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医疗技术的发展

有人把明清时期视为医学史上的“孱守时期”[1]，然而从实际的情形看，明清医学的发展并不缺乏亮点，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温病学的发展以及种痘术的发明和推广。它们都与传染病有关，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传染病的猖獗和时人控制疫病能力的增强。种痘前面已经论及，这里再来简要地看看温病学的发展状况。[2]

温病学派是以研究外感温热病为中心课题的一个学术流派。早在《内经》中已有关于温热病的记载，《伤寒论》中也指出：“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以后，《诸病源候论》曾有关于温热病病机的认识，《千金方》、《外台秘要》亦载有治疗温病的方剂。不过，在宋以前，虽然有各种寒凉治温法存在，但缺乏理论化、体系化的总结。至宋元时代，温病开始脱离伤寒学说系统，在治疗上出现了新的见解。庞安时在《伤寒总病论》中，除研究伤寒，又着意发明温病，把过去属于伤寒范畴的风温、湿温、重喝、温毒这四种所谓伤寒，改称为四种温病，使温病渐见抬头。而后，朱肱的《南阳活人书》据庞氏的《伤寒总病论》等书加以引申，虽未能将温热病独立于伤寒之外，但已提出了不同于伤寒的论证。尤其是刘完素明确提出热病初起不可竣用辛温大热之药，主张采用辛凉之法以表里双解、养阴退热，并且配制了双解散等方剂，突破了以往对外感热病初起时一概用辛温解表和先表后里的习惯治法。明初，王履进一步明确指出：“温病不得混称伤寒”，主张“时行……温疫等，决不可以伤寒六经病诸方通治”，认为温病是伏热自内而发，治法以清里热为主，从而彻底使温病摆脱了被伤寒统帅的附庸地位，将其从伤寒学说中划分出来，为尔后的温病学体系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及有益的经验。此后，温病学的发展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广义的伤寒范畴日趋缩小；（2）寒温之辨；（3）伏气与新感之争；（4）伏气与变病之争。[3]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温病学说渐趋成熟，特别是明末吴有性《温疫论》的发表，最终促成了独立的温病学体系的形成。

到了清代，经过喻昌、周扬俊、戴天章、熊立晶、叶桂、薛雪、杨璇、刘奎、余霖、吴瑭、汪期莲、王士雄等人的继承和发展，温病学说不断成熟完善，不仅足以和伤寒学分庭抗礼，且地位日趋重要，终至成为大宗，伤寒反降为支蘖、附庸地位。其中，又以叶桂（1667—1746）、薛雪（1681—1770）、吴瑭（1758—1836）和王士雄（1808—1868）四人贡献最大，被称为“温病四大家”。四人中，叶、薛是苏州人，王为钱塘人，祖籍海宁，惟吴瑭为苏北淮阴人，地居北方。

叶桂出身吴中医学世家，一生极少著作，世传的《温病论》系门人所辑。该著既是叶本人有关温热病理论和经验的总结，也是叶派时方医学的主要思想纲领。其主旨可分为以下两个部分：第一，他认为温邪传受的路线是肺与心包，“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4]；第二，从肺与心包的属性——肺主气、心主血，而派生了气为卫、营为血的看法，遂得出温邪所侵犯的部位是气、血、营、卫的结论，而三焦则为它们的通道，故须根究三焦。其他“诊断”、“治法”都是根据这两个纲领而来的。[5]其发明的卫、气、营、血的辨证论治纲领，至今仍是中医温病学的主要内容。他不仅治瘟疫，亦治普通温病，极大地扩大了温病学之影响。

薛雪与叶桂是同时代的名医，据传两人互不相能，有“扫叶庄”、“踏雪斋”之举[6]，然经今人考证，似为误传。[7]他的主要贡献在于探索、阐发了江南多见的湿热病的理论与治疗，可补叶氏《温热论》之不足，今流传的《湿热论》（又称《湿热条辨》）集中体现了这方面的思想。该著对湿热病的病因、症候、传变特点及诊治法则，以条文的形式做了简要的阐述，同时标示出自己的见解，对温病学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吴瑭则在叶桂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三焦论治的理论，他在《温病条辨》一书的凡例中曰：“伤寒论六经，由表入里，为浅及深，须横看。本论论三焦，由上及下，亦由浅入深，须竖看。”[8]寥寥33字，便把“伤寒”与“温病”二者不同的途辙，划分得非常明晰。对于温病，吴瑭认为有上、中、下三大阶段，即所谓三焦辨证的理论体系：“温病自口鼻而入鼻气通于肺，口气通于胃，肺病逆传，则为心包。上焦病不治，则传中焦胃与脾也。中焦病不治，则传下焦肝与肾也。始上焦，终下焦。”[9]在此基础上，他从上、中、下三个阶段分别论述了风温、温热、温疫、温毒、暑温、湿温、秋燥、冬温、温疟、伏暑、寒湿计11种温病病症的进展变化。故后世言温病辨证时，多以叶桂卫、气、营、血与吴瑭三焦辨证并举，以此作为温病学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

王士雄的《温热经纬》则为温病学发展后期集大成式的著作。该著以摘录《内经》、《伤寒论》中有关温病的记载为经，以叶桂《外感温热篇》、《三时伏气外感篇》，薛雪《湿热条辨》，余霖《疫疹一得》及陈平伯《外感温病篇》等有关温病论述为纬，并附作者自己见解而编成。该书将温病分为新感与伏气两大类，并就病原、症候及诊治等进行阐述，既是温病学论述的汇编，又是温病诊治的参考书，流行颇广。[10]

由此可见，温病学在明清时代，特别是清代，取得了相当重要的发展。这一学说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发生在温暖湿润而又人口众多的江南地区，显然与这里瘟疫乃至一般温热病多发有关，这表明，江南富足的文化和医疗资源对当地自然社会问题具有能动的反应能力。温病学的理论和诊疗，是众多的医生于长期临床实践中在疫病的促发下逐渐发明的。然而嘉道以后，又不断有新的疾病出现[11]，欲仅持心肺三焦之说包罗新出的疫病，已势所不能。故，此后温病学虽著述如林，但大抵抄袭陈说，或叙述一二新病以装点门面，总体上已呈江河日下之势。[12]不过，医学界对付疫病的努力并没有停止，代之而起是对各种具体疫病的探讨。范行准曾指出，当时，总论一类的温病学撰述，不复有昔年之盛，有的虽名为温热病总论，实际其中已偏重于某一种疫病，如柳宝诒的《温热逢源》，偏重伏温。[13]不仅如此，嘉道以降，还出现了相当数量专门针对某一种瘟疫的医学论著。[14]

首先是烂喉痧，烂喉痧于康熙末就已出现，18世纪的一些医籍中虽也有一些关于烂喉痧的论述，但专著则出现于嘉庆七年（1802年），即常熟陈道耕的《疫痧草》。之后，有关著作相继出现，就笔者所见，主要有：金德鉴《烂喉丹痧辑要》（同治六年，即1367年），曹心怡《喉痧正的》（光绪十六年，即1890年），《急治喉疹要法》（作者不详，刊于光绪年间）[15]，曹炳章圈校《喉舌备要秘旨》（光绪间刊行）和杨龙九《重订囊秘喉书》（民国初年刊行，成书在光绪年间）等。[16]

霍乱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疾病名称，但在嘉庆季年之前，是急病胃肠炎一类传染性不是很强的疾病，并没有专著问世，后随真性霍乱的传入，不仅相关论述大量在医籍中涌现，而且很快出现了专门的论著。最早做出反应的是当时江南的温病学大家王士雄，道光十九年（1839年），他刊行了《霍乱论》[19]，二十余年后，经过修订，于同治元年（1862年）在姑苏再梓，更名为《随息居霍乱论》[20]。此外，较为重要的专著还有：徐子默《吊脚痧方论》（咸丰十年）[21]、江曲春《霍乱论》（光绪十四年）[22]、许起《霍乱燃犀说》（光绪十四年）[23]、田宗汉《伏阴论》（光绪十四年）[24]、连文冲《霍乱审证举要》（光绪二十五年）[25]、姚训恭《霍乱新论》（光绪二十八年）[26]、陈虬《瘟疫霍乱答问》（光绪二十八年）[27]等。这些著作的撰成，当与当时霍乱的凶猛和不时流行有关，比如，苏州许起自述其著述源起曰：“是症电……往往有灭门之染。谓非暑、湿、热三气所酿，兼之医药之害，抑何至于斯极乎？余目击病霍乱，而医者之丁附姜桂，服之无不含冤而毙。每一念及，辄为心痛。兹姑缕述前人之名论如干……”[28]连文冲之撰书缘由则为：“目下霍乱盛行，同人悯之，鸠资为施药举……故不分寒热，胡乱施治，爱人之心，转为杀人之事……爰发秘籍，撷群书，猎菁华而荟萃之……遂撰《霍乱审证举要》。”[29]

即使是以上表面化的列举，已可部分看到医学的进步往往是在疾病的刺激和促动下形成的。[30]为了更深入地探讨中国传统医学究竟是如何应对新疫病的出现的，以下就以霍乱为例，看看晚清传统医学对这一疫病认识和治疗的发展过程。

霍乱自嘉道之际在江南出现后，以其巨大的杀伤力和某些独特的症状引起了时人的种种恐惧和猜疑。[31]一时令当地社会手忙脚乱、不知所措。比如，在宝山寒圩：

道光元年疫大作，似霍乱而实异。病初起忽吐泻，手足拘挛，六脉俱伏，名转筋霍乱，有一二日而死、有一二时而死者。好善者求方施药，有服参桂姜附者，有服西瓜冷水者，有用针出墨血者，有用姜苏盐酒擦手足心者，然皆有效，皆有不效。[32]

在昆新，亦“针刺医药，百中仅活数人”[33]。

疫灾过后，医家便纷纷开始积极探索这一疾病的原理和疗法，十几年后，王士雄出版了《霍乱论》。虽然王著并没有把真霍乱与传统的霍乱进行区分，但他提出霍乱有“热霍乱”与“寒霍乱”之别。[34]寒霍乱说法实际已部分表明了真霍乱的特性，民国年间鄞县的曹炳章在编纂《中国医学大成》时对《随息居霍乱论》所做的提要指出：

霍乱本有因寒因热之分，而属热属湿者多，寒者俗名吊脚痧，西医谓真性霍乱，死亡甚速。此书对于属寒属热属湿，俱各分析详明，实为治霍乱之最完备之书也。[35]

继王之后，山阴田雪帆著《时行霍乱指迷辨正》一书[36]，对真霍乱做了更为准确的描述，并提出颇见成效的治疗方法。据陆以湉的转述，其主要内容如下：

世俗所称吊脚痧一症，以为此真寒直中厥阴肝经，即霍乱转筋是也。初起先腹痛，或不痛，泻利清水，顷刻数十次，少者十余次，未几即手筋抽掣，呕逆，口渴恣饮，手足厥逆，脉微欲绝，甚则声嘶舌短，目眶陷，目上视，手足青紫色，或遍身青筋硬凸如索，汗出脉绝，急者旦发夕死，夕发旦死，缓着二三日或五六日死。世医认为暑湿，妄投凉泻；或认为痧气，妄投香散（十香丸、卧龙丹之类），鲜有不毙。宜用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当归二钱、炒白芍钱半、桂枝钱半、炙草一钱、通草一线、吴萸钱半、细辛八分、生姜三片、黑枣三枚，水煎冷服），轻者二三剂（一日中须频进二三剂）即愈，重者多服数剂，立可回生，百治百效，真神方也。[37]

有人认为徐子默是中国对真霍乱做出典型和准确描述的第一人[38]，不过从以上的描述来说，这一荣誉似乎还应归于田雪帆。而且田所用的四逆汤也确实有效，据章太炎的回忆：

余十六岁时，尝见一方数百里中，病者吐利厥冷，四肢挛急，脉微欲绝，老医以四逆汤与之，十活八九。三十岁后，又见是证，老医举四逆汤吴茱萸汤与之，亦十活八九。此皆目击，非虚言也。[39]

此后，嘉兴徐子默不仅再次对真霍乱（即其所说的吊脚痧）做了典型、准确的描述，还进一步对真霍乱和类霍乱（即其所说的霍乱）进行了比较。他说：

古无吊脚痧之名，自道光辛巳夏秋间，忽起此病，其症或吐或泻，或吐泻并作，有腹痛者，亦有不痛者。吐泻数次后，即两腿抽搐，或手足并皆弯挛，痛愈甚，抽亦愈甚，顷刻肌肉近削，渐觉气短声嘶，眼窠落馅。渴欲饮，冷周身，冷汗如冰，六脉渐无，或半日即死，或夕发旦死，或旦发夕死，甚至行路之人，忽然跌倒，或侍疾之人，传染先死。 医以霍乱之法治之，百不救一……余创为温经通阳之法，遇所见信者，必苦言相劝，或候其服药，坐守片刻，治之未有不生者。

……

霍乱之症，吐泻者为轻，不吐泻者为重，或取嚏，或引吐，或攻下，或外治挑刮，或内服痧药。因其病，由于热闭，嚏则开其肺气，吐则开其胃气，下则开其脾气，挑刮开其皮毛经络之气，痧药开其脏腑之气，总取其通，通则气行热亦泻矣。从无愈吐愈重，愈下愈剧者，此吊脚痧之不同于霍乱也。盖霍乱为病发于阳，吊脚痧为病发于阴，霍乱为热（霍乱为热一语，似未尽然，盖霍乱尚有寒热之分，若吊脚痧则未有不因寒者。读者勿以辞害意可也——原注），吊脚痧为寒。 霍乱初起，心中不爽，不吐不泻，必须引吐引泻，使其热毒一出，中脘即松，则四肢必温；吊脚痧初起，心中不爽，非吐即泻，必须治吐治泻，倘阴寒不散，中脘关住，四肢渐冷。更参之病机外象，何致涉于疑似哉。[40]

同治元年（1862年），王士雄重订《霍乱论》，虽仍将类霍乱和真霍乱混称为霍乱，不过他在原有基础上，根据自身的经历和思考，增加了不少新内容，特别是有关“寒霍乱”的内容。比如，他说：

如风寒暑湿，皆可以为霍乱，则冬寒内伏，至春夏不为温热病，亦可以为霍乱也，特不多见。故从来无人道及。今年（同治元年）春夏之交，余在濮院，即有是证。未交芒种，薄游海上，则沿门阖户，已成大疫。盖去冬积雪久冻，伤寒者较深，而流离失所，斗米千余，精神之不藏者既多，中气之不馁者亦罕。且今春过冷，入夏甚凉，殆肃杀之气未消，发生之机不畅，故伏邪不能因升发之令外泄以为温，久伏深藏，如奸匪潜匿，毫无觉定（察）。或其人起居饮食之失调，或外感稍侵而引动，遂得乘机卒发，直犯中枢而为霍乱，故多无腹痛之兼证，而愈后辄有余波。与向来夏秋所行因于暑湿为患者，症候则一，病情迥殊也。治法亦稍有不同。[41]

可见，王氏已比较准确地把握了当时所流行的瘟疫的性质，并且凭自己深厚的温病学理论素养，对此做出了理论阐释。同时，他还敏锐地认识到环境、尤其是水质的恶化与霍乱流行的密切关系，进而要求官府和社会清理河道，主张用白矾、雄黄、石菖蒲、降香等物来消毒预防。可谓切中肯綮。

从嘉庆季年到同治建元，不过四十余年的时间，就在这一段并不算太长的时间内，江南的医学人士就初步完成了对真霍乱这一新疾病的医理和疗法的探索。由此可见，无论是对温病学的发展，还是对某类具体疫病的探索，江南的医学文化资源都显现了对现实社会相当能动的应变能力。在此，看到的不仅是传统医学的发展，还有清代江南社会所具有的活力。

温病学的发展必然会对挽救人民生命产生重要意义。在当时的文献中，以下这样的记载可以说随处可见：

（乾隆）二十一年四五月中，瘟疫遍行，家无不病，病无不危。于是奉宪设局延聘名医施诊施药。 （名医孙日琏被延请到局）求医者丛集，自朝至二三更，无一息之停，如是两月，赖以全活者计千有余人。 （孙因劳累过度而卒）[42]

韩永福，宇怀瑜，精医不责报，嘉庆甲戌，疫大作，经治者十有八九。[43]

光绪十七年秋疫症盛行，呕泻螺疮起，即不治，（龚霞伯） 以大黄、巴豆、川连、干姜四味各重四五钱遍施之，病立愈，活人甚众。[44]

从中虽然无法准确地判定治愈率，但至少可以肯定，这些治疗具有相当的疗效，挽救了众多的生命。

除了治疗外，当时还配制针对疫病的痧暑丸药，用于预防和救急。比如，嘉道时期的陈桂舫：

随其父由河南归，路过洞庭，因风不利留泊，船不下数百，适有流民小舟十数只，舟中人多死于病，桂舫舟中带有药丸（如霍香六合之类），投之辄效，于是求药者不一而足。后药所剩无几，有不能遍给之势，其父曰：“药原所以救人，勒而不与，非义也。”乃倾所有给之，计活者已数十人次。[45]

又如，同治元年八月初二日 （1862年8月26日），上海的王萃元在携家逃难途中，其表弟张月樵“骤起霍乱，势颇不轻。幸带有痧暑等药，接连服下，渐渐见效”[46]。此类痧药的功效，从一些小说无意的叙述中，也往往可以得到显示，比如：

江左徐君，知医道，开设药肆为业。 门临官河，栽柳成行，有美荫。一丐者小艇，恒泊于下。有二妇，操异音，日与其夫**桨行乞。盛暑之际，忽闻二妇大放悲声，徐往视症，丐已欲毙，气存一息，发恻隐心，谓其妇女曰：“尔夫当是痧症，我取药来或可救也。”遂与蟾酥丸用童便灌之，大醒，越日大愈，丐登门叩首谢活命恩，自此放舟一去不复返矣。[47]

这则故事的具体情节虽未必真实，但它旨在通过善有善报的情节来教育人们要积善行德，为了令人相信，故事背景当是在当时社会中经常发生的事情。

不过，中医讲求寒热、表里、虚实等，不分寒热统一施药可能导致适得其反的效果，为此，有些人便积极寻求寒热两便的药物，比如，华亭的费养庄曾就此指出：

时行霍乱及痧胀温疫诸病，其最关紧急，判死生于顷刻之间者，莫如闭痧。而救闭之药非仓猝所可办，故欲制丸散以济世急者，莫如先备开闭之药。但闭症有寒热二种，势同冰炭，倘以热治热，以寒治寒，则是助邪为虐，害必更烈……惟是患病之家，既不能识寒热之情形，而送药者又不能深谙医药，况博施济众之事，又焉能尽人人而问之，诚恐功不补过矣，岂送药之本心哉？鄙人之意，不若制寒热通用之药以济世急，惟太乙紫金丹一方……又有飞龙夺命丹一方……二方药味不热不寒，寒症热症，均可通用，实为两便。 急宜修合以济急需。博爱好善之士能选料预制而广传之，其利溥矣。[48]

然而，这类药虽可救急，但要真正治愈，恐怕还需分寒热而治。晚清的一部医学小说，则借叶天士之说法，表现出了当时这方面相当成熟的救疗办法：

（张善述[49]）祖居杭州，饶有家财。生平周人之急，济人之困，也不止一端，而功德最大者，数十年中创设药局，施药救人。雍正乾隆年间，杭州瘟疫盛行，我在杭城内外，创设仁济药局数处，施药疗病。有（似当为吴——引者） 阊叶天士先生。 与我有旧，闻我欲制送救瘟疫的痧药，写来一信。言瘟疫发痧一症，施送药丸，必先明寒热两症，分别明白，方可以活人而全生命。然开首用药，无论寒症热症，总宜先用温开芳香之品，开后随寒症热症用药。盖热症必有湿邪外遇，寒症本属阴寒闭塞阳气。如行军散、红灵丹、苏合九、紫雪丹、玉枢丹等芳开之品，一遇痧症，脉伏肢冷，或汗出淋漓，即急急选用。虽有清开、温开之异，设逢热症，投以苏合丸之温开，亦能见效。夫以温治热，固属抱薪救火，然苟能开发其闭塞，则火热可以透露，故以热治热，亦可回生；如寒症而投以清开，则邪气凝涩，使开药亦不能应手矣。总之初起之时，不问寒热，概用温开，温开之后，随所见之寒症、热症治之，是当生者能使起矣。施送药丸，直备以上所列温开之药，使火热之象透于湿外，阴凝之气宣达运行。然后给以病情单一纸，单上写明：服痧药开出之后，若见诸般热象，是为热痧，轻则用地浆水调六一散，不时频频与服，重则以白虎汤或竹叶石膏汤进之，方名药味分两即载于单上；若见诸般寒象，则以附子理中汤、或理中汤、吴茱萸汤、四逆汤，分别进之，方名药味分两，亦载于单上。 当时我得信后，即照法施行，数十年来不知救活几千的人，因此远近皆称我为善人，死后大家公立我庙。[50]

书中叙述的虽是雍乾时期的事，但从其较费养庄更为精到的认识来看，恐怕反映的乃是光绪末年上海医界的思想。[51]

当然，在当时的文献中，同样很容易发现疫灾中人口大量死亡、医药无效的记载。如：

（雍正）十一年夏五月，大疫，死无算，（太仓）州县令各处地方每日报死者数，一日甚有一百数十之多。[52]

道光纪元，余移家甫里，夏秋间，里中感时疫者，医药辄不及闻，真仪疫尤甚，田野厝棺累累，秽气四达……[53]

温病不必多杀人，以余观于乡，当春夏之交，病温之家，勿药死者十二三，药而死者十七八。始而羌防，继而柴葛，终以大黄、芒硝，病不起，医则曰：法已尽矣。[54]

对这种似乎矛盾的说法，大概不能做非此即彼式理解，“死亡无算”和“全活无算”，在当时可能都是符合实际的记载，也就是说，当时的医疗确曾挽救过相当多的生命，但同时，人口大量疫死甚至医药杀人的记载亦非子虚乌有。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因素：

（1）不同的文献由于出发点不同，其关注和记录下来的现象也会不尽一致。有关前者的记载大多见于对某些医籍和医生的称颂或引介中，而后一方面的内容基本出现在描绘疫灾之惨象和批评或抨击庸医等类型的文献中。

（2）无论何时，不同地区间的医疗资源分布必然是不平衡的，即使在同一地区，不同医疗者的技术水平也会高下有别，特别是在当时缺乏国家统一的医疗卫生管理制度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当时国家对医疗卫生基本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医生开诊和歇业完全是个人的行为。所以，医疗人员往往良莠不齐，而且也难以普遍有效地推行确当有效的疗法。如江南医学界对真霍乱比较快速地做出较为适当的反应，但这些认识和疗法并不能得到快速有效的推广，更不用说强制实行了。比如，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江宁知府许行璧在序《伏阴论》时仍指出：“东南卑湿之地，今年春夏多雨，时疠所发，江海盛行，有称为瘪螺痧者，朝感夕死，指青纹陷，医以霍乱温疫诸法杂治，南辕北辙，诿过运数。”[55]

可见，清代江南医学的进步和疗效的提高，虽在总体上对挽救世人的生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这种进步和疗效并不是每个地区、各类人群都能平等、及时地享受到的。市场调节虽有种种好处，但其纠错往往是事后的，因此，对直接关乎生命的医疗卫生，国家直接有效的管理十分必要。从这一点来说，清末这方面职能的明确化和扩展应该说是社会发展的一种需要和表现。

除了传统医学的发展外，西方近代医学的传入也是中国医学发展史上非常重大的事情。西方医学的传入早在明季就已开始，不过，当时所传入的医学基本是西方之古代医学，对中国医学影响也甚微。[56]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影响的日趋加深，西方近代医学开始越来越多地传入中国，并对中国传统医学乃至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影响。[57]尽管西方近代医学奠基于16世纪以来陆续发展起来的解剖学、生理学、细胞学、细菌学等西方近代科学，但医学本身的飞速发展却是20世纪前中叶以后的事。现代中国医史学界一般认为，当时西方医学除解剖学外，在诊疗上并没有显著的优势可言。[58]这一点从当时中外人士一些言论中也不难得到证实。在西方医学传入之际，国人对西方医学的偏见和畏惧固然存在，在总体上当时的知识人士对此并不全然排斥，对占有优势的西医外科往往能采取赞许和接纳的态度，并对西医之疗效做出较为客观的评价，比如：

大抵中国药物，以草木为宗，西药则专取材于金石，故每服一二厘，无不立时见效。万一药不对症，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其治病也往往以刀针易药石，痈疽瘰疬之属，不难着手成春；惟虚怯内症，未敢轻尝试耳。[59]

与此同时，一些即使对中医抱有一定偏见的西方人，也对中医疗效表示肯定。如：

中国人曾根据他们的实践经验发现的许多东西，欧洲人在很久以后才依靠科学手段得以发现，同样道理，中医也可能发现许多有重大价值的医疗方法。 的确，即使是现在，大多数中国人对中医的信任还是超过了西医，虽然他们认识到西医在外科手术方面比中医要高明。[60]

在清末以前，西方近代医学虽已传入，但实际在治疗国人疫病方面所起的作用还极其有限。而且，当时西医活动的范围也主要局限在上海、苏州、杭州等大城市及周边地区，大多数地区，西医的出现是民国以后的事。比如临近上海的川沙，到1918年才有西医。[61]就是在无锡这样较为发达的地区，光绪三十四年（1907年）以前，“群众治病主要依靠中医中药”，1926年前，也仍只有“为数不多的西医在城区开业行医”。因此，西医的传入虽然是件对中国医学和社会来说都非常重要的大事，但有清一代，它对国人疫病救疗并未产生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在清代江南，起到保护人民生命和健康作用的基本都是传统医疗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