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此文开篇的引言，从某些方面而言，以上引文无论对于当时的中欧，还是遥远的中国，都具有现实意义。在德国，这些文字刊载不久，希特勒上台，人文精神在德国失去了栖身之所。中国的形势虽有所不同，但也是一片阴霾。在此之前，中国的一位哲学家（本文稍后将会提及）也发出警世恒言：“现在国民党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因为政治上的设施不能满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却是因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国民党油干灯草尽之时。”[1]

这些言论，至少从国民党的角度来看，在1949年基本上成为事实。在此期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依次经历了东三省沦陷、五次“剿共”、抗日战争和内战惨败。在1933年至1945年，西欧、中欧和东欧都处于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不过，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开头的引文并不完全准确。在这段黑暗的岁月中，欧洲哲学被尽可能地介绍到中国来，其范围之广、速度之快，着实令人感慨。自莱布尼兹到黑格尔[2]的欧洲哲学家都曾经从中国哲学中汲取养分，欧洲也以其群星闪耀的思想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尼采、马克思、恩格斯、歌德和托尔斯泰等来回馈中国。[3]

尽管不像那些赫赫有名的欧洲思想家那样广为人知，斯宾诺莎（Spinoza，1632—1677）同样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其实中国人对斯宾诺莎并不陌生。早在1902年，梁启超（1873—1929）就曾写过《斯宾诺莎学案》[4]；孙中山也把他尊为达尔文的先驱者；斯宾诺莎还是“创造社”所有成员最喜爱的作家之一（参见创造社[5]成员郑伯奇[6]的相关文章）——至少对郭沫若（1892—1978）而言确凿无疑。他是通过歌德而接触到斯宾诺莎的哲学。他曾回忆说自己读过《斯宾诺莎伦理学》（Ethica）、《神学政治论》（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和《知性改进论》（Tractatus de Intellectus Emendatione），大概是“直接或间接阅读”了有关斯宾诺莎的相关书籍。[7]

在阅读斯宾诺莎和歌德时，郭沫若声称发现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庄子（公元前3世纪）[8]哲学中的“泛神论”（Pantheist）传统（虽然这种见解令人质疑）。极有可能的是，在欧洲现代哲学中，斯宾诺莎最早提出了“泛神论”这一概念并加以阐发，随后是歌德促使郭沫若发现了中国古代哲学丰富多样的价值观。在1925年郭沫若曾坦言，他一直喜欢庄子，[9]但主要是对其优美恣肆的文辞情有独钟，却无法把握其行文所传达的艰深寓意。真正使郭沫若对中国哲学及欧洲哲学产生兴趣的，后来被证明是王阳明（1479—1529）的哲学。[10]

郭沫若曾在某个场合坦率地说：“斯宾诺莎是个泛神论者，是不用说的。”[11]这种自我确证的看法产生了第一篇论文（这也是以下我们要讨论的主题之一）。1932年11月24日，它同另一篇文章一起被刊登在天津《中德新闻》“纪念斯宾诺莎诞辰三百周年”的专栏部分，标题为《斯宾诺莎纪念文集》，占据了长达20页的报纸版面，由北京大学德语学院的工作人员负责编辑。

该专栏由德文版和中文版两部分组成。两部分的内容虽有所重合但又不尽相同。德文版比较适合一般读者阅读。开头部分是斯宾诺莎思想的伟大传播者——歌德在1770—1831年有关斯宾诺莎最独特的思想所作的表述，接着是赫尔德（J.G.von Herder）所著《关于斯宾诺莎谈话集》的节选，最后以科本霍依埃尔的小说《上帝之爱》中有关斯宾诺莎死亡的片断结束。此前罗列了标题为《罪恶与救赎》（Maledictus und Benedictus）和《斯宾诺莎对后世的审判》（Spinoza im Urteil der Nachwelt）的名人名言，包括自莱布尼兹到爱因斯坦的引语，长达两页半。

中文版的内容充满了艰深的思考，读者群显然不是普通大众。显而易见，这些文章试图去完成普通人无法胜任的任务，是超出外国租界范围的纯中文版。它以贺麟教授的《斯宾诺莎像赞》开篇[12]，接着是简·马克西米利安·卢卡斯所著《斯宾诺莎传》（Jean Maximillien Lucas）的中文译文[13]；接下来是我们以下要讨论的两篇最重要的文章，即第10～12页刊载的胡适的《斯宾诺莎与庄子》和张嘉森（张君劢）的《斯宾诺莎之政治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