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前面的探讨可以看到，清代江南社会并不是停滞、没落的社会，它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对不断出现的社会问题做出应答，而且这些应答也并非不切实际或不具成效。这主要体现在：

第一，时人对瘟疫的认识在清代取得了重大发展。有清一代对瘟疫的认识出现了两次重大的变化：一是明清之际“戾气说”的提出和发展，二是清末西方病菌学说的传入和为人所接受。吴有性是明末清初人，反映其“戾气”学说的《温疫论》虽成书于1642年前后，但其影响所及，则几乎完全是在清代。同时，清人在吴有性已有认识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他们弥合了吴对时气和戾气的过度割裂，认为戾气即疫气是由暑湿燥火等四时不正之气混入病气、尸气以及其他秽浊之气而形成的，并进一步密切了疫气与“毒”之间的关系，明确了“地气”和“天气”间的区别。这些对“戾气说”的补充和完善无疑促进了传统医学的发展，同时也使对瘟疫病原的认识更加接近现代认识。另外，在伏气与新感、瘟疫的相关因素以及瘟疫的传播途径等方面，清人的认识也都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至于后一方面的变化，虽然病菌学说的发明和传入与传统医学并无关系，但他之能被国人接受并被部分融入传统医学思想和治疗中，则应该与传统医学的积累和发展有关。

第二，随着瘟疫的增多和环境的变化，时人的预防、卫生观念和行为也取得了一些进展。比如，由于环境污染问题的日趋严重，社会和官府合作共同保护环境的行动在江南的中心地区应运而生。嘉道以后，由于水质状况的恶化，改善水源公共卫生的意识也随之加强，不少原本出于别的目的的行为也逐渐加入卫生方面的考虑。到晚清，在西方思潮和制度的影响下，时人还丰富、发展了“卫生”一词的含义，在原有养生意义的基础上，增加了对人们生活和劳动环境的管理和改造等现代内容。卫生行为和卫生管理制度也出现了较大的变动，这些变动除了因引进西方科学和技术成果而产生的（比如自来水、细菌学说引入对个人和公共卫生方面某些认识的修正等）之外，更为重要的恐怕还是卫生事业逐渐由个别的、自为的、缺乏专门管理的行为转变成系统化的、有组织的、纳入官方职权范围的工作。在人工免疫方面，国人不仅发明并推广了人痘施种术，而且在牛痘传入后，促使其得到了甚至比欧洲还顺利的推广和普及。

第三，官府和社会对疫病救疗活动的发展。与宋元时代相比，明清特别是清代国家在医疗政策上表现出明显的退缩，基本上缺乏相关的制度性建设。不过，清代江南活跃的社会力量、充裕的社会医疗资源不仅在疫病救疗方面事实上弥补了国家的消极，而且还比过去更具实效。这些优势在导致大量民间救疗行为和设施出现的同时，还进一步促成了当地官府在没有朝廷的规定和皇帝指示的情况下，从道义和责任的角度出发开展救疗活动。救疗既包括临事性的举措，也有日常的设施。虽然就其形式来说，它们基本都不是清代才出现的新事物，不过，乾隆中期，特别是嘉道以降，出现了日常的救疗设施渐趋增多的趋向，在这一变化中，除了数量增加和同治以后专门的医药局突然大量出现等内容外，这些设施在内涵上，比如经费来源、救疗功能和慈善色彩等，也出现了若干重要的变化。开始依靠稳定而具有灵活性的经费来源（比如丝捐、铺捐等），并通过收取号金的方式尽可能减少资金缺口，由纯粹的慈善机构逐步向经常、普遍地以诊治疫病为主要目的的方向发展。尽管这种发展未必会直接导致近代医院的出现，但至少，在社会医疗资源上，为近代医院的推广和发展准备了必要的基础。

第四，请神祈禳虽仍是普通民众面对疫病非常重要的反应，不过这些活动并不一定妨碍对医药的依恃。随着医疗水平的发展和医疗资源的日趋社会化，民众对医药的信任和求助也渐趋增多。

第五，瘟疫的医疗水平和医疗资源的社会化程度取得了不小的进步。在清代江南温热病日趋流行的情况下，直接指导当时疫病治疗的温病学在大量临床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并渐趋成熟和完善。不过，温病学不可能包医百病，19世纪以后，随着新疾病的不断出现，传统的传染病学又出现新的进展，即笼统探讨温病学的著作逐渐减少，而专门讨论某一种或两种疫病的论述不断出现，表现出医学界对外界变化具有一定能动敏锐的反应能力。与此同时，以医药知识的普及、医生职业的渐趋开放等为表征的医疗资源的社会化进程也在逐步向前发展。

以上这些发展变化，虽然不无西方科技、思想和文化影响的印记，但其主体则不能不说是由江南社会自身发展起来的。对此，可能会有人说，以上变化中大多不过是传统文化的某种微调，并不具有近代意义，而那些对现代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变化，则都是西化的结果。这种说法，从表面来看，确实颇为在理，比如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卫生防疫制度、医院救疗体系以及医疗诊治手段，至少形式上无不是从西方引进的。我们发现，在某种主流文化风靡一时之际，人们往往会蔽于表象而不能正确认识那些被这种流行文化暂时取代的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和现实价值。其实，上文的论析已经表明这一论调有失公允。首先，若不完全以西方的标准为唯一的价值判断标准，可以说，以上这些变化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微调，在中国自身的文明发展体系中，它们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有些在指向上也与所谓的近代化有着相当的一致性。比如说，“戾气说”的提出与“卫、气、营、血”辨证治疗的发明与应用，虽与现代医学没有关联，但在传统医学的发展中却极为重要，而且也富有实效。又如，尽管与西方的卫生防疫不尽一致，但国人有关的卫生防疫观念和行为却早已存在，而且，在清代江南，随着环境的变化，一些乡贤及时地做出了反应，根据具体情况提出了一些颇具新意的防疫举措。晚清某些卫生观念的出现，并不是西化的结果，而是传统社会本身对环境变迁的呼应。再如，当时疫病救疗行为和设施的发展，特别是晚清日常性救疗机构逐步由纯粹的慈善机构向以普遍施诊为重心的机构的转变，以及医学和医疗资源社会化程度的进步等，无不有利于改善民众的健康和生命质量。其次，西方文明的影响固然重要，但其中一些内容的传入、被接受和推广却与传统社会和医疗资源的发展密切相关。有一个事实显而易见，即西式的医疗卫生设施，基本都集中在传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达地区，原因就在于这些地区有着充裕的社会、医疗资源能够接纳和推广它们。无论是牛痘还是西式的医院，其传入后不久的建设和推广大多是由乡贤和地方官府承担的。而之所以能被地方活跃的社会力量接受和推广，则与人痘接种术、疫病救疗资源的日趋发展等传统因素有关。而且，早期西式医院与传统医药局在经营方式上差别并不大，它与传统医药局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平行性，只不过是近代医院的运营方式更适合西医的诊疗需要而已。由此可见，现代卫生医疗体制中的制度本身尽管可能基本源自西方，但其动力、运作方式以及承担主体等内容，很大程度上仍主要是中国社会自身孕育产生的，具有自己的特色。很多情况下，只是将民间的、零散的、非制度性的内容纳入到官方的、制度化的形式中去而已。这些表明，中国社会的变动并不全是西方文明促动的结果，而是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运作；而且，它还最终为清末国家有关职能的改变做了重要的准备，并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通过以上论述，除了可以看到清代江南社会的活力和发展外，也不难发现，这些发展的动力，如果不讨论人口和经济拉动等因素的话，则可以说主要来自于社会力量的活跃和乡贤阶层的能动。比如，在预防卫生方面，对染坊污染的永禁虽由官府出面，但其不过是应士民的要求而相机行事。至于嘉道以后改善水源卫生的行动和建议则都由乡贤承担，晚清对个人卫生系统的建议和宣传也由社会力量发起。另外，像人痘和牛痘的引入和推广，也主要得益于社会力量。可见，地方社会力量是地方社会事务中一支非常活跃的力量，说其活跃，不仅是指其承担了大量的工作，还因为它能对地方社会问题和变化做出必要而能动的反应，以弥补国家在卫生医疗等方面的制度缺失和官府能力的不足与疏漏。地方乡贤生于斯，长于斯，对当地社会的情感、较高的文化素养、一定的经济实力以及长期儒家修齐治平理想之熏染无疑有利于其在地方社会事务中发挥积极的甚至是其他力量难以发挥的作用，而且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是十分重要而必要的力量。但如果仅仅或主要依靠这一力量，而缺乏国家相应的制度建设，其弱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社会力量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布不平衡；其次，社会力量的活动多为自发的，具有随意性；最后，社会力量主要表现为民间力量，其本身也不具有任何强制力。因此在疫病救疗、某些预防卫生观念和设施的推广、医疗的管理等方面，其作用的发挥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极大的限制，从而严重地影响某些富有成效的观念和举措普遍及时的推广，以及对众多有害健康行为的禁止和制约。因此，对直接关乎生命的医疗卫生，国家直接有效的管理十分必要。另外，深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乡贤阶层，虽然对待技术一般都能采取开放的态度，但在价值取向上却比较保守，这固然有利于社会保持文化连续性，但也妨碍了社会突变的出现。以上所述的发展和变动，基本都是在外界因素的促动下被动产生的，这就使得整个社会缺乏长远的目光，缺乏一些具有一定前瞻性的计划和行动，从而不利于社会持久地保持稳定、有序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