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王计划虽动议于唐才常，湘鄂又最具声势，但在保皇会的战略框架内，自立军只是“数路大举”中的一路，而且不是主力正军。

戊戌政变后不久，唐才常东渡日本，与康有为洽谈起兵事宜。次年夏冬，又再赴香港、南洋，与康会商。康有为等本不排除武力手段，戊戌政变前夕，曾密谋发兵围颐和园杀西太后，此后又屡次策划行刺清廷要人。其弟子罗润楠（伯雅）素与广西山贼及南海西樵巨盗区新、傅赞开等有交，曾鼓动任教于万木草堂的田野桔次共赴广西，率同党400人，“合湖南之大队以进中原”，“一试其屠龙之技”[1]。勤王计划议定后，保皇派迅速展开行动，1899年7月在加拿大成立保皇会，于海外各埠设分会140余处，并以澳门《知新报》馆和横滨《清议报》馆为总会机关。同时，区新等奉命“潜行入京谋刺大臣”不果，“改易洋装回粤”，与李昭、傅赞开等公开树起“新广东志气军”的旗帜，“声势甚大”，惊动了最高统治者，清廷于光绪二十五年七月专旨拿办。[2]

由于清廷不断加紧迫害维新势力，在各地搜捕保皇会成员及其亲属，于1899年12月20日和1900年2月14日两度发布上谕，悬赏银10万两捕杀康梁，又于1900年1月24日宣布准备废光绪立新储，保皇会感到危机日迫，时不我待，非速以武力大举，不足以救燃眉之急。1900年1月，康有为移居新加坡，为了便于其遥控指挥内地勤王行动，保皇会在澳门设立总局，“以便办事”[3]。

按照唐才常的设想，长江、珠江应同时起兵，而后者由保皇、兴中两会共同发动。康有为否决了这一计划，另行制定了一套两广起兵，袭湘攻鄂，席卷长江，直捣京师的战略部署。其基本方针，如所定《勤王行师议》：“除别有所图经营外，以全力取桂、袭湘、攻鄂而直捣京师焉。”[4]尤以两广为勤王正军的发难之地。为实现该计划，保皇会全体动员，由康有为坐镇南洋，率梁铁君、汤觉顿组成指挥中枢，背靠侨商邱菽园等；梁启超、梁启田（君力）主持美洲、澳洲华侨捐款事务；罗普（孝高）、黄为之、陈国镛（侣笙）、麦孟华（孺博）、麦仲华（曼宣）等驻东京，负责购械运货，兼向日本朝野寻求援助；容闳办理外交；徐勤（君勉、雪广）、王觉任（镜如）、叶湘南（觉迈）、陈士廉（介叔）、韩文举（树园）、欧榘甲（云樵）、刘桢麟（孝实）、邝寿民、何树龄（易一）、何廷光（穗田）等驻澳门与港商何东（晓生）合作，协调内外；梁炳光（子刚）、张学璟（智若）经营广东，陈廉君经营梧州；长江流域由唐才常、狄平等在上海主持调度，以为响应，大有一鼓而成之势。

然而，随着情况变化，具体方案不断有所调整，贯彻主要战略意图的决心始终摇摆不定。最初，康有为认为：“大举必从闽粤发难，以长江响应而掣中原之肘。”因为广东“多人才而民强悍，且风气已开，各府县皆有倜傥不羁之土豪，若能收罗而抚之，则此辈俱为我用”。福建虽人才绝少，帑项支绌，但只要能拥立有声望者，亦可号令下属。[5]不过，康有为言及福建，多半是敷衍邱菽园，其心目中理想的发难地还在两广，而具体部署则有东西倚重与两粤并举的权衡选择。

康有为自称：“仆前后俱注意于西（自正月发策），而以江、粤展转相牵，西事未成。”[6]的确，保皇会一开始便注重广西，其“所最足恃者，为南关一路，以为正兵，道桂、湘窥鄂”[7]。所谓南关一路，指广东南关游勇大头目陈翼亭。[8]康有为对其极为器重，委以专办广西军务以及勤王正军主帅的重任，让他率部取道钦廉入桂，与龙州、梧州、思恩等地会党游勇配合，攻占桂林，进袭湘鄂。

对于上述计划，梁启超略有异议。他虽称“此诚第一招”，但“以为未得广东，而大举进取，终是险招”。主张“必先取粤”[9]，以立根本，壮士气，开新府，示文明，办外交，防止孤军深入，列强干涉，尽早打出新政权的旗帜。考虑到保皇会人力财力有限，而广东准备不足，梁启超接受几位美国人的意见，提议用百万筹款之半数招募菲律宾散勇，以图广州，收“大壮军容”[10]，节省费用，“东西兼顾”，“不分翼军之力”[11]的奇效，与原定方案相辅相成。为了抓住这“第一绝大机会”[12]，梁启超一面亲自物色人选，一面请容闳出面接洽。此外，他还通过叶湘南、罗普等人向柏原文太郎、犬养毅打听，能否雇用500名日本将士，携带武器，由港取省。[13]

其实，康有为和澳门总局对广东另有一番部署。康有为后来称：向者长江之事，付之绂丞；广西之事，付之羽异；广东之事，付之井上。此当时鄙人苦心精择，而后以大事托之，推心信之。

绂丞，为唐才常；羽异，即陈翼亭；井上，应为梁炳光。[14]康先后派梁炳光、张学璟、叶湘南到新安、东莞等地聚人办团，联络“潮勇、惠州嘉应州勇、客勇、高州钦廉勇、肇庆广州勇”[15]，以及各地的会党绿林，并争取由潮汕赴新加坡考察的丘逢甲“归统”，“并与版合成一军”[16]。

1900年3月，康有为和来访的容闳向新加坡殖民当局发出试探：5月底中国“假如发生起义，英国政府是否愿意支持？”[17]其意并不专指汉口，而是从两广发动的整个勤王起义。当时陈翼亭准备起自南关，而负责广东军务的梁子刚则抵达香港，要求在总局的援助下采取行动。梁启超迭函康有为和澳门总局，请以经营内地为头等大事，尤应注意广东。他认为：“今日事势之迫，已到极地，刚等所谋，岂尚能迟。”“所最忧者，吾党于粤中一切毫无准备，现时驻粤之人才力甚单薄，办事极散漫，难望前途之大进步。”并建议派徐勤、郑藻常回粤，“与刚、智协办”，“以全权交此四人最善，即不然而会款所得，亦必当接济刚、智”[18]。但澳门总局为“取粤”而“养侠”，“故杂进群才，致妄支如是之多”[19]，造成财政匮乏，“不惟无以应之，而来函并不将此事原委详陈长者。长者欲为布置，不知澳门存款若干，无从遥断”[20]。后来更具函“驳以不可行，遂致令井上闲坐月余”[21]。康有为大为震怒，严厉申斥。他本来就认为徐勤“性疏而直，于兵事非宜，于驾驭尤非其长”，只因王觉任母病归省，梁启超又极力举荐，不得已让他暂时承乏。徐被逼过甚，要求辞职。到七八月间，康有为“虑其疏，已电镜强出任事，而使他往美。经十余督责，而勉以粤东时时欲举，故恋而迟迟不奉命”[22]。

这时保皇会自觉实力有限，总体战略虽以直捣京师为目的，但具体行动方略还徘徊于第一阶段的取粤或取桂，作战意图只决定夺取武汉后顺江而下攻金陵，下一步行止则无定议，直捣北京恐兵力不敌荣禄武卫五军，又担心俄、英、法等国趁机插手干涉；“若先画江以待力足”[23]，则光绪危在旦夕，难以救急。为摆脱两难境地，梁启超托人与柏原、犬养协商：“我师若得武昌或南京之后，隈、犬之力能使日政府出而代我胁和，使还我皇上否？”[24]以勤王军为倚靠，而引外强为奥援，双管齐下。

广东既已失机，广西却获佳音。5月底，唐景崧派人到新加坡与康有为联系，告以“滇、黔、桂皆来归，特来请期”[25]。唐自1897年在康有为的协助下举办团练于桂北，[26]这时已与王庆延、王颖祁、王第等人在郁林、浔州、平乐等地设立根据地。[27]康有为认为，广西方面“一有小山坐镇，滇、黔皆来，一有版筑，一有廉之商务，一有思恩之康四，其余尚甚多”。“若能西栈开张，大做鄂湘生意，真天赞也。”[28]恰好在日本购械之事也峰回路转，联系到大批旧枪。于是，6月2日，康有为下令改变战略方向：

拟百事捐弃……一以全力、全饷、全才注西；一以全饷购械，成西事。但得五千洋枪队，数万附从人，大事成矣。[29]

其实，前此广东办“刚事”，目的仍在广西，“原以候刚事如何，乃专定西栈”。为避免再度坐失良机，康有为反复强调：“但吾视西事最重，故欲尽所有人才，全付之耳。”[30]

针对“北机极好”，江淮徐怀礼、山东大刀王五又率部归附，长江中下游连成一片的情况，康有为制定出相应的完整方略，由陈翼亭、区新、陈紫瀛、傅赞开、叶湘南、李立亭、陈廉君、康四、林玉9人率兵改装由粤入桂，[31]以陈翼亭正军加上版筑劲旅为前锋，与梧州陈廉君所部合兵袭取桂林。届时广西各路伏莽“已全归我牵制”，驻桂清军唯一可调之兵为戍边的苏元春部，鞭长莫及，由唐景崧驻守桂林，正军“大声勤王之师以收桂省”。随即陈、区、傅、李各军分梯队经全州趋袭长沙；另遣陈廉君统领后军收柳州、大黄江，集款购械，接济长江，攻略广东。同时令康四出而骚扰，牵制粤军来援。唐景崧招抚桂北湘南会党万人成立后队，亲率入湘接应，担任统帅，坐镇中军。这时湘鄂两省清军兵力或分散或单薄，在黄忠浩所部防营及新党志士的内应下，破长沙，下武昌，策反长江沿岸湘军。接着，勤王军以2万装备优良之精兵，数十万附从，长驱襄阳，冲入直隶，山东大刀王五、镇江徐怀礼部亦分路北上，趁清军腹背受敌，一鼓攻破京师，完成勤王大业。[32]按照这一详细用兵方略，起于南关，经桂、湘、鄂、豫、直进入京师的陈翼亭正军，乃是勤王主力，而广东、长沙、武昌、江淮、山东等地，则是响应之师。

为实现上述计划，康有为重新调整部署，他力劝邱菽园“不办闽生意，专做西生意”[33]，将原定用于福建的5万元改办西事，以后又争取邱在捐款10万元之外，再借款10万元捐赠；变散财招伙，聚人为上的办事方针为全款购械，因械得人；指派与黄忠浩、熊铁生等湘籍人士熟识的叶湘南、韩文举随正军兼管粮台，让欧榘甲任文书；等到因家事暂归的陈翼亭、丘逢甲复出，以及完成购械运货，即于6月底正式发动，“备十八日粮交羽异。凡港中各雄各才愿往者皆宜同行，扫地卷众袭桂，速即举事”。“诸将全行，诸众并上，必取之也。”[34]大有破釜沉舟，灭此朝食之慨。

[1] 田野桔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65～66页。

[2] 《署两广总督岑春煊奏剿办新广东志气军首要区新等情形折》，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下册，44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3] 《保皇会草略章程》，见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264～26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该会最初名保商会。总局设立期间，与原澳门总会机关合而为一。另外，保皇会分会数，据康有为《唐烈士才常墓志铭》，到1900年初为40余处。

[4]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45页。

[5]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93页。

[6] 《康有为致邱菽园函》，转引自汤志钧：《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载《近代史研究》，1992（2）。

[7] 1900年4月12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216页。

[8] 《井上雅二日记》，明治三十三年七月三十日。1900年4月9日梁启超致梁启田函中提到：“紫云、翼亭在南关大开门面。”（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215页）按：南关一般指广西镇南关，当时驻镇南关清军多为广勇，保皇会也在龙州一带联络游勇。但井上雅二日记称广东南关。另据1900年6月27日康有为致叶湘南书，陈部驻广湾（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137页）所以康言及陈的正军行动时，屡用“捣西”、“往西”字样。而且陈部运械用轮船，经梧州上下往返。因此，陈虽曾打算在南关树旗发难，但实际并不住在南关。而南关究竟系何地，仍须进一步考察。

[9] 1900年4月12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216～221页。

[10] 1900年4月12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220页。

[11] 1900年4月12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220页。

[12] 1900年3月13日《与叔子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202页。

[13] 1900年4月12日《致叶二麦三君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222页；5月25日《致罗孝高老弟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231页。

[14] 1900年11月26日《康有为致邱菽园书》，见《自立会史料集》，330页。汤志钧教授认为井上即日本东亚同文会干事井上雅二，实为梁炳光。理由是：第一，梁启超称：“粤之冈，沪之佛，皆我党长城。”（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214页）所发各函又多次提到主持广东军事者为刚、智，则广东领兵之人系梁炳光。第二，康有为等人信函中，常将“井上”与“刚”通用混称。如1900年6月20日思庄函责徐勤“令井上枯坐月余而不应之”，“长者特为井上事，怒气如山”。同函又称：“此次之事全在不能应刚，至失机月余，故长者盛怒大责。”康有为告诉徐勤：“吾累得刚追款之书，而大怪于汝等。”思庄则称：“至若海、雄、颖初诸公欲款不得，皆有井上函来言之。”（《康有为与保皇会》，147、193页）由此可见，井上与刚为同一人。第三，从井上雅二日记看，他对广东情况不知其详，显然未与机要。1901年5月25日，井上雅二赴欧洲途中在庇能拜访康有为，见面时称：“别来已两年，世态几度变更。”而康有为则说：“自北京初次见面，既已四年。”计算方法虽有虚实之别，但都明言是1898年由平山周引荐相识于北京后的再次会面。从会谈内容看，井上对保皇会勤王运动的内情也不甚了然。（井上雅二：《康有为访问记》，载《大阪每日新闻》，明治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七、二十八日）保皇会通信中的“井上”，当为梁炳光的日文名字或代号。他只是康有为的拜门弟子，所以思庄说：“以长者令井上办一事，而井上生死任之，至为难得。”

[15] 《致办事诸子书》，见《康有为与保皇会》，149页。

[16] 《致徐勤等书》，见《康有为与保皇会》，99页。版即版筑，广东会党首领；函中的“仙”，即仙根，丘逢甲字。

[17] 英国外交部第17种文件1718卷，310～312页，斯威特南致沙士勃雷的报告，1900年3月29日。转引自黄宇和：《三位流亡的理想主义者：容闳、康有为及孙中山，1894—1911》，载《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2期。

[18] 1900年3月28日《致康南海先生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209～210页。

[19] 《致徐勤书》（一），见《康有为与保皇会》，105页。

[20] 1900年6月20日《思庄致徐勤书》，见《康有为与保皇会》，193页。

[21] 1900年6月27日《思庄致徐勤书》，见《康有为与保皇会》，196页。

[22] 1900年11月26日《康有为致邱菽园书》，见《自立会史料集》，332页。

[23] 1900年4月12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221页。

[24] 1900年4月12日《致叶二麦三君》，见《梁启超年谱长编》，222页。

[25] 1900年6月2日《致徐勤等书》，见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99页。函中“西省某老”，即别函之“薇老”，唐景崧字薇卿。

[26] 《康南海自编年谱》，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137页。此事桂人当时即疑心其别有所谋。

[27] 《井上雅二日记》，明治三十三年八月七日，引自《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362页。另参见近藤邦康教授整理的日文本，载《国家学会杂志》，第98卷1、2号合刊。

[28] 1900年6月5日《致徐勤等书》，见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100页。小山，应为唐景崧，其旧部有在滇、黔者。另外唐与岑春煊交善，对西南颇有影响。廉为陈廉君，曾在梧州办盐务。康四为思恩会党首领。

[29] 1900年6月2日《致徐勤等书》，见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98页。据李鸿章、刘学询及清驻柏林公使查报，当时有大批枪械由香港经澳门运往内地。保皇会还有意从德国购械。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三），897～92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30] 《致徐勤书》（一），见《康有为与保皇会》，105页。

[31] 陈紫瀛列名富有山堂正龙头，李立亭为广西会党首领，林玉为广东会党首领。

[32] 《致办事人书》（二），见《康有为与保皇会》，116～119页。

[33] 1900年6月5日《致徐勤等书》，见《康有为与保皇会》，100页。

[34] 《致徐勤等书》（五），见《康有为与保皇会》，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