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为同一事，

为者尽无聊；

与其为所困，

不如控所为。

——赫拉克利特

按照规定的形而上学二元逻辑来阐释，福柯将全景监控主义当作“边沁的权力物理学”来分析[6]，就完全可能被十分轻率地视为对于那种严格限于科学实证主义的空间知觉的考察究问。这种阐释因此就可能为“诗性人文主义者”（poetic humanists）——即那些以“人文学术”（litterae humaniores）为志业的人文主义者——提供一种毫无理据的逻辑，去辩护他们对于求知问道之难题的理想主义抉择。当然毫无疑问，边沁的功利主义全景监视体系乃是那种笼罩着历史紧迫情境之下芸芸众生的形而上权力意志的主导文化表征。但是，正如海德格尔对于本体-神学-逻各斯传统的解构所表明的那样，理想的与经验的探索，主观与客观的究问方式都是将时间化为空间的目的论方式。也就是说，全景监视主义不独是现代实证主义教育所特有的现象，而且也是现代人文主义对实证主义的替换之中所特有的产物。在此，笔者是指那种理想主义的人文教化（idealistic Bildung）。人文教化，在德国浪漫主义时代随着温克尔曼、歌德、席勒的审美文化神圣化而“显山露水”，自我伸张。但是，由于布尔乔亚/资本主义政治文化之主导以及贵族制度之衰微，直到19世纪晚期才随着普选制改革的启动和教育机会的民主化，它才获得广泛有效的权威。总的说来，恰恰是因为，面对基于“客观科学”且得到边沁和老密尔这类政治自由主义后裔如赫胥黎与斯宾塞之流支持的具有修正色彩的功利主义课程体系的**性挑衅，密尔和阿诺德通过不懈努力而成功地拯救了“古典传统”，方才保证了“人文学术”在英美高等教育中，尤其是在本科教育中，占有一个基础和优先的地位[7]；同样也是因为他们的成功，方才强化了他们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与决定着20世纪至今的教育实践的思想之间一脉相传且不乏变异的连续性。后一种思想传统，包括白璧德（Irving Babbit），摩尔（Paul Elmer More），以蒂里亚德（E.M.W.Tillyard）、查德威克（H.M.Chadwick）、福布斯（M.D.Forbes）、瑞恰慈（I.A.Richards）、利维斯（F.R.Leaves）为代表的剑桥学派，哈钦斯（Robert Hutchins），《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即《哈佛红皮书》（Harvard Redbook）的作者们（瑞恰慈亦是撰稿者之一），巴尊（Jacques Barzum），特里林（Lionel Trilling）；20世纪60年代这一传统偃旗息鼓、风流云散之后，还有格拉夫（Gerald Graff），艾布拉姆斯（M.H.Abrams），布斯（Wayne Booth），贝特（Walter Jackson Bate），以及《哈佛核心课程报告》的作者们[8]。最后，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两种“对立”研究方法或两种文化——他们一派强调“自然科学”，另一派强调“自由艺术”（六艺之科）——之间的差异，在本体论上并非实质性的。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以令人信服的方式揭示经验科学命题与笛卡尔、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之间存在着合谋关系[9]，从而表明二者彼此关联，互相补充。德里达以其独特方式理解这个概念，提醒我们注意到，补充总是已经显示了它们所想重建的特权中心根本就不存在。经验科学与唯心主义学理之间的互相补充构成了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假设一个第二性的派生性的（文献考古）研究方式具有优先性。不言而喻，“高风亮节”，“思想无羁”，“悲天悯人”，这些积淀而成的人文主义修辞洋溢着恻隐之情，比实证主义更加成功地掩盖了全景监视模式及其强制规训的控制方式，且让批评的自由游戏鞭长莫及。也许，笔者在此想说的，弗兰西斯·培根早就做出了最为精彩的论说，他不独是现代科学而且也是“诗性人文主义”的先驱，备受万人景仰。在《新大西洲》中，培根假托其代言人说道：“吾人穷根究底，志在格物致知，了悟万物之因，隐秘之功；为人类帝国辟疆拓域，成就万物，无不可能。”[10]

自由解放，超然无执，格物致知，甜美光辉，人文主义教育哲学家和传道授业的实践家可能用这些丽词雅意来对抗经验科学的机械抽象。然而，我们一再见证，在这些纯洁的修辞背后，却是那种高高在上、行使威权以及强权推行的形而上学的文化意象，它同时也塑造了实证主义者边沁的全景监狱体系：同心圆，或者用T.S·艾略特晚期玄学诗中决定基调和影响深远的本体论隐喻来说，就是“周行不殆的世界上的静止点”。这个传统之下的每一位人文主义者在表面上都辩护自由艺术（六艺之科），反对新兴“科学教育”人为物役的结果，但是他们同科学阵容之中的对手一样，无一例外地用形而上学的二元逻辑来把握知识脉络：一与多；在场与缺场；同一与差异；永恒（普遍）与时间；恒常与短暂；客观性与主观性；真理与谬误及其引发的二元伦理学隐喻体系；光明与黑暗；健康与病态；稳定性与飘忽性；目的与漂浮；生长与衰朽；阿波罗与狄奥尼索斯；最后，一言以蔽之，文化与无政府。就其全体一致地以浪漫情怀警示科学抽象而论，他们认为真正的危险乃在于，酒神精神（狄奥尼索斯）的散播，以及古典日神（阿波罗）知识的离散。总之，真正的危险在于，传统的决定性裂变导致了差异蔓生，逻各斯在现代世界的移心。一如柏拉图、阿奎那和黑格尔那样，他们假设有一种决裂的暴力侵入了创造权威的源头，永恒便向时间“堕落”，进而认为后续的分裂飞散从根本上说乃是一种否定性处境——但焦虑与迷惘之病，亦不乏治愈的可能。所以，他们坚执地为疗治这个世界开具医方，主张复原一个“生气贯注”、完美无缺、和谐平衡、封闭包容、整全而又稳靠的知识领域，而这个领域根基却在于德里达所谓的“在场形而上学”之中，这是一个存在于人类堕落之前的普世而又永恒的轨范中心。这一隐秘中心就是积淀而成的“人道”即人文主义传统，当然也是超自然的“神道”传统之自然化的补充。事实上，出于对反讽的无知无觉，这就是艾布拉姆斯对人文主义文学传统所做的富有影响之解释的基本观点。在《自然的超自然主义》（Natural Supernaturalism）中，艾布拉姆斯写道：

许多为在下叫作“浪漫主义者”的优秀作家，其之所以卓然于世，乃是因为他们不论是否有宗教信条还是毫无信仰，都热衷于拯救那些基于造物主与人类和造物关系的传统概念、信念和价值，但他们却是将这些传统重述在主导时潮的二项系统之中：主体与客体，自我与非我，人类心灵、人类意识及其与自然的交流。虽然从超自然王国转移到了自然的参照系统，但那些古老的问题、术语以及关于人性与历史的思维方法却长存不衰，作为隐性特征和范畴甚至还能供彻底世俗化的作家来审察自己和世界，作为他们思考其出境、环境、本质价值和基本志业以及个体与人类历史命运的前提。[11]

所以，像实证主义的科学一样，人文主义教育虽然诉诸超然无执的“心灵游戏”，但它假设一种前定的规范，免疫于世俗进程的冲击，而在本质上成为改良淑世之圭臬，和规训后裔之律则。我们不会忘记，“中心化的概念事实上乃是一项建基于根本地面的游戏，一项以根本不动性和稳固确定性为基础构成的且本身超越于游戏范围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