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开头业已指出，判别古今病名间的对应关系，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情，可以肯定，即使是上面这些相对较为明确的对应关系，其中也可能存在着不小的误差，除此之外，文献中另一些疫病，似乎一时还难以做出比较确定的判定，谨录之以俟高明。

大头瘟、虾蟆瘟、捻颈瘟是具有头面或颈部肿胀等共同症状的三种疫病，在清代医籍中经常可以见到。

大头瘟，初起憎寒壮热，头面红肿，咽喉不利；与现代的流行性腮腺炎相类。流行性腮腺炎是由腮腺炎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多发于冬春季节，临床特征是非化脓性肿胀、疼痛，初起发病急骤，发热畏寒，肿胀范围以耳垂为中心向四周蔓延，边缘不清。小儿患者易并发脑膜炎，大人易并发睾丸炎和胰腺炎，一般预后良好。[119]不过在现代一些温病学著作中，除大头瘟外，可按流行性腮腺炎辨证论治的还有虾蟆瘟和痄腮，而且虾蟆瘟和大头瘟可指同一种疾病；而痄腮又称虾蟆瘟。[120]同时，在医籍中亦可发现，所谓捻颈瘟，亦即虾蟆瘟，比如，“捻颈瘟者，喉痹失音，颈大腹胀如虾蟆者是也。宜荆防败毒散”[121]。“时疫颈项肿，乃阳明风热，俗名捻头瘟，又名虾蟆瘟”[122]。这几种病名常常互相借代，比如：“大头瘟，此症亦时行风毒，疫疠之气。初春，地气发泄，多有是证；秋冬，地气不藏，亦有是证；人身之少阴素虚，不能上济少阳，亦成是证；其证觉憎寒、发热、咽痛、喉肿、耳前后肿，俗名蛤蟆瘟。”[123]而且确实与流行性腮腺炎症状相类，特别是汪文绮在《杂症会心录》中对肿腮的描述，简直可以毫无疑义地确定其为流行性腮腺炎，他说：

肿腮一症，是疫病，非伤寒也；是清邪中上焦，非风热也。何以辨之？一人病，众人亦病，一村病，村村皆病，气相感召，传染于人，与风寒迥别，为疫病之最轻者。其症初起恶寒发热，脉浮数，耳之前后作肿痛，隐隐有红色。医家不认症，往往误作伤寒施治、牙肿混医。体实者表散亦愈，体虚者不任大表，邪乘虚而内陷，传入厥阴脉络，睾丸肿痛，耳后全消。明者或投温里，或投补水，数剂可退；昧者或用疏肝，或作疵治，一服神昏。遍阅方书，又无是症，始终莫解，此中机关而伤人性命者多多矣。若世俗所谓大头瘟，面腮颐肿如瓜瓤，乃疫病中之最重，岂非为是症之确椐哉？[124]

根据汪的说法，大头瘟与肿腮实为一种疾病，只是症状较重。由此似乎可以明确，这四种病实为一种疾病，基本相当宁现代的流行性腮腺炎。然而如果仔细阅读医籍，会发现情形似乎又不尽如此，邵登瀛和汝琴舫等人都指出，“不速治，十死八九”[125]。光绪间刊行的《喉舌备要秘旨》亦云：“大头症，此症因天时瘟疫、瘴气所发，必大寒大热，口噤面黑，四肢软弱，手不能提，足不能举，头大如牛，气大而紧急，是乃三五日死之症，切勿轻易医治。”[126]流行性腮腺炎不至于有这么严重的后果。那么是否如汪文绮所说乃误将流行性腮腺炎的并发症当作伤寒误治的结果？这应该可能，汪在上述引文中所说的“一服神昏”，可能就是脑膜炎的症状，不过即便如此，根据现代医学，像脑膜炎等并发症，也一般都预后良好[127]，何以会“不速治，十死八九”？甚叫人疑惑。而且按照医书的一般解释，大头瘟与虾蟆瘟、捻颈瘟亦各有侧重，大头瘟主要是头肿腮颐，而后者则较多地是指颈筋胀大，比如，杨璇说：“或时众人发颐，或时众人头面浮肿，俗名大头温是也；或时众人咽痛声哑，或时众人颈筋涨大，俗名蛤蟆温是也。”[128]颈筋胀大，似乎不像是流行性腮腺炎的症状。所以范行准曾怀疑虾蟆瘟似为猩红热。[129]不过，不管怎样，它们无疑都是清代江南众多瘟疫中的一分子，而且，在疫情年表中，有明确的虾蟆瘟流行记录：雍正六年（1728年），青浦夏旱，四月疫。夏四月，金山大疫，乡人名虾蟆瘟。另外，在袁枚的小说《子不语》中有一则故事也谈到，雍正十年（1732年），杭州虾蟆瘟大作。[130]

羊毛瘟，就管见所及，在清代江南，仅见流行于江宁府，据疫情年表，羊毛瘟曾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和五十八年（1793年）两度在江宁和上元流行。可能正是感于它的严重，上元的隋霖在乾隆晚年撰成了《羊毛瘟论》一书，此前，江宁的周杓元也在《温证指归》中专门予以论述。[131]羊毛瘟的症状，隋霖作了比较清晰的描述：

羊毛之为病也，始觉微寒发热，或憎寒，或壮热，或发疹块，面色微青，唇红而胀，舌有薄苔红点裂纹，胸中滞塞，身胀酸麻，手足不利，前心后心，或有斑点，或无斑点，及病至面色青板，身重不仁，皮肤紫胀，脉不至，则无救矣……今时邪由毒气土藏郁蒸金化，忽有羊毛，类似蚕丝，其毛倒生肤里膜外，针刺皮肤，绝无点血，剔出羊毛，长者七八寸，短者二三寸，剔未尽者，再以荞麦面用阳明水和团，自胸前圈滚至腹，背心圈滚至腰，滚处约百余转，面团中毛多，遍身全滚皆有，投以加减双解散，至肺气舒畅，血脉流通，大汗如雨，或发疹块而愈……或有误治者，以寒热作疟治，胸闷气胀作停食受寒治，或以温中燥湿治，或以达原破气治，病日加增，昏闷而死。至于不能医治者，病来急速，气阻神昏，面色青惨，站立不起，肢冷脉无，故不治也。[132]

周杓元则名之为羊毛疹、羊毛温疹、羊毛瘟等。它在医籍中并不多见，根据周和隋的说法，御纂的《医宗金鉴》载有羊毛疔的症状和治法，他们的诊治亦多参《医宗金鉴》所载。对于羊毛疔，山东刘奎的《松峰说疫》中有一则记载：“万历间金台有妇人，以羊毛遍鬻于市，忽不见，继而都人身生泡瘤，渐大，痛死者甚众，瘤内唯有羊毛。有道人传一方，以黑豆、郬麦末涂之，毛落而愈。”[133]不知是否取自《医宗金鉴》。另外，清初郭志邃在《痧胀玉衡》中也提及“羊毛瘟痧”一症，不过他只是听自北方来亲见此症的丹箴袁兄述及，说“此症胸前生羊毛数茎”，并未亲见。[134]由此可见，此症多见于北方，江南虽有流行，但并不普遍。对照其症状，与现代医学中的带状疱疹似有相似之处，但症状和危害要严重得多。

另外，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前后，江南普遍大旱，疫情也甚为严重，据疫情年表，这次瘟疫在前后三年的时间里，波及苏州、松江全府，太仓全州以及除杭州府外的其他7府的20个县，是清代江南流行范围最广的疫情之一。不过众多的文献中，对这次大疫为何种瘟疫均缺乏记载，关于其疫情，只能从一些零星的记载中略知一二，而对判定其为何种疫病则一时还力不能及。苏州的潘亦隽在其年谱中记载道：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十七岁。大疫，死者盈路。沈归愚先生诗：“故鬼连新鬼，招魂不返魂。”纪实也。四五月间，亢旱，郡守张公亲祷穹窿山，触暑而殂，赵太守酉接任，设局元妙观，延医诊治，每日亲到施药，医祁正明亦染时疾死。 六月大雨，四郊沾足，禾苗勃兴。[135]

在不少方志中也有类似惨像的描述，比如，“迨二十一年，自春迄夏，天行大作，民死者相枕藉。棺木无办，以盐包、芦席裹尸甚众”[136]。而关于其症状，苏州的邵登瀛有所记录：

若丙子年之疫，初起无不微有自汗，汗出不解，继无不发斑，斑透不解，又无不下之，下之亦不即解，最后而得战汗、狂汗、自汗，乃稍解。然余邪达表，尚发白痧如，一病而全备诸症何哉？予细推之，是年之疫乃毒气深重之大疫，不可以常法拘也。始无不自汗者，以手少阳三焦，是动则自汗出，气所生病也。[137]

而袁枚的《子不语》则借瘟鬼之口录下了苏州赵太守治疗该次瘟疫的药方：“雷丸四两，飞金三十张，朱砂三钱，明矾一两，大黄四两，水法为丸，每服三钱。苏州太守赵文山求其方以济人，无不活者。”[138]

此外，在清代江南具有重要影响的大疫主要有雍正十一年（1733年）的苏南大疫[139]、嘉道之际真霍乱大流行[140]和咸同之间与战争相伴随之大疫[141]。康熙二十年（1681年）、四十八年（1709年），乾隆十四年（1749年）、五十年（1785年），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等年份，疫情也较为严重。[142]

[1] 万红娇、黄惠勇、朱文峰：《传染病中医病名诊断规范探讨》，载《江西中医学院学报》，1998（4），164页。

[2] 戴思恭：《秘传证治要诀》，转引自庞京周：《中国疟疾概史》，载《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1），37页。

[3] 参见南京中医学院编：《温病学》，107页，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8。

[4] Paul Ewald：Ewlution of Infections Disease，p.80，Oxford，1994，转引自［英］程恺礼：《霍乱在中国（1820—1930）：传染病国际化的一面》，见刘翠溶、尹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786页。

[5] 参见［美］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2～4页。

[6] 比如巴西Yanoama部落中Yawarib村落的人，在1973—1975年中期北周公路修筑期间，死去了22％，主要就是由非印第安人带来的疟疾、肺炎等疾病造成的。参见国际土著事务工作小组：《1979年巴西的Yanoama》，13页，哥本哈根，1979。该资料由学友雷泳仁博士提供，谨致谢忱！

[7] 蒲辅周：《祖国医学在急性传染病方面的报告》，11页。

[8] 参见王季午主编：《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传染病学》，16～17页；余：《急性传染病》，52～55页。

[9] 参见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106～110页。

[10] 参见陈邦贤：《几种急性传染病的史料特辑》，载《中华医史杂志》，1953（4），227页。

[11] 参见梁其姿：《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见《国史释论》，239页。

[12] 郑梁：《寒村安庸集》，卷1，见《四库存日集部》，第256册，350页。

[13] 洪若皋：《南沙文集》，卷5，见《四库存目集部》，第225册，241～242页。

[14] 王清任：《医林改错》，卷下，46～47页，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5。

[15] 王士雄：《王孟英医案》，卷1，125页，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7。

[16] 王士雄：《王孟英医案》，卷1，125页。

[17] 谢玉琼辑：《麻科活人全书》，卷2，1a～2b页，光绪十六年重刊本。

[18] 参见南京中医学院编：《温病学》，115页。

[19] 参见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151～152页。

[20] 参见陈方之：《急慢性传染病学》，368～369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

[21] 参见陈邦贤：《几种急性传染病的史料特辑》，载《中华医史杂志》，1953（4），227页；陈方之：《急慢性传染病学》，368页。

[22] 谢玉琼辑：《麻科活人全书》，“乾隆五十七年刘齐珍序”，1a～2b页。

[23] 参见庄树藩主编：《中华古文献大辞典·医药卷》，262～263、280页，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

[24] 陈元益：《痧疹今昔不同，治法亦异说》，见唐笠山纂辑：《吴医汇讲》，卷8，103页，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

[25] 参见［美］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70页。

[26] 光绪《靖江县志》，卷8《祲祥》，154页。

[27] 王德森：《市隐庐医学杂著·麻症喉痛以喉症治之必死说》，见《中国医学大成》，第9册，712页。

[28] 参见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152页。

[29] 周杓元：《温证指归》，卷1，见《中国医学大成》，第4册，240页。

[30] 陈元益：《痧疹今昔不同，治法亦异说》，见唐笠山纂辑：《吴医汇讲》，卷8，104页。

[31] 参见王季午主编：《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传染病学》，18页。

[32] 张璐：《张氏医通》，卷12，697页，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

[33] 转引自陈梦雷等编：《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卷257《霍乱门》，第6册，814页。

[34] 转引自陈邦贤：《几种急性传染病的史料特辑》，载《中华医史杂志》，1953（4），228页。

[35] 周扬俊：《温热暑疫全书》，42页。

[36] 如陆以湉指出：“干霍乱，心腹绞痛，欲吐不吐，欲泻不泻，俗名绞肠痧，不急救即死。”（《冷庐杂识》，卷7，407～40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37] 参见陈邦贤：《几种急性传染病的史料特辑》，载《中华医史杂志》，1953（4），228～229页；陈方之：《急慢性传染病学》，193～195页；陈胜昆：《中国疾病史》，29页。

[38] 道光以后，文献又常称这种威力巨大的疾病为吊脚痧、脚麻痧、瘪螺痧等。

[39] 参见陈胜昆：《中国疾病史》，30～31页。

[40] 参见徐子默：《吊脚痧方论·论吊脚痧与霍乱相似不同》，见《陈修园医学七十二种》，第4册，1961～1962页。

[41] ［英］程恺礼：《霍乱在中国（1820—1930）：传染病国际化的一面》，见刘翠溶、尹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765～766页。

[42] 连文冲：《霍乱审证举要》，见《中国医学大成》，第4册，715页。

[43] 莫枚士：《研经言》，卷4，见《中国医学大成》，第4册，557页。

[44] 有关古代医籍对霍乱的描述可参见陈梦雷等编：《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卷257《霍乱门》，第6册，814～834页。现代医学认为，真性霍乱开始发作时，即突然发生极剧烈的腹泻和呕吐。腹泻先是黄色稀粪，以后，即泻出米汤样的水，这是霍乱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呕吐到最后也吐米泔水。吐和泻的特点都呈喷射式。一般无腹痛症状。经过几小时至十几小时，病人由于严重缺少水分，皮肤干皱，指纹下陷，两额突起，眼睛下凹。肌肉也因缺水和缺盐而**抽搐，特别是小腿及腹壁肌肉，成为俗话所说的“吊脚痧”。最后往往因严重脱水而死。 （参见王季午主编：《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传染病学》，109页；余：《急性传染病》，37页）而假霍乱即急性肠胃炎，亦有恶心、呕吐、腹部阵发性绞痛、腹泻等症状。严重者可因剧烈呕吐、腹泻造成脱水、电解质紊乱、酸中毒或发生休克，而表现口溜、尿少、皮肤干燥、眼球下陷、极度乏力、呼吸深大、血压下降等，一如真霍乱，但无霍乱菌，而且整体上症状较轻，传染性不强。 （参见南京中医学院编：《温病学》，249页；上官悟尘：《霍乱与痢疾》，25～2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0）

[45] 参见徐子默：《吊脚痧方论》，见《陈修园医书七十二种》，第4册，1967～1970页。

[46] 参见李梦东主编：《传染病学》，108、111、114页，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4。

[47] 参见陈方之：《急慢性传染病学》，194页。

[48] 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245页。

[49] 参见［英］程恺礼：《霍乱在中国（1820—1930）：传染病国际化的一面》，见刘翠溶、尹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767页。

[50] 陈修园原评：《急救异痧奇方》，见《陈修园医书七十二种》，第3册，1947页。

[51] 参见余新忠：《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载《清史研究》，2001（2）。

[52] 参见［英］程恺礼：《霍乱在中国（1820—1930）：传染病国际化的一面》，见刘翠溶、尹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750页。程还罗列了其他五家的说法，起止年代都互有出入，不过差距不是很大。比较起来，伍是唯一熟悉中国情况的学者，故这里仅举其一例。

[53] 参见上官悟尘：《霍乱与痢疾》，3～4页。

[54] 参见南京中医学院编：《温病学》，249页。

[55] 参见王季午主编：《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传染病学》，56页。

[56] 参见南京中医学院编：《温病学》，249页。

[57] 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247页。

[58] 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582页。

[59] 张鲁峰：《馤塘医话》，见《中国医学大成》，第8册，639页。

[60] 王士雄：《随息居霍乱论》，卷上，见《中国医学大成》，第4册，654页。

[61] 郭志邃：《痧胀玉衡》，卷中，31页，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

[62] 王士雄：《随息居霍乱论》，卷上，见《中国医学大成》，第4册，654页。

[63] 萧霆：《痧疹一得》上卷，见《吴中医集·温病类》，116页。

[64] 陈道耕：《疫痧草·吴蔚光序》，见《吴中医集·温病类》，421页。

[65] 章楠：《医门棒喝初集·医论》，卷4，149页。

[66] 许起：《霍乱燃墀说》，卷上，1～2页，见《珍本医书集成·内科类》，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67] 丁甘仁辑著：《喉痧症治概要》，见《丁甘仁医案》，1页，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0。

[68] 《经验百病内外方·急痧应灵散》，见《陈修园医学七十二种》，第2册，698页。

[69] 徐子默：《吊脚痧方论·论吊脚痧与霍乱相似不同》，见《陈修园医学七十二种》，第4册，1961页。

[70] 章楠：《医门棒喝初集·医论》卷4，149页。

[71] 参见余新忠：《咸同之际江南瘟疫探略——兼论战争与瘟疫之关系》，载《近代史研究》，2002（5）。

[72] 在一般医学著作中与伤寒一起论述的疾病还有副伤寒，它和伤寒属于一类疾病，症状稍轻，治疗方法也基本一致，故这里不再另作区别。

[73] 参见南京中医学院编：《温病学》，90、235页；孟澍江主编：《温病学》，75页。

[74] 参见孟澍江主编：《温病学》，75页；赵绍琴、胡定邦、刘景源编著：《温病纵横》，214～215页，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

[75] 参见南京中医学院编：《温病学》，235页；余：《急性传染病》，32～33页；李梦东主编：《传染病学》，96～98页。

[76] 《留香馆医话》，见王新华、潘秋翔编：《中医历代医话精选》，642页。

[77] 毛祥麟：《对山医话》，卷2，见《中国医学大成》，第8册，829页。

[78] 冯新为在1950年7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还指出，伤寒在当时的江南仍频繁出现。参见《伤寒是怎样传染的？》，载《大众医学》，第4卷，第3期。

[79] 参见余新忠：《烂喉痧传入中国年代初探》，载《中华医史杂志》，2001（2）。

[80] 顾公燮：《丹午笔记》，见苏州博物馆等编：《丹午笔记·吴城日记·五石脂》，194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

[81] 民国《梅里备志》，卷8《杂记》，第19本，361页。

[82] 参见甘熙：《白下琐言》，卷9，10b页，江宁甘氏重印本，1926。

[83] 甘熙：《白下琐言》，卷7，5b～6a页。

[84] 参见疫情年表。

[85] 丁甘仁辑著：《喉痧症治概要》，见《丁甘仁医案》，1页。

[86] 参见陈邦贤：《几种急性传染病的史料特辑》，载《中华医史杂志》，1953（4），229页；陈方之：《急慢性传染病学》，83～84页。

[87] 参见南京中医学院编：《温病学》，25～258页；余：《急性传染病》，38～39页；李梦东主编：《传染病学》，89～92页；王季午主编：《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传染病学》，112～114页。

[88] 雍正《浙江通志》，卷109，《祥异下》，1953页。

[89] 道光《元和唯亭志》，卷13《人物》，第7本，186～187页。

[90] 参见广东中医学院主编：《中医喉科学》，4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1。

[91] 关于两者的区分，前引《中医喉科学》中的一段话论述较为清楚，兹转录如下：“一、喉痧由于风温时毒，或湿热秽浊之毒；白喉由于风燥煤毒，或煎炒辛热之毒，其异点一。一、喉痧初起，即憎寒壮热，或乍寒乍热；白喉初起，即浑身发热，或身反不热，其异点二。一、喉痧初起，即痧点隐约，甚或密布，肌红且多，发于邪盛火旺之时，其色鲜红而紫艳；白喉初起，并不发痧点，即或见过点，亦多发于邪退毒轻之际，其色淡红而枯燥，其异点三。一、喉痧初起，喉红肿黏涎，继即色现深紫，或紫黑黄腐灰白不等；白喉初起，喉微痛，或不痛，有随发而白随现者，有至二三日而白始见者，有白腐假膜成片者，有白点白条白块不等者，甚至有满喉皆白者，其异点四。一、喉痧初起，皆毒盛火亢，初陷则耳前后肿，颊车不开，再陷则神昏谵语，痉厥立至，鼻煽音哑，肺阴告竭而毙；白喉初起，即毒烁阴虚，初溃则白块自落，鼻孔流血，再溃则两目直视，肢厥神倦，黏汗自出，肺气上脱而毙，其异点五。”（见该书116页）

[92] 参见王季午主编：《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传染病学》，95、102页。

[93] 参见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247页；余永燕：《烂喉痧（猩红热）病史考略》，载《中华医史杂志》，1998（3），157～158页；庄树藩主编：《中华古文献大辞典·医药卷》，180页。

[94] 参见李庆坪：《我国白喉考略》，载《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2）；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247页；陈方之：《急性传染病学》，102～103页。

[95] 参见唐迎川：《烂喉丹痧论》，见《吴医汇讲》，卷3，34页。

[96] 李纯修：《烂喉痧论》，见《吴医汇讲》，卷8，101页。

[97] 其主要根据乃是叶天士那则著名的医案，该医案称：“雍正癸丑（十一年）年间以来，有烂喉痧一症，发于冬春之际，不分老幼，遍相传染。”这则医案最早见于刊行于道光年间的金德鉴的《烂喉丹痧辑要》。（参见《陈修园医学七十二种》，第4册，1983页）实际上，该医案与叶天士本人无关，系后人借名伪托，雍正十一年苏南发生的大疫，有较大可能是伤寒流行，即使也有烂喉痧，也绝不存在烂喉痧首度流行的事实。实际上，康熙晚期烂喉痧在苏南出现时，已被当作过去较少见的疫病。参见余新忠：《烂喉痧传入中国年代初探》，载《中华医史杂志》，2001（2）。

[98] 参见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246～249页。

[99] 余云岫：《猩红热旧说之回顾》，载《新医药》，第2卷，第2、3期，1934。

[100] 余云岫：《猩红热与中国旧医学》，载《中华医学杂志》，第27卷，第5期，1941。

[101] 参见陈邦贤：《几种急性传染病的史料特辑》，载《中华医史杂志》，1953（4）。

[102] 参见陈方之：《急慢性传染病学》，102～104、243～246页；《中国猩红热简史》，载《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2）。

[103] 李庆坪：《我国白喉考略》，载《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2）。

[104] 参见陈胜昆：《中国疾病史》，40页。

[105] Angela Ki Che Leung：“Diseases of the Premodem Period in China”，in K.F.Kiple ed：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of Human Diseases，pp.354～355.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

[106] 唐迎川：《烂喉丹痧论》，见《吴医汇讲》，卷3，34页。

[107] 《吴中医集·温病类》，423页。

[108] 郑瀚：《重楼玉钥续编》，见裘庆元辑：《秘本医学丛书》，第10册，78～79页，上海，上海书店，1988。

[109] 《曹仁伯医案》，见江一平等校注：《吴中珍本医籍四种》，101页，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4。

[110] 笔者认为烂喉痧在江南的开始流行最早并非出现在雍正十一年，而是康雍之际，即十八世纪初，相关的讨论请参见余新忠：《烂喉痧传入中国年代初探》，载《中华医史杂志》，2001（2）。

[111] 李梦东主编：《传染病学》，153～156页；南京中医学院编：《温病学》，293页。

[112] 金德嘉：《居业斋文稿》，卷20，见《四库存目集部》，第252册，773页。

[113] 诸人获：《坚瓠七集》，卷4，见《历代笔记小说大观》，第15本，239页，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

[114] 金张：《山介老编年诗钞·丁卯》，见《四库存目集部》，第254册，574页。

[115]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江苏》，74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

[116] 姚廷遴：《历年记》，见《清代日记汇抄》，11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117] 载《中华医史杂志》，1953（4），229页。

[118] 载《中华医史杂志》，1988（1），2～3页。关于瘴病在我国历史上的流行，可参见萧璠：《汉宋间文献所见古代中国南方的地理环境与地方病及其影响》，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3本，第1分，67～171页，1993；梅莉、晏昌贵、龚胜生：《2000年来中国瘴病分布变迁的初步研究》，载《地理学报》，1993（4）；《明清时期中国瘴病分布与变迁》，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2）。

[119] 参见李梦东主编：《传染病学》，19～21页；南京中医学院编：《温病学》，127～128页。

[120] 参见南京中医学院编：《温病学》，127页；孟澍江主编：《温病学》，104页；赵绍琴、胡定邦、刘景源编著：《温病纵横》，115页。

[121] 缪遵义：《温热朗照》，卷8，见《吴中医集·温病类》，291页。

[122] 戴天章：《瘟疫明辨》，卷2，见《中国医学大成》，第4册，158页。

[123] 汝琴舫：《治瘟阐要》，见《吴中医集·温病类》，467页。

[124] 转引自王新华、潘秋翔编：《中医历代医话精选》，1025页。

[125] 邵登瀛辑：《温毒病论》，见《吴中医集·温病类》，405页；汝琴舫：《治瘟阐要》，见《吴中医集·温病类》，467页。

[126] 佚名：《喉舌备要秘旨·喉部》，见《中国医学大成》，第6册，183页。

[127] 参见李梦东主编：《传染病学》，20页。

[128] 杨璇：《伤寒瘟疫条辨》，卷1，35～36页。

[129] 参见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246页。

[130] 参见袁枚：《子不语》，卷4，96～97页。

[131] 参见《中国医学大成》，第4册，239～240页。

[132] 隋霖：《羊毛瘟论》，卷上，见《中国医学大成》，第4册，582页。

[133] 刘奎：《松峰说疫》，卷3，174页。

[134] 参见郭志邃：《痧胀玉衡》，后卷，113页。

[135] 潘亦隽：《三松堂自订年谱》，见《三松堂集》，5a页，同治九年刊本。

[136] 嘉庆《贞丰里志》，卷下《杂录》，第6本，443页。这类记载疫情年表中亦多可见，可参阅。

[137] 《温毒病论》，见《吴中医集·温病类》，406页。

[138] 袁枚：《子不语》，卷7，152页。

[139] 参见余新忠：《烂喉痧传入中国年代初探》，载《中国医史杂志》，2001（2）。

[140] 参见余新忠：《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载《清史研究》，2001（2）。

[141] 参见余新忠：《咸同之际江南瘟疫探略——兼论战争与瘟疫之关系》，载《近代史研究》，2002（5）。

[142] 均参见疫情年表，且所列年份均为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