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库尔提乌斯（Ernst Robert Curtius）/文

林振华/译

悉心钻研中世纪学问的欧洲学者，想必会深深感谢近来美国学界为这一领域作出的贡献。你们美国中世纪研究院（Medieval Academy of America）久负盛名，而类似的研究机构在欧洲就没有。历史学家如哈斯金斯（Charles Homer Haskins），文献学家如比森（Charles H.Beeson）、兰德（Edward Kennard Rand）的工作加深了世人对中世纪的认识。有一种现象，我称之为美国中世纪精神（American medievalism）的现象。它甚是有趣，有朝一日我希望自己能好好研究一番。我相信，它蕴藏着深厚的精神含义。

这一想法源于我研读亚当斯[3]（Henry Adams）的名著《亚当斯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和《圣米迦勒山与沙特尔大教堂》（Mont-Saint-Michel and Chartres）。显然，亚当斯凭着自己民族的本能，找到了法国北部。他试图寻求自己所属文化的根源。正如汤因比所言，那是由罗马化欧洲（Romanized Europe）繁衍而来的欧洲社会的一个分支。从11世纪末到13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国北部与英国保持着或多或少的政治统一。以文化史观点看，两者在这一百五十年中合为一体。当时，不列颠不乏杰出的法国人，法国教宗之位也不乏英国学者。在辉煌的13世纪，著名的主教学校师生均讲拉丁语和法语，不论其出身如何。亚当斯正意识到这一点，遂决定开始他的朝圣之旅。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寻根，不过还有一些也随他踏上同样的旅程。

当美国有了自我意识，便不遗余力地吸收欧洲的文化遗产。美国文学与学术界有许多引以为豪的先驱，他们可以说统治了欧洲的过去。有些人去了西班牙，比如欧文或蒂克纳[4]；有些去了意大利，有些去了法国和德国。然而，最让我吃惊的是，美国的思想也许可追溯至清教主义或佩恩[5]，但它就此为止，缺少更深的根基；它缺少中世纪。这就好比对生母一无所知的孩子。美国对中世纪的所求固有几分浪漫的情调，可也有类似急于寻母者的深深的情感焦虑。

如果我们要讲述美国求索中世纪的故事，就不能不考虑一度繁荣于新英格兰地区，后在艾略特笔下再次兴盛的但丁研究与但丁崇拜。对19世纪80年代的波士顿人而言，但丁不仅仅是世上最伟大的一位诗人。他们相信——用布鲁克斯（Van Wyck Brooks）的话说——从但丁的时代起，世界就走向灭亡。在他们看来，但丁是完美社会形态的完美表达。这种浪漫的幻象一如1800年的德国浪漫派诗人对理想中世纪的向往。后来，不论欧洲还是美国，类似幻象似乎依阿奎那而明晰下来。不过，我们或许可以大胆地认为，诗人的光芒终将盖过哲学家。诗人有着思想家难以企及的魅力与想象力。柏拉图一摒弃诗歌神话的概念思想（conceptual thought），便扶摇直上。不过，我们很难把亚里士多德或阿奎那严苛的论题转化为诗歌，它们遵循另一套秩序。

当哈斯金斯试着让更多读者对“十二世纪文艺复兴”产生兴趣，他发现必须考虑中世纪是否是“进步的”（progressive）这个问题，而他大胆给出了肯定的答案。我不敢确定他的努力能否成功，也不相信这很有必要。我们已经学会（还没学会吗？）以批评的眼光看待历史线性进化（linear progress）的观念。我们不再认为，向世人证明上帝存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哥特式教堂没有为圣彼得大教堂壮丽的穹顶所取代，但丁的诗歌也没有为莎士比亚的戏剧所取代。每个时代的思想瑰宝都蕴藏于它的美术与诗歌，而不是它的哲学与科学。经院哲学当然是人类思想的伟大成就。它是罗马天主教思想的中世纪基础，但也只是西方思想的一部分。以我研究中世纪的经验，中世纪思想的正统观念（例如，以著名史学家吉尔松为代表的观点）流于片面。如果我们把中世纪思想的发展，看作阿奎那主义哲学繁荣的准备阶段，就可能忽略很多有趣的12世纪事物——甚至让20世纪思想都兴致勃勃的事物。

这里，我不想面面俱到地侃侃而谈，那样会让各位生厌。不过，我可以向各位表明，大约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时期[6]（the Second Crusade），就已经有人探讨**价值，及其在命定的神圣世界秩序（preordained divine world order）中的地位这样惊世骇俗的近代问题。同样，我们不必惊诧，爱的**与悲情是法国游吟诗人及其追随者的一项情感发现。近代爱情诗是同七艺更替（the cycle of the seven liberal arts）或大学兴起一样，是中世纪的伟大成就。这种爱情进入了但丁的宇宙结构，其所到之处遍及12世纪的拉丁抒情诗，和冗长的法国骑士故事与传奇故事。有些人觉得，它比起经院哲学家的三段论更平易近人。于是，它被歌颂为宫闱之爱的理想（最近一次在斯宾塞的手上复兴）。当然，它也可以沦为奉承人类下流本能的工具，比如，在《玫瑰传奇》中，在乔叟的作品里，两种情况兼而有之。

想必各位注意到，我正逐渐跨过所谓中世纪的严格的时间界限。不过，我相信这实在是必要之举。当我试图寻找中世纪世界的开端时，我回到了罗马帝国时代，回到了通常的古代晚期。中世纪思想的某些特征在公元1世纪便已浮现，某些甚至起源于希腊化时代。另一方面，中世纪思想的大部分特征流传时间超过了所谓的文艺复兴时期；在西班牙，在英国等地更是安然无恙地挺到了17世纪末。如果各位允许我保留自相矛盾的说法，那么我似乎发现，一直苦苦求索的中世纪根本就不存在。过去，老师就告诉我中世纪这回事，可它却是错的。我就像个听话的学生在笔记本中写道：“中世纪即古代与后代（posterity）之间的时期。”我想，对于传统的时代划分法，我们太缺乏严密的思考。它们亟待修改。

伟大的英国历史学家特里维廉（G.M.Trevelyan）认为，近代历史的真正开端并非19世纪，而是18世纪。工业革命带来的变革远比文艺复兴或宗教改革巨大。粗略来算，中世纪的生活方式一致持续到1750年前后。另一方面，我们发现中世纪思想与表达方式到1050年左右才富于创造性。如此一来，我们便得到了展现结构统一的约七百年。我们不必刻意为这段时期命名。可若我们尝试将其视为文化单元（cultural unit），就可以更好地理解我们的过去。

18世纪不仅见证了名为工业革命的伟大经济巨变的开端，而且也见证了以卢梭为标志的反文化传统的第一波巨大浪潮。歌德以其无所不能的天赋重新表述了这一传统，但这也是最后一次重新表述。歌德之后，再无无所不能的天才。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属于这个传统。他把荷马，把柏拉图，把亚里士多德，把《圣经》视为该传统的根基。他沿着前人的足迹前行，其中很多他都认为比自己伟大。在他眼中，历史是值得尊重和忠诚的一系列伟大思想。如今看来，歌德似乎比我们更接近但丁，接近莎士比亚。他是这个黄金巨链的最后一环。不过，他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仍可以抓住那最后一环。

这个传统的媒介是文学，亦即想象写作（imaginative writing）。虽然是老生常谈，但我们有理由始终牢记。我们时代的一些杰出的哲学家问道，歌德的思想是否还能满足当今需要？这个问题将会在我们此次会议上得到充分讨论。不过，我们可以把问题归纳一下，这样来提问：诗歌与哲学的关系如何？两者有无共同之处？有无交界之处？还是说两者互不相容？历史上，我们能否找到这两种精神创造形式的交锋？

当孔德[7]发表其巨著《实证哲学体系》（System of Positive Philosophy）时，歌德尚健在。在该书当中，作者论述历史规律时，结合了人类经历的三个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实证阶段。我们现处于第三阶段；因此，我们必须抛弃神学与形而上学。诗歌当然肇始于神学阶段——见证者是荷马。几十年后，德国哲学家狄尔泰（Dilthey）指出，16世纪诞生了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等人的不朽诗作。当时，他们正如日中天。可到了17世纪，他们为伟大的哲学体系建构者所取代。时至今日，哲学有什么要说的吗？它是否佯装成文学的替代品？它是否佯装证明文学大势已去？它是否把诗歌视为过时的精神表达形式？让我们正视这些问题，在历史的语境下思考它们。

荷马是欧洲诗歌的伟大祖先。他是希腊人的导师。有趣的是，哲学诞生自希腊，对荷马却怀着极其强烈的反对态度。赫拉克利特说过：“应该用棍子好好教训他一顿。”柏拉图也对荷马不以为然。事实证明，他们的攻击收效甚微。在希腊思想的最后阶段，人们把荷马的诗歌视为圣文（Holy Writ）。新柏拉图主义者阐释了这些诗作，揭示出里面的微言大义。

此后，哲学从欧洲的舞台上消失了数百年。作为思想活动的形式，哲学对身处黑暗时代的人类太高不可攀了。新兴的北方民族不得不竭尽全力，学习基础知识。他们熟读拉丁语法，纵览拉丁诗歌。1109年逝世的圣安瑟伦是中世纪第一位独创思想家。在12世纪，风和日丽的春天降临整个欧洲。各种大胆的哲学和神学问题纷纷提出，美丽的歌曲之花频频绽放。思想与诗歌如胶似漆地走到了一起。然而，到了世纪末，情况发生了逆转。学生如着了魔一般，痴迷于咬文嚼字，吹毛求疵，也就是所谓的辩证法。教育的主业变成了学习课程作家，也就是享有经典权威的拉丁作家。

这里，请允许我再多言几句。我想，这种情况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它牵涉了一个对人文学科的理解与传播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可以如此表述：何为经典？大家还记得吧，1944年艾略特曾问过这个问题。早在1850年，圣伯夫也有同样的疑问。每个时代都要面临该难题。有人跟我说，一些美国大学甚至列出了世界上最好的一百或者一百一十本书。现在，让我们回到七百年前。那个时候，适合学生阅读的最佳书籍有哪些呢？

我不想罗列使各位无所适从的二十或三十个必读书目。这其中大部分还不为世人所了解。当然，希腊作家并不在列。特洛伊的故事，我们只能通过半生不熟的节略本有个一知半解。冗长乏味的《圣经》拉丁诗体译本是必读书目，而且同异教罗马的史诗作家与讽刺作家一样奉为圭臬。时人对那些讽刺作家情有独钟，因为他们被视为美德的导师。但丁提及贺拉斯时，说到了他的讽刺演说（Orazio satiro），而他的颂歌几乎鲜为人知。学生用帝国时代晚期的教科书学习修辞、历史、地理。对一些风格造作之极的作家，人们有一种奇怪的偏好。他们以为，辞藻艳丽、结构复杂的文体是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可最让人惊讶的是，所有课程作家都平起平坐。所有作家都拥有同样的权威。他们构成了传统的巨大障碍。其中没有历史观念，或许我们还要表示感激，因为只有规模庞大的拉丁文学（Latinity）大军，才有足够力量，传授我们的异族先辈所需的知识。

而这的确起到了效果。中世纪有自己的古代观。这种观点，我曾称之为中世纪的古代。在品味日渐挑剔的近代人看来，它可能显得别扭、残缺或者光怪陆离。然而，正是这种力量塑造了那个冲锋陷阵的年轻时代的——12世纪的思想。这个“年轻人”与白发苍苍的“老人”交锋，可谓是愉快的视觉盛宴。我们可以几十年如一日地看下去。据我所知，它的**出现在1170年前后。当时，出现了堪比人权宣言（Declaration of Rights）的诗歌与修辞宣言。两者出自一群自称“今人”的作家。他们为诗歌、散文艺术、哲学以及各种知识分支制定了新标准。他们坚信，新的时代即将来临，并且毫不犹豫地引用圣保罗的名言：“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8]各位可能觉得这说明，那个时代对教会的指责知之甚少，因而流露出令人欢喜的纯真。那时，还没有宗教裁判所，没有教皇对学术的监督，神学与更好的教义阐释仍大行其道。12世纪拥有被后世抛弃的思想自由。把中世纪视为统一的时代，这显然是谬误。还有人提出，中世纪最后四个世纪俨然同质而异类，这也是不合实情的。我们必须把每个世纪看作是独一无二的，深深有别于其他时代。如果我们能不再谈论“中世纪思想”，就说明我们的历史理解力有了进步。

不过，请各位的视线再随我转到1170年的“今人”。大约五十年前，有人把“古人”描述成大块头，“今人”描述成小不点，小不点能望得更远，只是因为他们站在那些大块头的肩膀上。然而到了世纪末，我们发现，羽翼丰满的今人自诩可以与他们的前辈比肩而立。他们甚至挑剔起古典作家的文风。他们自信，可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还创造了许多新词。

他们是反叛者，但也只是从一定程度上而言，因为他们仍旧用拉丁文写作。在他们进一步打磨精雕细琢的诗作之际，另一组更加反叛的作家异军突起。12世纪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索尔兹伯里的约翰，不满世人对语法、修辞、文学日益轻慢的态度，甚至连古典作家都不放在眼里！他们嘲讽那些对古典作家仍忠心耿耿的读者：“这个老家伙想什么呢？他干嘛还整天念叨古人的一言一行？我们在自己身上已经找到知识的源泉了。”

这些了不起的年轻人发现了推理的力量，发现远远超乎事实与任何知识的逻辑论证拥有难以抵抗的吸引力。他们觉得，那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崇高天赋。这些如痴如狂的辩论家将会就任何有趣的话题，展开证明与反驳，确证与否定。他们有点像希腊的智术师。由于他们代表了一种摆脱以文学为基础的教育体制的趋势，故激发了我们的兴趣。但他们的尝试失败了，因为他们没有取而代之的东西。

不过，在1200年左右，我们发现了新的学术领域——法律与医学。新教育体制也得到发展。大学代替了主教学校。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通过拉丁译本遍地开花，为时人提供了宇宙、自然史、形而上学等方面的庞大学说体系。后来，伟大的经院哲学体系将其吸收并改造。13世纪是哲学胜利的代名词。哲学渗透了一切，霸占了一切。大约1225年，拉丁诗歌与文学的繁荣戛然而止。究其原因在于一场教育改革。1215年，巴黎大学规定的学习科目被彻底修改。古典学研究遭到废止，形式逻辑研究取代了它的位置。

在一些落后的学校，还有个别教师仍讲授文学与修辞。然而，生活的导师麻烦不断。它们受到哲学中尉的痛斥。一场可怕的书籍战役打响了。在一首有关这一主题的诗中，作者借哲学家之口对诗人说道：“我一心向学，可你净给我散文、诗歌一类小儿科的玩意。它们有什么用？肯定是一文不值……你知道语法，可你对科学，对逻辑却一无所知。那你还吹什么牛皮？你个无知的家伙。”这就是1250年的情况。多年以后，方济各会士培根[9]开始大力讨伐大阿尔伯特和阿奎那。他指责两人把拉丁、希腊、希伯来研究打入冷宫。在他看来，13世纪是思想野蛮状态的倒退。或许，我们应该注意，歌德可是极力称赞培根。歌德对中世纪的看法并非始终如一。总体而言，他认为中世纪是黑暗的时期。可即便如此，仍诞生了像培根一样的大思想家，这就印证了歌德的信念，即每个时代都有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们的更替构成了一片在夜空中广延四散的银河。

我说这些的用意是什么呢？我试图指出，人文主义传统时常受到哲学的攻击。面对重重阻力，它可能出现严重倒退。许多迹象表明，我们再次遭遇哲学家、存在主义者（existentialists）或者其他人的袭击。我倒觉得，如果迫在眉睫的问题能得到澄清，未尝不是一件大好事。这场论战或许可以澄清，并激发我一直阐述的问题——文学在教育中的地位。

我们的时代能否诞生一种可以统一的思想，让人类生活变得高尚的哲学，这仍需拭目以待。我们有理由怀疑，因为过去的两千五百年间，哲学经常分裂为彼此相争的门派。即使在伟大的经院哲学时代，仍可以容纳截然不同的体系，比如波拿文图拉的思想，比如阿奎那的思想。当然，那时哲学的号召力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它拥有历代以来最强大的精神团体——尚未分裂的天主教的支持。它的权威受到14世纪的阿维尼翁巴比伦流亡（Babylonian Exile of Avignon）[10]的威胁，并被15世纪的大公会议运动（the conciliar movement）[11]进一步削弱。

如果有哪个哲学派别敢宣称，自己清楚地呈现人与神的一切事物，那这个派别就是阿奎那派。可如此宏大而有序的体系怎么会一转眼就轰然倒塌呢？它的支持者会作何解释？这可能是西方思想史上最有趣的一个问题。如今，仍有人以为，该体系是天主教教育唯一安全的指明灯，但就是它经过两三代后失去了对人类思想的掌控能力。这个情况实在匪夷所思。对此，吉尔森解释道：“14世纪展示了那些追随阿奎那主义的思想家，可没人真的愿意继续大师的事业。阿奎那主义最新颖最深刻的部分，包裹在阿奎那浩如烟海的作品中，毫无创新地随之传播，也仅靠这样保存下来。”这是史家的笔法。至于哲学家与神学家会怎样表述，就是我力所不及的了。不过，我们可以自问，这个基督教哲学体系是否真的一败涂地？后来的体系有没有更幸运的？显然没有。看起来，欧洲哲学注定活不长久——就像欧洲各帝国一样。难道哲学是一种注定会消失的思想态度？这似乎是汤因比的观点。

如果哲学能解释历史，就也能解释诗歌，因为诗歌是人类最有力的一种表现。它存在于各个时代，各个文明。它有着比科学更广泛的号召力。亚里士多德的一大特点是，他在自己的哲学思辨中，为诗歌保留了位置。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即便我们觉得，亚氏只知希腊诗歌，限制了他对诗歌的阐释。可还有没有别的顶尖哲学家探讨这个问题？据我所知，没有。引领经院哲学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复兴后忽略了诗学。诗歌始终排除在阿奎那的思想之外，仅仅偶尔提及。听听他的意见倒不失为一件趣事。阿奎那同意古希腊谚语的说法，即诗人都是骗子；如果诗歌是科学，它也只包含最少的真理，是最低级的想象科学。诗歌不及理性，正如神学超乎理性。诗人运用象征或隐喻的言说模式，以便推销自己的寓言。他们这样做，是因为里面缺乏真理（propter defectum veritatis）。大阿尔伯特曾经说过：“诗歌模式是哲学模式当中最薄弱的。”13世纪的经院哲学大家对诗歌都不感兴趣。想要寻找经院哲学为诗歌的辩护，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不过，阿奎那创作了一些非常动听的罗马祈祷书和弥撒书（Roman Breviary and Missal）的赞美诗。教皇派他为新基督圣体（Corpus Christi）节创作每日礼赞（office），而他果然不辱使命，拿出了美妙的礼拜诗。某批评家说道：“严谨的结构，简洁的文笔，对教义经院式的准确表述，全都融合到格律技巧之中，这既靠诗人的天赋，也靠对前人的研究。”[12]阿奎那能写出叹为观止的诗作，可他并不认为那是诗。那是包裹着基督教传统形式外衣的圣歌。它的媒介是音步，是格律，而它的实质是信仰的核心奥秘（central mystery）。它是体现神学真理的创作。这本可能让阿奎那重新审视自己的诗歌观。然而，这样的事没有发生，阿奎那还有更紧急的要务。

阿奎那的情况是我们所谓的中世纪诗歌观的典型例子。诗歌被视为异教遗产的重要部分，与语法、修辞、神话等同列。这些知识分支都蕴含在异教的书籍当中。基督教父已经用《圣经》证明，基督教徒运用上述技艺是合法合理的。他们指出，圣保罗曾引用希腊诗人的诗句。此外，他们还提醒世人，犹太人离开埃及时，随身带了许多金银。按照奥古斯丁的说法，这一事实的寓意是，基督教完全有理由将异教技艺为我所用。类似的辩护例子还有很多。然而，不论教父思想家还是经院派思想家都未注意，必须深入问题的实质。这还是一块人迹罕至的领域。

探讨的对象是拉丁诗歌，人们将其从古代的巨大宝库中搬了出来。古人不知真理信仰，那么他们的诗歌是否因此就该身败名裂呢？只有寥寥可数的严恪信徒（disciplinarians）才坚持这种一丝不苟的观点。有人提出，异教神话是道德真理的隐含表述，这让他们不得不保持沉默。毕竟，有大量聪慧而巧妙的方法可以证明这一说法。1280年，某位使用拉丁语创作的日耳曼诗人倒是挺坦然。他写道：“就算这些作家没有掌握天主教信仰，他们也是自己宗教的忠实支持者。我坚信，若他们知道天主教，肯定会皈依。与其坠入异教（heresy）之手，还不如对信仰一无所知。”这个答案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常识，尽管它可能不像真正的神学。

正如我所说，如果阿奎那主义对诗歌避而不谈，我们很容易猜到，其追随者对但丁这样的作家会有怎样的看法。出乎我们意料的是，他们几乎都没注意到他。1320年左右，当但丁发表自己的诗作后，没有文学评论，没有批评家，没有高雅的人。同时，也没有人翘首企盼冉冉升起的天才和新的杰作。即便一首符合基督教思想与情感的诗歌问世，也无人激动不已。就算有作家写了有伤风化的情欲诗，也无人坐立不安。当时，并不时兴作家高声表达自己同意或是反对基督教义。诗歌与神学彼此分离。宗教受祭司、僧侣、修士掌控。他们根本不在乎那些微不足道的诗人与散文家的态度。

这是事物的健康状态。教会里只有一个激进团体——多明我会。它的任务是打败异教。奇怪的是，但丁受到这种指责。但丁是独立的思想家，他的反思促使他建立一套政治与教会改革的体系。他在自己论君主，同时也是论教皇的著作中已经阐明。他认为，过去的一千年里，事情都偏离了正轨。君士坦丁大帝错不该放弃自己的部分特权，向圣彼得的继任者[13]赋予世俗的统治权。教皇错不该接受这个权力。但丁呼吁教皇回到圣彼得做渔夫时一贫如洗的状态。他自信地憧憬，有朝一日，一位普世君主（universal monarch）可以找回帝国昔日的尊严。然而，但丁走得太远了，竟然认为只有靠这种双重改革才能拯救人类。

这下可成了**裸的异端邪说。但丁死去后不过几年，也就是1329年，就有一位多明我修士发表了征讨其作品的檄文。当然，该修士没有明言《神曲》，而是顺带指责但丁是自欺欺人的半吊子诗人，是能用幻象把读者诱离真理之道的巧舌如簧的智术师。各位千万别以为这位修士是个多管闲事的讨厌鬼或者无足轻重的疯汉子。1329年，罗马公开焚毁了但丁的著作。甚至连枢机主教纽曼[14]（Cardinal Newman）也委婉地批评他：“但丁显然无所顾忌地把一位曾被教会奉为圣徒的教皇放到他的地狱里；他的《帝制论》可是在禁书之列（on the Index[15]）”。

时至今日，一言九鼎的天主教批评家采取了全然不同的立场。他们试图表明，但丁是正确的阿奎那主义者，他的伟大诗作恪守教会哲学。不过，我之前提到的伟大的中世纪哲学家吉尔松已经证明，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吉尔松指出，但丁当然非常熟悉阿奎那，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却与之分道扬镳。但丁的阿奎那主义是破灭了的神话（exploded myth）。各位只需研究一下但丁随整部《天堂篇》附赠给康·格兰德的那封著名的拉丁书信，便会对此更心知肚明。这封书信是无价之宝，因为它向我们展示，但丁希望读者如何看待他的诗作。然而，这份文献未引起足够重视，因为里面充满了典故，内容涉及让评注者迷惑不解的哲学与修辞学表达方式。不过，如果我们将其置于当时的拉丁术语语境下，就可以破解并阐释这些谜团。一旦我们破解，就能找到但丁的真正用意。一言以蔽之，“在我的作品里，既能找到诗，又能找到哲学。”显然，但丁认为，诗歌具有认知作用。这正是经院哲学所否认的。但丁的表述终结并化解了持续一百多年的诗歌与哲学之争。

这是今人当中第一位与伟大的古代一流作家比肩而立者的胜利的回答，也的确是但丁最惊人的成就之一。他以最准确无误的方式自己宣告于世。当伟大引导者维吉尔带着但丁来到幽域后，便把他介绍给与自己构成神圣谈话会（santa conversazione）的四位大师——荷马、奥维德、卢卡努斯与贺拉斯。此五人均是百里挑一的灵魂，至福之境中高贵的城堡便属于他们。他们与佛罗伦萨人友好地寒暄，然后送给他一项更大的荣誉：他们正式接纳但丁与自己为伍。于是，但丁成了不朽者团体（Academy of Immortals）的第六位成员，晋身贵族阶层。虽然有点迟，可后世还是完全认可，并承认他们彼此平分秋色。

但丁逝世后声名鹊起是个意味深长的故事。他的意大利同辈毫不吝惜溢美之词。围绕他著作的各种评注本很快就出现了。被自己最杰出的子孙诽谤的佛罗伦萨市，专门开设但丁作品讲席，邀请薄伽丘担任讲师。[16]不过，他的同胞仅仅把他看作使自己的言辞登堂入室的功臣。在16世纪，但丁跟彼得拉克和薄伽丘同成为正典作家。有人称他们是托斯卡纳诗歌三巨头。其实，这个观点抹杀了但丁独一无二的地位和荣耀。彼得拉克与薄伽丘无法同但丁相媲美，与他的差距甚至是天壤之别。不过，意大利批评家认为，但丁的诗歌语言十分粗犷，不及他后来者的雅致流畅。这当然是最基本的判断性错误。随着时间推移，但丁的地盘越来越少。到1800年，他在意大利几近遗忘，而在意大利之外，欣赏者更是屈指可数。意大利复兴（Risorgimento）再次发现了但丁。他被尊奉为意大利统一的信使。这是第二个误解，因为仅仅在最近五十年，他真正的伟大之处与全部的重要意义才超越民族与国别文学的界限，为世人所承认。

但丁姗姗来迟的认可告诉我们，要正确评价一位第一流的大诗人，即便他在时空上与我们近在咫尺，是何等难事。这是决定欧洲文学传统的一条规律。我们可以发现，这条规律同样适用于莎士比亚。我们听到1616年，欧洲有谁为最伟大的诗人离世而悲痛不已吗？没有。英伦之外甚至没人知道他的名字。英国有着举足轻重的政治作用，可它的诗歌却无人问津，就此沉默了一个多世纪。直到1530年左右，意大利才在欧洲文学领域获得无可争议的领袖地位。大约在1650年，西班牙取而代之。接着是法国。在下一个世纪，法国文化开始了不容置疑的统治。就连英国也不得不向它臣服。它创造了自己的奥古斯都时代。只是在1762年，一位英国批评家说道：

“法国批评界已经超过意大利同行，在欧洲独领**。这个机巧的民族找到了为她的邻居引领潮流、制定风尚的方法……法国人渴望独霸文坛……不管他们的动机如何，最后的确大获成功。我们卑躬屈膝、过人谦让的批评家遭到他们权威的严厉斥责。随着王朝复辟，他们的文学品位，连同一些更加糟糕的东西都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对于他们的语言，他们的风俗，甚至他们特有的偏见，我们的法国化国王以及保皇派全都来者不拒。”

说这话的是伍斯特郡主教赫德（Richard Hurd）。他的话流露出对法国品味的反感，大约同一时期，莱辛在德国也发出同样的声音。然而，数十年后，欧洲大陆才真正脱离法国文学标准，充分欣赏莎士比亚的伟大之处。即便今天，莎士比亚在有些欧洲国家仍未得到他应独自享有的敬意。

如果但丁和莎士比亚分别经过六百年和三百年的检验，才被认可为欧洲顶尖作家，那么对于逝世不过百年的歌德，我们从何而论呢？意大利语与英语早已在世界上大行其道。可德语，各位都知道，就没这么幸运了。然而，要了解古典诗人，必须阅读他的原作。只有领略拉丁原本的维吉尔作品，才能叹服他的伟大。但丁的作品大家想必读过译本，但读译本无法让我们走进但丁的内心，倾听他的声音。为了欣赏原汁原味的但丁，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学习意大利语。对于莎士比亚和歌德，情况亦然。精神财富不能转化成通行的标准。伟大作品中供我们专享的精华部分不会流入译本。我们可以用一种通用语言互相交流，就像此时此刻。可诗人的讯息，我们必须听他的原声。如果有谁没准备好，那就不得不错过那无价的明珠。

请各位再回到我今天的主题，西方思想的中世纪基础是什么？西方思想的基础是古典的古代（classical antiquity）与基督教。中世纪的作用是接受这份财富，然后将其传播，将其改头换面。在我看来，中世纪最珍贵的遗产是它在完成这项任务的过程中创造的精神。兰德[17]为世人留下了一本优美的书，名字叫《中世纪的奠基人》（The Founders of the Middle Ages）。这些奠基人有圣哲罗姆、圣安布罗修、圣奥古斯丁等少数几人。他们都是四五世纪人士，代表了古希腊罗马的最后阶段。这最后阶段恰逢基督教的第一阶段。中世纪的经验是恭恭敬敬地接受宝贵财富，然后忠贞不渝地传播。这也是我们从但丁那里得来的经验。同时，也是歌德在自己的诗歌、历史与哲学著作、书信、谈话录中传授的经验。19世纪出现了一批为革命思想与革命诗歌而奋斗的作家。用汤因比的话说，这是个与行将就木的年代背道而驰的特征。它可能近似汤氏所谓的“拒绝摹仿”（a refusal of mimesis）。我们需要用新方法阐述并改编历史留给我们的遗产。只有当那些破坏力量在新方法的制衡下达到势均力敌的状态，才会达到文化平衡（the equilibrium of culture）。

传播传统并不是把它禁锢在一成不变的教义框架内，或选定的正典中。因为那字句叫人死，精意叫人活（For the letter killeth，but the spirit giveth life）。[18]文学研究的导向应该是，让学者感到乐在其中，使其惊诧于意想不到的美。钻研与热情是打开这些隐藏宝库的钥匙。我相信，中世纪文学的广袤土地仍等待着有人手持探矿杖，搜寻美与真的矿藏。沃德尔小姐[19]的书已经为众多读者做了有益的尝试。正是她，为漂泊学者之歌找到兴致勃勃的新听众。的确，清幽的修道院围栏是意气风发的青年经常光顾的地方，那里可以听到有人用诗歌吐露自己的生活热情。但丁笔下最出人意料的，是他醉心于优美的宇宙结构，宏伟的自然景观，绮丽的人类生活。当他在地狱或炼狱中遇到熟人后，彼此大谈他即将重返并且人人都愿被铭记其中的世俗界的渴望与爱情。但丁的诗歌教导世人，既来之则安之（a joyful acceptance of our sojourn）。不过，没有人指责他对人性黑暗的一面视而不见。他并未逃避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局面。即便如此，他仍不改初衷。我们不妨用《暴风雨》（The Tempest）中米兰达（Miranda）的话形容中世纪：

“神奇啊！

这里有多少好看的人！

人类是多么美丽！啊，新奇的世界，

有这么出色的人物！”[20]

（O wonder，

How many goodly creatures are there here！

How beauteous mankind is！O brave new world，

That has such people in't.）

不过，全诗歌的整个地域就像普洛斯佩罗（Prospero）的那样令人心旷神怡的岛屿。每一位大诗人都努力增加其面积。歌德的世界文学思想就包含了这层意思。歌德发现阿拉伯与波斯诗歌的美，并称赞道：“东方与西方不再孑然而立，两者同属于上帝。”他崇敬迦梨陀娑[21]（Kalidasa），也敬佩哈菲兹。他给后世下了任务——拓展欧洲传统。

我们现在可能还处于这一过程的第一阶段。我深信，美国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我想，艾略特是第一位从印度思想汲取灵感的诗人。没记错的话，他是在波士顿学习梵文的。不过，他也根植于中世纪；据我分析，他把但丁视为自己最伟大的导师。艾略特是个悲观的诗人。他的目光集中在地狱和炼狱，而不是天堂。我们处在一个纷乱而沮丧的年代。一些思想家告诉我们，应该感到沮丧。如果有什么与中世纪思想格格不入的，那肯定是这种情绪。让我们谨记但丁《地狱篇》第七章。在那里，作者遇到一群特殊的罪人——暴怒者和愠怒者。他们忏悔道：

“……以前，我们爱牢骚，

不管阳光下舒畅的空气多清新。”[22]

（…Tristi fummo

Nel aer dolce che del sol s'allegra.）

如今，这些人会得到医院的救治，可但丁把他们视为罪人。

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概括中世纪思想的本质，我会说：它是中世纪身处其中重述传统的精神，而这精神就是信与乐（It is the spirit in which it restated tradition；and this spirit is Faith and Joy）。

（作者：恩斯特·罗伯特·库尔提乌斯，为德国现代古典学家，文学批评家；译者单位：深圳绿洲国际学校）

[1] 本文为1949年7月3日，作者在美国科罗拉多州阿思潘举办的歌德诞辰两百周年纪念大会（Goethe Bicentennial Convocation）所做的讲演。

[2] 《中国比较文学》杂志2008年第4期刊登了陈纳节译的这篇讲演，值此重译之际，全部译出。

[3] Henry Adams（1838—1918），美国记者、历史学家、小说家。以下注释均为中译者注。

[4] 蒂克纳（George Ticknor，1791—1871），美国西班牙语言文化专家，以其西班牙文学史和文学批评闻名于世。

[5] 佩恩（William Penn，1644—1718），英国房地产商人、哲学家、北美英属殖民地宾夕法尼亚的创始人，推崇民主与宗教自由。

[6] 时间为1147—1149年。

[7] 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

[8] 见《哥林多后书》5：17，武加大译本为“ecce facta sunt ómnia nova”。

[9] 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约1214—1292），英国方济各会士、哲学家、炼金术士，被经院派尊为“可钦博士”（Doctor Mirabilis）。这里需要同Francis Bacon（1561—1626）区分开来。

[10] 巴比伦流亡，又名巴比伦囚禁（Babylonian Captivity）。公元前597—前538年，犹太王国两度被新巴比伦王国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 Ⅱ）征服，公元前587年，尼布甲尼撒二世第二次进军巴勒斯坦，并且将犹太王国大批民众、工匠、祭司和王室成员掳往巴比伦。公元前538年波斯国王居鲁士灭巴比伦后，被囚掳的犹太人才获准返回家园。这段历史对犹太教改革产生了巨大影响。1309—1378年为阿维尼翁教廷期（Avignon Papacy）。期间，相继有七位教皇居住在阿维尼翁，而非罗马。随着教皇博尼法奇乌斯八世（Boniface Ⅷ）与法王菲利普四世（Philip Ⅳ）的矛盾爆发，而其继任者本笃十一世（Benedict Ⅺ）任职仅八个月便离世，1305年，走投无路的教皇选举会议（conclave）最终选举了法国出身的克莱蒙五世（Clement Ⅴ）。新教皇拒绝到罗马赴任，而是留在了法国，并于1309年把教廷迁至法国阿维尼翁的教区（papal enclave）。67年后的1376年，额我略十一世（Gregory Ⅺ）放弃阿维尼翁，再次把教廷迁回罗马。历史上有时就把教廷迁离罗马的这段时期称为“教皇的巴比伦流亡”。

[11] 1409—1449年，罗马天主教中，为加强大公会议制衡教皇权力而发起的运动。

[12] F.J.E.Raby，A History of Christian-Latin Poetry，1927，p.405.

[13] 即教皇。

[14] 枢机主教纽曼和有福者纽曼（the Blessed John Henry Newman），为19世纪英国宗教史上的重要人物。

[15] Index，即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禁书目录》），为天主教会所禁之书的索引。一般读者只可读修正的版本，仅特殊许可人士才能阅读原稿。

[16] 薄伽丘是但丁研究专家，写过但丁的传记，1373年担任但丁讲座讲师。

[17] 兰德（Edward Kennard Rand，1871—1945），美国古典学家、中世纪专家。

[18] 语出《哥林多后书》3：6。武加大译本作：“líttera enim óccidit，Spíritus autem vivíficat.”

[19] 沃德尔（Miss Helen Waddell，1889—1965），爱尔兰诗人、翻译家、剧作家。

[20] 见第五幕第一场；朱生豪译文。

[21] 迦梨陀娑，公元5世纪左右的印度古典梵语诗人，著有《优哩婆湿》《沙恭达罗》等。

[22] Inf.，Ⅶ，121 f.；黄国彬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