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批评，也可以叫作文化批判。但是，如果强调文化批评的政治想象力，不妨将文化批评的批判性作为一个单独的概念来使用。

“批判”既是文化批评的效果，也是文化批评的基础。也就是说，只有具备想象未来的能力，才会有批判的意识；而只有充分认识到当下社会的种种矛盾困境，才能建构批判的冲动；而只有坚守对于当下矛盾困境的政治想象，才能实现批判的使命。

在这样的前提下，文化批评的批判就不能仅仅是愤懑、怨咒、辱骂和角斗，也不应该陷入谴责、对抗、纠缠和解构，而是一种充满了对未来的召唤的批判，是一种努力从当下的社会问题发现蕴含着导向更好的未来的愿望，从而最终是一种暴露生活的根本性危机、理解社会发展的核心阻力和揭示新的可能性的批判。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文化批评的批判就必须建立在这样几种基本的想象力的基础之上：将一个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作为“寓言”或者说“症候”来使用的想象力，不妨称之为“辩证意象的想象力”；能够在简单的事物中发现复杂的社会运转过程的想象力，也就是米尔斯所说的“社会学的想像力”；最终，要具备抽象而简明地建构关于历史发展“神话”的想象力，命名为“乌托邦的想象力”好了。

对于辩证意象的想象力来说，文化批评应该同此前普通的社会批判和审美批评划清界限。文化批评致力于在文化艺术乃至社会现象间，发现内在的历史叙事危机，凭借强大的想象力，将一个简明的意象叙述为蕴含着矛盾和对立的冲突性意象。正如本雅明引用波德莱尔的话所说的那样：“一切对我都成为寓言”。[14]在这样的寓言中，一切可能性里面蕴含着颠覆和摧毁，在丝绒的光滑里，可以看到对于破碎的过去的留恋，在玻璃的透明中隐含着崩坏时刻的坍塌。本雅明这样说明这种意象的特点：“暧昧是辩证法的意象表现，是停顿时刻的辩证法法则。这种停顿是乌托邦，是辩证的意象，因此是梦幻意象。商品本身提供了这种意象：物品成了膜拜对象。拱廊也提供这种意象：拱廊既是房子，又是街巷。妓女也提供了这种意象：卖主和商品集于一身。”[15]在本雅明那里，资本主义文化的基本生产逻辑就蕴含着意象的想象力：商品通过新奇诉之于其消费者，而商品不过是且总是陈旧的剥夺的形式。于是，本雅明有能力通过巴黎林荫大道的建设想象对于革命者的警惕，在闲逛者那里想象知识分子寻找出卖自己机会的猥琐，也在辉煌的世界博览会中看到了特制品的统治力。甚至资产阶级的主人意识，统治一切的思想，本雅明也是在城市的“痕迹”这种意象中来想象和解读：“他们乐于不断地接受自己作为物品主人的印象。他们为拖鞋、怀表、毯子、雨伞等设计了罩子和容器。他们明显地偏爱天鹅绒和长绒线，用它们来保存所有触摸的痕迹。”[16]

显然，辩证意象的想象力，说到底乃是能够在当下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中间解读造就这种现象的各种力量的能力。这种想象力令一个简约的文本，变成了具有寓言内涵的文本，令日常生活具备言说历史故事的能力——简言之，并不是任何对于当下历史的言说都是关于现实的，只有富有这种想象力的对当下历史的言说才能“构造”现实的历史。[17]因此，辩证意象的想象力，就是通过建构“琐碎”的文化地图来建立关于历史真相的惊鸿一瞥的能力。在这里，“每一个人、每一个物、每一种关系都可能表示任意一个其他的意义”[18]，一个文化批评的学者，也应该像本雅明所说的寓言作者那样，在所面对的对象中建立一种可以通向“隐藏的知识领域的钥匙”[19]。

在这里，米尔斯所说的社会学的想像力与本雅明的辩证意象的创造，也就变成了相辅相成的关系。辩证地想象一个意象的意义，也就是在单个的意象中发现历史，令社会变成寓言，即在日常生活的变迁中，发现主导性的社会权力的存在。

问题在于，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像力所匮乏的乃是一种政治批判的勇气和能力。于是，在他看来，社会的种种困境乃是可以通过技术调节来去除的困境。比如他提出社会维持平衡的两种形式乃是社会化和社会控制，一方面人们要自我驯服，成为社会化的人，另一方面，也要存在社会控制系统，规范和强迫人们的行为。[20]这样，在米尔斯的理论中，社会学的意义就在于发现并找到维持这种平衡的基本结构条件。这就意味着，如果一个人遭遇到了失业的困境，那只不过是个人生活的困扰，只有当大多数人失业的时候，才需要思考经济和政治制度问题。[21]这事实上等于去除了个人生命经验与米尔斯所倡导的时代环境的勾连的能力。在这里，米尔斯的社会学想像力只肯承认公共性论题的价值，而不愿意从抽象的层面上来反思一种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本身的结构性困境。这种数字型管理的社会，所追求不是建立在基本公平基础上的社会，而是建立在基本平衡的基础上的社会。

显然，辩证意象的想象力与社会学的想象力，都必须依托乌托邦的想象力。对于米尔斯来说，想象力只能止于从个体中发现全体，在论题中找到问题，而无法从历史的进步和发展的层面上想象未来。所谓文化批评的乌托邦的想象力，也就是一种敢于想象未来的能力，即认为未来有可能优于现在的一种信念，这正是文化批评所需要秉承的基本的批判精神。在一个消费主义不断塑造神话来闪烁人们的认识、构造虚假经验的时代，对于当下社会的批判必须建立在对于未来社会的合理想象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只有具备富有政治批判性的乌托邦，才能令自己对当下社会的批判具有政治力度；反之，一旦匮乏对于未来的想象力，也就只能在当下的话题中转转呼啦圈，导致花样百出的循环论证。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文化批评必须承担建构未来的使命；但是，文化批评终究不是为了回答当前中国电影的艺术风格或者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格局的批评。文化批评乃用文化观察和分析的方式，凸显陷入文化领域中的权力制衡力量的状况，又能够在大胆想象未来的勇气中分析和思考社会问题困境。

也正是在这里，文化批评的批判，在技术上是社会学的想象力，在方式上是辩证意象的想象力，而在批判的原则上，或者说在其根本性的历史品格上是乌托邦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