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歌剧《黑桃皇后》刚刚在圣彼得堡马林斯基剧院首演之后不久，也就是大约在1890年12月底到1891年1月初，管理圣彼得堡剧目演出市场的最高机构帝国剧院董事会的代表伊万·符谢沃洛日斯基（时任帝国剧院总监兼马林斯基剧院院长等职）就找到柴可夫斯基，委托他为1891—1892年的演出季写一部歌剧和一部芭蕾。一直担心在完成了《黑桃皇后》这样宏大的杰作后自己的创作灵感会减退的柴可夫斯基接受了委托，但他与帝国剧院方面的谈判持续了一个多月才结束。受托的那部芭蕾就是后来的著名芭蕾舞剧《胡桃夹子》，由符谢沃洛日斯基自己编剧，佩季帕改编，舞剧的内容采用了德国作家霍夫曼（E.T.A.Hoffmann，1776—1822）的童话《胡桃夹子与老鼠王》。柴可夫斯基虽然答应为这部芭蕾作曲，可他一点也不喜欢这个故事。至于受托的那部歌剧，作曲家为自己精心选择了一个酝酿已久的题材——源自亨里克·海茨的戏剧《勒内王的女儿》，这就是柴可夫斯基的最后一部歌剧——独幕抒情歌剧《约兰塔》。
歌剧的题材和原型是确定下来了，柴可夫斯基却为没有现成的舞台脚本可用而发愁，他甚至都说不清剧中的唱词该是什么样。没办法，柴可夫斯基只好向两个双胞胎弟弟之一的剧作家莫迪斯特·柴可夫斯基（Modest Il’ich Tchaikovsky，1850—1916）求援，请他为《约兰塔》编写一个适合歌剧演唱的台本，而且最晚在1月底就要赶出来，因为自己要去意大利度假，在那儿为《约兰塔》谱曲。但到了1月下旬，租住在莫斯科郊外偏远乡下弗洛罗夫斯克村的柴可夫斯基又突然给他另一个双胞胎弟弟——律师阿纳托利·柴可夫斯基（Anatolii Il’ich Tchaikovsky，1850—1915）写信说他不去意大利度假了，而是一直待下去（他在这里写了好几部重要作品，包括第五交响曲、芭蕾舞剧《睡美人》和歌剧《黑桃皇后》等），直到把《约兰塔》写完，然后在4月份的时候去美国旅行一趟。到了2月，柴可夫斯基终于拿到了歌剧脚本，但没有立刻动笔，而是先着手为另一部受托之作两幕芭蕾《胡桃夹子》谱曲。一个月以后，身在柏林的柴可夫斯基写信告诉阿纳托利说，因为《约兰塔》的故事太让他着迷，所以为了不让芭蕾的事分散精力，眼下他要先把《胡桃夹子》的事情处理完，然后再用几个星期的时间不受打扰地为歌剧《约兰塔》谱曲，也许他会在开往美国的班轮上开始创作。
柴可夫斯基之所以选择《约兰塔》作为《黑桃皇后》之后的下一部歌剧，源于他在19世纪80年代初期就读过的一部丹麦戏剧，并由此产生过要以这个故事为题材写一部俄国歌剧的想法。他在1892年接受《圣彼得堡生活》杂志的采访时曾这样说道：“大约八年前，我被《俄罗斯通讯》某一期上刊登的由F.米勒所译的丹麦作家亨里克·海茨的独幕戏剧《勒内王的女儿》所吸引，那个故事中的浓浓的诗意、独特的内容和丰富的抒情场景深深地迷住了我。于是我决定把它谱成歌剧。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直到去年我才实现这一愿望。”另据文献记载，1888年4—5月间，莫斯科历史悠久的马雷伊小剧院启用当地一批才华横溢的青年演员，将俄语版的《勒内王的女儿》搬上了舞台，这群人中包括后来走红并荣获苏联“共和国人民艺术家”称号的杰出女演员埃莱娜·莱什科夫斯卡娅（Elena—Leshkovskaia，1864—1925），当时她年仅24岁，风华正茂，刚从莫斯科爱乐协会音乐与戏剧学院话剧系毕业，首次登台亮相就出演了剧中的主角约兰塔一角。喜爱这部戏剧的柴可夫斯基当时去观看了他们的演出，但他并不认识初出茅庐的年轻女主演。37年后的1925年，61岁的莱什科夫斯卡娅不幸病逝。出于怀念之情，她的同事，年近七旬并同获苏联“共和国人民艺术家”称号的著名演员、剧作家和戏剧活动家亚历山大·尤任（Aleksandr Iuzhin，1857—1927），在这一年写给电影导演瓦西里·费多罗夫（Vasilii Fedorov）的一封信中，这样描述了当年自己与莱什科夫斯卡娅同台演出《勒内王的女儿》的情景：“她虽然还是一个年轻姑娘，却在出演约兰塔的首次登台表演中展现出鲜明而生动的悲剧力量。柴可夫斯基告诉我说，正是由于看了她的表演，他才下定决心把这个故事谱成歌剧，他因此很感激她。‘唯一的问题是’，柴可夫斯基还补充道，‘我不知道有谁能把我的约兰塔唱得像莱什科夫斯卡娅演得那样好’。”当年，身兼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两地帝国剧院总监（负责管理这两座城市的五家主要剧院，包括圣彼得堡的马林斯基剧院和莫斯科的波修瓦大剧院及马雷伊小剧院）的伊万·符谢沃洛日斯基当时正好也在莫斯科观看了那场演出，并见到了柴可夫斯基，两人还一同讨论过《约兰塔》的事。另外，1890年2—3月间，柴可夫斯基在写给他过去的未婚妻比利时女高音德西雷·阿托特（据说她的名字被作曲家编进第一钢琴协奏曲和《罗密欧与朱丽叶幻想序曲》的总谱中）的一封信中，也透露出他想创作《约兰塔》的秘密，他写道：“我一定要根据在我心中已经酝酿了两年之久的一部诗剧谱写一部俄罗斯歌剧，我已经许下了这个诺言。”
柴可夫斯基在一年以后决定借受托创作一部歌剧的机会，将他心中的《约兰塔》提上创作日程，表明他终于为履行这个诺言迈出了第一步。可是他却没有按时兑现对圣彼得堡帝国剧院董事会的承诺——赶在1891—1892年演出季到来之前完成歌剧和芭蕾的创作。那时已经是1891年的4月，柴可夫斯基正在美国忙于日程紧张的巡回演出，根本无暇创作。当他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可能按时完成圣彼得堡方面的委托后，就写信给符谢沃洛日斯基，要求把两部作品完稿的时间推迟到下一年的春季，并安慰对方道：“歌剧的故事非常适合用音乐表现，它能感染我并激励我发挥出最好的水平。只要这部歌剧不是迫于压力在很短的时间里匆忙完成的，我就相信它一定能够成功。……到明年春天，我的歌剧和芭蕾将会满足您对我的所有期待。”
其实，柴可夫斯基要求推迟交稿还有另外一层原因。众所周知，柴可夫斯基是一个性格中充满矛盾、内心忧虑而内向的人。他曾写信给弟弟莫迪斯特诉苦说，他在内心里经受着折磨，清楚自己不可能按时完成接受下来的委托。由于芭蕾和歌剧中的人物把他带进了某种可怕的梦魇中，他有时甚至厌恶起《约兰塔》。尽管他觉得自己有能力根据海茨的那个戏剧创作一部歌剧杰作，但那是在他处于良好状态的前提下。当莫迪斯特回信对哥哥能否如期完成《约兰塔》表示出担忧后，柴可夫斯基又回信说莫迪斯特误解了他的意思，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爱《约兰塔》，并进一步解释说当他在法国等待上船去美国的那段时间里，“我满脑子接踵而至的都是糖果、士兵和玩偶的音乐画面（指《胡桃夹子》），所以我觉得在我真正开始写作歌剧之前，我还得在芭蕾上多花些时间。我意识到，无论在去美国的途中，亦或身处美国，亦或在归国的旅途中，我都是无法创作的。一想到这一点，我就会被一种绝望的情绪所笼罩，觉得难以履行那些承诺。这时我就会不再爱《约兰塔》，想放弃它。因为只有放弃了它，才会重新激发起消退了的**，这样我才能再一次爱上它。是的，我会写出一部令观众热泪盈眶的歌剧，但那只能是在1892—1893演出季。”
一个偶然的插曲又差一点影响到《约兰塔》的创作。1891年5月初夏，刚刚结束了在美国巡回演出的柴可夫斯基从纽约一回到莫斯科，他的粉丝兼好友、帝国剧院的著名舞台设计师卡尔·沃茨（Karl Val’ts，1846—1929）就交给他一部内容涉及东方题材的脚本，名为《渡边》（Watanabe），建议他根据这个日本童话写一部歌剧或芭蕾。虽然起初柴可夫斯基表现出相当的兴趣，但最终还是放弃了，他解释说：“对我来说，另一个困难是在这个故事里，主要角色给人以缺乏阳光之感，而这恰好是我目前正要写的一部歌剧中所表现的核心精神。”6月初，柴可夫斯基回到梅达诺沃，连续几天陷在《胡桃夹子》第二幕的创作中。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柴可夫斯基的创作始终处在一种时断时续的状态中。他一面写信给弟弟说他要努力开始写作，履行承诺，一面又深深地陷入自我否定中，怀疑自己没有足够的创造力，因此患上了抑郁症，并为此备受折磨。作曲家这种焦虑的内心活动在下面的一段书信中可以略见一斑：“在努力写芭蕾的过程中，我感到我的想象力在衰退。……虽然那是一个迷人的故事，但如果我觉得自己写不出满意的歌剧，我可能还是会放弃它。我一直在某种危机中生活。要么我战胜危机，在未来多年的创作中耗尽我的五线谱纸，要么我放下手中的武器。”又过了大约一个月，柴可夫斯基写信告诉阿纳托利，说他就要开始马不停蹄地创作《约兰塔》了，而且如果一切顺利，他将在一个月内完成总谱的草稿。因此，实际上直到1891年7月中旬前后，柴可夫斯基才真正开始着手为《约兰塔》谱曲，而且最初他的进展非常缓慢，一方面他总觉得自己在重复以前的创作，没有新的突破；另一方面他又必须在7月底完成他的音乐出版商于尔根松准备再版的《叶甫根尼·奥涅金》总谱的校对工作，而这项工作被作曲家形容为“令人筋疲力尽且难以容忍”。他在七八月间写给侄子弗拉基米尔·达维多夫的信中说：“这简直是个灾难。最终我完成了它，带到莫斯科交了活儿，我才有机会把全部时间奉献给《约兰塔》。顺便说，告诉我弟弟莫迪斯特，我越是投入到《约兰塔》的创作中，就越是欣赏他出色的歌词。这是一件杰出的作品，文字非常优美。所以，我很高兴可以不受约束地创作音乐了。”
1891年8月初，《约兰塔》最后两个场景的音乐总算完成了。到11月初时，对总谱大部分的配器工作也已经完成。柴可夫斯基在总谱手稿上最后注明的时间是1891年11月20日。一年后，1892年12月18日（一说12月6日），歌剧《约兰塔》在俄国圣彼得堡久负盛名的马林斯基剧院首演。由于是独幕歌剧，演出时间只有大约一个半小时，因此，首演当天是与作曲家同时受托的芭蕾舞剧《胡桃夹子》分上下两场同日进行的。在俄国本土首演后第二年的1月3日，作曲家马勒在德国汉堡指挥了《约兰塔》在海外的首次演出。
歌剧《约兰塔》的大意是：天生双目失明的公主约兰塔从小就住在天堂般的秘密花园中，守卫戒备森严。为了不让她抑郁寡欢，父王勒内下令所有侍从始终都要对她严守秘密，让她以为世界本来就是她感觉的那样漆黑一片。尽管如此，开场时她在鲜花盛开、硕果累累的葱郁花园中所唱的优美咏叙调“为什么我从前不知道？”（Отчeгo этo преждe нe знaлa？）还是暗示出她对周围的一切感到了怀疑。摩尔人医生伊本哈吉对勒内表示，只要约兰塔有渴望获得光明的愿望并做好了精神准备，他就可以神奇般地让她复明。沃戴蒙伯爵闯进花园迷上了可爱的约兰塔，跟她聊起不同颜色的玫瑰，约兰塔表示听不懂他说的意思。解释中，伯爵意识到眼前的美丽公主是个盲姑娘，但仍然对她至爱不渝。约兰塔说为了向上帝祈祷，她不需要光明。伊本哈吉说服了约兰塔同意接受他的治疗。国王警告伯爵，手术如果不成功，他将受死，但这反而激励约兰塔一定要见到光明。手术成功了，沃戴蒙伯爵与约兰塔这对有情人举行了婚礼，歌剧在皆大欢喜的赞美上帝的歌声中结束。
《约兰塔》的题材来源于丹麦犹太裔诗人、剧作家亨里克·海茨（Henrik Hertz，1797—1870）在1845年所作的一部浪漫诗剧《勒内王的女儿》（Kong Renés Datter），这部戏剧以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虚构了15世纪法国安茹的勒内（René of Anjou，1409—1480）之女约兰德女公爵（Yolande，Duchess of Lorraine，1428—1483）的早年传奇生活。关于约兰德和她的父亲勒内，历史上确有其人。据相关史料记载，勒内出身于法国王室，为法王领地安茹公国（Anjou）的领主、公爵。1431年，勒内的岳父洛林公国（Lorraine）领主查理二世（公爵）去世，勒内声称自己的妻子——查理二世之女伊莎贝拉女公爵享有继承权，抢先占有了洛林公国的领地，此举得到了宗主国法国国王查理七世的支持。但勒内妻子的表兄、他岳父的侄子——沃戴蒙伯国（Vaudémont）的安托万伯爵（Antoine，Count of Vaudémont，1400—1458）以第一继承权应归家族中的男性为由表示强烈反对，并在勃艮第公国领主菲利普三世（公爵）的协助下，率部对勒内进行了讨伐。1431年7月初，勒内被安托万击败被俘，安托万将其转交给菲利普三世关押。尽管其妻子伊莎贝拉从中斡旋，但直到1432年4月，在勒内保证绝不逃跑并以他的两个儿子作为人质后才获得假释。1433年，勒内同意未来将把长女约兰德嫁给安托万的儿子腓特烈二世。1434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吉斯蒙德承认勒内为洛林公爵，引起勃艮第公爵和沃戴蒙伯爵的不满。又经过多年的谈判，最终，沃戴蒙伯爵安托万于1441年以条约的形式正式放弃继承洛林，作为交换，他的领地沃戴蒙脱离了从属国地位获得了独立。1445年，勒内公爵把自己17岁的长女约兰德嫁给了安托万伯爵的儿子腓特烈二世（也是她的同岁表兄），两位年轻人结为伉俪，从此成为一家人。这是一桩两大家族实现永久和解的婚姻，通过这种联姻，勒内巩固了对洛林的实际拥有权，而安托万则实现了让其后代孙辈继承洛林的愿望，从而彻底结束了两大贵族为争夺领地继承权而进行的长达十多年的激烈争斗。1483年，54岁的约兰德去世，一生为腓特烈二世生下了六个儿女。
在《勒内王的女儿》这部诗剧中，亨里克·海茨将历史上的约兰德早年生活的部分史实加以浪漫化地虚构，剧中的约兰德被描绘成一位先天失明的美丽公主。但事实上，除了约兰德嫁给了沃戴蒙的腓特烈二世（世袭伯爵，在剧中改称特里斯坦）这个情节在历史上确有其事外，剧中的其他情节和角色都是虚构的，更没有任何历史文献证明约兰德天生双目失明。《勒内王的女儿》在19世纪的欧洲曾经十分流行，剧中的女主人公以一个圣洁的“睡美人”形象倍受欧洲读者、观众的喜爱，1845年在丹麦出版后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各国发行，有的还加以改编。在俄国，这部作品最先由费奥多·米勒（Fyodor Miller）译成俄文。之后，弗拉基米尔·祖托夫（Vladimir Zotov）根据这个俄文译本对它进行了扩编。祖托夫把海茨原作中大部分的神话元素都剔除了，使摩尔人医生伊本哈吉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具有科学精神的医生而非一名巫医；他还用勃艮第公爵罗伯特替换掉了原作中的杰弗里，并新增如下情节：罗伯特起初是约兰塔的未婚夫，后来爱上了别人，想把约兰塔让给好友、迷恋她的沃戴蒙伯爵，于是申请解除婚约，得到了勒内王的首肯。剧作家莫迪斯特·柴可夫斯基则以祖托夫的俄文扩编本为基础，为他的作曲家哥哥重新编写了一个适合舞台表现的歌剧脚本，从而为柴可夫斯基根据这部外来戏剧创作一部俄国歌剧奠定了基础。
从真实性的角度来说，《约兰塔》的内容虽然不免有些荒诞，但剧情的发展还是有一定的内在逻辑性。音乐和戏剧性也都配合得比较到位，特别是其中的女高音咏叙调“为什么我从前不知道？”、两首男中音咏叹调“两个世界”和“谁能与我的玛蒂尔达媲美？”，算得上是整个俄罗斯歌剧中比较经典的唱段。所以尽管柴可夫斯基本人对这部歌剧不甚满意，认为没能超越自己以前的作品，但当时观众的反应总体上还是不错的，当年甚至有评论认为《约兰塔》比同一天首演的《胡桃夹子》更加出色。然而只有时间才能说明一切。从两部作品首演之日起到今天，现实似乎表明，除俄国本土以外，在世界范围内上演的广泛性、频率和公众的认知度、受欢迎的程度等方面，《约兰塔》从来没有取得过《胡桃夹子》所获得的那种成功。这似乎不单是《约兰塔》的宿命。对比柴可夫斯基的歌剧和芭蕾这两种舞台艺术，就整体而言，可以说他的全部歌剧加起来（包括称得上是杰作的《叶甫根尼·奥涅金》和《黑桃皇后》）也不如他的三大芭蕾舞剧的影响力大。这已经不是本文所能探讨的问题了。
自1845年海茨的《勒内王的女儿》问世以来的一百多年间，源自这个故事的改编之作除了柴可夫斯基的歌剧《约兰塔》外，还诞生了其他类型的舞台和影视文艺作品。1893年，《勒内王的女儿》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被改编成音乐剧在百老汇上演。1913年，世界上最早的电影制片厂之一唐豪塞电影公司根据《勒内王的女儿》拍摄了一部同名无声电影。1990年，德国电影导演冈瑟·舒尔茨又根据这个故事，以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国为拍摄地，将它改编成一部时长不到90分钟的古装奇幻文艺片《爱之光》（Das Licht der Liebe）。也许，这个故事今后还会被人拿出来继续改编演绎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