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风云际会，对戊戌后政局早已深怀不满的趋新势力趁机纷纷跃起。经元善的一番话，表达了他们的共同心声：“堂堂中国政府，惑邪启衅，无事自扰，以至宗社为墟，此上下五千年历史所未有，逆藩权奸之肉，其足食乎。此后欲望支那自立图存，全在国民联群一志，并胆同心。舍此外，无可救药之仙丹。”[1]至此，甲午以来兴起的民间救亡运动将清政府从寄望对象中剔除，以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林圭、汪康年等人为轴心，围绕兴中会、保皇会、正气会、自立会及中国议会，形成宗旨、渊源相互交错的派系，在反清变政共识与政见利益分歧的交相作用下，结成既合作共事又角逐争雄的复杂关系。

正如自立军不是保皇会勤王的主力正军一样，自立会也不是保皇会的政治附庸。纵观当时中国政局，以唐才常为代表的长江趋新势力处于反清联合阵营的中枢地位。唐不仅首先提出长江、珠江并举计划，主张大合维新各派，而且广泛结纳湘鄂江淮乃至川豫、皖、赣的维新志士与会党豪强，在革命与保皇两派之外自成一大“革政”势力。保皇会视长江为呼应偏师，唐才常则不自甘偏裨，他在政治上呼吁各派求同存异，组织上坚持联合共举，因而能够独树一帜，赢得普遍支持。正气会、自立会的宗旨与办事方略，既反映出它们外受兴中、保皇两会的牵制影响，内有政见分歧的派别个人，又表达了革新志士的普遍共识。以勤王求自立兴民政，是一个能够最大限度凝聚革新势力的政纲。唐才常劝说“孙康两派，亟宜牺牲小异，同力合作，如保皇或排满名词，皆可摒弃”[2]，的确是时势所趋，不应仅仅从革命与保皇两极对立的是非来评价指摘，而要认真考虑其合理性与现实性，特别是促成联合大举的积极作用。

唐才常等以勤王名义号召团聚趋新反抗势力，而以变帝制为民政为政治目标，准备举光绪为总统甚至另选他人，明显具有反清和反对皇权的意向，既不同于康有为的保皇拥帝，也有异于孙中山的排满革命。推翻后党专权，正是其救亡图存，革新变政的首要一步。而欲达此目的，“必大合而后能办妥”[3]。这与当时多数革新志士的想法不谋而合。汪康年一派的夏曾佑认为：只要宪法上规定，“凡满人所得之权利，汉人均能得之”[4]，便可以填平革命、革政两派的政治鸿沟，达到联合对清的目的。唐才常的大合方略，组织上体现为外联保皇、兴中两会，使之援助长江举义及联袂响应于两广，内聚长江各地的反清革新力量，促使政见策略千差万别的派别个人携手共事。后人看来自相矛盾的宗旨，不仅构成正气、自立会内部各派合作的基础，而且赢得孙中山、梁启超对其中枢地位的承认与支持。

对于联合大举，革保双方的态度并非截然对立。一贯灵活务实的孙中山始终态度积极。他从来主张“联络四方贤才志士”[5]，早在1895年筹划广州起义时，就努力争取维新派的支持，邀请康梁及陈千秋等加入农学会。1897年从欧美返回日本后，又主动函邀梁启超赴日“同商大事”，并设法了解经康有为首肯的“中国群贤之公意”[6]。陈少白、区凤墀等也与康派的何树龄、张玉涛等有交。后者认为：内有康而外有孙，“中国之事，还不能说是毫无希望”[7]。尽管百日维新之际康有为翻脸无情，但戊戌政变后孙中山仍几次登门拜访。通过毕永年的介绍，首先实现与湖南维新派的合作。[8]在其部署下，毕永年联络湘鄂会党，容星桥专办湘汉事务，史坚如再度深入长江，兴汉会系统对自立军的影响，远比以往的认识要深入持久。基于联合大举共识，他又与梁启超等人频繁交往，几乎达到联合组党的程度，甚至表示：“倘康有为能皈依革命真理，废弃保皇成见，不独两党可以联合救国，我更可以使各同志奉为首领。”[9]

孙中山争取维新派的努力，是其扩展革命活动计划的组织保障。他还以兴汉会总会长的身份出席梁启超为林圭举行的饯别会，以示声援。虽然他谴责梁启超到檀香山后专心组织保皇会是“失信背约”[10]，但又接受了后者“借勤王以兴民政”的建议，同意联合阵营使用这一旗号，即不再以皈依革命作为合作的先决条件。论据之一，尽管他深知康有为态度顽固，彼此宗旨分歧，还是远赴南洋，“希望与他磋商，为我们共同路线上的联合行动做出安排”[11]，劝其勿“以区区小事而分立”，趁此良机，“实行大同团结，共同行动”[12]。这显然与所谓1900年4月孙中山接到梁启超的劝说信后，便从此打消与保皇会合作念头的论点相反。孙以必要的让步妥协促成和维系合作局面。南下香港之际，他还托平山周与港澳保皇会员接洽，声称：如事不成，“由他自行其是，吾行吾人之事可也”。新加坡之行受挫，孙中山基本打消对康有为本人的寄望，却未放弃与维新派合作的想法，认为：“大概除了康党以外，都能够结成一体。”[13]

孙中山争取维新派，除支持联合大举外，还想借以取得财政援助，增加政治筹码和选择机会。8月中旬，广东经略受挫，兴中会的财政又再陷困境，孙中山“心中对南方之事似早已感到绝望，想亲自在中央地区掀起波澜”[14]。他与归国参加长江起义的梁启超协调行动，决定暂停广东军事，亲赴上海。临行前他发表谈话说：“在中国的政治改革派的力量中，尽管分成多派，但我相信今天由于历史的进展和一些感情因素，照理不致争执不休，而可设法将各派很好地联成一体。”甚至对一度感到绝望的康有为也改变看法，认为：“对国内的李鸿章等各总督以及康有为一派也应重视，暗中联络。”虽然他声称：此行“不抱任何危险激烈的企图，而是考虑始终采取温和的手段和方法”[15]。但实际上，其不惜犯险归国，最主要目的应是践梁启超前约，与之“握手共入中原”，以期“大助内地诸豪一举而成”[16]。与此相应，兴中会广东分会负责人、列名富有山堂副龙头的王质甫于8月上旬与唐才常同船赶赴汉口，而容星桥则全力相助。如果没有统一部署，行动上很难如此配合默契。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立军是兴中会参与发动的反清起义。自立军失败后，兴中会继续寻求保皇会的合作与支持。惠州起义前，港澳兴中会员还不断前往《知新报》馆，争取保皇会澳门总局的援助。[17]

当然，孙中山及兴中会并不隐诲反满立场，惠州起义时，还有意通过传播媒介公布本派宗旨。香港《孖剌西报》刊登一封广东归善县来函，内称：“某等并非团党，乃大政治家、大会党耳，即所谓义兴会、天地会、三合会也。我等在家在外之华人，俱发誓驱逐满洲政府，独立民权政体。”[18]但也不应低估孙中山策略的灵活性。为了解决财政危机，他甚至不惜与李鸿章虚与委蛇，诈取安抚费，又亲自介入两广独立计划，先举李鸿章为主政，继听刘学询称帝王，除排满外，比梁启超的主张更为后退。如果坚持不肯因时变通，非但不足以显示原则的坚定，反倒有种族狭隘之嫌了。孙中山的恰当选择，不仅推动了联合反清事业，而且使保皇会相形孤立，为庚子后局势朝着有利于革命派的方向发展创造了条件。

保皇会中梁启超在联合大举方面与唐才常共鸣最多，他力排众议，不断呼吁门户之见甚深的本派同人切实支持长江行动。他主持的檀香山筹款因清领事的阻挠迟迟未能收集，为此，他一再函告澳门总局：“伯忠在沪至为关键，此间款又尚未能接济之，如有急需，尊处想必能应手。”希望同门能够“不分畛域”[19]。由于保皇会的勤王战略以两广为重心，长江方面财政上很难分得一杯羹。正是考虑到“今日最急者转饷之事，而此涓滴之数，实\[难\]遍资各路”[20]，他才孤注一掷，托人向美商大笔借贷，并分别致函康有为、唐才常和孙中山，劝各派“不可轻于一掷”[21]，待其借款到手，再同时发动，以求必胜。但又担心“气机已逼，不可能挫其一鼓之勇，贻悔将来”，让唐才常“与诸豪随时行事”[22]。继而鉴于“我辈与贼党今日既已成短兵相接之势，想亦已待无可待”，对唐的“速发之议”亦表“附和”[23]。

梁启超的筹款计划和用兵方略并无过人之处，只是由此表现出来的对长江方面合作大举的真切关怀，在草堂师徒中确属难能可贵。汉口起事前，唐才常向康有为要求：“起义时为领袖者必须身入军中以资鼓励。”[24]梁启超闻讯立即启程归国，可惜抵沪次日，汉口败耗已至，只能着手于营救善后之事了。

在合作大举的战略框架内，梁启超对于同革命党联合也显示出浓厚兴趣。由于孙中山的地位影响不断上升，像康有为那样拒孙联杨（衢云），无法达成组织联合。康排孙的理由之一，是指其“轻率鲁莽”，“要毁坏一切”，而他主张“和平革命”[25]；后来则担心与“著名钦犯”交往，有损于忠臣的形象。[26]这些对于梁启超并不构成障碍。梁在湖南办时务学堂时，见“草茅有志之士，多主革命之说，其势甚盛”，于是“亦主张斯义，因朝局无可为，不得不倡之于下也。”以后他虽认光绪是“大有为之君”[27]而弃革拥帝，又借重保皇防止瓜分割据，但变法流血的刺激令其对主张反清革命的孙中山“异常倾倒，大有相见恨晚之慨”[28]，积极回应孙的联合呼吁，甚至表示联合后让康有为“闭门著书”[29]。欧榘甲、梁子刚、张智若、罗伯雅等也齐声附和。

1899年3月康有为离开日本后，梁启超更加活跃。3月28日，他即复函谢缵泰，对前此进展迟缓的联合与合作事宜表示赞同。[30]在其主导下，保皇派与兴中会的交往日趋频繁，合作之事进展顺利。[31]双方甚至一度进入共同组党阶段。

关于梁启超与孙合作诚意的真伪，颇具争议。一要考虑梁的一贯宗旨与策略；二要从他与孙中山、康有为、唐才常等人的相互关系中测量定位；三要顾及其言行间距。还在日本时，他就告诉孙中山：“至于办事宗旨，弟数年来，至今未尝稍变，惟求国之独立而已。若其方略，则随时变通，但可以救我国民者，则倾心助之，初无成心也。”[32]到檀香山后，又再度声明：“此来不无从权办理之事。”[33]此后其全部言行，证明他的确奉行这一方针。他对康有为、孙中山均有所保留，而全心支持唐才常的长江联合大举。他不满于康有为固执保皇成见，“言保皇会而谓嗤之以鼻”[34]；所办《清议报》“亦始终不登保皇会文字”[35]；募集的款项迟迟不汇往澳门总局，以至康有为斥责其“骄谬专横至极”[36]，“一切大事之误，皆由之”[37]。并常常以梁为戒，教训弟子，令其在保皇会中处于“先生督责备至，朋友之相责尤甚”[38]的孤立境地。

同时，梁启超还接受共和主张，结纳为言革而立的江岛同盟，甚至要康有为息影林泉。对于光绪，则主张“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39]。自立军起义前，梁启超归国途经日本，可能与孙中山会晤过，“为孙有能力而无同志感到可惜”。起义失败后，他仍表示：“目前两广的活动未与孙文一同进行，但将来有必要联合行动。”[40]

当然，梁启超组织上仍属于保皇会，与兴中会是合作而非皈依，又受师尊同门的牵制，需要顾及本派利益和地位。前此徐勤等人因大同学校及《国闻报》所刊《中山樵传》与孙中山、兴中会结仇；横滨华侨为大同学校职员选举及华商会议所之争，分成“孙逸仙”、“梁启超”两派，公开冲突，梁启超一度因此与孙中山“踪迹不得不疏”[41]。联合之事为徐勤、麦孟华飞函告变，梁启超被迫离日，临行虽对孙中山矢言合作到底，但天平不知不觉倒向保皇会一边。

此外，梁对孙中山“常作大言”之类的办事风格不以为然，双方平辈相交，既无师生之谊，又渐少钦佩之心，关系不免疏离。杨衢云曾批评保皇派“太傲慢，妒忌我们这一班贯通中英的学者。他们不愿意同我们平等相处，他们一心想控制我们，或者要我们服从他们”[42]。孙中山也因而指责梁启超“盈满”、“狭隘”[43]。

到檀香山后，梁利用孙的关系，挖兴中会的墙角，又催促港澳同门加紧筹备，与兴中会争夺广东，以免“广东一落其手，我辈更向何处发韧乎？”[44]并让叶湘南派人暗察孙中山的调度计划，办事用人，也处处顾及是否有利于和兴中会竞争。例如他以檀香山“保皇会得力之人大半皆行者旧党，今虽热而来归，彼心以为吾党之人才势力，远过于彼党耳”。若一旦发现兴中会“在港颇众”，而保皇会办事无人，“失意于吾党而不分，返檀必为行者用。吾赔了夫人又折兵，徒使行将军大笑，而回光镜一度返照到檀，全局可以瓦解”[45]。因而坚持不派或少派檀岛会员赴港。

尽管如此，总体上梁启超并非单纯为保皇会争权夺利，而是维系以长江为中心，以革政为目标的联合大举，这从他1900年4月分别致函康有为、孙中山一事可以证明。他一面不顾康“近日深恶痛绝民主政体”，直言万一光绪“不能待我之救”即“已不讳”，“则所以处此之道”[46]，如何讨贼立国，婉转地表达了保皇以外的政治要求，一面又劝孙中山顺应废立之争后保皇声势骤涨的时势，暂弃排满口号，“借勤王以兴民政”，“草创既定，举皇上为总统，两者兼全，成事正易”[47]。他对康孙二人犯颜直谏，借以表达的正是与唐才常相通的宗旨立场，力促两会支持长江大举，或保持行动上合拍。孙梁关系恶化，始于1901年4月至6月孙中山再赴檀岛，发觉当地兴中会尽为保皇会夺占之后。但梁启超前此所为并非存心行诈。1902年，当孙梁交构，“意气尚不能平”之际，章炳麟论及二人反目成仇的因由，有一番中肯的分析，他说：

任公曩日本以□□为志，中陷□□，近则本旨复露，特其会仍名□□耳。彼固知事无可为，而专以昌明文化自任。中山则急欲发难。然粤商性本马鹿，牵制东西，惟人所命。公知□□，而彼辈惟知保皇，且亦不知保皇为何义，一经熔铸，永不能复化异形。中山欲以革命之名招之，必不可致，此其所以相攻击如仇雠也。[48]

仔细品味，章氏仍然相信梁启超确是借保皇之名行革命之实，只是侨商不能领悟其中奥妙，从此变异。壬寅癸卯间，梁继续鼓吹“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甚至不顾康有为严责，要与之“以爱国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49]，实践其抵檀之初对孙中山的承诺。可惜他终究未能摆脱保皇的框缚，旅美后更鼓吹君宪，与革命党成冰炭水火。孙中山坐实其“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欺骗性，认为：“康尚有坦白处，梁甚狡诈。”[50]其实，当年梁启超纵无排满革命真心，却不乏反清变政实意。

对于联合主张，保皇派宗师康有为态度最为顽固。他以革命党为异己政敌，千方百计地划清界限。早在1895年，他就拒绝孙中山加入农学会之请。戊戌骤得光绪恩宠，更担心与革命党交往于己不利，指示同党与兴中会断绝往来，使两派在横滨、香港等地关系趋于紧张。亡走日本之际，又坚拒几度来访的孙中山于大门之外。甚至与孙中山有关之人亦在排斥之列。1898年9月，毕永年在北京向他引荐平山周、井上雅二等人，“康但欲见井上，而不愿见平山，谓平山乃孙文党也”。连毕永年也觉得“殊可笑矣”[51]。到日本后，他又因毕永年先访孙中山而“顿起门户之见，闭门不纳”[52]。对门下弟子亦以此分亲疏。梁启超等与孙中山过从甚密，备受猜忌指责，而罗普“以不与江岛之盟，不猖狂言革，故长者独信之爱之”[53]。新加坡疑狱给两派活动均造成不利影响，康有为却庆幸因此“益明我与彼之不相合”[54]。

唐才常、林圭等不仅与孙中山订殊途同归之约，而且与兴中会员共事，又不满于康党的傲慢偏见，加上正气、自立会宗旨和组织上的独立姿态，康对此耿耿于怀，不能充分信任支持。参加自立会事的井上雅二感到，康“从来不注意得会众之心”，只是“在两广聚集宗徒，嗾使唐景崧所部及三合会一派党徒进行骚扰”[55]。自立军失败后，澳门总局断然拒绝兴中会的求援，康有为更深怀敌意，将保皇会因胆怯力弱而主动放弃在粤举事说成是“惠事及焚抚署一事所牵致”，诬蔑兴中会故意破坏，“欲图塞责，且以牵累吾党”，并要求登报声明：“保皇与扑满相反”，将“惊粤”罪责推给革命党。[56]勤王运动偃旗息鼓，康不但诋毁革命党，还指汪康年告密破坏自立军，指长江行动妨碍两广，指梁子刚办粤事牵制取桂，指统兵将帅费饷败事，指华侨捐款少而期望切，指容闳、荷马李等志大才疏。除草堂弟子外，几乎一切同道旧友都在攻诋嫁祸之列。这般政治品行，使其众叛亲离，陷于孤立。

不过，康有为虽将用兵重心放在两广，对长江大举未尽力支持，但也没有用保皇会的宗旨方针强制干预，算是默认变政纲领与联合方略。此外，康、孙矛盾也夹杂利害计较及人事纠葛。康不愿以声势影响蒸蒸日上的孙中山作为合作对象，害怕因此丧失权力地位，却一直与谢缵泰保持接触，对其提出的“在维新工作中联合与合作的主张”[57]表示赞同，洽谈与杨衢云联合事宜。对于梁启超提出的“万一”忧虑，康有为也并非毫无考虑。他曾亲口告诉加拿大保皇会骨干叶恩：“上不能救，则必自立，且言求广东自立。”[58]在其使用的电报密码中，既严格区分“孙党”、“我党”，对兴中会保持戒心，又有“一定于勤宗旨方易办事”，“一定于革宗旨方易集事”[59]的权宜选择，准备适时变换旗号。可惜康有为疑心过重，双方缺乏沟通，加上孙中山介入了刘学询的图康密谋，[60]与李鸿章先后就广东事宜所作种种交涉又以刘为中介，更加深了彼此误解，令康有为杯弓蛇影，两派在日本、香港等地的冲突不断升级扩大，最终导致公开决裂。

[1] 《汪康年师友书札》（三），2429页。

[2] 唐才质：《自立会庚子革命记》，见《自立会史料集》，67页。

[3] 1900年1月26日《林圭致孙中山代表容星桥书》，见《自立会史料集》，322～323页。

[4] 1900年6月22日《夏曾佑来书》，见《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363～1364页。

[5]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页。

[6] 《孙中山全集》，第1卷，179～180页。

[7] 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114页。

[8] 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见《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专辑》，302页。

[9]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74页。

[10]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16页。

[11] 《孙中山全集》，第1卷，195页。

[12] 明治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福冈县知事深野一三致青木外相，高秘第770号。

[13]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1、196卷。

[14] 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218页。

[15] 《孙中山全集》，第1卷，198～199页。

[16] 1900年4月28日《致孙逸仙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258页。

[17] 松冈好一：《康孙两党之近情》，载《东亚同文会第十三回报告》，明治三十三年十二月。

[18] 《广东惠州乱事记》，载《中国旬报》第27册，1900-10-27。陈春生《庚子惠州起义记》文字稍异。《清议报》第62册从香港《西字日报》转译此函，则作“本会首并副会首等誓灭满洲，重立新君，以兴中国。”

[19] 1900年4月13日《致总局诸兄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224页。

[20] 1900年4月29日《致星州先生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240页。

[21] 1900年4月4日《与忠雅两兄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213页。

[22] 1900年4月12日《致忠雅两兄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222页。

[23] 1900年4月20日《致忠雅两兄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224页。

[24] 《梁启超年谱长编》，245页。

[25] 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见《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专辑》，298～299页。

[26] 1904年12月3日《大陆》杂志第2年第9号所刊《钦差大臣》记：康到日本后，“孙三次造访，康皆拒不见。后孙之友某日人与康笔谈，偶及拒孙之故，康曰：‘我是钦差大臣，他是著名钦犯，不便与见。’”

[27] 《梁启超与志贺重昂笔谈记录》，载《光明日报》，1959-07-09。

[28]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28页。

[29]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59页。

[30] 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见《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专辑》，303页。

[31] 据现有资料可证，梁启超于1899年5月1日在东京与孙中山约晤（明治三十二年五月二日东京警视总监报乙秘第629号）；6月初在横滨文经商店与杨衢云会晤（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见《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专辑》，303页）；7月8日在横滨和章炳麟等与孙中山会晤（参见拙文《孙中山生平活动史实补正：1895—1905年》，载《中山大学学报论丛·孙中山研究论丛》，第4集，1986年）；7月在东京上野精养轩与孙中山洽谈行动方略，并到孙的寓所叙谈（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44～46页）；8月11日与孙共同出席犬养毅在横滨住吉町六丁目千岁楼为华商会议所争执事举行的调解会（明治三十二年八月十二日神奈川县知事浅田德则致青木外相秘甲第380号）；是年秋，两度函约孙中山，为之介绍周善培，并商一切事务（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64页）。另据梁令娴回忆，当时梁启超多次与来访的孙中山高声辩论革命之道，各叙所见，状至融洽（见罗刚：《中华民国国父实录》，第1册，492页）。

[32]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44～45页。

[33]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6集，14页。

[34] 1900年6月27日《致徐勤书》（一），见《康有为与保皇会》，132～133页。

[35] 1900年4月27日《致雪兄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238页。

[36] 1900年6月27日《致徐勤等书》（一），见《康有为与保皇会》，132页。

[37] 1900年6月5日《致徐勤等书》，见《康有为与保皇会》，101页。

[38] 1900年4月27日《致雪兄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238页。

[39]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29页。

[40] 《井上雅二日记》，明治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承亚细亚大学容应萸博士指出中译本的错误。

[41] 《梁启超与犬养毅笔谈》，见《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406页。

[42] 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见《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专辑》，303页。

[43]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44～45页。

[44] 1900年3月13日《与夫子大人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201页。

[45] 1900年4月29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233页。

[46] 1900年4月12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221页。

[47] 1900年4月28日《致孙逸仙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258页。

[48] 1902年3月18日《致吴君遂等书》，见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162～16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49] 1902年5月《与夫子大人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286～287页。

[50] 《孙中山全集》，第1卷，229页。

[51] 毕永年：《诡谋直纪》，见《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26页。

[52] 民表：《毕永年传》，见《自立会史料集》，229页。

[53] 1903年4月1日《与勉兄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317页。

[54] 1900年8月12日《与同薇书》，见《康有为与保皇会》，179页。

[55] 井上雅二：《维新党的失败及其将来》，载《东亚同文会第十一回报告》，明治三十三年十月。田野桔次据此写成《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1章第5节，内容有所增删。

[56] 《康有为致邱菽园书》，见汤志钧：《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载《近代史研究》，1992（2）。

[57] 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江煦棠、马颂明译，见《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专辑》，303页。

[58] 《徐勤致康有为书》，见《康有为与保皇会》，202页。

[59]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548～553页。

[60] 1899年7月至9月，刘学询借考察商务之名赴日，与日本政府密商交康之事，其间曾与孙中山接触。11月，李鸿章、刘学询有过利用孙中山诱捕康有为的计划。至于孙如何回应，不得而知。参见李吉奎：《孙中山与刘学询》，载《孙中山研究论丛》，第5集，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