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周显德七年（960），赵匡胤在陈桥发动兵变，黄袍加身，被拥为皇帝，周恭帝禅位，建立了宋王朝（史称北宋）。979年宋灭北汉，中国重新取得统一。北宋开国后，通过一系列政策和治理，北宋经济、科学、文化得到较大发展。北宋中叶后，党争激烈，社会矛盾激化，辽夏金战争不休，酿成“靖康之难”，宋徽宗、宋钦宗被俘，北宋灭亡。1127年5月，赵构即位，史称南宋。1271年，蒙古建国，国号为元，并于1276年攻占南宋都城临安，1279年南宋亡。

北宋初期，宋太祖赵匡胤不重文艺，再加上以书取士的制度废除，书法艺术的发展基本上处在一个低靡的状态，在书法史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建树。欧阳修说过：“今士大夫务以远自高，忽书为不足学，往往仅能执笔，而间有以书自名者，世亦不甚知为贵也。”[1]“尚意”书风在宋代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尚法”的楷书受到了冷落，一方面与宋文人视书法为抒情适意的雅玩有关；另一方面，朝廷不再将楷法的遒美作为用人取仕的标准，这两方面的原因与“尚意”书风在宋的发生不无关系。北宋前期，如南唐之徐铉，后蜀之王著、李建中等人，均为五代的遗民书家。稍后有盛名的北宋书家有林逋、周越、苏舜钦等人，直到欧阳修等人出，北宋的书法才开始了一个崭新的一页。随着“宋四家”——蔡襄、苏轼、黄庭坚和米芾为代表的北宋书家的崛起，北宋的书法发展才进入了一个发展的高峰期。除“宋四家”之外，北宋中期及晚期的书法家还有沈辽、蔡京、薛绍彭、宋徽宗赵佶等。北宋书法，以“宋四家”为代表，我们便以这四家为例，欣赏宋代书法典型的风貌。

“靖康之难”后，徽宗子康王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称帝，改元建炎，是为南宋。南宋朝廷在金兵的逼迫之下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宋王朝，军事、经济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社会动**，文人们不可能完全留意于文艺。就书法来看，高宗赵构仍然热衷于书画，有重振书法之心，但是终未能成功。南宋前期书法代表人物，饱受兵荒马乱，所以也缺少了研习书法的条件和氛围，至于南宋前期书法一直处于低靡的状态。直到南宋中期，陆游、范成大、朱熹、张孝祥出，书法才有了一点起色，他们被称作“中兴四大家”。南宋后期，宋金大战，而成吉思汗的蒙古军却悄然崛起，晚期的南宋已经到了气数已尽之时，文艺的征兆也显得恍然自失。但整体来看，北宋书法的鼎盛局面在南宋并没有得到延续，整个南宋时期，书法艺术总体处于日趋颓废的状态。辽代书法不显，金虽然有党怀英、王庭筠等书家，但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建树，故不提。

苏轼《黄州寒食诗帖》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初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长于文章，文风纵横恣肆，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与其父苏洵及其弟苏辙并称“三苏”。诗歌体裁广阔，清新雄强；词风豪放，开豪放词派。著有《东坡七集》《东坡乐府》等。苏轼创造的书体世称“苏体”，在书史上有较大的影响。苏轼早年学“二王”，中年以后学颜真卿、杨凝式，晚年又学李北海，又广泛涉猎晋唐其他书家，吸取营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努力革新，形成深厚朴茂的自家风格。被誉为千秋汉末、一代文宗，其词章开豪放派之先河，其书法追求展现个性特色的“尚意”。苏轼的思想出入儒学，杂染道学佛禅，既能关注朝政民生，保持独立的见解，又能随缘自适，达观处世，是中国书法史上最富有文化精神和人格魅力的大书法家。他是中国古代最先提倡提高书家知识修养的人，他说“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者，终不能尽妙”。[2]主张书家从对书法形成的依附中解脱出来，书家的学识修养直接决定了他的书法境界。

苏轼的书法，后人赞誉颇高，他的学生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自当推（苏）为第一”。[3]他将苏轼的书法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年姿媚，代表作为《治平帖》，笔触精到，字态妩媚。中年圆劲，代表作为《黄州寒食诗帖》。晚年沉著，代表作有行书《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等，此二赋以古雅胜，姿态百出而结构紧密，集中反映了苏轼书法“结体短肥”的特点。其最晚的墨迹当是1100年书写的《与谢民师论文帖》。在其众多作品中，元丰五年（1082）苏轼因为乌台诗案遭贬黄州时所写的两首诗被后人广为赞誉，这也就是著名的“天下第三行书”——《黄州寒食诗帖》。

图9-1 苏轼《黄州寒食诗帖》

《黄州寒食诗帖》纸本，25行，共129字，是苏轼行书的代表作。这是一首遣兴的诗作，是苏轼被贬黄州第三年的寒食节所发的人生之叹。诗写得苍凉凄清，情真意切，表达了苏轼此时惆怅孤独的心情。此诗的书法也正与这种心情和境况高度相融，书法的用笔、墨色，点画的长短节奏，随着诗句语境的变化而变化，跌宕起伏，气势不凡而又一气呵成，达到心手双畅的几近完美的境界。通篇光彩照人，气势奔放，而无荒率之笔。

纵观整个北宋书法的发展历程，苏轼在北宋后期“尚意”书风的勃兴中具有中流砥柱的重要作用。“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这是清人对前代书法的概括归纳。对宋人书法以“尚意”的属性归纳，应是基于苏轼“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的诗句。从整个社会的政治背景、经济背景、文化背景来看，随着禅宗思想逐渐为士大夫所普遍接受，之后演化为一种强有力的文艺思潮，“尚意”在宋代大行其道，并盛行于包括书法在内的一切文化领域。单就书法方面而言，苏轼无疑是对“尚意”思想竭力鼓吹并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功绩卓著者。结合自己的学书实践，苏轼逐渐了自己的书学思想。即蔑视成法，提倡入神；鼓吹创新，张扬个性；崇尚自然，抒写襟怀；重视学问，意随文生。在书法艺术创作中重在写“意”，寄情于“信手”。

苏轼行书，正是尚意书风的典型。其行书用笔多取侧势，结体扁平稍肥，《黄州寒食诗帖》也是如此。其字形与他的执笔方法有很大关系。苏轼执笔为侧卧笔，即毛笔侧卧于虎口之间，类似于现在握钢笔的姿势，故其字右斜，扁肥。同时，行草书章法忌平，要活泼多姿、丰富变化。《黄州寒食诗帖》整体上不拘一格，参差错落，多样不一，丰富生动，各具姿态，而整体上则风神洒落，意趣横生，疏密得当，做到了平正与奇绝的奇妙统一。《黄州寒食诗帖》是这样的一幅书法作品，放眼望去，或浓云密布，或清风淡月，或剑拔弩张，或悠闲自在，或密不透风，或疏处奔马，不一而足，各得其妙，布白自有其规，是苏轼怀才不遇、历经坎坷的产物，也是其人品学养与才情的全面展示，是只能有一不可有二的旷世杰作。

黄庭坚《花气帖》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工诗文，受知于苏轼，与秦观、张耒、晁补之并称“苏门四学士”。开创“江西诗派”，与苏轼合称“苏黄”。著有《豫章黄先生文集》《山谷琴趣外篇》。黄氏居“苏门四学士”之首席，也是“宋四家”中仅次于苏轼的书坛巨匠。在书法的审美追求上，他力图创造一种奇崛的艺术语言，竭力摆脱其师苏轼的影响，坚持在苦学的基础上选择了一条适己的道路，甚至对老师也敢作出不留情面的批评，这在学书的进程中是难能可贵的。比如在书风的选择上着意取雄强一路，结字上紧缩中宫而扩张四维，呈放射状态；笔法上，增强提按起伏，涩劲老辣；执笔上，高执笔保证中锋写出篆隶般的线条。以上种种方面使得黄庭坚的书法与苏轼完全异趣，单从结字上看，已有了“石压蛤蟆”与“死蛇挂树”的视觉对比。但虽然如此，他们师徒二人的共同目标皆是以力矫唐人“尚法”以来因循守旧、不思自振的积弊，他们要换回的，也正是失落已久的推陈出新的书法精神。黄庭坚行草书清迈绝伦，英气逸韵发于笔墨之间，而又工于诗词文章，苏轼称其诗“超逸绝尘，独立万世之表”。

图9-2 黄庭坚《花气帖》

将黄庭坚个人放回到整个“尚意”的时代大背景之下来看，“重韵去俗”是其书论的精髓。书画以韵为主，以不浅白直露为旨。在黄庭坚看来，书法的“韵”基本上可以用“不俗”来诠释，而俗与不俗则决定于书者的人格、修养等的高低。工是功力，韵即非功力可企及。黄庭坚将“韵”作为品评书画的尺度，同时也作为自己的追求，崇尚高尚的人格，不断提高自我书法的格调。书法创作讲究气，写书法作品讲究一气呵成，不仅是作者，欣赏者也能体会其中生生不息的气韵。创作一副书法作品的完成需要的时间甚短，所以气的作用也就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在行草书之中。书法创作如果能达到与自然相融合，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气韵也就庶乎近之了。

黄庭坚的书迹，今日存世者只有行书、行楷和草书。他的行书传世者较多，如《松风阁》《苏轼寒食诗跋》，用笔如明代冯班《钝吟书要》所讲：“笔从画中起，回笔至左顿腕，实画至右住处，却又跳转，正如阵云之遇风，往而却回也。”[4]他的起笔处欲右先左，由画中藏锋逆入至左顿笔，然后平出，“无平不陂”，下笔着意变化；收笔处回锋藏颖。善藏锋，注意顿挫，以“画竹法作书”，给人以沉着痛快的感觉。其结体从柳公权的楷书得到启发，中宫收紧，由中心向外作辐射状，纵伸横逸，如**桨、如撑舟，气魄宏大，气宇轩昂。其个性特点十分显著，学他的书法就要留心于点画用笔的沉着痛快和结体的舒展大度。

宋代书家中，以黄庭坚草书成就最高。他的草书，取法唐人而又将楷书笔法用于作草，节奏感大大加强，个性也更为鲜明。元人赵子昂说：“黄太史书，如高人雅士，望之令人敬叹。”[5]

《花气帖》是介于行书与草书之间的一件斗方，其中既有黄庭坚行书尚意与气韵生动的特点，更有其草书的洒脱与节奏感。此帖全称《花气薰人帖》，纸本，纵30.7厘米，横43.2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这件书迹无款印，原是附在元佑二年（1087）寄扬州友人王巩二诗之后，今已单独成一帖。此帖笔势苍劲，拙胜于巧，肥笔有骨，瘦笔有肉，墨色有浓润枯涩的变化，姿态多变，意态纵横，刚劲飞动。其意韵与书卷气不亚于他的行楷书，而气象也不亚于他的大草书。从内容上看，其诗写得闲适自得，与萦带而跌宕多姿的晚年书风有显著的差别，是一件难得的小品。

米芾《蜀素帖》

米芾（1051—1107），初名黻，字元章，号襄阳漫士、海岳外史等。祖籍山西太原，后迁居湖北襄阳，有“米襄阳”之称。后定居润州（今属江苏镇江）。北宋著名大书画家、鉴赏家。崇宁五年（1106）召为书画二学博士，迁礼部员外郎，人称“米南宫”。传说他个性怪异，喜穿唐服，嗜洁成癖，遇石称“兄”，膜拜不已，人因称“米颠”。米芾集书画家、鉴定家、收藏家于一身。在书法上，与苏轼、黄庭坚、蔡襄并称“宋四书家”。其书体潇散奔放，又严于法度，苏东坡盛赞其“风樯阵马，沉着痛快”[6]；绘画方面，他又独创山水画中的“米家云山”之法，为后世许多画家所倾慕，争相仿效。《宣和书谱》称其书法曰：“书效羲之，诗追李白，篆宗史籀，隶法师宜官。晚年出入规矩，自谓‘善书者只一笔，我独有四面’。寸纸数字，人争授之，以为珍玩。”[7]其代表书迹有《苕溪诗》《蜀素帖》《虹县诗帖》等。

《蜀素帖》，行书，墨迹，绢本，凡71行，556字。元祐三年（1088）米芾所书，为米芾书法作品中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此帖的产生还有一段佳话。北宋时有个叫邵子中的人把一段蜀素裱成一个长卷，上织有乌丝栏，制作讲究，只在卷尾写了几句话，空出卷首以待名家题诗，成后将遗子孙，可是传了祖孙三代，竟无人敢写。因为丝绸织品的纹罗粗糙，滞涩难写，故非功力深厚者不敢问津。北宋元祐三年（1088），米芾三十八岁时见到这卷蜀素，雅兴大发，当仁不让，挥毫落墨，一书到底，写得随意自如，清劲飞动。他在上面题了自作五七言八首诗，这就是《蜀素帖》。此卷在明代先后归项元汴、董其昌、吴廷等著名收藏家珍藏，清代落入高士奇、王鸿绪、傅恒之手，后入清内府，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院。

图9-3 米芾《蜀素帖》

米芾对书法的分布、结构、用笔有着他独到的体会。要求“稳不俗、险不怪、老不枯、润不肥”，即要求在变化中达到统一，把裹与藏、肥与瘦、疏与密、简与繁等对立因素融合起来。《蜀素帖》从结构上看，变幻灵动，欹正相生，字形秀丽颀长，书写不受左右线约束，挥洒自如，章法一气呵成。米芾重视整体气韵，又兼顾细节的完美，成竹在胸，书写过程中随遇而变，独出机巧。其中的任何一字，其逆锋、折锋、转锋、回锋的用笔及其形态都能启导下一字的取势，规范下一字的轻重、肥瘦、长短、方圆等。紧凑的点画与大段的空白形成强烈对比，粗重的笔画与轻柔的线条交互出现，流利的笔势与涩滞的笔触相生相济，风樯阵马的动态与沉稳雍容的静意完美结合，形成了《蜀素帖》独具一格的章法。

从用笔上看，该帖方圆兼备，刚柔相济，藏锋处微露锋芒，露锋处亦显含蓄，亦浓亦纤，不燥不润。米芾的用笔特点，主要是善于在正侧、偃仰、向背、转折、顿挫中形成飘逸超迈的气势、沉着痛快的风格。字的起笔往往颇重，到中间稍轻，遇到转折时提笔侧锋直转而下。捺笔的变化也很多，下笔的着重点有时在起笔，有时在落笔，有时却在一笔的中间，对于较长的横画还有一波三折。钩也富有特色。另外此卷由于丝绸织品不易受墨而出现了较多的枯笔，使通篇墨色有浓有淡，如渴骥奔泉，更觉精彩动人。再加上米芾的字形平正之中略显险绝，险绝之中又复归了平正，孙过庭有段话说到：“至如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能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将平正险绝做得如此到位的书法家，米芾可谓是一位天才。率意的笔法，奇诡的结体，中和的布局，米芾一洗晋唐以来平和简远的书风，创造出激越痛快、神采奕奕的意境。清高士奇曾题诗盛赞此帖：“蜀缣织素乌丝界，米颠书迈欧虞派。出入魏晋酝天真，风樯阵马绝痛快。”董其昌在《蜀素帖》后跋曰：“此卷如狮子搏象，以全力赴之，当为生平合作。”

米芾习书，自称“集古字”，有人将其视作笑柄，实则反映出他摹古习古的超人能力和过人的功力，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米氏书法成功的来由。在米芾的书作中不难看出一些颜体和欧体的笔法，并保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如元佑三年时书写的《苕溪诗》《殷令名头陀寺碑跋》等。《蜀素帖》的书写，时间离《苕溪诗》不远，风格却有较大的差异，风格上显然还没有完全走出集古字的门槛。直到“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何以为主”，才最后完成了自己风格的确立，米芾以书法名世，他的成就固然有天才的成分，但主要还是来自后天的努力，丝毫没有取巧的成分。传米芾每天临池不辍，举两条史料为证：“一日不书，便觉思涩，想古人未尝半刻废书也”“智永砚成臼，乃能到右军（王羲之），若穿透始到锺（繇）、索（靖）也，可永勉之。”他儿子米友仁说他甚至大年初一也不忘写字。米芾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他能深入传统，更在于他能不止于传统，而终能自成一家。

蔡襄《自书诗卷》

图9-4 蔡襄《自书诗卷》

蔡襄（1012—1067），字君谟，兴化（今福建仙游）人。天圣八年（1030）进士，先后在宋朝中央政府担任过馆阁校勘、知谏院、直史馆、知制诰、龙图阁直学士、枢密院直学士、翰林学士、三司使、端明殿学士等职，并出任福建路（今福建福州市）转运使，知泉州、福州、开封（今河南开封市）和杭州府事。卒赠礼部侍郎，谥“忠惠”。蔡襄为人忠厚、正直，讲究信义，学识渊博。蔡襄擅长正楷，行书和草书，楷书师法颜真卿，结体端严，体格恢宏；行书得晋人风韵，潇洒简逸。论书注重神、气、韵，崇尚古法。他上承唐代书法，下开宋代新风，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提到“宋四家”，苏东坡在诗词、散文、绘画、书法等方面都有极高的成就；黄山谷是书法家兼诗人。米芾擅书法绘画，自创“米家山水”，“宋四家”中的前三家指的是他们三位，是没有疑义的。四家中的“蔡”到底指的是谁，一直存有争议。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有二种：一种认为指的是蔡襄，但次序弄错了，蔡襄年长于苏、黄、米，以古代社会伦理纲常的长幼关系而言，该居四家之首；一种认为原指的是蔡京，只是因为蔡京是奸臣，人品为人所不齿，便以蔡襄取而代之。以书法论，蔡京实不如蔡襄，故以蔡襄说为是。

蔡襄书法在其生前就受时人推崇，极负盛誉。《宋史·蔡襄传》称他：“襄工于手书，为当世第一，仁宗尤爱之。”[8]最推崇他书艺的人首数苏东坡、欧阳修。欧阳修则更把他推至当时书坛盟主的地位。欧阳修说：“自苏子美死后，遂觉笔法中绝。近年君谟独步当世，然谦让不肯主盟。”[9]苏东坡在《东坡题跋》中指出：“独蔡君谟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然行书最胜，小楷次之，草书又次之……又尝出意作飞白，自言有翔龙舞凤之势，识者不以为过。”[10]

从书法风格上看，苏东坡丰腴跌宕，黄庭坚纵横拗崛，米芾俊迈豪放，他们的书风各具特色，苏、黄、米都以行草、行楷见长，而喜欢写规规矩矩的楷书的，还是蔡襄。蔡襄书法浑厚端庄，淳淡婉美，自成一体。蔡襄总体上看一直是恪守晋唐法度，创新的意识略逊一筹。但他却是宋代书法发展上不可缺的关纽人物。他以其自身完备的书法成就，为晋唐法度与宋人的意趣之间搭建了一座技巧的桥梁。

宋书尚意，行书自是大行其道。蔡襄也善行书，他要唤回被唐人失落，又被五代人消蚀掉的晋人尚韵风气，对宋初书坛卑弱的格调，在技巧的层面上加以梳理调摄。蔡襄的行书，以简札书最为世人称道。

《自书诗卷》，素笺本，乌丝栏，纵28.2、横221.1厘米。内容包括《南剑州芋阳铺见腊月桃花》《书藏处士屋壁》《题龙纪僧居室》《题南剑州延平阁》《自渔梁驿至衢州大雪有怀》《福州宁越门外石桥看西山晚照》《杭州临平精严寺西轩》《崇德夜泊寄福建提刑章屯田思钱唐春月并游》《嘉禾郡偶书》《无锡县吊浮屠日开》《即惠山泉煮茶》等共11首，现藏故宫博物院。《自书诗卷》不为应酬，不为进呈御览，只是明窗净几清风送爽时把笔弄翰自我消遣，原不必焚香沐浴，书写时便全然澄神静虑，心手双畅，故而诗卷一片清机自引，芳香四溢，沁人心脾。此卷初写时笔尚收敛，行中带楷。之后愈写愈放，渐变为行草，最后竟挥洒成小草。通观全卷，转折处提按分明但不直露，每一笔结束后再徐徐地进行下按，如山间溪流纡徐而下，有一唱三叹之妙。尽管蔡襄显而易见没有苏黄米那样浪漫狂狷的才子相，也缺乏潇洒倜傥的文人气质，但轻歌曼舞、媚丽婉约也不合他意，他只是顺乎本性。顺乎本性，是书法艺术的基本准则。他崇尚君子藏器，要含蓄自持，故尔，其书总是老老实实，实实在在，风格不能汪洋恣肆，要温文尔雅；不能太强调笔划提按顿挫的动宕感，要平实稳健；结构不宜欹侧险绝，而要端庄；章法不宜错落迭宕，而要浑成。一派醇儒风范，究其本质，温柔敦厚乃尔。温柔敦厚，正是蔡襄作为书法史风流人物的魅力所在。

[1] 邓宝剑、王怡琳著：《集古录跋尾》，199页，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

[2] 李昭玘：《跋东坡真迹》，见《乐静集》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 李福顺编者：《苏轼与书画文献集》，186页，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08。

[4] 《历代书法论文选》，551页，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5] 《历代书法论文选读编》，181页，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

[6] 米芾书、莫武著：《中国书法家全集·米芾》，10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7] 《宣和书谱》，234页，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

[8] 《二十四史·宋书》，6074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

[9] 《历代书法论文选》，310页，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10] 马宗霍辑：《书林藻鉴记事》，125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