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地区人们的社会生活习俗必然受到该地区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不过，它一旦形成，则又会单独发挥作用。现代的医学和传染病学著作，一般都把社会习俗视为某地疾疫分布的因素之一。[38]

（一）用水及相关习俗

习俗对瘟疫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清代江南来说，首先是用水及相关习俗。上文已经谈到，江南温暖湿润、水网密布的环境特别有利于清代江南有关肠道传染病的爆发、流行，实际上，不仅如此，江南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生活习惯，更使水在传播疫病时意义重大。这些生活习惯包括厕所简陋、在河水中洗涮马桶甚至倾倒粪便和以河水为生活用水等。

这方面的情况，当时的记载较少，不过从当今江南农村的状况和此前的一些记载中可见一斑。共和国成立之初，出身广东的张国高来到江南的城乡后，便对这里有利于疫病传播的环境颇感惊诧，其中对厕所之简陋就印象尤其深刻，他说：

我到乡间，生活上感觉最不习惯的要算大便这件事了……无论乡间或镇上，可以说没有一处的厕所不是很简陋与龌龊的，破篷烂席就当墙围绕，一个不大的粪缸不是满满的，便是屎尿**漾，坐在装在粪缸前面的木架或蹲在两条湿滑的薄板上大便的时候，总得要提心吊胆！晴天的时候，已然如此，遇到雨天，更觉难堪！[39]

这一点，从苏州人流传已久的“五步一池（粪池），十步一楼（厕所人称一步楼）”的说法亦可得到印证。而且这些厕所不少就建在河边，“由于平时不断地渗漏，已将水源污染，假如遇到河水涨升，满缸的粪便就全部流入河中了”[40]。人的粪便一直是中国农业生产的重要的肥料来源，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随着农业和桑、棉等经济作物种植业的扩展，对肥料的需求急剧增长，粪的身价也日趋高涨，甚至出现了“粪便即金钱”的说法。[41]所以，农民肯定不会轻易将粪便倒入河中，而城里之粪便也都有专人收集并运到乡下出售。在清代，这已成了专门的产业——壅业，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苏州一份《肥壅业商人的禀呈》透露，壅业商人各有专门划定的收集粪便的地段，这些“祖遗粪段，世代相传，自国初迄今，相安无异”[42]。说明这种状况清初已然。嘉庆时，昭文的吴熊光在与皇上谈话时也说：“（苏州）城中河道逼仄，粪船拥挤，何足言风景？”[43]这里所说的粪船，显然就是壅业商人的运粪船。粪船在河中来回穿梭，船身摇晃，自然难保粪便不泼漏河中。

而且，江南人还普遍在河中洗涮马桶，这样的情形，至今在江南农村仍不时可以见到。张国高在文中也指责说：“倒了粪桶，在河中冲刷，只晓得要洗净马桶的污秽，却不顾这些污秽已污染了大众用作饮料的水源。”[44]

另一方面，人们又以这同一河流的水为生活用水，不仅汲取饮用水，而且于此淘米、洗菜、梳洗乃至游泳嬉戏。[45]肠道传染病的病菌无疑主要通过粪便排出体外，而江南的河水，经常地会受到粪便的污染，在这种情况下，水传播在清代江南疫病的传染中的重要性也就不难想见了。所以，在现代编辑出版的一些地方志中，一般都会谈到这一点。比如：

绍兴江河密布，湖泊众多，解放前，水乡农民习惯饮用河水、天落水，山区、半山区饮用溪水、塘水，且人畜混用，易受人畜粪便和各种地表废弃物污染，饮水不洁，常引起肠道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传播流行。[46]

（二）丧葬习俗

厝棺不葬和捡骨焚烧等习俗也有利于疫病的产生和传播。对此，在前面谈及时人认识时已论及，不过对习俗存在的状况和实际的影响未予阐述，现予补充。

当时被时人视为不良葬俗的主要有三：停葬、阻葬和火葬。其中阻葬实际只是造成停葬的原因之一，本身并不对疾疫产生直接的影响。

停葬之风，在清代江南是普遍存在的，这在几乎所有的府县乡镇志中都有反映。以下随举几例：

（新昌）近古但溺于阴阳家而惑于堪舆之说，每每停柩不葬，有二三十年者。[47]

block"（武康）俗最信风水，有迁延至数十年不葬者。至付榇柩于一炬，则忍心尤甚。[48]

block"（太仓）葬礼多从俭省，惑于风水及不能举者往往过期不葬。[49]

block"（余杭）或溺于堪舆家言，停柩不举，各乡有一室数棺，百年无抔土者。[50]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除了当时的民众普遍相信风水，希望能觅到牛眠吉地以保子孙发达这一因素外，还有阻葬和无力营葬等方面的原因。由于古人一般都非常重视葬礼，明清时期，随着无业游民的增多，出现了一些无赖打手利用人们害怕在营葬时出现意外不吉之事的心理，乘机敲诈勒索。比如，在苏松等地，汤斌在任苏抚时发布的一份公告指出：

民间买地安葬，原属各从其便。乃吴下恶俗，每有棍徒勾同势豪，凡遇民间造坟，辄借称妨碍风水，煽惑阻挠，肆行吓诈，稍不遂欲，纠集打降拳勇，百十成群，或毁撇砖石灰料，或夤夜掘坏地脉，甚至掀翻棺木，打伤人命，肆横无忌。遂至讦讼纷争，拖累破家，安葬无期，终成暴露。言之真堪发指。本院深悉此等恶习，已经严禁，不谓苏松属县，其风犹炽……[51]

死去亲人的安葬对一般民众来说，本来就是一笔不小的经济负担，阻葬风习的盛行势必进一步导致更多的人家无力营葬而不得不厝棺野外。另外，在人烟稠密的平原地区，耕地匮乏是当时停棺不葬现象存在的又一个重要因素，比如“嘉兴土膏而民勤，尺寸之地必耕，非稍温者不能有葬地”[52]；“苏郡五方杂处，烟火稠密，到处水乡，葬地甚少”[53]。

这些习俗的盛行，使得当时的江南浮厝累累，如，诸暨县令刘光复“周历地方，每见停柩累累，或数棺，或数十棺，问其时，或数年，或数十年者”[54]。尸棺大量暴露于野，对环境卫生会造成不良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江南地狭民稠，大量未及时下葬的尸棺除一部分停放在寺庙外，大多置于田间地头、池塘之护塘堤坝以及沿海滩涂，比如，在川沙，“护塘两侧，棺没池中，上又置棺，叠床架屋，沿塘几无干净土”[55]。在这些温暖潮湿的地方，尸棺必然会滋生大量的致病微生物，这些病原体一旦为人畜所感染，就极有可能产生瘟疫。特别是春夏之季，江南往往霖雨绵绵，那些**尸棺中的病原体就很容易通过雨水而四处流布。若再遇洪灾或潮灾，尸棺漂流，其危害自然也就更显著了。如“（宝山）高桥浮葬之风最盛，塘内滩地常暴棺累累，每届潮灾，甚至漂流四散。康熙三十五年，里中善士曾捞埋九百七十八具，而其他就近代理者尚不在内。乾隆十二年，顾钥、陆汝恭、凌廉等复各捐银两，捞埋流棺一千二百四十三具”[56]。又如，道光三年（1823年），江南大水，在吴江，“野田浮厝之棺，漂失者有之，棺木朽坏而骸骨零落者有之。郡城之体善堂……分赴四乡收葬……计先后收葬尸棺三万余具”[57]。对此，时人其实已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不少文献指出，尸棺累累，“易生疾病，害莫大焉”[58]。

此外，在人口密集的平原水乡，还普遍存在火葬的习俗。如果说停葬特别是绅缙之家的停葬，存在着惑于风水这一因素的话，那么火葬，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佛家的影响，但主要还在于缺乏葬地。比如民国《双林镇志》指出，当时火葬之风难以尽革，“此不尽由无力营葬，亦非过信风水，大抵植桑惜地，故乡间之地浮厝骨墩，弥望皆是也”[59]。因此，火葬习俗也多出现在人烟繁密的苏、松、太、嘉等府州和杭、湖的平原地区。[60]这从当时的文献中不难得到证明，比如，同治时的一份告谕说：“有无知愚民，于父母尸棺无力安葬，每岁清明前后，相率焚烧，名为火葬。此举各属皆有，苏松太三府（州）为最盛。”[61]差不多同时浙抚的一份公告也指出，“嘉属向有火葬之俗”[62]。又如，“杭俗尝有不葬其亲，亲死以火焚之，收其骨置于缶而瘗之”[63]。

火葬，现代一般都把它当作一种卫生习俗来提倡，不过，时人认为焚烧尸体释放的臭气会形成疫气，这一点，就今天的认识看，应该有些问题，因为所有的致病微生物，没有能经过火的焚烧还能存活的。所以表面看来，这种风俗不仅不会导致疾疫的发生，反而有利于控制疫病。就是在当时，将浮厝在野外的尸棺焚烧，对净化环境也不无益处，因此存在着抑制疫病发生的一面。不过，另一方面当时的火葬方式与今天的火化不同，一般是人死后，先浮厝在自己的地里，然后择期（一般是清明和冬至前后）捡腐尸或遗骸焚化。如在湖州双林：

家属死日，即用土垒厝棺桑地，或一二年，或十数年，视棺木朽烂，逢清明或冬至前一日举火焚之，捡骨贮于坛（有僵尸未烂，因火灼筋骨变动若起坐者），亦有揭生骨不用火焚者。 尸骨不甚腐，则用刀剪截夹断……[64]

腐尸和遗骸，都是致病微生物的聚集之处，如此火葬，染上疾疫是完全可能的。这在袁枚的小说中有生动的说明：

平湖小西溪之西，蒋姓，田家也。冬至前一日，日方西，烧父尸。方开棺，尸走出追之。蒋击以锄，尸倒地，乃焚之。晚归，闻其父骂曰：“汝烧我甚苦，何不孝至此！”其人头肿如匏，及午而死。——张熙河所目击也。[65]

蒋氏之死，十有八九是因为烧尸过程中感染了致病微生物。

（三）其他习俗

在时疫流行期间，虽然，人们出于避疫的心理，对病者家庭避而远之的现象应该是非常普遍的，并且也只有这样，当时方志的人物传中，才会将那些不畏疫气坚持照顾病人的行为视作特别值得称誉之事迹。不过，在传统孝义思想的影响和丧葬礼仪的习惯力量的作用下，对瘟疫病人的探疾送丧，仍在所难免，比如，在昆新：

道光元年辛巳、二年壬午，夏秋大疫，民多骤死，乡村尤甚。其症吐泻转筋，即时毙命，针刺医药，百中仅活数人，问疾送殓，传染无已，甚有全家俱毙者。[66]

这显然有利于疫病的传染。

时人认识中谈及的一些习俗也对疫病流行不无影响。比如，以煤做燃料所产生的空气污染，会导致疫喉的多发。病人居住之所窗户紧闭，而且燃点香烛，使室内空气秽浊，就可能加重病人的病情并波及旁人。

此外，像随地吐痰、嫖妓等，也应该属于这类风俗习惯，不过由于它们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无论在江南还是全国，都有一定的普遍性，而且在瘟疫成因中也不占非常重要的地位，故于此略而不论。

当然，趋吉避凶乃是人的天性，人们在同自然和社会环境的长期调适过程中形成的风俗习惯，必然存在着相当多非常有利于人们身体健康的内容，清代江南人的生活习俗无疑也有不少对避免和抑制瘟疫有利的因素，这一点，将在下一章有关清人卫生观的部分予以论述。这里要指出的是，当时之所以会产生这些现在看来不利的生活习俗，既存在环境和物力制约的因素，也与时人对瘟疫病因和传播方式缺乏正确的认识有关，同时社会体制的因素也不容忽视，比如，公共卫生制度的缺乏等。

[1] 参见顾婉生主编：《预防医学概论》，97～98页；李家庚、余新华等主编：《中医传染病学》，22～23页。

[2] 参见疫情年表。

[3] 参见余新忠：《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载《清史研究》，2001（2）。

[4] 参见李梦东主编：《传染病学》，第二至第六章各处。

[5] 参见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564页。

[6] 参见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420～421、424～4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7] 参见竺可桢：《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载《东方杂志》，第23卷，第1号，98～104页。

[8] 参见李梦东主编：《传染病学》，104页。

[9] 民国《昆新两县续补合志》，卷1《祥异》，第1册，67页。

[10] 参见余新忠：《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载《清史研究》，2001（2）。

[11] 关于“五方致病论”可参见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551～554页；龚胜生：《中国古代长寿点区的地理分布及其环境背景的初步研究》，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3）。关于“五运六气说”可参见任应秋：《运气学说》，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554～563页；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126～134页；陈乐平：《出入“命门”——中国医学文化学导论》，114～120页。

[12] 参见顾婉生主编：《预防医学概论》，105页。

[13] 参见竺可桢：《中国近五千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载《考古学报》，1972（1）。不过竺可桢认为在前一个寒冷期，中国要到1651年至1675年才开始寒冷，对此，于希贤在竺氏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的探索，认为从1610年开始，中国已进入寒冷期。参见于希贤：《近四千年来中国地理环境几次突发变异及其后果的初步研究》，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2）。

[14] 参见光绪《宝山县志》，卷14《杂志·祥异》，第4册，1546～1563页；民国《宝山县续志》，卷17《杂志·祥异》，第3册，901～906页；光绪《南汇县志》，卷22《杂志·祥异》，第3册，1475～1484页；民国《南汇县续志》，卷22《杂志·祥异》，第2册，961～990页；民国《高淳县志》，卷12下《祥异》，第34本，183～187页；民国《萧山县志稿》，卷5《田赋门·水旱祥异》，第1册，第491～502页；民国《昌化县志》，卷15《祥异》，第3册，1080～1084页。

[15] 参见李梦东主编：《传染病学》，104页。

[16] 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222页。

[17] 亢树滋：《市隐书屋文稿》，卷5，20a页，咸丰十一年刊本。

[18] 参见［美］安·奥思本：《丘陵与山地：清代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与生态互动》，见刘翠溶、尹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349～386页；陈桥驿：《历史上浙江省的山地垦殖与山林破坏》，载《中国社会科学》，1984（4）；罗桂环、苏俭民：《中国历史时期的人口变迁与环境保护》，50～53、59～69页，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1995；张芳：《清代南方山区的水土流失及其防治措施》，载《中国农史》，1998（2）。

[19] 王凤生：《浙西水利备考·序》，4页，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

[20] 凌介禧：《少茗文稿漫存》，见光绪《乌程县志》，卷35，28a～29a页。

[21] 嘉庆《于潜县志》，卷10《食货志》，14a页。

[22] 梅曾亮：《柏枧山房文集》，卷10，5b页，咸丰六年刊本。

[23] 苏州博物馆等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71～73页。

[24] 民国《嘉定县续志》，卷3《赋役志·灾异》，第1册，224页。

[25] 比如光绪十四年（1888年）起，烂喉痧连续三年在沪上流行。杜钟骏在《白喉问答·小引》中也说：“白喉一症，年来盛行于通都大邑人烟繁盛之地，且有酿成疫气而传染者。而沪上尤为繁盛中之繁盛，冬春之交当乍寒乍热之时，此症纷纷发现。”转引自李庆坪：《我国白喉考略》，载《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2），101页。

[26] 比如在常州，清道事业要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才由商会创办。（《常州市卫生志》，283页，常州，常州卫生局，1989）

[27] ［美］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19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28] 不著撰人：《杭俗怡情碎锦》，21页，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

[29] 陈祖范：《司业文集》，卷2《昭文县浚河记》，见《四库存目集部》，第274册，161页。

[30] 薛福成：《庸庵文别集》，卷6，23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31] 葛元煦：《沪游杂记》，卷1，见葛元煦等：《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2页。

[32] 潘曾沂：《东津馆文集》，卷2，12a～12b页。

[33] 傅树勤、欧阳勋译注：《陆羽茶经译注》，32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

[34] 王士雄：《随息居霍乱论》，卷上，见《中国医学大成》，第4册，654页。

[35] 参见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506页，上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36] 参见刘吾惠编著：《上海近代史》上册，398～399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37] 奚铮：《无锡富安乡志》，卷28《杂著》，第22本下，948页。

[38] 比如顾婉生主编：《预防医学概论》，88页。

[39] 张国高：《看，江南乡村的环境！》，载《大众医学》，第4卷，第2期，79页，1950-06。

[40] 张国高：《看，江南乡村的环境！》，载《大众医学》，第4卷，第2期，80页，1950-06。

[41] 参见李伯重：《明清江南肥料需求的数量分析》，载《清史研究》，1999（1）。由于肥料紧缺，农民常常又将生粪直接施入田地中，水田之水成为布满血吸虫和钩体的疫水，导致这两种疫病流行。由于这两种病，前者未包括在本书瘟疫的范围中，后者缺乏可资分析的资料，于此不论。

[42] 参见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苏州市档案馆合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年—1911年）》，第1辑，691页。

[43] 《清史稿》，卷357《吴熊光传》，第37册，11324页。

[44] 张国高：《看，江南乡村的环境！》，载《大众医学》，第4卷，第2期，80页，1950-06。

[45] 如道光时期，江宁的梅伯言曾指出：“沿河居民，日倾粪桶污水，**涤无从，郁积日增，病症日作。”（甘熙：《白下琐言》，卷9，10b页）并参见张国高：《看，江南乡村的环境！》，载《大众医学》，第4卷，第2期，80页，下半部的两幅图片和文字说明。

[46] 《绍兴市卫生志》，109页，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47] 民国《新昌县志》，卷5《礼制·原风俗》，第1册，620页。

[48] 道光《武康县志》，卷5《地域志·风俗》，第1册，326页。

[49] 民国《太仓州志》，卷3《风土》，第1册，90页。

[50] 嘉庆《余杭县志》，卷37《风俗》，第2册，536页。

[51] 汤斌撰、王廷灿编：《汤子遗书》，卷9，见《四库全书》，第1312册，600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52] 光绪《嘉兴县志》，卷16《风俗》，6b页，光绪三十四年刊本。

[53] 陈宏谟：《禁火葬檄》，转引自柳诒徵编：《江苏社会志初稿》，90页，苏州方志馆藏复印民国间铅印本。

[54] 光绪《诸暨县志》，卷17《风俗志》，2a～2b页，宣统三年刊本。

[55] 民国《川沙县志》，卷14《方俗志》，第4册，983～984页。

[56] 民国《宝山县续志》，卷10《卫生》，第2册，634页。

[57] 石韫玉：《独学庐诗文稿·四稿》，卷1《收葬无主之棺记》，26a～26b页。

[58] 参见余新忠：《清人对瘟疫的认识初探——以江南地区为中心》，见《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3卷，246～247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

[59] 民国《双林镇志》，卷15《风俗》，第22本上，556页。

[60] 就全国的情形来说，“明清时期的火葬风俗，主要流行于东南沿海地区”。参见常建华：《试论明清时期的汉族火葬风俗》，载《南开史学》，1991（1）。

[61] 《江苏省例》（同治七年八月二十八日），转引自柳诒徵编：《江苏社会志初稿》，91页。

[62] 光绪《石门县志》，卷3《养育》，第2册，534页。

[63] 梁恭辰：《池上草堂笔记·劝戒近三录》，卷6，13b～14a页，咸丰元年刊本。

[64] 民国《双林镇志》，卷15《风俗》，第22本上，556页。

[65] 袁枚：《子不语》，卷24，571页。

[66] 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51《祥异》，第3册，9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