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笔者看来，对于“文化批评”的理解，尤其是对于中国文化批评的理解，不能仅仅从这种文体的学术传承和理论谱系角度来完成，还应该将这种文体的意义与当下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境遇紧密相关。

在德语中，Kulturkritik这个概念，“暗示着只有学究们才会去探讨的一些价值”，也就是一些所谓“不谙时政者”（unpolitical man）才会去探索的那些价值。[5]所以，从传统的文化批评的意义来看，文化批评是用来区分哪些是好的文化和不好的文化的；而有趣的是，沿着这一思路，文化批评却日益变成了与文化无关的批评。归根到底，文化批评并非关于文化的批评（criticism of culture），而很容易变成关于社会典章制度、精神意识和社会状况的批判。

而如果将文化批评仅仅限制在对于文化、审美的批评，同样也是一种“老学究的学问”。事实上，文化批评之滥觞，与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将政治领域的斗争转移到文化领域当中来的总体策略紧密相关。在这里，所谓“批判”，既是继承了康德的传统，致力于知识的判断和德行的分析，同时，更是充分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的传统，将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置换”为文化的批判。

事实上，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出现和社会体制的转型，令国家权力和资本的统治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迁。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鼓吹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并没有及时到来，或者说并没有按照推翻一切压迫和剥削阶级的模式到来，而是被民族革命、反帝国主义斗争和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的利益纷争所围困。在这个过程中，就有学者提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体制性矛盾已经消失了：

自由民主国家的出现，各种工业仲裁形式的建立，包括法律上对罢工权利的正式承认，使工业领域的冲突得到了调节和控制。前者使政治领域中代表各种不同阶级利益的政党的正式组建成为可能，后者则使工业领域中的不同利益得到了类似的承认。由此形成的结果是，卸除了阶级冲突这颗定时炸弹的引信，并使19世纪相对激烈的阶级斗争让位于和平的政治竞争和工业谈判。[6]

对于政治斗争消失这种现象，虽然不同理论派别的学者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但是，不能不承认的是，20世纪之后，尤其是五六十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斗争形式不再是革命主导的，而是文化主导的。也就是说，表面上看起来法治的、秩序的社会，却隐含着意识形态的宏大的安抚工程。有人将这个工程称之为“同意工程学”（engineering of consent），它在公民中培养起“对现状的顺从”态度。[7]而教育、文化、艺术、宗教、法律等领域，都参与这一宏大工程的“建设”。

显然，早期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人们来说，文化批评首先是一种新的批判资本主义的形式。资本主义没有采取马克思所描绘的那种严峻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的形式，而是采用了控制需要、生产欲望而博取利润的形式。在这里，现实的被剥削和压迫的状况，被文化（商品拜物教主导下的文化）所生产出来的幻境所掩盖，从而为文化批评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历史背景：所谓“文化批评”，不是因为文化而发生的批评，而是因为文化作为意识形态的核心形式的批评，是被大众媒介所推动而成为政治统治的基础之后的文化的批评。

卢卡奇这样描述了资本主义新时代的文化逻辑：

笼罩在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现象上的拜物教假象成功地掩盖了现实，而且被掩盖的不仅是现象的历史的，即过渡的、暂时的性质。这种掩盖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环境，尤其是经济范畴，以对象性形式直接地和必然的呈现在他的面前，对象性形式掩盖和它们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范畴这一事实。它们表现为物和物之间的关系。[8]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批评的崛起，乃是一种新型的政治斗争的方式，是应对资本主义物化逻辑下文化幻象生产的新的策略。只有充分认识到文化批评并不是轻飘飘的关于文化和艺术的分析，归根到底是关于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机制的批评，是如何让大多数人无法面对自身真实的处境和境遇的政治批评。

所以，文化批评，连同文化研究，之所以日益成为“关于日常生活”的学问，正是因为这种“学问”的目的并不是为生活生产意义，而是通过意义的阐释而解放生活；不是通过文化来鉴别阿诺德意义上的好坏文化[9]，而是通过文化的分析和批判，“导致”对生活真实的重构。

在这里，日常生活的批判乃是文化批评政治批评的基本原则。从马克思、韦伯到卢卡奇等人对于资本主义文化社会、统治模式和文化逻辑的批判，都让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体制权力不是通过警察和军队来实现，而是通过修改日常生活的经验和欲望来实现。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确立了斗争的、对立的，即矛盾地认识和改造历史的模式；这种模式的价值在于，它总是以一种辩证性的方式敞开被历史遮蔽的生活处境——至少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人类生活的基本秘密乃在于，社会中的一部分人总是被另一部分人压迫、剥削，而各种各样的历史哲学及其附属品都在掩盖这个秘密。而与这个秘密相对立的，则是资本主义社会机制下掩盖这一秘密的“巧妙的形式”。

于是，如何理解和发现，或者说重构“真实”，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经验、体验和感受的问题，而必须是一种超越经验、体验和感受的问题。总之，批评不再建构对世界的体系化的解释，而是置身于具体的历史境遇之中，致力于对现实问题的揭示和阐释，致力于在历史世界中搅动革命的波澜。这正是20世纪以来运行于大众媒介之上的文化批评所确立起来的品格。在这里，批判的形式致力于“文化”，这才是文化批评的主旨所在——而不是人们习惯性认为的，文化批评是运用文化理论进行的批评。正是现代资本主义运用文化来组织其社会管制和体制认同，文化批评才会纠缠于文化领域的批判与解析。简言之，文化批评的文体自觉，恰恰是建立对现代社会叙事危机的充分理解和把握的基础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