媵妾制的原初逻辑是服务于父权制家庭传宗接代的要求。在中国文化的设计与践行中，夫妇应生育子嗣，延续香火。尽管战国晚期以后，在法律和礼教的脉络中，遵行一夫一妻制，但实际上，男子却可另娶一房乃至几房妾。虽然在帝制时期，一些男性是在关切的父母和无子的嫡妻敦促、请求下纳妾的，但也有些男性纳妾是乘机满足自己逐欢渔色的贪欲，炫耀财富、门第，甚或只为请人料理家务。而正室们对纳妾有的接受，也有共谋和反对的，态度颇见差异。

历史地看，就纳妾而言，因阶层乃至地区的不同，存在着不同的模式。两宋（960—1279）时，纳妾之风遍布士林。及至明（1368—1644）、清（1616—1911），不仅钟鸣鼎食之家姬人成群，即区区寒士也蓄一二侍妾以应门、延嗣。[3]对此，男性的态度不尽相同。一些将之视作当然，一些则唯与妻子相悦终老，只有少数对其反对、挞伐有加，个中卓荦者如早期的女权倡导者俞正燮（1775—1840）。[4]十八九世纪，一面是蓄妾风行，一面是疵议之声盈耳。在吴敬梓（1701—1754）的《儒林外史》和李汝珍的《镜花缘》中有很多嬉笑怒骂的相关桥段，作者对果敢、机智、拒为人妾的女子与不弃糟糠的专情男子颇致赞美，对沦为媵妾、寄人篱下的女子亦深具同情。《儒林外史》中讲述了才女沈琼枝的故事，沈父（大年）受盐商宋为富诓骗，以为其将聘女为妻，不意彼实欲纳女为妾。琼枝坚决不肯伏低做小，乃逃去南京：鬻字售诗自给。[5]而《镜花缘》中，海盗之妻则在指摘其夫“讨妾”之顷畅言性别平等。当海盗欲将所掳三女纳为妾时，盗妻怒斥其无情无义，并要为自己置三名男妾以示公平。[6]

在白话小说和民间故事中，出现了两种习见的类型化的媵妾形象。一种是寡廉鲜耻、残忍无情、工谗善妒，为争宠无所不用其极。一种则恰成对照——被侮辱与损害，饱受怨毒的正妻与其他小妾折磨。女性的嫉妒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婚姻体系中不可避免的结果。[7]白话小说《金瓶梅》和1993年张艺谋执导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刻画姬妾时都驾轻就熟地搬演父权左右下的妻妾等级体系中性别与权力激**之黑暗。[8]据对20世纪上半叶香港为妾女性的人种志研究，人类学家Rubie Watson认为被侮辱与损害的小妾形象与身处其境的女性之真实体验更为接近。[9]

从法律史的角度，Kathryn Bernhardt注意到从两宋到民国，因应物权法的改变，媵妾的法律地位有了全面提高。逮至清代，灼然可见的是，姬妾们身为“小妻”享有了一些与正室相同的权利，如拥有对亡夫财产的监护、保管权，及在亡夫没有子嗣的情形下有权指定继承人。但Bernhardt随即指出，这一地位的提升并不表示妇女继承权已逐步获得承认，而是更多由于明清时期所日益推重的贞节观念也涵盖媵妾。[10]Bernhardt考察的几起媵妾与夫家在财产继承方面引发纠纷的案例中，事主皆为正室往生后仍苦节不渝的孀妾。

年龄和人生阶段这些变量对媵妾影响很大，以至我们考察其不同分组时，会发现迥然有别的风貌。以本文的焦点——媵妾书写者为例。因为她们主要仰赖丈夫在道义上、社会上和经济上的支持才得以在闺阁内写作，所以尽管很多富于文采的媵妾妙龄时写诗作文并付梓刊行，但守寡后于此道仍孜孜不辍者却鲜有所闻。一个显著的例外是晚明进士葛徵奇（d.1645）侧室李因（1616—1685）。葛逝后，李因寡居四十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她鬻画为生，晚岁有两部诗稿行世。而同为孀居，笔耕不辍的正妻要远比媵妾为多。方维仪（1585—1668）、顾若璞（1592—1681）、商景兰（1604—1680？）、骆绮兰（1754—？）、季兰韵（1793—1848？）则是个中佼佼者。夫亡后，正妻们有些肩起教养失怙孤儿的责任，如顾若璞、商景兰，有些则成为更为活跃的书写者，尤其当她们到了晚年，在孀居生活中，有了更多闲暇、自主和权威。[11]甘立媃的诗稿具体地展示了在40多年的寡居岁月中书写于她是多么重要。作品数量上的悬殊再次表明媵妾身份的不稳靠，尤其当其夫君濒死之际。[12]失去凭依的孀妾在夫亡后可能被夫家卖掉或遣出。19世纪著名词人顾太清（1799—1876？）的一生即是证明这一规律存在的例外。顾太清作为乾隆帝曾孙奕绘的侧福晋有过令人羡慕的婚姻，她与奕绘琴瑟和谐，在诗书画上有同好。1828年，奕绘嫡福晋妙华夫人去世后，奕绘没再续娶。而顾太清与奕绘的爱与知足亦愈发形诸言表。但十年后，奕绘刚一去世，顾太清母子即被夫家逐出。但虽寡居艰难，顾太清于含辛茹苦抚育子女之余仍不废笔耕，在女性文友的鼓励、支持下，写出了中国第一部由女性创作的白话小说。[13]

士绅阶层的女性嫁为正妻，除却拥有法律与礼教上更为稳定的地位，还可通过与娘家保持持续联系而得到父母、兄弟姐妹、中表在社会、经济及情感方面的援助，甘立媃的一生即为显例。而且，她们的文学才能借由鱼雁往返以及更为习见的诗词唱和有了一个可贵的交流媒介。恰成对照的是，媵妾通常都与娘家断绝了联系，也没有嫁妆可以依仗。因此，显而易见，其创意潜能的发展端赖主君与大妇的支持。二者的首肯与帮助是其文稿得以梓行最不可或缺的因素。沦为孀妾的顾太清在这方面也堪为隅反。1838年，其夫奕绘年甫不惑即意外早逝，这令太清当时尚未付梓的诗集直至20世纪初仍以未刊稿形式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