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舒曼那一系列浪漫隽永又充满情趣的钢琴作品无疑是让他跻身于19世纪最伟大作曲家之列的主要原因，但他的声乐作品同样有着纯真烂漫的诗情画意般的情趣。在这方面，他根据曾在当时广泛流传的一个东方传奇故事于1843年创作完成的大型声乐作品《天堂与仙子》（Paradise and the Peri）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
新婚燕尔后的创作冲动
舒曼在1840年与F.维克的女儿克拉拉结为伉俪之后倍感幸福与快乐，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创作了大量浪漫抒情的艺术歌曲和声乐套曲，包括人们熟知的《妇女的爱情与生活》、《诗人之恋》等著名的声乐套曲。婚后愉快的心情使舒曼处于一种想象力异常丰富的状态，创作的欲望十分旺盛。他不但在第二年就完成了他的降B大调第一“春天”交响曲Op.38，而且心里一直想着写点什么特别的东西。受19世纪初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此时的舒曼十分向往遥远而神秘的东方，波斯的玫瑰花园、印度的棕榈树林等异域风情都强烈地吸引着他。于是，创作一部异国情调的音乐作品的想法始终在舒曼的脑海里酝酿着。所以，当他的好友埃米尔·弗莱赫希格在1841年将他根据爱尔兰著名诗人托马斯·穆尔（Thomas Moore，1779—1852）的东方传奇叙事诗《拉拉·鲁克》（Lalla Rookh）改编的清唱剧脚本《天堂与仙子》拿给舒曼看的时候，作曲家一下子就像是中了魔一样，被清纯、灵秀和有着圣母玛利亚天性一般的仙子的故事和东方魔幻色彩所迷倒。于是，舒曼便开始为这个清唱剧脚本谱曲。从1841年到1843年，舒曼大约花了两年的时间，这部清新而抒情的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风格的清唱剧《天堂与仙子》才终于脱稿。
古老而浪漫的“东方”传说
长篇叙事诗《拉拉·鲁克》的作者托马斯·穆尔是活跃在19世纪上半叶的爱尔兰著名诗人，两位杰出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都是他的密友。他还是一位民谣歌手和作曲家，他的主要诗作《爱尔兰歌曲集》所包含的130首诗歌全部由他和爱尔兰作曲家斯蒂文森（Sir John Andrew Stevenson，1761—1833）谱成了歌曲，其中不少被世人广为传唱，包括脍炙人口的《夏天里的最后一朵玫瑰》、《常在宁静的夜里》、《少年游吟诗人》等。穆尔根据拜伦的建议而创作的富有“东方”色彩的长篇叙事诗《拉拉·鲁克》出版于1817年，因大受读者欢迎而使其在爱尔兰和英国与拜伦和司各特齐名。《拉拉·鲁克》在当时还同时创造了两个“之最”，即当时被翻译成各国文字最多的单诗和当时英国出版界稿酬最高的一首诗（朗曼出版社向穆尔支付了3000英镑的天价）。叙事长诗《拉拉·鲁克》讲述的是年轻美貌的印度斯坦皇帝的女儿拉拉·鲁克公主在从德里出发前往克什米尔与她的未婚夫布哈拉国（现今乌兹别克斯坦）老国王的儿子结婚的旅途中，为消遣而雇佣了年轻的克什米尔诗人菲拉莫兹（实为其未婚夫王子乔装）为她讲故事，以打发时光。菲拉莫兹一共为她讲了四个具有高度幻想性的传奇色彩的故事，分别是“来自太阳的带面纱的先知”、“天堂与仙子”、“拜火者”和“后宫之光”，《拉拉·鲁克》就由这四个故事所组成，很像是诗歌体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舒曼的这部清唱剧就取材于第二个故事“天堂与仙子”，它以古波斯民间传说为基础，描写佩里（Peri，即仙子）为了能重新获准回到天堂，在人世间苦苦寻觅一份能被天堂所接受的礼物的故事。佩里在波斯神话中是堕落的天使们因所犯罪孽而受到惩罚被降为半神半人的女性族类的一个统称，她们必须赎罪后方可重新返回天堂。
“忏悔的眼泪”比为自由或爱情而牺牲更“神圣”
舒曼将《天堂与仙子》Op.50写成了一部包含多位独唱歌手、合唱队与管弦乐队的清唱剧，并根据故事情节将作品分成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讲述的是在一个清晨，仙子孤寂地站在伊甸园的门口。她本渴望通过“光之门”重新升入天堂，但是通往天堂的大门对她紧紧地关闭着。于是仙子只好升入天空，朝着东方充满希望的国度——印度飞去。仙子在那里寻找到一位为了自由而蔑视并反抗专横跋扈的暴君的高贵青年所流下的“最后一滴血”，以此作为献给天堂的礼物。但是，仙子的礼物在天堂的门口被拒绝了，因为为了自由而牺牲生命还不能够打动天堂。众天使唱出了英雄流下的“高贵的血”作为天堂的礼物还不够“神圣”的大合唱。
第二部分是说失望的仙子又鼓起勇气，在春天到来的时候，来到了埃及的尼罗河畔这块被瘟疫无情地肆虐的土地。在这里，当仙子听到一位纤弱的纯情少女与她奄奄一息的恋人之间充满生死离别的感人对话，看到少女最后俯身在死去的恋人那苍白的面颊上深情地做了一个长吻，宁可与恋人一同死去也不愿放弃他的时候，仙子深深地被这片满目疮痍的土地上的上帝的子民之间最纯真的爱所打动。于是，仙子带上这位少女的最后一缕气息作为通向天国的礼物，但是再一次被天堂拒绝了，因为为了爱情而牺牲自己还不足以达到最“神圣”的完美境界。
第三部分讲述了仙子又马不停蹄地继续寻找通向天国的礼物。仙子来到了素有“玫瑰之国”之称的叙利亚，在广袤的玫瑰盛开的大地上，仙子发现一个冷酷无情的强盗正欲将一个男孩作为自己的目标，当那个男孩躲在玫瑰丛中向着太阳神庙双膝跪地仰天祈祷的时候，在一旁的那个惯匪被这个天使般的孩子的虔诚举动深深地感染，负疚与悔罪的泪水夺眶而出。仙子立刻收集了这些“忏悔的眼泪”，将它作为献给天堂的最宝贵的礼物。而这一次，仙子终于被允许重新回到天国。
艺术上的硬伤——流于表面化的浪漫主义
虽然舒曼的《天堂与仙子》脱稿于1843年5月25日的“耶稣升天节”当天，作品的主题也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仍属于一部世俗性质的清唱剧或康塔塔。《天堂与仙子》所体现出的高度文学性和神秘的东方色彩以及音乐上的浪漫主义特点，也使它有别于以亨德尔、海顿等人为代表的18世纪作曲家创作的宗教或世俗的清唱剧。《天堂与仙子》是舒曼的第一部大型声乐作品，音乐抒情，格调别致，歌词内容上充满了诗情画意，具有典型的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风格。舒曼自己也非常看重这部清唱剧，认为是他最好的作品。瓦格纳也曾对《拉拉·鲁克》这个美丽故事的浪漫情调和东方色彩十分着迷，所以，当他得知舒曼即将为这首抒情长诗创作一部清唱剧的时候，马上写信给舒曼说，他对舒曼这个创作计划感到非常高兴，因为他不仅知道这是一首十分美妙的诗，而且为这首诗写一部音乐作品的想法已经在他的创作构想中酝酿了很久，只是他还没有为这首诗找到一种最恰当的音乐形式来表现，所以他衷心地祝愿舒曼在他找到的正确道路上交好运。很明显，两位作曲家的创作计划“撞车”了，只不过瓦格纳一直没有付诸实践，因为《拉拉·鲁克》的内容显然不适合作为瓦格纳式大歌剧的题材。但正因为如此，《天堂与仙子》这部作品的弱点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原作《拉拉·鲁克》先天性地缺乏戏剧性，加上舒曼过于追求与歌词诗意效果的和谐一致，《天堂与仙子》音乐上的浪漫风格从始至终都相当的表面化，实际演唱起来的效果很像是配了乐的抒情散文诗，缺少强烈的戏剧性和深刻性。舒曼的清唱剧《天堂与仙子》所表现出来的这些特征也大致符合包括他的交响曲在内的其他一些大型作品的共性，即虽具有诗人一般的浪漫、敏感与细腻的情感和清新而富有活力的音乐才气，但往往显得有些肤浅，缺少深刻的内涵。因此，《天堂与仙子》自出版后一直默默无闻，在岁月的流逝中变得黯淡无光，很少被人提及。
《天堂与仙子》虽然不是一部广为人知的大型声乐作品，但它的录音出版物并不鲜见。德国ARTE NOVA和DG—ARCHIV、法国ERATO、英国EMI等主流唱片公司这些年来都发行过它的唱片。以赢利为主要目的的主流唱片公司愿意发行这部冷门作品的录音，也间接说明，作为一部代表了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风格的大型声乐作品，它仍有其自身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