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14日，由“当代艺术与音乐（Currents-Art and Music）”主办的周文中及瓦列兹作品音乐会在北京环铁艺术区举行，我借这个机会采访了周文中先生。

用“宗师”来形容周文中可谓实至名归。整个20世纪活跃在国际乐坛的华人作曲家，甚至亚洲作曲家，几乎都曾受教于他，或者得到他的提携。他是整个中国新音乐的发动机。他的创作，从来没有范本，他以自己的智慧和创意重新定义中国音乐，令乐坛震惊，并将世界的注意力转向东方。

一代宗师 海纳百川

我的采访开始于下午1点，尽管我一再担心会打扰周先生的午休，他却毫不介意，84岁的周先生从来没有午睡的习惯，当我打着哈欠推开他房门的时候，精神矍铄的周先生站起身来迎接，着实令我汗颜。好吧，我们的话题从获得美国“麦克阿瑟”大奖的盛宗亮开始。

“盛宗亮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因为我是系主任，又直接管理博士，所以他跟我有密切的往来。其他很多中国学生，比如陈怡、周龙、谭盾……都是由我到国内亲自挑选带到美国，并为他们寻找资助，同时在学院内为他们争取奖学金，帮助他们完成学业的。这个过程非常复杂，当时需要给国内他们正在就读的院校做各种工作，另外寻找经费也非常不容易，尽管你可能听到的很多资助是由基金会或者财团出的，其实私下都是我个人去努力争取的。这些学生到了美国之后，都曾跟随我学习过或长或短的时间。”

接下来当然要提到“77级”作曲家，周文中细说当年：“比如说谭盾，他出国的过程比较复杂。当时他还比较年轻，尚未在中央音乐学院毕业，水平也有限，而且当时国内的很多教授对他也有很多看法，而我之所以看中他，是因为觉得他确实有才气、有思想，只是当时的水平尚欠，火候未到。如果继续在国内学习，必然受到当时条件的限制。所以我说服当时的院方，同意让他赴美学习。当然，后来才知道谭盾个人的想法与我对他的规划也不尽相同。他来美国后，作品很快就获得很多演出机会，获得各种奖项，发展得非常迅速。”

“而还有很多人，尽管非常优秀，但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我无法帮助他们出国深造。我非常欣赏郭文景和何训田的音乐，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们还无法持续不断地带中国学生出来，只能是间歇性地，所以像他们那样有才华的学生也就失去了这样的机会。我一直对他们非常看重，后来他们声名渐起之后，获奖和出国机会也越来越多，也就不需要我再去资助和安排了。”

第一位走向国际乐坛的亚洲作曲家

也许是爱乐大众对于当代音乐和新音乐真的是不太熟悉，在很多人印象中，亚洲优秀的作曲家武满彻和尹伊桑（Isung Yun）被错当成先驱。周先生的介绍为我们补了一课：“其实我比他们都要早，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走出国门的亚洲作曲家，也是第一位获得国际认可的亚洲作曲家。我在1953年至1955年间的一些作品，获得了当时国际音乐界的肯定。”周先生在谈到这类问题的时候，也只是用“认可”、“肯定”等平淡的字眼，而且不愿意更多地谈下去，谦虚的姿态令人钦佩，大家风范，淡泊平和。

中国文化 世界音乐

西方人怎么看待中国音乐？他们是怎么认识的？这个话题，周先生滔滔不绝地谈了将近一个小时，述及各个方面，包括历史的变迁以及自己的亲身经历，我们只能引其精粹：“（20世纪）50年代的几部作品，让我很快获得音乐界的认可，很多西方乐评人觉得这与以前他们听到的中国音乐完全不同，音响上没有东方音乐的痕迹，但有两位评论家立即指出：那些音乐是来自于书法的意境——的确如此，我在创作的时候正是受到书法的启发。但其他西方人常常不了解中国和中国音乐，他们抱有很深的成见，甚至是各种奇怪的想法。”

“当时有位很有名的乐评人，致力于推动新人，他邀请我去面谈。一见面，他便开门见山地问道：‘你是中国人，为什么不在音乐中作怪呢？’我反问道：‘为什么要作怪呢？’他回答说：‘我不知道，你是中国人，你来告诉我吧——你们总是作怪的。’这就充分代表了他们中一部分人的成见，认为中国人作音乐，就应该作怪，应该有耸人听闻的效果。中国人最好是三个眼睛、六个耳朵。我又问他：‘那么怎么作怪呢？’他说：‘比如，把锣往地上一丢……’50年代就有那一套‘作怪’法了。很多中国作曲家正是为迎合西方人这种心态，作西方人印象中的‘中国音乐’。我当时对此一笑了之。”

到底什么才是“中国音乐”？周先生高屋建瓴，言传身教：“其实，并不一定非要用中国民间音乐的旋律，或者听着像以往的传统音乐作品，才能叫中国音乐。从古到今，包括中国的音乐、中国人的血脉……也是一直在变化的，中华民族事实上融合了很多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很多人头脑中的概念太符号化、太简单化了。用西方音乐技法，同样可以写出中国音乐，用民乐队和传统技法，也可以写西方音乐。西方现代作曲家，难道一定要使用中古时期的旋律写出的音乐才叫西方音乐？谁能定义什么是中国音乐应该有的音响？不可能，也不需要！我写的音乐，我认为它就是中国音乐——是因为它的文化是中国的，它的底蕴、内涵、气质是中国的。此外，我们要有一个开放的态度，文化可以是中国的，精神可以是中国的，但音乐是世界的。”

谁来做音乐批评？

音乐评论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和音乐发展所必须的声音，但是，由谁来做音乐批评？这个问题本身争论就非常激烈。我和周老先生从国内的乐评人匮乏，讨论到国际上“成熟”的乐评制度和热闹的乐评界，周先生哂道：“就拿纽约来说，国际化的大都市、北美乃至全世界的音乐活动的中心之一，却几乎找不出一个有资格作音乐批评的乐评人。不要被那些主流媒体上的乐评家吓倒，他们所谓的‘音乐评论’，如果让懂音乐的人来看，简直笑料百出。”

有一种观点认为：乐评家不能出自音乐学院，或不能由专业人士来担任，针对这一观点，周先生表达了他的看法：“恰恰相反，音乐评论家一定要出自行内。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乐评人，前提是必须要懂得音乐理论，如果一个人不懂得音乐理论，不懂得音乐，他如何来的判断力？他如何知道一个作品的好坏优劣？一定要懂得音乐的技术、理论、历史，否则，他没有资格作出评论。当然，做到这些还不够，还必须要对各种音乐风格有广泛的兴趣，而且要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但又要尽量避免唯个人的视角——你可以表达个人的喜好，但最主要的，是在此之外一定要同时给予尽量客观、公正和理性的评论。我们看历史上那些伟大的音乐批评家，恰恰都是业内人士，特别是学作曲出身的，比如舒曼，比如法国的两大乐评家柏辽兹和德彪西，他们都是作曲家。”

功不可没 瓦列兹全集录音

从1949年起，周文中跟随瓦列兹学习，并担任他的助手。目前唯一一个版本的瓦列兹作品全集录音，便有着周先生默默无闻的贡献，周先生介绍说：“瓦列兹在去世前就曾委托我对他的两部作品进行修订。在他辞世后，我从事了如下两方面工作：第一，补完了他尚未完成的作品；第二，他的很多作品，过去由于出版等种种问题，需要修订，我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他的作品差不多有一半以上我都重新编订过。我所做的都是非常困难的工作。我续写补完的作品中，最重要的是他最后一首作品《夜曲》（Nocturnal），这部作品他只写了一半都不到，留下的手稿既零散又缺枝少叶。起先我并不愿意接手这个工作，但在他遗孀的恳求之下，我最终答应了。写的过程非常痛苦，你必须忠实于他的意图，但手稿非常凌乱、支离破碎的，你不得不从这些天书一般的纸堆中辨认他的构思、揣测他的意图。这可以看作是他自传性质的一部作品，他的一生都是在别人的攻击、讽刺和挖苦中度过的，这部作品便是针对别人给予他的讽刺和挖苦所进行的反诘。我尽我可能地工作，并将我自己的痕迹完全抹去，你听到的完全是瓦列兹的原始意图。虽然当初我并不愿意接手，但做完之后，我自己还是相当满意的，在目前的情况下，不可能做得更好了。”

“另外是他一个早期作品“Amériques”。本身这首曲子在瓦列兹手中就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原版，一个是后来他本人修订的版本，后者更为紧凑，所以也更短。我第一次为他修改这部作品的时候，是基于他自己修订的那个版本的，修改完成后，我非常满意，随之出版发行了。到录制瓦列兹作品全集的时候，指挥夏伊却希望采用第一版原始版本，当时我确实很不高兴，因为那个修改工作耗费了我六年工夫。但是夏伊坚持要用原版，理由是这一版本‘更欧洲化’。其实，第一版是19世纪末浪漫派的声音，而第二版是更为现代的声音。我只好就第一版又重新修改，经过大量艰苦的工作，终于修改完成，我认为非常理想，也很高兴。这一版本的作品可以说是浪漫派晚期音乐向现代派音乐行进期间的最重要的作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