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中旬，北方形势骤变，联军开始水陆进攻。清廷于6月18日急电李鸿章北上。虽然李借故拖延，保皇会得知的消息却是“北乱李行”。李鸿章的生死去留，一直是影响保皇会广东方面行动的要素之一，开始试图以暗杀除去，以后又一度计划“得省城不必戕肥贼，但以之为傀儡最妙”，借以收示人文明，“寒奸党之心”[1]，易办外交，安静地方四利。6月初保皇会全力向西，但仍流连于东，派眼线住关房，“打探实真（二九）情形，若必不能，则专西事”；同时继续要求澳门总局对“刚事必极力招呼”[2]。

康有为所发指令表明他依然举棋不定，既要求“先将全款办翼军事，一文不留，一事莫支”，“聚精神，聚全款，聚人才，专应翼军，赶速应之”，又声称：“军事难定，原难遥制，汝等可相机酌之。若廉处一举，当此人心，可四处应，如火燎原，惟今之时为然。如此，又不必泥翼之一军耳。或粤中可取，则先图之。计二九当此必大动心，或可为也。”[3]

李鸿章北上的消息传出，保皇会在广东举事的顾忌大为减轻。6月20日，康有为即指示欧榘甲等：“前书条理稍异，可与诸子竭力图粤事。”广东方面仍由梁炳光统大局，林玉、版筑、三品等伏兵于广州近郊的狮岭或曹涌，假清军刘永福旗号，奔袭劫城，并一度有调驻广州湾的陈翼亭部奔袭省城的动议。不惜动用广西一路的勤王正军，反映康有为有过弃桂图粤的念头。但他又向欧榘甲表示：“若仍用前议图湘、桂，则汝偕翼行可也。”[4]其本意“始以力薄，故全力图东栈。然岛力欲羽异西，吾亦以为立不败之地，极佳”。集中一路变成两地并举，相机行事。这时海外华侨捐款既多，历时又久，对保皇会迟迟不举啧有烦言。康有为迫于压力，在毫无把握的情况下，令各路人马迅速发动。其“总以速为主，然又不可因我催而乱来也”[5]的两可指令，让各路统领进退两难。

取粤的最终目标是北上勤王，因此康有为认为：“岛虑甚周，极欲羽异正军捣西，既可必得，又可令粤响应，又处于不败之地，无论粤中得不，而西可必得而入湘也。”[6]6月下旬，他函示徐勤等：“若布置停妥，则并力西向，较为长策。”[7]并解释道：“吾今注意于东，且虑大敌环来，故欲特留大将才，即练大兵以当之。然得粤究以长驱为要，长驱仍以翼为之。”广东“有刚统大局，有版、品、林诸人，或可以守，则羽异往西亦极稳。”[8]视取粤为巩固后防，袭桂才是勤王进取。

7月18日李鸿章北上后，保皇会更加偏重取粤，并进一步制订出具体计划：挑选精勇选锋分队入城埋伏，首先袭夺水师舰船，以舰炮轰击城池；于观音山五层楼及各城门遍插预先制作的清军旗帜灯笼，布为全城兵变疑阵，趁乱夺城；然后“挟德寿出示遍谕勤王”[9]，传檄州县，夺饷械，募款项，练精兵，安商旅，设民政局，照会各国领事。但康有为还在犹豫不决。他指示办事人：“此刻专注东省（以李去之故），若得手，则取其军械、财富，天下不足定。倘度不能得手，则切勿发也，必聚全力于西省，直趋湖南。”“或全力取东，或全力趋西，此间不能遥断。或两粤并举。”“务求一发必中，便宜办理，不拘一说，避实击虚。”[10]

与此同时，唐才常电催康有为还港，“预备入江入津，因外国欲救上也”[11]。康遂通电各国，探测它们对营救光绪的态度，以便相机决定“还港调度”还是随英国军舰“赴京救上”。虽然他曾完全指望外强保救光绪，甚至公然号召助洋人攻团匪以救上，但对列强仍然怀有戒意，担心一君一臣孑然在北，即使侥幸南渡，订立和约时，“既受彼厚恩，又绝无势力，只得俯首，一切惟命。是吾为安南也，是卖国自吾也，不然亦为波兰、为埃及，恐土耳其亦不可得也”。在他看来，救上的目的在于变法，而变法“非经雷霆扫**之威，未易行也。即论救上，亦须我军威既立，能直捣京师，然后请西人从中调和，成之和议乃易。不然南还，亦必吾南中亲军已立，然后可靠。不然，则李傕、郭汜之流，可夺上而生他变耳”[12]。将保救光绪的重心由倚赖外强转到自己的勤王武装之上。后来英国政府提出，以得到光绪的求救手谕为出面干预的先决条件，北上化为泡影。而还港“明购械治兵”之举，也担心刺激广州清军加强戒备，城“反难取，故不还港”[13]。

正当保皇会在两广左顾右盼之际，汉口自立军已如箭在弦，不得不发了。这时保皇会用兵的重心仍在两广，梁启超赶赴自立军起义不及，在上海即表示：“也许将去两广。似乎与两广的唐景崧已经联系好了。”[14]除原定计划外，5月间，保皇会日本总部以“今日办事，不能不借外力”，指示洛杉矶分会，以矿物、铁路为报酬相诱，游说“既知兵，而且有此志”的美国人荷马李在保皇会举事时，募集美兵相助，并通知其来游时“顺道往见长者，商办一切”[15]。荷马李赶到澳门，准备召集两万五千名苦力组成军队，由美国军官率领，从澳门攻打广州。[16]康有为认为其“来助甚好”，但碍于“饷薄难供养”[17]，“我力未厚，顷难即用之，须少待耳”[18]。因而澳门总局将此方案暂时搁置。

自立军败使保皇会士气受挫，随之而来的严防搜捕又加大了再举的难度。但保皇会人力物力集于两广，并未伤着元气。康有为虽然痛感“大功未成，元勋先陨，失我良将”，仍坚持发动，甚至为各地会党蜂起勤王的传闻所鼓舞。9月间，他在家书中不断提到：“得上海电来，知长江上游三处起，下游六镇即发，麻城大军入河南迎驾。”[19]“幸麻城一军有十万人北上迎驾，又湖南藩司锡良所带伪勤军为我所袭，力颇厚矣。今变为第二队之勤，若天相助，可望成也。”[20]“长江有人卅万，今下游尚有大力，即决日再起，北上入晋矣。广西亦有布置。”[21]

然而，这时李鸿章电告驻英公使罗丰禄照会英国外交部：“康梁布散党徒，暗结广东著匪区新、三合会首潘新桂、刘福等，联各省会匪，约在两湖、三江、两广起事，名为保国，阴图扰乱。”“粤省乱党尤多，均在香港余育之花园、澳门《知新报》馆，密谋拜会。最著者有何连旺、何懋龄、徐勤、刘桢麟、麦孟华、陈宗俨、容闳，往来港澳，勾结盗匪，订期起事。枪炮由南洋用棺装运入粤。若不查办，有碍东南商务大局。”[22]英国政府担心其在长江及广东的利益受到影响，指示殖民部电饬新加坡、香港等地总督查办，使保皇会失去了外部支持的便利条件。

9月，梁启超和容闳先后抵香港，分别会见港督，“告以各国民心非上位所能压”，“与港督定约取粤，港不肯，且多非常不妥之言，谓彼必调兵道”，警告“尔等切勿起事”[23]。康有为深知“区区乌合之众，实不能敌港兵”，暗中放弃取粤。但又担心“损办事者之气也”，故秘而不宣，仅“大力令取西”。澳门总局的徐勤、欧榘甲等对此底蕴“亦未之知”，拒绝了港督卜力的请愿建议，继续“眷恋东省”[24]，造成统帅部与前敌指挥所在调度指挥上的严重抵牾，令保皇会的行动陷入混乱。

后来康有为函告邱菽园道：

仆意今专注于西，而办事人所用者皆东人也（数月相牵，致两无成功，在办事皆东人想东故，以此故处之甚难），以西中人地不宜，皆不欲西而欲东，又有含怒之心也。仆以西人虎视于东，汉事可鉴。即得之，恐为他人作嫁耳。又攻坚非宜，彼备既严，吾实力未足，不若攻虚。累书劝告，而井上未以为然也。以东故费极多矣。今更难继，公谓如何？若以绝东专西为宜，亦望公发一长书劝井上。井上甚称林玉才（林已归井，同办一路）。

井上屡请添械，仆以井上不欲西，故不欲添之。若欲东则添械，不知如何乃为止境。甚恐虽添亦复不足，仍无用。而累月以来，老师糜饷，未得一当。况即得当，尚恐西人不允借为定乱而取之乎？秦西亦极以此为言，戒勿浪举，俟其往英伦订约后乃可行。仆深然其说。然仆此非数年不可，数年之费饷无数，变又无限，安能久待？故不如先西为之愈也。若西既得，遂而取东，其于外交易矣（望同苦劝之，以彼日间迫于举也）。[25]

由于调度乖方，保皇会的东西两军始终筹而不举，莫衷一是。10月6日，兴中会却在惠州树旗起义。清政府因汉事甫平，惠事又起，加上接连收到孙、康两派购械运货的密报，“防戒极严，查搜益密，攻击更甚”[26]。“粤事大局，翼、刚两大路皆为惠局所累”。叶湘南在东莞所办团练被查出，陈翼亭虽得密报出走，“然梧州以其频上下，缉之甚严”，其运械小轮也被迫停开，“部下因此有散者”。这时梁炳光“尚固持欲办”，康有为则“决意令停办东事（日间已累飞书停绝东事），专意西机”，以免“饷累无穷（粤累饷最大），终为所牵”[27]。此后粤中党祸益甚，保皇会一些骨干及其亲属被捕。陈翼亭“大为其乡人所攻，致共寄顿之械多致发露，轮不能行，械不能运”，“不能举事，恐此与江事无异。”康有为再度表示：“既决为之弃粤”[28]。

到11月下旬，“若港澳之间，前已令停，粤局但资通信之人耳”。而广西发动之机也日见其微。11月26日，康有为函告邱菽园：“井统五军，治事甚密，前得一营，既泄，而不能内举，泄后又不能不待军备。仆惟恐其妄动，今仆被执，恐死矣，其一军恐散。若不能西，已令向北，免久糜饷。此皆他人所不知者。若羽异之先，原得三万，起自南关；后泄，则力有未逮，已交四万余，改请七万；今又泄，而前途戒严，又索十数。”“今轮被停，而械亦少矣，幸虽泄而其人尚无恙。”[29]虽未明言放弃，已在为勤王运动作收场总结了。邱菽园因此对康失去信任，亲自出马掌管粮台，并截留海外各埠捐款；后又与康决裂，提出再捐款10万，请梁启超回日本主持全局，重整旗鼓。[30]但澳门总局的徐勤等已撤离，仅留王觉任、叶湘南、刘桢麟等办理善后。

实际上，澳门总局办事诸人在汉口兵败之初还情绪激昂，日夜密谋纠合长江同志再举。后来见国内外形势恶化，感到轻举难以奏功，便转而采取慎重态度，仅以养成实力为名聚集力量，暗中放弃起义计划。[31]惠州起义的影响，不过是保皇会借以体面收场的借口。停办东事，早在惠事前已经明朗化。而东事一停，办事人也无心恋战。随着时间的推移，废立之争带给勤王运动的声势已经掩饰不住保皇会漏洞百出的组织准备，这必然从根本上动摇康门师徒大举起义的信心。即使没有惠事的影响，保皇会也难以支撑下去。撤销澳门总局，正是全盘放弃勤王运动的表征。1901年5月，井上雅二赴欧途中在香港、澳门、新加坡等地走访康派志士，了解保皇会动向，并到庇能拜访康有为，康表示以“蓄力”、“筹饷”[32]为长久之策。他还拒绝了荷马李等人“大集众埠”华侨精英再度起义的建议。[33]虽然1901—1902年广西会党起义时，仍有一些保皇会员入桂联络，无奈大势已去，回天乏术了。

[1] 1900年4月12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220页。

[2] 1900年6月2日《致徐勤等书》，见《康有为与保皇会》，99页。“二九”，即李鸿章。

[3] 1900年6月20日《致徐勤等书》，见《康有为与保皇会》，144页。原函仅署“廿四日”，今据内容确定日期。

[4] 《康有为与保皇会》，124页。

[5] 1900年6月27日《致叶湘南书》，见《康有为与保皇会》，136～137页。“岛”即星洲岛主，邱菽园号。

[6] 1900年6月27日《致叶湘南书》，见《康有为与保皇会》，137页。

[7] 《致徐勤等书》，见《康有为与保皇会》，127页。

[8] 1900年6月27日《致叶湘南书》，见《康有为与保皇会》，137页。

[9] 《致徐勤等书》（二），见《康有为与保皇会》，106～107页。编者判定是函写于6月20日前，据内容应在此后。

[10] 《致办事诸子书》（一），见《康有为与保皇会》，149～152页。

[11] 1900年7月4日《致妙华夫人书》，见《康有为与保皇会》，174页。

[12] 《致唐才常书》，见《康有为与保皇会》，142～143页。

[13] 1900年6月27日《致叶湘南书》，见《康有为与保皇会》，138页。

[14] 《井上雅二日记》，明治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见《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371页。

[15] 1900年5月19日《陈国镛致谭张孝书》，见谭精意供稿，阮芳纪、黄春生、吴洁整理：《有关保皇会十件手稿》，载《近代史资料》，总80号，1992年1月。

[16] 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丘权政、符致兴译，18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17] 1900年6月27日《康有为致谭张孝书》，见谭精意供稿，阮芳纪、黄春生、吴洁整理：《有关保皇会十件手稿》，载《近代史资料》，总80号，1992年1月。

[18] 1900年8月11日《与同薇书》，见《康有为与保皇会》，177页。

[19] 1900年9月3日《与同薇书》，见《康有为与保皇会》，183页。

[20] 1900年9月20日《与同薇同璧书》，见《康有为与保皇会》，184页。

[21] 1900年9月26日《与同薇同璧书》，见《康有为与保皇会》，185页。

[22] 王树柟编：《张文襄公全集》，卷51，奏议51，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九日（1900年10月31日）《张之洞奏宣布康党逆迹并查拿自立会匪首片》，北京，中国书店，1990。余育之为香港日新银号及跑马地愉园主人，1895年兴中会起义时曾助款万数千元。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20页。

[23] 《与同薇书》，见《康有为与保皇会》，182页。是函应写于1900年9月。

[24] 1902年6月3日《致罗璪云书》，见《康有为与保皇会》，160页。

[25] 转引自汤志钧：《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载《近代史研究》，1992（2）。汤文判定是函写于自立军起义之前，但函中有“汉事可鉴”一句，应指自立军失败事。惠州起以后康于另一致邱菽园函中亦称：“今当绝意于东耳。且东事有外人窥伺，虽得而不易守乎？”（汉事可鉴）秦西即容闳，其于9月11日由日本航抵香港，随即赴英国办理外交。是函言及此事，则应写于此后。误判的关键，在于将“井上甚称林玉才”认作林圭。据11月26日康有为致邱菽园函：“林玉同办，井甚称之。”（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辑：《自立会史料集》，330页）林玉原为广西统军9将之一，后与版筑、三品等随梁炳光办粤事。井上，仍为梁炳光。据《井上雅二日记》，1900年8月他已有赴欧洲计划，10月24日曾到北京，随即归国。11月14日参加东亚同文会会议，次年4月赴欧，不可能在此期间南下广东，主持数月用兵大事。

[26] 1900年11月20日《康有为致邱菽园书》，转引自汤志钧：《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载《近代史研究》，1992（2）。是函仅署“廿九日”，据内容定为九月，即公历11月20日。

[27] 《康有为致邱菽园书》，转引自汤志钧：《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载《近代史研究》，1992（2）。是函提及惠州起义，应写于10月。

[28] 1900年11月26日《康有为致邱菽园书》，见《自立会史料集》，330～331页。

[29] 1900年11月20日《康有为致邱菽园书》，转引自《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载《近代史研究》，1992（2）。

[30] 1901年6月3日《与南海夫子大人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261～263页。1900年梁启超到南洋时，邱、康关系尚融洽。后因财政问题，邱疑心于康，1901年更公开撰文自辨非康党，解脱“叛逆”罪名之外，更指责康结党欺人。（《北京群报》，1901-08-13）

[31] 松冈好一：《康孙两党之近情》，载《东亚同文会第十三回报告》，明治三十三年十二月。

[32] 井上雅二：《康有为访问记》，载《大阪每日新闻》，明治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七、二十八日；《井上雅二日记》，明治三十四年五月五日、二十二日。

[33] 1901年7月5日《康有为致谭张孝书》，载《近代史资料》，总80号，1992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