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爨宝子碑》

爨宝子碑全称为《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宝字碑》（图7-1），碑质为沙石。东晋义熙元年（405）刻，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出土于云南省曲靖县城南70里的扬旗田村（今麒麟区越州镇），1852年移置曲靖城内，现存于曲靖一中爨轩内爨碑亭。

爨宝子碑碑首为半圆形，整碑呈长方形，高1.83米，宽0.68米，厚0.21米。碑额5行，每行3字；碑文13行，每行7～30字；碑下端列职官题名13行，每行4字。全碑共400字，书体介于楷隶之间。碑文记述爨宝子生平，爨宝子系爨部族首领，世袭建宁郡太守。碑文除题名末行最下一个字残缺，其余均基本上完整保存。碑左下方刻有咸丰二年七月曲靖知府邓尔恒的跋，记录碑的出土及移置经过。碑文为：

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墓

君讳宝子字宝子，建宁同乐人也。君少禀瑰伟之质，长挺高邈之操。通旷清恪，发自天然；冰洁简静，道兼行苇。淳粹之德，戎晋归仁。九皋唱于名响，束帛集于闺庭。抽簪俟驾，朝野咏歌。州主薄治中别驾，举秀才本郡太守。宁抚氓庶，物物得所。春秋廿三，寝疾丧官。莫不嗟痛，人百其躬。情恸发中，相与铭诔。休扬令终，永显勿剪。其词曰：

山岳吐精，海诞陼光。穆穆君侯，震响锵锵。弱冠称仁，咏歌朝乡。在阴嘉和，处渊流芳。宫宇数仞，循得其墙。馨随风烈，耀与云扬。鸿渐羽仪，龙腾凤翔。矫翮凌霄，将宾乎王。鸣鸾紫闼，濯缨沧浪。庶民子来，挚维同响。周遵绊马，曷能赦放。位才之绪，遂居本邦。志业方熙，道隆黄裳。当保南岳，不骞不崩。享年不永，一匮始倡。如何不吊，歼我贞良。回抱圣姿，影命不长。自非金石，荣枯有常。幽潜玄穹，携手颜张。至人无想，江湖相忘。于穆不已，肃雍显相。永惟平素，感恸忾慷。林宗没矣，令名遐彰。爰铭斯诔，庶存甘裳。呜呼哀哉！

图7-1 《爨宝子碑》

《爨宝子碑》与《爨龙颜碑》并称“二爨”。与《爨龙颜碑》相较，此碑字数较少，碑体也较小，故后人称《爨宝子碑》为“小爨”，《爨龙颜碑》为“大爨”。此碑体势、情趣、情态均在隶楷之间，是由隶入楷的典型。其书法古朴奇巧，率真硬朗，气魄雄强，超尘出俗。用笔结体与《中岳嵩高灵庙碑》极相似，一部分横画仍保留了隶书的波挑，但结体却方整而近于楷书。厚重沉稳，体势紧结，布局参差，极有趣致。用笔以方笔为主，圆笔为辅，方圆结合，端朴灵动，拙中有巧。其点画形态颇多，凝重峻利；横画硬拙平直，刚劲俊爽；竖画强劲稚拙，刚毅不屈；撇捺略微上翘，尽显峥嵘；转折朴厚严谨，含蓄古逸；起收果断，笔势生动。

此碑具有较高的书法艺术价值，康有为曾在《广艺舟双楫》中评曰：“《爨宝子碑》端朴若古佛之容”[1]，又云“朴厚古茂，奇姿百出，与魏碑之《灵庙》《鞠彦云》皆在隶、楷之间，可以考见变体源流。”[2]《爨宝子碑》体现了隶书向楷书过渡的一种风格，为汉字的演变和书法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其极高的书法的地位。

（二）《中岳嵩高灵庙碑》

图7-2 《中岳嵩高灵庙碑》

《中岳嵩高灵庙碑》又名《寇君碑》（图7-2），北魏太安二年（456）立，传为北魏道士寇谦之所书。碑文今已残泐大半，石在河南登丰县嵩山中岳庙，为北魏早期的著名碑刻之一。书体也为由隶书向楷书的过渡书体。碑阳碑阴均刻字，碑阳23行，每行50字，碑阴7列，上2列字较大，计22行，下5列16行，字较小，各列行数不等。篆额阳文4行共8字，侧刻唐大周天授三年（1692）马元贞投龙简记。碑文为寇谦之修祀中岳庙及宣扬道教的内容。有明拓本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中岳嵩高灵庙碑》书风属于古拙方厚一类，以古拙流美的风格为人瞩目。其风格虽放纵，但高大雄宏，笔力沉静，具有一种森严的风神。此碑起笔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纯粹的方笔，另一种是露锋起笔；其收笔则保留大量隶意；转折极为丰富，更多的取法于隶书，与《张迁碑》极为相似。其点画形态变化多端，千姿百态，是一般碑刻所不具备的。或豪放粗犷或精妙细腻，实属难能可贵。碑中点画，小一些的以三角形居多，形体大的则取隶书中的波挑法，不少点法都是隶书捺、撇的缩小，有的点画甚至处理成短横；撇法在《嵩高灵庙碑》中多数含蓄平拖，捺画则形态多变，收笔更为上仰，沉着厚重，力送毫端。

《嵩高灵庙碑》结构多变，或中心高举，舒展横竖撇捺，或字形压扁，以横势相映成趣。崎岖古朴，大巧若拙。作为楷书，虽多用旧体隶书笔法，但其字势却透露出楷书的发展趋向。康有为评此碑书为“体兼隶楷，笔互方圆”[3]，目为“神品”。并称碑阳书法“奇古”，碑阴书法“峻整”。由于它脱胎于魏晋隶书，所以隶书森严；又因为是尚未成熟的楷书，故结体自由，用笔无拘无束。此碑以其独特的风格，在书法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三）《爨龙颜碑》

图7-3 《爨龙颜碑》

《爨龙颜碑》全称为《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图7-3），始建于南朝刘宋孝武帝大明二年（458），距今为一千五百四十一年。《爨龙颜碑》现存云南陆良贞元堡小学。它是现存晋宋间最有价值的碑刻之一。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爨龙颜碑》与《爨宝子碑》合称“二爨”，它是“大爨”。为长方形，额半圆形，高3.38米，上宽1.35米，下宽1.46米，厚0.25米。碑额有青龙、白虎、朱雀浮雕。下部正中有穿，左右是日、月浮雕，日中有竣鸟，月中有蟾蜍。碑阳正书24行，共904字。碑阴是题名，分上、中、下三段，共313字，均为正书。碑文为爨道庆所作，叙述爨氏家族的渊源，追述死者祖孙三代的仕历，说明爨氏的势力及其与中央政权的关系，为后人研究爨氏家族及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云南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此碑与《爨宝子碑》齐名，书法艺术价值也相当。此碑书法，笔势雄强，结体多变，古朴典雅，以方整为主，但转折处已出现圆转笔法，掺杂隶意，笔力遒劲，意态奇逸，方圆结合，刚柔相济。章法疏密相间，空灵跌宕，字与字之间互相顾盼，饶有情致。结构各部匀称，筋骨劲健，虽为正书而隶意甚浓。整体气象恢宏，神韵高旷。与《爨宝子碑》相比，此碑字法更接近书写效果，结字也更为紧凑，无论是点画形态还是结字章法都比前者要丰富得多，故其艺术价值当在《爨宝子碑》之上。

康有为《广艺舟双揖》谓此碑“为雄强茂美之宗”[4]“若轩辕古圣，端冕垂裳”[5]“下画如昆刀刻玉，但见浑美；布势如精工画人，各有意度，当为隶、楷极则”[6]“《爨龙颜碑》与《灵庙碑阴》同体，浑金璞玉，皆师元常，实承中朗之正统。”[7]清道光年间云贵总督阮元为保护此碑而写的跋中记录此碑文体书法皆汉晋真传，评价均高。

（四）《始平公造像记》

《始平公造像记》全称为《比丘慧成为亡父洛川刺史始平公造像题记》（图7-4），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二年（498），刻于河南洛阳龙门古阳洞北壁，是附属于佛龛的题记。题记由孟达撰文，朱义章书。魏碑一般都镌刻阴文，而此造像铭记却为阳文楷书，共10行，每行20字，这种全碑使用阳刻且逐字采用界格的方法，为历代石刻所仅见，在造像记中也是独具一格的。

题记内容为往生者求福除灾：

“夫灵蹤口启，则攀宗靡寻；容像不陈，则崇之必口。是以真颜口于上龄，遗形敷于下叶。暨于大代，兹功厥作。比丘慧成，自以影濯玄流，邀逢昌运，率渴诚心，为国造石窟□□，系答皇恩，有资来业。父使持节、光禄大夫、洛州刺史、始平公，奄焉薨放。仰慈颜以摧躬□，匪鸟在□，遂为亡父造石像一区。愿亡父神飞三□，智周十地，□玄照则万□斯明，震慧响则大千斯□。元世师傅、父母眷属，凤翥道场，鸾腾兜率，若悟洛人间，三槐独秀，九棘云敷，五有群生，咸同斯愿。太和□二年九月十四讫。朱义章书，孟达文。

图7-4 《始平公造像记》整体及局部

此碑用笔粗重方峻，棱角分明，平直的棱角外露，刀刻意味十分浓郁。其点画厚重饱满，锋芒毕露；起笔处折锋顿笔；收笔处顿笔藏锋；转折处重顿方勒，笔力浑厚；撇捺舒展大方，刚劲峻峭；结体森严缜密，伸缩有变；字势风骨凛凛，一派魁伟雄姿，被推为魏碑方笔刚健风格的代表。

启功先生称此刻石：“可贵处，在字势疏密，点画欹正，乃至接搭关节，俱不失其序。观者目中，如能泯其锋棱，不为刀痕所眩，则阳刻可作白纸墨书观，而阴刻可作黑纸粉书观也。”[8]

《始平公造像记》是“龙门二十品”之一，因其艺术成就，被人誉为“龙门二十品”中第一珍品。它一反南朝靡弱的书风，开创北碑方笔的典型，以阳刚之美流传后世。康有为言其“皆雄峻伟茂，极意发宕，方笔之极规也”[9]，复言“遍临诸品，终于《始平公》，极意疎**。骨格成，体形定，得其势雄力厚，一生无靡弱之病”[10]。启功先生有诗赞云：“题记龙门字势雄，就中尤数始平公。学书别有观碑法，透过刀锋看笔锋。”[11]

（五）《石门铭》

《石门铭》全称《泰山羊祉开复石门铭》（图7-5），北魏著名摩崖石刻之一。北魏宣武帝永平二年（509）正月，刻于陕西褒城县东北褒斜谷石门崖壁，王远书丹、武阿仁凿刻。此石刻为正书，凡28行，满行22字，后段题记为7行，每行9～10字。此摩崖石刻今已割移藏于陕西汉中博物馆。

图7-5 《石门铭》

崖文记述了北魏重修褒谷道的原因、经过与结果，传颂梁秦二州刺史羊祉“诏遣左校令贾三德”重开褒斜道的盛举。《石门铭》全文融记事、颂功、写景和抒情于一体，是石刻铭文的代表作，也是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因崖面广阔，摆脱纸张限制，大书深刻，故而书风自然开张、气势雄伟、笔阵森严、意趣天成，有夸张，有对比。其撇捺伸展，纵横豪放，表现出一种阳刚之美。其结字、布白随山就势，章法布置大气磅礴。用笔中锋逆行，遒劲纵逸。此碑堪称鸿篇巨制，它还吸取了处于同一地汉隶名品《石门颂》苍劲凝练的篆隶笔法，笔势与体势则吸取了汉隶跌宕开张、奇崛大气的特点，书风超逸疏宕、舒展自然。

《石门铭》主要有侧锋起笔与方笔起笔两种形式；字形收笔很注重变化；笔画转换方向时多为方圆并举；点画形态各异，千变万化，很多时候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横竖一般为字之主笔，常常起到支撑甚至改变整个字形的作用。而且有一些字保留了隶书遗意，也有一些则流露出行书笔意。

康有为对《石门铭》评价极高，誉之为“神品”，在《广艺舟双辑》中评曰：“《石门铭》飞逸奇浑，分行疏宕，翩翩欲仙，源出《石门颂》《孔宙》等碑，皆夏、殷旧国，亦与中郎分疆者，非元常所能牢笼也。”[12]还说：“《石门铭》若瑶岛散仙，骖鸾跨鹤”[13]“《石门铭》为飞逸浑穆之宗。”[14]所以，《石门铭》无疑是魏碑中可供临摹、借鉴的上佳范本之一，值得我们认真研习。

（六）《郑文公碑》

《郑文公碑》，全称《魏故中书令秘书监使持节督兖州诸军事安东将军兖州刺史南阳文公郑君之碑》，又称《郑羲碑》（图7-6），摩崖刻石，是北魏光州刺史郑道昭于永平四年（511）为其父郑羲所立。

郑昭道（455—516），字僖伯，自称中岳先生。荥阳（今属河南省）人。官国子祭酒、光州刺史，后任秘书监，谥曰文恭。工书，善正书，作大字尤佳。

碑文内容是记述郑羲的生平事迹。郑羲为郑道昭之父，于孝文帝时官至中书令，位及二品，权势显赫，加上在当时被誉称“文为辞首，学实宗儒”，影响甚大。他死后归葬老家河南荥阳。其故吏程天赐等为纪念他的政绩而刻此碑。

《郑文公碑》分上下二碑，上碑在山东省平度市天柱山之阳，无碑额，20行，每行50字；下碑在山东省掖县云峰山之阴，51行，每行29字，上下碑的内容基本相同。下碑有“荥阳郑文公之碑”碑额七字。下碑比上碑书写略晚，字亦较大，剥泐较少，因而比上碑更为著名。

此碑传为郑道昭书写，碑刻大字楷书，是魏碑中圆笔的代表，其书法结字宽博舒展，笔力雄强圆劲，气势豪迈磅礴，通篇透露着“****乎君子、穆穆乎仁人”的大儒风范。此碑带有浓厚的篆隶笔意，集众体之长，有篆书的笔法，隶书的体势，行书的纵逸风姿，又有楷书的端庄。其用笔，既有篆法圆转形成的圆笔，又有隶法方折形成的方笔。方圆兼备，变化多端，为魏碑佳作之一。

图7-6 《郑文公碑》

与北魏粗犷的碑志墓铭相比，《郑文公碑》显得雍容古厚，豪放拙朴。通篇章法气象更显恢宏斑斓、苍雄古朴之质，看似随意刻写平淡无奇，但却天趣自在，随意生发。全碑的行间字距基本匀整而无一处呆板，是中和型章法的典范之一。

包世臣云：“北碑体多旁出，《郑文公碑》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其中布白本《乙瑛》，措画本《石鼓》，与草同源，故自署曰草篆，不言分者，体近易见也。”[15]并称之有“云鹤海鸥之态”[16]，是魏碑书法艺术的代表作之一。

晚清叶昌炽《语石》称郑道昭为超过王羲之的“书中之圣”“其笔力之健，可以刲犀兕，搏龙蛇，而游刃于虚，全以神运。唐初欧虞褚薛诸家，皆在笼罩之内，不独北朝第一，自有真书以来，一人而已”[17]。

（七）《瘗鹤铭》

《瘗鹤铭》（图7-7），著名摩崖刻石，南朝时梁天监十三年（514）刻于江苏镇江焦山断崖石上，这是一篇哀悼家鹤的纪念文章。

图7-7 《瘗鹤铭》

清代康熙52年，闲居镇江的苏州知府陈鹏年曾募工打捞出5方《瘗鹤铭》残石，共93字。经历代专家考证，《瘗鹤铭》原文应在160字左右，尚有很多缺失。其铭所书之人，历来就有争议，北宋黄伯思考证认为《瘗鹤铭》的作者是陶弘景。此碑文字虽少，但气势宏伟，神态飞动。其字体浑穆高古，点画灵动，字形开张，意态雍容，格调高雅，堪称逸品。启功先生《论书绝句》中说：“自拓本观之，瘗鹤铭水激沙，锋颖全秃，与张猛龙碑之点画方严，一若绝无似处者。自书体结构观之，两刻相重之字若鹤字、禽字、浮字、天字等等，即或偏旁微有不同，而体势毫无差异。”[18]其诗云：“江表巍然真逸铭，迢迢鲁郡得同声。浮天鹤响禽鱼乐，大化无方四海行。”[19]宋代黄庭坚《山谷题跋》云“大字无过《瘗鹤铭》，小字莫学痴冻蝇。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20]清代刘熙载《艺概·书概》云：“《瘗鹤铭》剥蚀已甚，然存字虽少，其举止历落，气体宏逸，令人味之不尽。”[21]

图7-8 《元怀墓志》

也有持不同看法者，阮元便说：“且以南朝敕禁刻碑之事，是以碑碣绝少，惟帖是尚，字全变为真行草书，无复隶古遗意。即以焦山《瘗鹤铭》与莱州郑道昭《山门》字相校，体似相近，然妍态多而古法少矣。”[22]

客观的说，《瘗鹤铭》字法奇古，意趣苍茫，其舒展的结字，生涩苍劲的笔法，无愧于“大字之祖”的盛誉，具有恒久的艺术魅力。

（八）北魏《元怀墓志》

《元怀墓志》（图7-8），北魏熙平二年（517）八月刻，1925年河南洛阳张羊村出土，原石现藏开封市博物馆。墓志内容为楷书，共16行，每行20字。墓志纵81厘米，横80厘米，厚19厘米。

墓志是曹魏禁碑的产物，是埋藏于墓内的墓碑，常见的形制是正方形。墓志的鼎盛期便是北朝。北朝墓志数量庞大，风格多样，各具特色。《元怀墓志》字法严谨，刻工精致，因长期埋藏，出土较晚且未经风化，保存完好，字口如新。其整体风格平正工整，茂实刚劲。撇捺开张，遒劲有力；点画端正刚劲，方圆兼施；字形结构不仅有着魏碑体的明显特征，结体宽博，布局疏朗，同时也透露着唐人楷书的特点。此墓志属于成熟的墓志书法，可以作为学习魏碑书法的优秀范本。国家图书馆藏有原章钰旧藏拓本，上有章钰题签，钤“霜根”印。无撰书人姓名。墓志的主人元怀为北魏宗室，《魏书》卷二十二《孝文五王传》和《北史》卷十九《孝文六王传》都列有其名。

（九）北魏《元晖墓志》

图7-9 《元晖墓志》

北魏《元晖墓志》（图7-9），刻于北魏神龟二年（519），1924年由于右任先生从洛阳购得，现藏西安碑林。元晖字景袭，魏昭成帝六世孙，《魏书》有传。此墓志为正方形，每边长75厘米，厚15厘米。

该志同为北魏墓志中的精品，楷法遒美庄重，斜画紧结，书写极为娴熟自如，清雅超脱。由于《元晖墓志》书刻于北魏晚期，已基本摆脱了早期墓志书法剑拔弩张的弊病，充满了平和之气。其章法整齐秀美，超然脱俗，字势遒劲刚毅，神态飞动，其点画灵动多变，笔画粗细对比强烈，天然成趣，同为墓志书法的最佳范本之一。

（十）《张猛龙碑》

《张猛龙碑》全称《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北魏明孝帝正光三年（522年）立，现在山东曲阜孔庙中，为典型的北碑书体。此碑无书写者姓名，有额有阴，碑阳24行，每行46字，碑阴刻立碑官吏名计10列。碑额为正书，3行12字，方笔大字“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方峻劲挺，气势非凡。碑文记颂魏鲁郡太守张猛龙兴办学校功绩。前人评价此碑为欧、虞之祖，也有“魏碑第一”的称誉。

图7-10 《张猛龙碑》

《张猛龙碑》为北魏刻石精品，其书法开隋唐楷书之先河，此碑用笔以方为主，兼用圆笔，可谓方圆兼备，刚健有力，遒劲雄峻，变化细腻。其结体以纵取势，略呈欹侧之态，中宫紧收，四面开张，呈放射状。结体严谨，字形趋长，横画坚实，方起方落；笔势呈左低右高、左紧右松状。笔画虽属横平竖直，但不乏变化，是成熟的魏体楷书，具有典型的北魏刻石楷书的审美特征。历代名家对此碑可谓推崇备至。包世臣称：“正书《张猛龙》足继大令，《龙藏寺》足继右军，皆于平正通达之中，迷离变化不可思议。”[23]

康有为将《张猛龙碑》列为精品上，并称：“《张猛龙碑》如周公制礼，事事皆美善”[24]“后世称碑之盛者，莫若有唐，名家杰出，诸体并立。然自吾观之，未若魏世也。唐人最讲结构，然向背往来伸缩之法，唐世之碑，孰能比《杨翚》《贾思伯》《张猛龙》也！其笔气浑厚，意态跳宕；长短大小，各因其体；分行布白，自妙其致；寓变化于整齐之中，藏奇崛于方平之內；皆极精采。作字工夫，斯为第一，可谓人巧极而天工错矣。”[25]启功先生作诗称：“清颂碑流异代芳，真书天骨最开张。小人何处通温清，一字千金泪数行”[26]“数行古刻有余师，焦尾奇音续色丝。始识彝斋心独苦，兰亭出水补粘时。”[27]

然此碑与唐楷相比，终究不是完全成熟的楷书。欧体《九成宫碑》的祖师被公认为是《张猛龙碑》，但其笔画精致，结构精紧，已经是楷书发展的极致。相比而言，《张猛龙碑》则还是浑金璞玉，未经雕琢，粗糙之处是极为明显的。但这是从实用角度讲，恰恰是《张猛龙碑》的这种不成熟，在艺术上成就了此碑，这如同一个童心未泯的孩童，其不成熟的天性正是其天真可爱之处，为成人所远远不及。

（十一）《张黑女墓志》

图7-11 《张黑女墓志》

《张黑女墓志》全称《魏故南阳太守张玄墓志》，亦称《张玄墓志》，刻于北魏普泰三年（533）十月，出土地无考，原石又早已亡佚，现存拓片为清何绍基旧藏拓本，弥足珍贵。

张玄字黑女，因避清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名讳，故清人通称《张黑女墓志》。此墓志为楷书，共20行，每行20字，计367字。

此志是极度成熟的北朝墓志书法，也是北魏书法中飘逸典雅风格的精品。其书法的点画、结构都十分规范，但是却有一种俊逸优美的奇趣深深地蕴藏于字里行间。其书法峻利疏朗，精美遒古，结构扁方，内紧外松，波磔处明显地带有隶书笔意。其用笔则中锋与侧锋兼用，方圆并施，用笔多变。其点画则轻重伸缩自然并用，刚柔相济，生动飘逸，亦可谓丰富多变。结体则取横势，尚未摆脱隶意，而点画则基本是成熟的楷法，尤其与南朝的小楷风格接近，其成熟程度由此可知。此墓志虽属正书，但行笔却不拘一格，风骨内敛，自然高雅，不愧是北魏书法的精品。

《张黑女墓志》清人评价极高，康有为称：“结构精绝，变化无端，”[28]又称：“《张黑女碑》雄强无匹，然颇带质拙，出于汉《子游残碑》。”[29]何绍基评为：“化篆分入楷，遂尔无种不妙，无妙不臻，然遒厚精古，未有可比肩《黑女》者。”沈曾植评其：“笔意风气，略与《刘玉》《皇甫鳞》相近，溯其渊源，盖中岳北岳二《灵庙碑》之苗裔。”[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