疟疾是由疟原虫引起的虫媒寄生虫病，以周期性的寒战、高热、大汗、脾肿大、贫血为特征。主要通过蝇蚊传播。感染人体的疟原虫主要有四种：间日疟原虫、三日疟原虫、恶性疟原虫和卵性疟原虫。在现代，江南地区较为多见的为间日疟，其他疟较少见。[111]疟疾的名称很古老，起自《素问》。不过如上文已经指出的，疟疾在较长时期内并不仅仅指现代医学中的malaria，还包括一切寒热交作之类的疾病。自元明以后认识逐渐清晰。在清代的江南，疟疾无疑是一种常见病，这从清人文集中不时可见的所谓“驱疟文”不难看出一二，比如，清初的金德嘉在一篇文章中是这样开头的：“丁巳之岁冬十月壬申病痞，十有一月甲戌、丙子剧，余乃焚香危坐，捉笔为文，童子汲宋井水洒以桃茢而驱之。”[112]苏州的诸人获则在《祛疟鬼咒》中云：“一日疟堙迦醯迦，二日疟坠帝药迦，三日疟怛坠药迦，四日疟者特托迦。不计数，不住口，持一昼夜，疟鬼远避疫一由旬。”[113]不少文人还常作诗生动叙述患疟的痛苦，比如，钱塘金张曾作《盛暑蔗劳病疟感记二首》，其中一首为：

人生苦乐无不试，

只有死时未得知；

今日得君争必死，

想来不异在生时。

（每一热必力争必死——原注。）[114]

正是因为疟疾的多见，所以有些民俗也常常与疟有关，比如，也在常熟：

风俗四五岁下之孩童，第一次患疟疾，谓之胎疟，须由外祖母家遣人来，向家灶上祭祀一番，病始得痊。其祭祀之法，由外家备灶马二个、香烛阡阮、素盘水果、糕饼等物，遣人持至病家灶间，须一径走入，不能和人接谈，将两灶马背与背相接，置诸大镬盖上，各种祭品，陈列于前。祀毕，将灶马与阡阮焚化，携饼一个，直向外走，亦不得与人接谈。 口中但云：我以后不再来了。既出门，将所携之饼，掷饲犬。其意若曰：将病传之于犬也。祀灶所余之物，亦须立时食尽。盖谓吃得快，好得快也。[115]

虽然除非恶性疟，疟疾一般不致对人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但在缺乏现代特效药的情况下，疟疾往往迁延不已，令人疲惫痛苦难堪。对此，上海的姚廷遴有较为具体的描述：

（康熙二十年辛酉，余五十四岁）七月初，余疟疾，起初寒热，忽凉，隔两日复寒热，因而方知是三疟，久不能愈。至八月初又泻痢，一昼夜无次数，初五日方好，然疟疾如故，形销骨立，面有黑色，而气血虚极矣……九月十九日，在邑归家，承三林塘烟铺乔右梁荐，有一走方者医疟，据云已立效数人，何不要他一看，因而买其药而归，归即饮，其夜大吐大泻，至二十一夜疟来更甚，然自后竟不来矣，忽变为夜夜发热，知乃虚极之故。至十月初三，因饮酒一日，又到夜深觉倦懒，疟又来，直至明年六月方好。[116]

除了夏秋经常散发外，在遇到灾荒或其他自然和社会变动的情况下，还可能造成流行乃至大流行。陈邦贤在前引《几种急性传染病的史料特辑》中认为：“历代关于流行的记载很少……因此只能在症状上做研究资料，而不能获得疟疾在历代流行的记载。”[117]实际上，何斌在《我国疟疾流行简史》中就搜集了不少包括清以前疟疾流行的例子，只是他所述的大多是发生在南方烟瘴之地的恶性疟疾[118]，与陈所指可能有些差别，不过即使在清代江南这样社会经济文化都相当发达的地区，疟疾流行也并不罕见，仅疫情年表中就有：

康熙十一年，吴县疟疾流行。

同治二年，富阳大疫。其时进攻富阳之清军仅万余人，皆病疫，宗棠亦患疟困惫。

同治十三年，鄞县城厢内外，病症极广，几于挨户皆然，均患湿热头痛等症，或病伤寒，或发疟疾，每一沾身，辄为粘缠不解，以至医士无片刻暇。

光绪十年七月，上海疫作，疟疾流行。

光绪十二年，奉化忠义乡牛瘟，六七月旱，虫食禾，人病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