀反清变政意向。1897年德占胶州湾后，维新人士萌发倚靠民间势力解救危亡之念。黄中慧建议汪康年“纠合山东豪杰倡举义党，以与德抗”[30]。戊戌后，这种愿望日趋强烈，矛头所向，也由外强转向顽固政府。汪康年对章炳麟“无兵枋者之不能变政”[31]的见解及其称赞孙中山“不瓜分不足以恢复”之说“可谓卓识”[32]的评语颇有同感，嘱咐黄忠浩“专以练兵为务”[33]。又不顾清廷三令五申的党禁，积极串联组织，结党救国。他称正气会旨为“本以友辅仁之旨，寓人贵自立之思”[34]，表明正气、自立两会精神相通。由他亲自参与制定，一般会员亦不知情的中国议会绝密宗旨，不但准备暗中动武，而且力图变政自立，“废弃旧政府，建立新政府”。具体方式有二：“一是推一大名人为总统。二是中国各省自行治理。”实行方法则为：“趁现在民心大乱之机，派人去各省，与土匪联合起来以成一派势力。”[35]这一联合民间私党武力变政的宗旨，与唐才常、梁启超的主张是一致的。

汪康年等还努力将此宗旨付诸行动。早在正气会成立之初，唐才常计划请田野桔次率数十海贼突袭北京，杀西太后，“逐尽所有奸人”，并发动会党起义于长江，“一举而屠南京，再举而略武昌，遂可号令于天下”[36]。与此相呼应，在汪康年主持下，派人驻镇江、武汉以通扬沪消息；编排隐语暗码，秘密筹款；在扬州、四川、宜昌、祁门等地以办学堂、开公司名义，招纳豪强。汪本人则在沪广交异人，以为“将来九合诸侯之地”[37]，还准备亲赴镇江、扬州办理各事。

到夏季，四川方面未能打开局面，周善培“极意招徕，渠辈又谓是老酸者，不足与谈生意”[38]，“日日求通”而“力不能通之”[39]。湖北方面，则宜昌有黄小琴者，“情形最熟，愿办宜荆一带下交事宜”[40]。扬州等地进展最为顺利，特使不仅与徐怀礼接洽，还广开门路，用金钱“办理下交”，并建议出具定凭，实行利诱，“以鼓动众心，使为我用”。据称他已联系到可靠之人，“大约凭此君之能事，可撰出佳文二千言，字字皆能得力”[41]。

汪派的活动得到唐才常的协助，后者听说周善培在四川运动会党，“用四五月之力，了无成效”，拟派“湖南伙计来川”，共事联络。[42]因此，当汪派觉得“唐近事可怪可笑甚矣”[43]而加以抱怨时，周善培劝解道：“浏阳之有可疑，仆意此浏阳之隐苦。盖其所谋内圈之事，不如正气之可一一告人。而某君者又为公等所不乐，既得其资，则势不能以告，此其有所难者。特于足下可一直言之而不言，则可惜者。总之，吾党既欲有所营于天下，则凡小疑小嫌，肠胃之间，皆当设一消化之力以待之，乃能相合于永远。”[44]唐、汪两派也深知其优势建立在联合基础上，要想保持对内对外的影响号召力，便不能公开分裂。因此，在自立门户的同时，又共组中国议会。当然，这方面的努力同样受到派系纠纷的干扰，从1900年6月提出组建中国议会，因“互有阻隔，且于经费甚支绌，竟因是迟迟迁延时日”[45]，到7月26日才告成立。

[1] 井上雅二：《维新党的失败及其将来》，载《东亚同文会第十一回报告》，明治三十三年十月。

[2] 1900年梁启超致函唐才常、狄葆贤，谓：“若用虎威，两公入虎穴与否，是一大问题。”“杨（鸿钧）、李（云彪）与虎相合否？能团成一军否？兄意如欲以某军为正兵，则宜入某军。”（《梁启超年谱长编》，224页。）

[3] 1900年7月22日，清廷发布上谕，令刘坤一、张之洞等保护外国在华商民教士，以谋和解，得到地方官吏的支持，长江沿岸湘军将领纷纷改变初衷，重新效忠朝廷（《井上雅二日记》，明治三十三年八月一日）。

[4] 井上雅二：《维新党的失败及其将来》，载《东亚同文会第十一回报告》，明治三十三年十月。

[5] 民表：《林锡圭传》，见《自立会史料集》，232～233页。

[6] 《林圭致孙中山代表容星桥书》，见《自立会史料集》，321～322页。

[7] 田野桔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1章，《哥老会巨魁唐才常》。

[8] 民表：《林锡圭传》，见《自立会史料集》，232页。

[9] 如沈荩对“文字小道，尤不屑厝意，无论若何方面，吾惟以可达吾目的者是用”（黄中黄：《沈荩》，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289页）。

[10] 黄中黄：《沈荩》，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295页。

[11] 《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378页。

[12] 关于正气会的成立时间及主要成员，胡珠生据《宋恕日记》提出新论，惜误解颇多，详见拙文《兴汉会的前因后果》，载《孙中山研究论丛》，第9集。关于自立会的成立，1900年6月6日梁启超致狄葆贤函谓：“来函所论甚当，吾辈宗旨既专在救国会名既已定，改为自立甚好。”（《梁启超年谱长编》，245页）另据《井上雅二日记》明治三十三年七月三十、三十一日记：“唐还打算设立中国自立会。”“唐才常一派的计划，建立中国自立会。”

[13] 井上雅二：《维新党的失败及其将来》，载《东亚同文会第十一回报告》，明治三十三年十月。

[14] 《井上雅二日记》，明治三十三年八月十八日。

[15] 《井上雅二日记》，明治三十三年七月三十一日、八月一日。

[16] 参见叶瀚：《块余生自记》，见《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5辑，480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

[17] 汪有龄为汪康年族叔。1902年邱震病故，叶瀚挽联云：“中国少年死，知己一人亡。”（《饮冰室诗话》，18页）

[18] 《井上雅二日记》，明治三十三年七月三十日。

[19]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辛丑二月二十三日，324页。

[20]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丁酉三月二十八日，94页。

[21] 田野桔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1章，《哥老会巨魁唐才常》。

[22] 1900年2月11日邹代钧致函汪康年予以慰问道：“公在沪既无意趣，虽不因人言而离沪，又何不自为而离沪？”（《汪康年师友书札》（三），2792页）

[23] 《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353页。

[24] 《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358页。

[25] 1900年6月18日周善培函询：“正气会西人肯助，其旨若何？扩充又如何？”（《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196页）汪康年还致函近卫笃麿、大隈重信和犬养毅等日本关注中国问题的政界要人，并寄呈正气会章程，请求援助（汪贻年：《汪穰卿先生传记》卷二，年谱一）。

[26] 1900年5月16日《周善培来书》，见《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194页。

[27] 《再致夏曾佑》，见《章太炎选集》，115页。参见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13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28] 井上雅二：《上海维新党重要人士上李鸿章意见书》，载《东亚同文会第十回报告》，明治三十三年九月。

[29] 《上江督刘岘庄制军书》，见《汪穰卿遗著》，第4册。

[30] 1897年12月24日《黄中慧来书》，见《汪康年师友书札》（三），2267页。

[31] 《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951页。

[32] 1899年7月7日《章炳麟来书》，见《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956页。

[33] 《汪康年师友书札》（三），2294页。

[34] 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卷二，年谱一。

[35] 《井上雅二日记》，明治三十三年七月三十一日、八月四日。

[36] 田野桔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1章，《哥老会巨魁唐才常》。

[37] 1900年7月3日《夏曾佑来书》，见《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365页。

[38] 1900年6月18日《周善培来书》，见《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196页。

[39] 1900年5月16日《周善培来书》，见《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194页。

[40] 1900年8月7日《□存来书》，见《汪康年师友书札》（四），368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41] 1900年8月9日、19日《□存来书》，见《汪康年师友书札》（四），3686～3687页。佳文二千言，即精锐二千人。

[42] 1900年6月18日《周善培来书》，见《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196～1197页。

[43] 《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372页。

[44] 1900年5月16日《周善培来书》，见《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194页。

[45] 田野桔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1章，《哥老会巨魁唐才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