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指出时人对瘟疫传播的认识以空气传播为主，并不是说其对其他播方式毫不知觉，实际上，时人对经水传播、食物传播、接触传播和虫媒传播等传播途径均不无个别的直观或隐约的感知。清代的江南瘟疫频仍，同时又有较高的文化和医学发展水平，因此瘟疫所表现出来的一些传染方式也不可能完全被忽略，只不过在以气感染这一观念的笼罩下，这些直观感性的认知不易引起注意并获得发展罢了。现代一些医史论著，在论及中国古代的传染病预防时，一般都会引用清代熊立品的一段话：

当合境延门，时气大发，瘟疫盛行，递相传染之际……毋近病人床榻，染其秽污；毋凭死者尸棺，触其臭恶；毋食病家时菜；毋拾死人衣物……[9]

据此他们认为古人对瘟疫的传染和预防的认识已取得较高的成就。[10]熊在这一立足现实观察得出的认识中，已指出了空气传播、接触传播和食物传播三种传播方式，就今天的认识来看，自然是非常值得称颂的。不过我们并不能就此认为清人在传播方式的认识上已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应当看到，像熊立品这样的论述，在当时的医学界实属个别，其后也未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而且熊本人也未对“毋食病家时菜；毋拾死人衣物”做任何理论上的阐发。他与同时代其他医家一样，认为时疫完全是气造成的。[11]因此，他对后两种传播方式的认识其实只不过是一种直观的感知。实际上，在此之前人们对此就已有隐约认识，比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云：“天行温疫，取初病人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12]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指出：“人有因吉凶坐席饮啖，而有外邪恶毒之气，随食饮入五脏，沉滞在内，流注于外，使人肢体沉重，心腹绞痛，乍瘥乍发。以其因食得之，故谓之食注。”[13]虽然李的本意并非是要与病人衣物隔离，巢的论述中随食饮而入的是气，但他们都已将这两者与疾疫联系到了一起。其实就是在清代江南的民间，人们对食物与瘟疫的关系也有模糊的认识，比如，雍正十年（1732年）潮灾之后，太仓州镇洋县等地之河水变成黑色，恶臭不堪，“鱼不能安，随流而下，七浦鱼人曾收网取之，莫可胜算。鱼价顿贱，人始而食，继则相戒，恐染疫疾也”[14]。只不过，他们不是从传染的角度来加以认识的。

此外，对于熊立品未予论及的水传播和虫媒传播，时人也有些零星的认识。关于水，比如王士雄指出：

人烟稠密之区，疫疠时行，以地气既热，秽气亦盛也。必湖池广而水清，井泉多而甘冽，可借以消弭几分，否则必成燎原之势。故为民上及有心有力之人，平日即宜留意。或疏浚河道，毋须积污，或广凿井泉，毋须饮浊，直可登民寿域，不仅默消疫疠也。[15]

葛元煦在游沪时注意到，“沪城内河渠浅狭，比户皆乘潮来汲水而食。潮退腥秽异常，故饮者易生疾病”[16]。不过他们似乎都是从病原和病因上认识水源的，而且也仍未脱离疫气的认识范畴，比如王主张疏浚河道、清洁水源，是因为这样可以消弭一些导致疫疠时行的热气和秽气。至于葛说饮秽水易生疾病，无疑来自实际生活经验，并没有将此与瘟疫作任何联系。应该说，对秽污之水的厌恶可能是人的一种本能，未必一定认识到它与疾疫相关才嫌恶。比如，钱塘的曹德馨在一首描述道光十一年（1831年）的灾患的诗中说：

雍正某年夏，杭州关使者缺人，制府李公摄之。一日午后，离关半里许，泊五六小舟待启关，舟皆插温府小黄布旗，见者以为官家船，弗异也。将晚，李公以船少不放关，令下，数船相谓曰：“奉李公命，不得进关，我等只可赴余杭耳。”言毕不见，咸怪之，阅数日，余杭疫作。[18]

这则故事，似乎表明了瘟疫是通过水路传播的。又如，萧山的王端履之兄，在谈论疫鬼时说：“凡往瘟病家探望，亦无碍，但……切不可饮其茶水，以（疫鬼将）毒皆施于水中故也。”[19]疫鬼将毒施于水中，自然也就是通过水来传播。

对于虫媒传播，范行准、郭蔼春等人均已指出。[20]清道光年间汪期莲也在《瘟疫汇编》一书中提出了苍蝇是瘟疫传染媒介的说法。汪在书中是这样说的：

忆昔年入夏，瘟疫大行，有红头青蝇千百为群，凡入人家，必有患瘟而亡者。[21]

这无疑是实际观察所得，不过，从该书录有一段刘奎有关青蝇的文字看，他能做出这样的观察应该是有渊源的。这段话为：

青峰曰：凡瘟疫之流行，皆有秽恶之气，以鼓铸其间。试观入瘟疫之乡，是处动有青蝇，千百为群。夫青蝇乃喜秽之物，且其鼻最灵，人所不闻，而蝇先闻之，故人粪一抛，而青蝇顿集，以是知青蝇所聚之处，皆疫邪秽气之所钟也。更兼人之秽气，又有与之相济而行者……倘瘟疫之乡，果能焚烧佩带，则不觉秽气之潜消，而沉疴之顿起矣。[22]

可见，刘奎并不是在传染疾病的意义上认识苍蝇的，只是因为苍蝇和瘟疫都与秽气密切相关而将它们联系在一起。汪的观察显然在刘的基础上又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汪也没有对这一观察结果做进一步理论上的阐述，他的著作基本是对吴有性、刘奎和杨璇等人论述的汇编，所依凭的仍然是正统的“戾气说”。因此，他的这一认识也没有产生重要的影响，否则，也就不会到咸同时，包括一些有名的医家对食西瓜何以会染瘟疫还百思不得其解了。[23]

除了苍蝇外，当时有些人对虱子、跳蚤与瘟疫的关系也产生了隐约的认识，比如，余治指出：

道光二十一年，予乡大水，十月间曾偕友集捐，设亡厂子本镇社庙之旁，便诸亡者住宿。中铺稻草，日给粥二餐，来者日众。破衣败絮，蚤虱成堆，臭秽熏蒸，互相传染，以致病者日多，死者日甚。[24]

虽然通行理论的制约还不可能使其认识到不仅是臭秽，蚤虱也能传染疾疫，不过，从中至少表明了时人对蚤虱等虫媒与瘟疫传染的关系已产生了某种朦胧的感觉。

综上所述，可知，在疫气致疫这一观念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空气传播自然就成了人们对瘟疫传染方式主流而理论化的认识，对水传播、食物传播、接触传播和虫媒传播等其他传播方式，时人虽也不无直观或隐约的感知；不过明显是个别的、非理论和非系统化的。而且，它们也没有对当时的社会思想和医学认识产生太大的影响，甚至未对正统的瘟疫理论形成足够的冲击。不过，众多的实际生活经验和现实观察毕竟多少显现了实际经验与理论间存在着的矛盾，为日后旧有理论的突破和人们接受新的理论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此外，还应该指出，对瘟疫传染方式的认识在清代传统医学的发展中尽管未获得突破性进展，但并不能就此否认清代在这方面的进展，这种进展除了以上所说的对除空气传播以外其他诸种传播方式的感知外，也表现在空气传播这一理论本身的丰富上。吴有性提出瘟疫的出现“有天受，有传染”，陈道耕又说有感发和传染，明确地阐述了瘟疫既可以自己感触疫气而生，也可以通过病人传染，这就为人与人之间的传染、隔离病人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在这一理论体系中，晚清的李平书又进一步提出：

余考吾国医书，凡疫疠之作，俱曰天行，从未有言地行者。吾谓鼠疫之症，其气由地中行者也……斯疫自辛丑福州大作而后，未闻至于浙，至于江，吾上海间有发现一二者，盖由轮舶携带而至，非由地行来也，是以传染未至于烈。然吾又谓疫疠之气，有天行，有地行，亦有人行，三者传染皆至疫，人行之疫，又多生于人烟稠密之区……然则鼠疫，即非由地行而至，而以人传人，不亦大可惧哉！[25]

对鼠疫的传播方式的论说已比较接近今天的认识。

[1] 虽然时人也认为瘟疫由鬼神所司，不过，在这一认识中，疫鬼只是奉瘟神之旨意行疫而已，并不涉及传染的问题，故这里对此不加讨论。

[2] 浙江省中医研究所：《〈温疫论〉评注》，“前言”，4～6页。这一认识现已被广为接受，如最近出版的一部教科书指出：（瘟疫的）“感染途径多从口鼻而入，既有‘天受’（空气传播），也有‘传染’（接触传染）。”（李家庚、余新华等主编：《中医传染病学》，12页，北京，中国医药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

[3] 蒲辅周：《祖国医学在急性传染病方面的报告》，见蒲辅周编著：《中医对几种急性传染病的辨证论治》，6～7页。

[4] 浙江省中医研究所：《〈温疫论〉评注》，9页。

[5] 汪文绮：《杂症会心录》，见王新华、潘秋翔编：《中医历代医话精选》，592页。

[6] 如果从一般意义上理解接触传播，也可以勉强认为在与病人的接触中，病气传入非病人的体内，但这实际上还是通过空气传播，而且，在现代医学中，接触传播有一个特定含义，它可分成直接接触和间接接触两种传播途径。间接接触传播在肠道传染病中尤为多见，通过日常生活污染的手、用具等传播疾病。直接传播指不经过外界因素的传播，如被狂犬咬伤。（参见李家庚、余新华等主编：《中医传染病学》，22页）

[7] 陈耕道：《疫痧草》，卷上，见《吴中医集·温病类》，426页。

[8] 鲁九皋：《鲁木山先生文集》，卷2《广仁庄条规》，26b页。

[9] 熊立品：《治疫全书》，卷6，8b页，见《瘟疫传症汇编》，乾隆四十二年刊本。

[10] 参见顾婉生主编：《预防医学概论》，6页。当然，他们对这一认识的赞赏无疑是从现代的标准出发的。

[11] 熊立品在《治疫全书》卷5中言：“时疫一症，总是气候相传。乃细察其传染之由，其故不一，或由山岚瘴气横冲直犯，或因黄沙毒雾漫野迷空，或沟渠积秽多般，或土壤藏污过甚。天气严肃，则收敛闭藏，及其时会暄暖，燥暴郁蒸，则飞腾发越。风者，天地呼吸之气，随风散漫，遍及方隅，人在气交之中，七孔空虚，口鼻为最，其气凭空而来，乘虚而入，受其毒者发为疫病。”

[12] 林之翰纂述：《温疫萃言》，卷5，156页。

[13] 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24，119页，沈阳，辽宁科技出版社，1997。

[14] 乾隆《沙头里志》，卷10《轶事》，第8本，620页。

[15] 王士雄：《随息居霍乱论》，卷上，见《中国医学大成》，第4册，667页。

[16] 葛元煦：《沪游杂记》，卷2，见葛元煦等：《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4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7] 曹德馨：《记灾诗·买水》，见张应昌：《清诗铎》，卷14，467页。

[18] 徐昆国：《遯斋偶笔》，卷下，14a～14b页。

[19] 王端履：《重论文斋笔录》，卷2，16a页。

[20] 参见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84页；郭蔼春：《中国医史年表》，203页。

[21] 汪期莲编：《瘟疫汇编》，卷15，15b页，道光八年刊本。

[22] 汪期莲编：《瘟疫汇编》，卷15，10b～11a页。原文见刘奎：《松峰说疫》，卷2，63页。

[23] 参见余新忠：《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载《清史研究》，2001（2）；《咸同之际江南瘟疫探略——兼论战争与瘟疫之关系》，载《近代史研究》，2002（5）。

[24] 余治：《得一录》，卷3，2a～2b页。

[25] 李平书：《鼠疫抉微·序》，见《中国医学大成》，第4册，7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