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环境与疾疫间的关系，古人很早就有认识，而且形成了专门的理论，即“五方致病论”和“五运六气”致病说。[11]这些理论特别是“五运六气”论配以“五行”学说，多有玄妙之处，不过其核心思想不外乎东、西、南、北、中不同地理环境和四时气候的变化对人体疾病和疫病流行有着重要的影响。环境与疫病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是毋庸置疑的。现代科学已经证明，生态环境影响疫病流行的因素很多，但以气候和地理因素的作用最为突出。[12]具体到江南，当地温暖湿润的气候，总体上也比较有利于众多致病微生物特别是肠道传染病菌的生存繁殖。这种一般性的说明，在众多的医学和传染病学著作中均不难看到，现在需要进一步考察的，是江南的环境以及环境的变化对瘟疫爆发、流行有着怎样的具体影响。

（一）江南的环境与瘟疫

气候的异常往往导致灾荒，因此它与瘟疫的关系十分明显，对此，在灾荒因素中已做分析，于此不论。这里来看看气温异常，但未出现明显水、旱、风、潮、虫、震等灾荒之情况与瘟疫的关系。根据竺可桢先生等人的研究，17世纪20年代至18世纪20年代、19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是清代历史上的两个寒冷期。[13]前一个时期，大致相当于康顺时期，后一个时期与我们所谓的第四个时期有着较大的一致性，从瘟疫统计的情况看，这两个时期的瘟疫发生次数在总体变化序列中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也就是说，这两个时期严寒的气候对瘟疫的发生没有直接必然的影响。另外，据对宝山、南汇、高淳、萧山和昌化五县县志“祥异志”的统计，这五县在清代共出现气温异常现象57县次，而只有三县次的瘟疫与此有关，而且还不是单独相关，与此相关的还有其他灾害因素。[14]可见，这两者直接的关系并不明显。

江南温暖湿润的气候，密布的水网，以及当地人长期以来养成的某些生活和用水习惯，非常有利于瘟疫的滋生流行。江南以“水乡泽国”著称于世，河网湖**星罗棋布，对于江南民众来说，水不仅赐予了他们丰富的物产，还极大地便利了其日常出行，实在无异于衣食父母。不过水也像一把双刃剑，在给人们带来好处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灾难。密布而四通八达的水网既给予了人们出行的便利，也为疫病传播提供了方便。这种方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不少病菌在水中相对容易存活，比如霍乱弧菌在河水中可活2周，是在蔬菜和水果上存活期的3倍至5倍。[15]丰富的水源自然就为病菌提供了优越的生存环境。

（2）相互流通的水流也为病原的四处流传提供了可能。

乙亥夏五月，余移卧榻于容膝轩，不数夕有蚊自帐隙入者，驱之不去，明日复然，余甚苦之。乃褰其帐使起，果大集，隆隆若雷之起于枕上也。任之，则腹彭亨矣，不能动，得百有五。噫，计一室之蚊不下千万焉。[17]

士人家中尚且如此，一般民众的情形就不难想见了。蚊子是传播疟原虫的元凶，当时夏秋时节疟疾的盛行，显然与蚊子的猖獗有关。而苍蝇是肠道传染病比较重要的传播媒介，苍蝇的众多，无疑会使当地肠道传染病菌的蔓延如虎添翼。我们知道，江南的民居一般是猪圈和厕所连在一起，而厨房又常常紧邻猪圈和厕所，这就更为苍蝇传播病菌提供了便利。清代江南的瘟疫多发于夏秋两季，以霍乱、伤寒、痢疾等肠道传染病为主，而水传播和虫媒传播是肠道传染病的主要传播途径。这充分体现出了江南瘟疫的环境特色。

（二）环境变化与瘟疫流行

清代江南环境的变化也对疫病流行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总体上说，清代可能是历代王朝中环境变化最大的一个时期。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第一，巨大的人口压力所导致的对山林的滥垦；第二，在人口密集之地过量的生活垃圾和手工业、工业废物对环境的污染。

由过度开垦而造成的对环境的破坏，目前已引起学术界较多的关注，对于江南及周边地区，更是有不少成果论及棚民对当地山丘地的开垦及其后果。[18]这些研究均认为，从清代中期以后，不断有浙南、皖中以及湖广等地的农民进入浙东、浙西和皖南的山丘地，开山垦种靛青、苞谷等作物，导致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当时的一些文献纷纷指出：“近今棚民开垦山场，多致浮土下泻，塞港填溪，尤为水利农田之大害。”[19]“昔者土山结实，尤不免浮沙入河，今乃山尽垦松，一雨挟沙而下，久霖更甚，河遍填淤，水无可蓄，即未成涝，易淹田亩。”[20]“苞芦收获亦足补五谷之乏，贫民不为无济。第山经开掘，遇霖雨，土随崩裂，湮没田禾，填塞溪涧，以致水无潜滋，稍晴即涸，旱潦交忧，害实不浅。”[21]“今以斤斧童其山，而以锄犁疏其土，一雨未毕，沙石随下，奔流注壑，涧中皆填污，不可贮水，毕至洼田乃止。及洼田竭，而山田之水无继者。是为开不毛之土而病有谷之田，利无税之佣而瘠有税之户也。”[22]显然，当时对山林的滥垦已造成当地自然环境的恶化已有认识，至于说这种变化与瘟疫是否存在直接关联，虽然现有的资料还难以给出肯定的回答，但至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自然界对环境污染的自净能力。而且，间接的关联更不难找到，植被破坏；水土流失不仅使当地易遭水旱之患，而且顺河水而下的泥沙也导致下游平原地区的河流淤塞，致使自然生态化解水灾的能力下降，从而加快灾荒出现的频率。而灾荒与瘟疫又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所以说，棚民对山丘地的垦殖，所直接破坏的环境仅限于江南西部和浙东南部的小部分地区，但其影响却是全流域的。

与目前对棚民垦殖关注较多形成对照的是，对当时环境的污染情况至今还很少有人做过专门论述。而实际上，这方面的因素与疫病流行的关系更为直观和密切。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一时还很难对该地区的环境污染状况做出全面的描述，不过在人口稠密、工业生产相对发达的地区，特别是苏、沪、杭等大城市，还是有些资料表明清代自中后期起污染已经出现并渐趋严重。比如，在苏州，乾隆二年（1737年）所立的一块石碑对此有着较为典型的描述，兹节录如下：

元和 张

江南苏州府长洲县正堂沈

吴陈

特调江南苏州府正堂加□级记录口次黄，（中缺）等下，则请□□匝，高僧桂锡□供皆题再建圣祖仁皇帝行宫，万年御书龙案，必当肃敬肃□。蓦有狡狯，于皎□□□□□缸（中缺九字）染作□□过（中缺七字）**□布（中缺十五字）渐致纠壅河滨，流害匪浅，圜山四□，□雨灌溉，定伤苗□。□□□姓之饔餐等（中缺七字）且白公堤衅，□□□□在生（中缺十五字）系民生物命。缘塘花市，红紫芬菲，□□相承，滋生时□□虎丘□胜概，**（中缺六字）桥年代□之于水前（中缺六字）兹（中缺八字）概且毒□肠胃。更有甚焉，傍山一带，到处茶棚，较资（中缺二十五字）味，不堪饮啜，（中缺十六字）嗟嗟！[23]

从碑文中可以看出，从染坊流出的污水造成禾苗受损，花园胜景遭到破坏，饮水更成问题。由于这种污水有害肠胃，因此市民深受其害。许多傍山的茶棚也因水质恶化而使茶无法饮啜。更有甚者，名山景观也随之黯然失色，昔日之清流，变成满是“青红黑紫”散发令人窒息臭气的污水沟。这是典型的工业废水造成的污染，这种污染除苏州外，在晚清的上海更为严重，比如，光绪十五年正月十九日 （1889年2月18日），上海城边的嘉定“晨降微雪，色黑，按之即消”[24]，黑雪的出现，当是当时上海严重工业废气污染的结果。当时，上海疫喉连年爆发[25]，似应与此有关。

不过总体市言，当时的环境污染更为主要还是由生活垃圾不能得到适当的处理造成的。当时的城市，基本没有有效的下水设施，而且也多缺乏对垃圾的专门管理[26]，故垃圾不能及时外运。清代城市的粪便一般是由壅业商人的粪船运出城外，通过粪船外运，很难避免污染环境。比如，一份有关晚清上海的研究指出：“这些臭气难闻的垃圾粪便完全用驳船运出上海，多数驳船是敞开的，在流经市区的各条水道上，这种驳船过去到处可见。”[27]而对其他生活垃圾，往往扫地出门后便不再理会，比如在杭州，“道路窄狭，各家扫出砖灰泥土，水洗鸡鱼菜等，泼堆墙角路侧，行人有碍，秽污浊气熏蒸”[28]。在当时的文献中，常常可见疏浚城河的议论，比如，昭文的陈祖范言：

琴川古迹，湮久难复，昭文县境有渠纵贯其中，东西水道皆属焉。民居日稠，旁占下堙，上架板为阁道，通往来，宅券相授，忘其为官河也……[29]

城河的不时淤塞和污浊，无疑有着生活垃圾的功劳。以往我们大都从水利和交通的角度来诠释这些记载，其实只要转换一下视角，河道污染与瘟疫流行之间的关系是不难想见的。实际上，当时一些文献已经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比如，光绪十四年（1888年），薛福成（时任宁绍台道）见“海防无事，方思兴修水利”：

夏秋之交，郡城（宁波）大疫，询之父老，咸以水流不洁为病。[30]

在这种情况下，一遇气候炎热，势必会造成秽气熏蒸，蚊蝇丛生。比如，晚清上海的一些地区，“矮巷旧屋愈形洼下，小沟积水竟无出路。交夏后，聚蚊成雷，难免湿郁之患”[31]。由此可见，尽管污染多由生活垃圾所致，但其对瘟疫形成的作用仍不可小视。

因此，在一些中心城市，嘉道以后，污染已引起时人的注意。比如，苏州的潘曾沂在道光时感到，当时人生疾多乃因不用井水，而饮污浊之河水。他说：

盖凿井而饮，其语最古。 《易》只六十四卦，而有井卦，星有二十八宿，而有井宿，其要可知。而今人乃习焉不察，听其填塞蔽固，等之无用之地，而别取污秽之河流以自给。宜其饮水而多疾，服药而不灵，皆不明乎资一之故也。[32]

这与唐代陆羽在《茶经》中所谓“其水，用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33]的观念已有显著的差别，反映了当时苏州水质状况的恶化。而王士雄到上海后，看到“室庐稠密，秽气愈盛，附郭之河，藏垢纳污，水皆恶浊不堪”，便感到，“臭毒二字，切中此地病因”[34]。而“在20世纪初，市内的众多小河浜已经变成了肮脏的水沟”[35]。在棚户区，情况更是糟糕，比如，在沪西药水弄，数千间破烂的草棚和“滚地龙”密密麻麻地拥挤在一起，到处是垃圾堆、臭水沟，曾有一首民谣这样反映道：“走路不平，吃水不清，点灯不明，出门不太平。”[36]不仅在城市，就是一些人烟稠密的乡下，水污染也与时疫发生了关系。这从下面这样一则带有些所谓“迷信”色彩的故事中，似乎可以得到某些反映：

华藏寺前，旧有望湖亭，今遗址**然，其西南有一泉，泉水清澄，合湾取汲。清光绪二十五年间，泉中青石上现光绪元宝一文，迄二三月忽然不见。宣统时，现同上金钱六七文，逾年余而没。其时四方疫气厉行，惟此湾人民无恙。[37]

该地未受时疫之患的原因，应该不是泉中出现铜钱，而极有可能是合湾取汲的泉水清澄，未受污染。

以上所言的环境破坏与污染，有很大一部分，特别是上海的城市污染，往往是由西方传入的近代机器工业造成的，不过，同样明显的是，江南的这一进程并不是始自机器工业的传入，而是从乾嘉时期甚至更早就开始了，到嘉道时，已趋向严重。而嘉道以降，正是江南瘟疫发生频度增长较快的时期，由此可见，环境污染在清代江南已对瘟疫的爆发、流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疾疫在夏天的猛烈爆发，似乎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当时环境卫生状况的不尽如人意。不过当时的环境问题与今天的环境污染，除了程度上存在着巨大差异外，还有以下几点不同：（1）当时的污染除个别城市外，主要由生活垃圾得不到及时的自然消化等因素造成。（2）污染的表现主要是水质变差、环境卫生状况不良，以致每届天热，秽臭熏蒸，苍蝇、蚊子、臭虫等害虫猖獗。因此，其影响所及也主要是大大增加了肠道传染病的爆发和流行机会。而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除人口大增、森林植被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等客观因素外，主要还在于人们对于这些昆虫的致病作用缺乏基本的认识，因而未能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