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神致疫的观念在清代江南依然具有广泛的影响，因此，针对鬼神的卫生防疫观也普遍存在。这集中表现在一些与驱避疫鬼有关的节日风俗中。我们知道，节日的起源最初往往与驱傩避灾和娱乐有关，传统节日巾有相当多的节日与驱避疫鬼的观念有关，在清代江南主要有春节、上元、立夏、端午、立秋、重阳、除夕以及腊月二十五日的食口数粥等，这些在当时的文献中多有记载，兹各举一例：

元旦，吴江旧志云：晨起爆竹（相传以驱疫疠——原注）。[1]

（立春前一日）小儿跨牛背，谓之过春，出痘即稀。[2]

（正月）初三夕，谨藏衣服冠履以避疫气。[3]

元夕，妇女相率观灯，必走历三桥而止，云可免百病，谓之走三桥。[4]

（四月立夏日）权人轻重以卜一岁之旺迈，并驱疾疠，造赤豆饭以逐疫。[5]

（五月）五日为“端午节”。堂悬神符及钟馗像（或于朔日悬之），几供蜀葵、石榴，户悬蒲剑、蒜头，妇女簪艾叶、榴花于髻，食称锤粽、石首鱼以应时节。饮雄黄酒，遍洒室中，云祛虫毒，又以余酒书王宇于小儿额，遍染其手足心……士人采百草制药，药市收虾蟆，刺取其沫为蟾酥丸。龙舟竞渡，以朔日始。[6]

（五月）十五日又为府城隍诞辰，接踵而行，（指敛资出会，暄填街市），名曰行香，借以驱除疫疠。[7]

立秋日，或以井水吞赤小豆七粒，谓可免疟痢之疾。[8]

（九月）九日，登高，谓之避疫。[9]

（十二月）二十五日，以赤豆杂米作粥，大小遍餐，有出外者亦覆贮待之，虽襁褓小儿、猫、犬之属亦预，名曰 “口数粥”，以辟瘟气。[10]

（腊月二十四日） 丐者貌灶神，叫跳索钱，谓古者逐疫遗意。[11]

（除夕日）檐间插柏叶、冬青，至暮，封井、画灰于地，象弓矢，云以辟邪………炳烛爚芗，烧苍术、辟瘟丹，老幼聚饮。[12]

在这些习俗中，像焚烧苍术、白芷，饮洒雄黄酒之类，不无解毒逐秽之义，不过大多数内容明显以驱逐疫鬼为目的，比如端午节挂钟馗像，户悬蒲剑、蒜头等[13]，燃放爆竹[14]，行香等。另外像食口数粥、吞赤小豆，表面上看似乎与疫鬼无关，但实际上也是趋避疫鬼的意思，根据顾禄的考证，到腊月二十五日食口数粥的习俗始于宋代，不过源起较早，“《荆楚岁时记》云：‘共工氏有不才子，以冬至日死，为疫鬼，畏赤小豆，故冬至作粥以禳之。’《杂阴阳书》又以正月七日男吞赤豆七粒，女吞十四粒，令疫病不相染”[15]。可见，无论是食口数粥还是吞赤小豆，都是希望通过赤豆来驱赶疫鬼共工氏之子。另外，有的学者认为，“端午节的产生，传统的说法是纪念屈原，这自然是不能被排除的原因”，但是从节日生活的内容来看，主要可能还是与五月是毒月的认识有关，是为了“避免疾病的产生和流行”[16]。而另有学者考证，竞渡龙舟所表达的最原始意义应是避邪和驱瘴疠，纪念屈原是后世附加的。[17]至于权人轻重的习俗，根据清中后期袁景澜的说法，它是江南比较晚近的习俗[18]，其与疫鬼或瘟疫有着怎样的关系，尚不清楚。

除了节日风俗，符咒也是当时盛行的与鬼神致疫观念相连的避疫行为。根据范行准的研究，这一防疫法到汉代已经非常流行，用字厌胜，最初是用单字，后来才用双字和数字相并的草字，不过民间还是用单字的多。比如，民间除夕那天，在门上或猪圈上，多贴“天行已过”四字，据说可以防止人畜的瘟死。[19]虽然符咒之法在当时仍然流行，但像上面这类记载却极少发现。首先，除夕似乎不再贴此类的灵符；其次，所用的字也复杂得多且不知究竟为何意。昆山的龚炜曾指出：

从这一记载来看，这种符咒法至少明代就已出现，且不仅仅用于避疫。这些用于避灾疫的符咒到清代似乎已比较固定，比如光绪二年（1876年）各处盛传的剪辫风波中，江南民众多贴这几个字以求躲过劫难。[21]除了贴于门上，还有将这些字写于黄纸之上，焚化冲服的方法。[22]另外范氏视为“那些骗钱为业的野道士的勾当”的“用双字和数字相并的草字”符[23]，不仅民间颇具市场[24]，而且还赫然收入了《松峰说疫》这样的医学名著之中。[25]

符之外又有咒，咒的内容千奇百怪，亦多不解之处。这里抄录一则同治元年（1862年）流传于吴县的咒语，当时传言，大兵瘟疫，若肯抄传一张，可保一身，抄传十张，可免一家。并且要每天清晨净口念七遍。其咒云：

娑诃一目，浑般娑诃帝，帝新般娑诃，波罗波罗，观般观般因般帝，因般娑婆诃，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若有虔心者，离苦得安宁，南无白衣观世音菩萨。[26]

另外，由于时人认为瘟疫乃疫鬼所施，同时又相信人气或正气旺之人是不怕小鬼的，所以修有德行之人也往往可以躲避疫灾，甚至还能驱逐疫鬼，造福一方。比如：

李中节待问，陆景俊甥也，修驱伟貌，须眉如戟。一日过陆氏群惠堂时，村邻六七家皆染疫疠，病者闻群鬼窃窃语曰：中臣来矣，当亟去。 明日病者皆霍然。[27]

因此，行善积德也就成了防避疫疠之一法。这些内容，基本是对传统的继承，即使形式和内容上稍有不同，也并无实质性的差异。不过若做细致分析，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仍不乏值得指出的趋向。首先，在节日风俗方面，相当多原本与逐疫相关的活动在逐疫方面的意义已日趋被人淡忘了，比如除夕和元旦燃放爆竹，在当时的方志中，也很少提到其逐疫这一功能，像竞龙舟，更已失去其原来的意义。此外，像食口数粥，虽然非常盛行，不过从当时的一些诗歌中，已很难看到它与逐疫有何关联，反倒是“美食节”的意味盎然。比如：

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的瘟疫认识水平的提高，当时流传的一些有关瘟疫的鬼神故事所反映出来的观念也不断接近实际，因而也不乏一些正确指导时人对待瘟疫的内容。如：

桐乡医生赵某，偶赴病家，请归以暝，又将雨，中途见矮屋，有灯明灭，时已下雨，遂叩门求宿。 内有妇人应曰：男子不在，不便相留。医恳栖檐下，许之。将更余，妇开门延入，医谢不敢，妇引之甚力，且求合，医视其灯青黯，且手冷如冰，知遇鬼，亟欲奔避，妇双手挽其颈，以口就医之口，既而大哕曰：“此人食烧酒生蒜，臭秽何可近也。”遂入。 医复冒雨而走，底家十余日后，经矮屋，则一孤冢也。[29]

对此，刘奎评论道：“足见烧酒大蒜于疫气盛行所不可阙。”大蒜具有防疫功能没有问题，这类故事所透露信息的意义可见一斑。而且当时在流传符咒时也往往附带上避疫药方，如同治元年（1862年），吴县在流传前面提到的咒语的同时，还有一则避瘟单：“须用咸丰钱七文，桑白皮六分，栀子六分，用水煎八分，服之即愈。”[30]应该能起到一定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