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方古典诗学的高贵相遇——评王柯平先生《〈理想国〉的诗学研究（修订版）》

黄薇薇

西方古代经典（尤指对当今仍具有重大意义的作品，而非一般意义的古籍）是人类历史高贵精神的瑰丽结晶，也是人类发展和教养的基本方向，它们不仅是西方文明的基石，也是西方现代智慧和现代思想的起源。一百多年前，中国学人开始将西方现代思想引入中国，希望在中西文明的差异中寻找振兴中华的良方。如此浩大的工程确实推动了中国现代文明的进程，却也冲击着中国温柔敦厚的传统文化，以至于不得不重新反思“西学东渐”的意义和效用。当然，反思中国现代文明的困境必须反思西方现代文明的实质，反思西方现代文明的实质又不得不重回西方文明的起源。因此，重新认识西方文明，尤其西方古代文明便成为理解当前中国文明精神处境和发展方向的根本思路，而重启西方古代经典则成为“回头”的重要路径。

在西学经典中，柏拉图对话无疑是首要选择的对象，而《理想国》更是其代表之作，其中不仅探讨了理想的城邦和政治制度，也涉及德性教养与神话寓意，因而《理想国》既是政治性的，也是哲学和诗性的。就研究方法而言，既可以选取政治和哲学视角，也可以从诗学角度切入，通过柏拉图对诗的起源、创作、本质、功用、诗哲之争以及美的本质和美的标准等问题的讨论考察他对雅典政治生活的看法，以此反思中西现代文明的症结。

就国内学界的研究情况来看，柏拉图在中国的传播始于其著作的译介，译本的内容却总以哲学思想为先。然而，自20世纪20年代开启柏拉图的翻译以来，专门翻译柏拉图著作的学者不多，专治其诗学思想的更少。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柏拉图诗学领域有所建树的学者屈指可数，其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有朱光潜、汝信、缪朗山、阎国忠、蒋培坤、陈中梅和王柯平等几位先生。

朱光潜先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柏拉图文艺对话集》（1956年）。此书堪称柏拉图诗学思想研究的问世之作，文末所附的《译后记》专论柏拉图的美学与文艺思想，后载入《西方美学史》上卷（1979年）；汝信先生也写过一篇论述柏拉图美学思想的长文，收入《西方美学史论丛》（1963年）；缪朗山先生是80年代文论界研究柏拉图的代表，他在《西方文艺理论史纲》中具体谈到了柏拉图的诗学和美学思想；与此同时，阎国忠与蒋培坤两位先生也对柏拉图诗学乃至古希腊美学研究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二人先后出版的《古希腊罗马美学》（1983年）与《古希腊罗马诗学》（1987年）都各辟一章重点介绍柏拉图的美学与诗学思想。90年代之后，对柏拉图诗学思想做过系统研究的应该是陈中梅和王柯平两位先生。陈中梅先生于1999年出版了《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究》，主要从古希腊宗教氛围入手，采用韦勒克倡导的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方法来比较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诗学思想的异同，尤其注重二者的内在联系，偏重于古希腊诗学思想的整体研究。王柯平先生则专门研究柏拉图《理想国》的诗学思想。先生于2005年出版了《〈理想国〉的诗学研究》，从柏拉图的政治构想、道德理想、身体诗学与心灵诗学方面探讨了《理想国》蕴含的诗学深意。

长久以来，国内的文艺工作一直受“意识形态决定论”影响，柏拉图的研究也跳不出“阶级定位”和“学说归结”的枷锁，而“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则一直是柏拉图的代名词，对其美学和诗学思想的解释也总得出片面狭隘的结论。如何摆脱这种固有的研究模式，竭力与西方古典研究接轨已成为新时期研究者的奋斗目标。

王柯平先生在国外系统地学过希腊语，且英文功底扎实，因此他选取了语义和辞源学角度对柏拉图的诗学概念进行了重新解释，尽可能通过希腊文的原初含义还原柏拉图的诗学思想。此外，作者还注重分析柏拉图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由此突出柏拉图思想的精华和价值。《〈理想国〉的诗学研究》论述翔实、观点新颖、说理透彻，尤其在分析和评介柏拉图的某一观点时并不孤立进行，而是追根溯源，以明脉络、殚其体系，以全新的角度、视野和价值取向对柏拉图的诗学思想进行了全面阐释。此书打破了柏拉图固有的研究模式，跳出了阶级定位的老路，拓宽了国内研究西方古典诗学的视野。值得重视的是，先生对柏拉图诗学的讨论集中在了《理想国》，且侧重于单卷研究，这种精耕细作的方法开启了柏拉图诗学研究的新路径。先生之后，柏拉图的诗学研究发生了新的转向——从评述性的宏观研究转向了单篇独卷的义疏性解读，尤以王双洪译疏的《伊翁》（2008年）和张文涛的《哲学之诗——柏拉图〈王制〉卷十义疏》（2012年）为代表。因此，《〈理想国〉的诗学研究》可谓对国内柏拉图诗学思想的研究作出了转折性的贡献。先生一向严谨，八年过去，仍孜孜不倦致力于柏拉图道德诗学的研究，期间对之前的著作又做出调整和修订，其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委实令后生晚辈们汗颜。以下是笔者学习先生新版著作的一点心得，整理出来感念与先生和古典诗学的相遇。

先生撰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了断开研究柏拉图的老路，即放弃“客观唯心主义”的定位，从“道德理想主义”和“政治工具主义”两个维度审视柏拉图的诗学思想。先生力图从雅典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出发，就“心灵诗学的实践准则”“身体诗学的追求境界”“美与善的关系”“摹仿论的欲说与真谛”“哲与诗之争”等问题进行阐述和论证。

总体而言，先生认为柏拉图的诗学思想带有政治工具论色彩，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诗学，也就是说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的诗学主张旨在通过“灵”与“肉”的训练，培养出身心和谐的城邦卫士，建构理想城邦。先生根据“诗学”二字的希腊文含义（即“制作、创造、塑造、生产”之意）提出，柏拉图的诗学是指“心灵”与“身体”的塑造或培养艺术，即利用“诗乐”和“体操”教育来塑造和谐的身心与理想的人格，这就是所谓的“道德理想主义诗学”，是区别于其他诗学而言的。因此，在讨论柏拉图诗学思想的过程中，先生新拟出“心灵诗学”（道德的塑造）与“身体诗学”（身体的塑造）两个概念，用以揭示和阐述柏拉图诗学思想中两个彼此会通的理论维度。

先生在第一章（原版《绪论》）以坚实的文献功夫对柏拉图诗学思想在中西方的研究状况做出了充分合理的梳理，不仅总结了国内研究柏拉图的特点，也指出研究中的困境和误区，并希望通过自己“小题大做”的研究方法弥补与国外研究现状的差距。

第二章（原版第一章）共有九个小节。相比第一版，先生新增了三个小节。先生在前三个小节中提出，《理想国》的要旨在于政治和教育，且又以诗性的写作方式来表达其艰深的哲学思想。在书中，先生追述了柏拉图的人生经历，指出其著书立学的根源在于对雅典政治的失望。在柏拉图看来，城邦已经败坏，即城邦的政治制度出了问题，而政治制度的问题又源于生活其中的人，也就是说，城邦的败坏在于雅典公民品质的败坏。既然如此，柏拉图就把自己的政治热情转向了著书育人，希望自己的学问能够“用之邦国、用之乡人”。因此，《理想国》的创作意图并不在于号召大家去建立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之城，而是希望为民众提供一种理想的政治典范，通过这种典范的展示，让大家反思现实生活的政治制度，从而达到育其心灵、教化民众的目的。当然，先生也指出，柏拉图教化的终极目的在于培养“哲王”，让“哲王”承负兴邦立国的使命。既然公民的教育与城邦的政治息息相关，那么正义问题就成了承载教育的最佳途径，因为要使一个败坏的城邦变成一个正义之邦，前提是使城邦的公民成为正义之人，而公民的正义在于灵魂的正义，灵魂的正义又需要善的德性，拥有善的知识，以及理性对**和欲望的合理统摄。由此，方能塑造出正义之人，建立正义之邦。

分析完《理想国》的创作缘由、写作目的以及正义问题后，先生特别强调柏拉图的笔法，即《理想国》的写作形式和创作方法。这个问题直接关涉到柏拉图的定位和研究方法，因此先生在新版中特意增添了两个小节（“对话场所的历史意味”和“对话人物与戏剧特质”）来说明。柏拉图的著作既包含艰深的哲学思辨，同时也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紧密相关，但他既没有把自己的作品写成推理式的哲学论文，也没有写成平铺直叙的纪实散文，而是采用了戏剧手法，将他要表达的思想藏在对话当中。因此，从创作形式来说，柏拉图的著作给我们提供的是一篇篇戏剧对话。既然是戏剧，自然涉及场景和人物，那么关注场景的转换和人物性格的塑造就成了理解柏拉图不可忽略的细节。为此，先生专门拟出两个小节：一个（第三节）谈论《理想国》开篇的场景（即整篇对话发生的背景），分析比雷埃夫斯港在雅典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对话的主要地点，即克法洛斯家庭的代表性含义；另一个（第四节）则谈论对话中各色人物的身份以及发言次序和戏剧冲突，由此突出戏剧因素在柏拉图创作中的重要性。正因为此，先生才在接下来的一节谈及柏拉图的诗性描述，即柏拉图把自己哲学和政治思想隐藏到充满诗意的比喻和象征的对话中。紧接的第六至八节则详细展示了日喻、线喻和洞喻的隐含意义及诗性表达，最后一节（第九节）总结柏拉图笔法的妙处。

第3章首先为柏拉图思想的定位正本清源，提倡用“理想主义”而不是“客观唯心主义”来概括柏拉图诗学思想的基本特征。先生认为，柏拉图的诗学是以二元论为根据，以政治工具论为尺度，以道德理想主义为旨归。柏拉图的诗学思想注重公民人格和品性的塑造，因而是道德性的，但塑造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城邦的政治理想，因而又是理想主义的，道德性的教育是实现城邦政治的辅助路径，因此可以将其诗学思想理解为“道德理想主义”的诗学。随后，先生提出，柏拉图在《理想国》卷九中展示了五种政体的流变和演化，并暗示最佳政体与人心向往相关，即最佳政体的城邦需要培养公民拥有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四种德性，而四种德性的塑造则依托于教育。先生认为，柏拉图的教育以道德为本位，以善的理式为最高原则，其具体的教育计划囊括了诗乐、体操、数学、几何学、天文学、和声学和辩证法在内的七个科目。尽管如此，德性的培养和“七科”教育的终极目的仍然是政治性的，是为了构建理想的城邦，也就是以善为本的道德教育是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和途径。如此一来，柏拉图的诗学也就成了“道德化的实用诗学”。接着，先生指出，《理想国》的核心问题在于讨论人的心灵。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讲述的关于心灵的神话故事以及对灵魂三分的透彻解析说明了心灵在教育中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先生也认为，柏拉图的教育观念尽管强调心灵，却没有忽视身体。柏拉图的二元学说认为人的生命形态包括了身体与心灵两个部分，因此他的诗学思想涉及的必然是这两个层面。由此，先生提出“心灵诗学”（侧重陶情冶性）与“身体诗学”（侧重强身健体）两个全新的概念，指出应该从“心灵”和“身体”两个维度来阐释柏拉图的诗学思想。

先生在第四章指出，所谓“心灵诗学”，指的是心灵的塑造，具体实践是诗乐教育。柏拉图的“诗乐”，指的是“美乐斯”。“美乐斯”有三大要素：文辞（歌词）、调式（旋律）和节奏（格律）。柏拉图认为，诗乐艺术能培养好的趣味和健康的心灵，可以塑造美善兼备的品格。因此，诗乐教育要求“好的歌词”“好的音调”“好的节奏”和“好的风格”。然而，“好的歌词、音调、节奏和风格”皆来自“好的精神状态”，而“好的精神状态”中的“好”指的是理智好、品格好，因而要求诗人杜绝描绘邪恶丑陋的坏精神，使诗乐教育达到爱“美”的目的。接下来，先生在第二、第三、第四小节中分别讨论“美乐斯”的三大要素，即柏拉图通过对颂词、调式和节奏的批评进而对诗人和艺人提出严厉的要求。先生认为，柏拉图从道德和宗教立场鼓励诗歌赞美诸神，因为诗歌所宣扬的主题应该帮助城邦卫士塑造勇敢而非胆怯的品格，以此保卫城邦，诗人应该描绘诸神和英雄的正面形象。如果歌（诗）词涉及的是诗乐教育的内容，那么音调和节奏涉及的就是诗乐教育的形式。柏拉图认为，“好的音调”应该帮助城邦卫士塑造节制的美德，因此诗人应该避免创作“靡靡之音”；同理，“好的节奏”也应该帮助城邦卫士养成有序而勇敢的生活习惯，因而要求诗人创作简约明快的节奏。但是，好的作品未必都适合用作教材，先生认为柏拉图对文本的内容和情感还做出进一步规定，即文本需要“适宜”，情感需要“节制”。“适宜”，就是对文艺作品进行审查，选择具有“导善性”的作品；“节制”，就是有克制的表达情绪。无论如何，柏拉图的“心灵诗学”总是与道德和政治相关。

第5章谈论“身体诗学”。先生认为，柏拉图强调心灵教育的同时也重视身体训练。所谓“身体诗学”，就是身体和技能训练，目的是通过强身健体培养坚韧的意志保家卫国。身体强健靠的是体操运动，体操则是融合了舞蹈和诗乐的综合性艺术，因此体操训练不仅可以让人塑造出优美的体型和高超的竞技技艺，还能通过音乐和舞蹈使人身心和谐。不过，先生特别强调，柏拉图的“身体诗学”不只是简单的体育锻炼，更重要的是通过身体的强化训练培养忠勇节制和坚韧耐劳的品质，从而建立“美善兼备”的理想人格。

在接下来的第6章，先生提出，“心灵诗学”和“身体诗学”可以培养美善兼备的理想人格，但培养理想人格的最终目的是“成于至善”。因此，这一章专门讨论《理想国》中美与善的关系。先生从“美”的意味与范围讲起，通过对“美”和“善”的语义与语境分析，得出美与善既趋同又别异的结论，即“善可以统合美，而美不能替换善”（第187页），以及“因善而美”的因果关系。此外，先生还从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审美和目的论等不同维度分析了“善的理式”，认为柏拉图诗学的特点就是以善为本的道德理想主义，因而把艺术的审美和创作道德化、理想化了。

第7章讨论《理想国》卷十中的“摹仿论”。先生认为，柏拉图撰写第十卷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其中对“摹仿论”的讨论是其诗学思想的代表文本，有理由专辟一章单独讨论。首先，先生指出，柏拉图通过“床喻”引出“摹仿论”问题；接着，先生对mimēsis（摹仿）一词做了词源考订，指出现代语言的局限误导了对该词的翻译和理解，其真正的本义是指“戏剧扮演活动或舞台表演艺术的技巧与方法”（第223页）。但在柏拉图笔下，该词又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也就是柏拉图既用mimēsis一词来表示戏剧或生活中扮演和习仿他者的行为与经验，又用它来指对事物表象的复制，并使其成为所有艺术存在的本质含义。因此，先生认为，mimēsis一词同时具有艺术再现、艺术表现和艺术创作等含义，主张将mimēsis译为“弥美论”，借以避免对“摹仿论”进行片面诠释引出的问题。随后，先生又对柏拉图“摹仿论”生成的历史文化语境（即摹仿现象）、“摹仿论”的真实用意（抨击传统教育模式的流弊）、“摹仿论”的双重维度（表演或叙述中的摹仿和听众接受时的心理摹仿）以及“摹仿论”的理论意义等方面做出全面解释。

先生在第8章提出，柏拉图在《理想国》卷十中对待诗和诗人的态度暧昧而复杂，因此不能笼统地说他反对诗和诗人，而应该把《理想国》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以此解释其诗学思想的实质。先生认为，柏拉图确实给诗和诗人指出了以下罪状：诗人行骗、诗人无知、诗人乏德、诗歌败坏人心；但是，柏拉图并没有将所有的诗人都驱逐出城，也没有取缔一切诗歌，而是有选择地利用诗人和诗实现他的道德与政治理想，因此柏拉图为诗做了直接与间接的辩护。接下来，先生就“诗与哲之争”做了详细的论证。先生认为，就根源而论，最初的诗歌与哲学并没有严格的区分，往往伟大的诗人也是伟大的哲人，诗人能在作品中表达深刻的哲学思想，哲人也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在诗歌当中，因此早期的诗哲之争争的不是形式，而是思想。然而，这样的争吵一直比较模糊，直到柏拉图把这种争论通过“摹仿论”揭示出来才将诗哲之争的实质明朗化。尽管如此，就普通人与诗歌的关系而言，诗哲之争的结果恐怕仍然是诗歌处于上风，因为喜欢哲学，懂得哲学的人毕竟是少数。诗与哲的争论并不只是认识事物本质的差异，而在于认识结果对普通人以及城邦产生的影响。为此，先生在新版中特意增添两个小节（“诗歌与哲学争吵的背后”和“剪不断的内在联系”）探讨柏拉图提出这个问题的用意。

《理想国》是柏拉图最著名的作品，它不仅是一部哲学经典，也是一部政治经典，更是一部诗学经典。《理想国》的希腊原名为Politeia，是关涉城邦生活方式而言的，即关乎公民与城邦的关系、公民的权力、政府与行政等政治伦理生活及选择问题，展示的是哲学对政治的理解与关怀。柏拉图出于建设城邦和教育公民的紧迫性对城邦的一切都提出了根本的建议和规设。诗体现的是城邦的“习俗”，诗人是最早和最光荣的“教育者”，此二者自然被列为规范的对象，而柏拉图对待诗和诗人的态度也就成了其诗学问题的焦点。鉴于此，王先生便从古希腊雅典城邦的特定历史文化语境出发，从心灵诗学、身体诗学、“摹仿论”、哲与诗之争等问题对《理想国》中的诗学问题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与论证，并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

从内容上说，先生别具匠心地选择了独本单卷作为研究对象。西方对柏拉图诗学思想的相关研究早已进入单卷研究阶段，而国内对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对《理想国》《法律篇》或《会饮》《蒂迈欧篇》等独本单篇也已经进入了单独研究的行列，唯独在诗学思想的专门研究方面还没有跟上步伐。因此，先生选择对《理想国》的单卷（卷三、卷四及卷十）进行重点研究确实使国内研究达到了与国际接轨的目的。当然，不对柏拉图的所有著作进行全面深入地理解和把握，要想对他的诗学思想做出实事求是的准确表述是缺乏根据的。因此，先生对柏拉图的认识并不限于《理想国》，而是把柏拉图的全部著作和思想作为有机整体进行思考和引证，在讨论《理想国》单卷的诗学思想时，也把整部著作联合起来考虑，例如先生谈到诗哲之争时就将卷二、卷三和卷十两次对诗的批评结合起来审理，指出柏拉图对诗人的“谴责”并非只有消极意义，相反，对诗和哲学来说都具有相互创生的重大意义。然而，全书最具魅力的地方并不在于先生精心的选题，而在于积极汲取国外研究成果、跳出旧有研究模式和套路的主动意识上。全书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对柏拉图思想中的关键词汇进行词源梳理。先生将“诗学”“理想国”“美”“善”“摹仿”等习以为常的现代词义分别还原为希腊原文，并将其放在古希腊特有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考证和解释，以此试图清除过去对柏拉图造成的偏见和狭隘认识，这对理解柏拉图思想的原貌无疑作出了重大贡献。此外，先生抓住《理想国》关乎政治和教育的要旨，从道德和政治两个维度提出柏拉图诗学思想的道德理想主义特征，并以此为评判柏拉图思想的主要原则，从而真正断开了“客观唯心主义”的老路，扩大了研究的新视野，推进了研究的新进程。

从行文结构上看，全书正文与注释参半，作者用翔实的原著资料和大量的外国文献对柏拉图的诗学思想进行了科学论证，由此真正实现了客观评价柏拉图的研究目的。过去研究柏拉图诗学思想的资料主要源于朱光潜先生选译的《文艺对话集》，就诗学而诗学，往往根据少数几篇对话和几句广为人知的只言片语就断章取义地对柏拉图的理论进行不留余地的批评。其实，柏拉图诗学思想的研究早已成为一项国际性事业，要把国内的研究进程推至新的阶段，需要对国外的研究情况做充分地了解和把握，更需要合理地吸收他们的研究成果，争取在已经达到的水平上继续前进。

总之，先生对柏拉图的研究已经超越了对其进行“评而不析”的层次。先生立足于古希腊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和相关词汇的语义分析，借助西方现有的研究成果和二次反思的方法，将古典时代的行为和思考方式、古代生活的风格和习俗以及柏拉图思想形成的历史和理论根源尽可能原封原样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没有主观武断地妄下结论，有的只是有理有据的事实论证，从而达到了对《理想国》诗学思想进行了重新探讨和定位的目的。

西方古典学作为一门学科是现代大学分科之后的产物，尽管迄今只有200年历史，但古典学传承的文化教养却由来已久，因为只有古典学才真正关注经典文本对人性的解释和生活方式的考问。研究古典既是对人类心性高贵起源的探索，也是对今日人世生活和精神世界的返照。因此，笔者感谢生命中与古典文化以及古典诗学研究者的不期而遇，这样的相遇之于我的意义正如古希腊一位无名诗人在《恋歌》中所唱——

天亮了。你不见阳光已照进窗户？

（作者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跨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