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刘彻，本是汉景帝14个皇子中的一个。他的母亲姓王，在嫁给景帝之后封为美人。王美人的母亲臧儿，本是汉初异姓诸侯王燕王臧荼的孙女，嫁给一个名叫王仲的人，生下了王美人。王仲死后，臧儿又改嫁田氏，生有田蚡、田胜两兄弟。这样看来，汉武帝本人不是长子，母家又没有强大的实力，甚至还有罪臣之后的帽子，因而几乎没有什么机会继承皇位。据说在王美人怀上刘彻后，梦见有太阳飞入怀中，连汉景帝都觉得这是一个吉兆。公元前156年，刘彻出生了，而这一年恰恰是汉景帝登基的第一年。汉景帝可能因此比较喜欢刘彻。更重要的是，刘彻还得到了姑姑刘嫖的帮助。刘嫖是汉景帝刘启的亲姐姐，两人都是窦太后所生。刘嫖在皇宫中的地位很高。也许她希望保住自己的权位不失，因而想把自己的女儿陈阿娇嫁给汉景帝的太子。当时的太子是栗夫人所生，称栗太子。这位栗夫人嫉妒心很强，竟然拒绝了刘嫖的建议。刘嫖一怒之下转而要将阿娇嫁给刘彻，王美人同意了。于是，刘嫖便经常在汉景帝面前说栗夫人的坏话，又不断称赞刘彻。偏偏栗夫人又因故触怒了汉景帝，导致汉景帝最终下决心废掉栗太子，立刘彻为太子。汉朝宣称以孝治天下，推崇嫡长子，因而宗法制受到重视。宗法制有一条基本原则叫作“母以子贵”，王美人的儿子做了皇太子，自己也就顺理成章地升任为皇后。

汉武帝即位以后，汉朝处于什么样的一种局面？为了扭转因战争频仍导致的国家凋敝、民不聊生，自汉高祖刘邦的时代开始，一直到汉武帝继位，70多年的时间，基本上都以轻徭薄赋、休养国力为主。据《史记》记载，到汉武帝继位之时，汉朝已有70多年的历史了，国家几乎没有什么重大事件发生。除非是遇到水灾、旱灾等自然灾害，否则一般民众家里都是衣食丰足。国库中所囤积的钱财很多，连穿铜钱的绳子都腐朽了，以至于无法数清究竟有多少钱。囤积的粮食不断叠加，都溢出仓库，发霉不能食用。老百姓都养马，大街小巷、田野阡陌，成群结队。连看门的人都吃小米和肉。人人自爱，不轻易犯法。凡事以义为上，鄙视可耻的行为。根据这样的描述，可知汉朝的国力已经相当强盛，统治者似乎可以大展宏图了，偏偏即位的汉武帝恰恰就是喜欢大展宏图的君主。

若要大展宏图，必须要政令一统，上下一心。因此，在这些雄厚实力的基础上，汉武帝要做的是将权力集中到自己的手中，也就是强化中央集权，这需要从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彻底消除地方诸侯对朝廷的离心倾向。这个过程自汉朝建立之初就已经开始。汉高祖刘邦致力于消除异姓诸侯王对朝廷的威胁，结果又分封了大量的同姓诸侯。汉文帝时期，依据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已经在分封诸侯的时候注意化大为小，便于控制。汉景帝时，在晁错的主持下，以强有力的法令和行政手段直接削夺诸侯王的封地，这种方式过于激烈，因而引起吴楚七国之乱。朝廷平定七国之乱，表明在这场斗争中，朝廷占据了上风，这也为武帝时彻底消除地方的割据势力打下了基础。公元前134年，一个名叫主父偃的人因上书言事得到了武帝的信任。主父偃本是齐人，所学甚杂，有纵横短长之术，又有诸子百家之语。但在齐地遭到其他人的排挤，便来到了长安，就律令和讨伐匈奴的事向武帝上书，得到赏识。之后，他又谈到了诸侯王的问题。他指出，古代的诸侯，封地狭小，容易控制。现在的诸侯，封地广大，要么骄奢**逸，要么密谋反叛。按照晁错的办法以法律手段直接削夺封地，过于激烈，反而容易逼诸侯反叛。他提出，将大的诸侯国划分若干小国，封给这个诸侯的众多子弟，实际上是将大国划分成许多小国，既争取了诸侯子弟的支持，又在实际上削弱了诸侯王国。主父偃的建议表现出非凡的政治智慧，得到了汉武帝的认可。公元前127年，汉武帝下诏，有愿意将封地分给子弟的，他会亲自过问，审定名号。历史上称这个诏令为推恩令。相对于晁错的削藩，推恩令虽然取得了相似的效果，采用的却是缓和的手段，因而较为顺利。经过几代分封，地方诸侯的封地肯定会越来越小，自然也就无力兴起反叛之心。公元前122年，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刘赐谋反，虽最终没能起兵，但汉武帝穷究谋反之事，牵连人数达数万人，这些人中许多都是刘安的门客。针对这种情况，汉武帝随后颁布左官律，规定诸侯王国的官吏是左官，地位低于朝廷官吏；又颁布附益法，严令地方官吏不得为地方诸侯聚敛钱财。这些针对王国官吏的法令，更进一步地限制了诸侯王的活动，削弱了诸侯王对封地的管理权，所以汉武帝以后，封地对地方诸侯的意义基本上仅仅是租税收入。

图15.1 长信宫灯。西汉。1968年河北省满城县陵山中山靖王刘胜妻窦绾墓中出土。河北省博物馆藏

图15.2 刘胜金缕玉衣。西汉。1968年河北省满城县陵山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河北省博物馆藏

地方除了诸侯王国以外，还有侯国。汉朝的王国相当于郡，侯国则相当于县。王国不少，侯国就更多。因此，汉朝法律也有许多限制列侯的条文，地方各郡对本郡所属的列侯管辖也十分严格。列侯一般不允许到自己的封地，而是居住在京师，由朝廷将封地的财政收入转运到京师交给他们。汉武帝时期，对列侯的打击也越发严厉。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借口列侯贡献的酎金不足，一口气削夺了106个列侯的爵位，将他们的封地收归朝廷。此外，由于其他原因丧失爵位的列侯还有很多。

除分封的诸侯以外，地方郡守的辖地也很大，因而对郡守的监察也需要加强。秦朝时期，对地方的监察就已经存在了。当时在各郡设立监御史，直接向中央的御史大夫负责，职责就是监察本郡的官吏。汉初沿袭这一制度。公元前106年，汉武帝下诏将全国划分成十三州部，每部设部刺史一人，主要职责就是监察所属郡的郡守，但不能干涉郡县的政务。部刺史直接受朝廷御史中丞管辖。由于刺史权力过大，逐渐开始干预地方政务，到西汉晚期，部（州）也就逐渐变成地方最高一级行政机构了。除了十三部刺史以外，汉武帝时期还设立了一个特殊的刺史，即司隶校尉，主要负责京畿地区，不但有权监察首都附近的地方官，甚至还能监察中央的官员。

这样一来，地方的诸侯、郡守都在朝廷的监察之下，较为有效地保证了地方与朝廷的协同一体，在朝廷与地方的关系上实现了中央集权。

第二，中朝的逐渐形成。在地方权力逐渐收归中央的同时，朝廷也同时在经历向皇帝集权的过程。皇帝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的执掌者，是不允许大权旁落的，从秦朝三公九卿制设立以后，皇帝同百官之间，尤其是与丞相之间的权力斗争就没有停止。丞相的设立，本来也是为了便于皇帝通过丞相将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但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中间环节的丞相逐渐掌握了越来越多的权力。例如，丞相既能为国家选用官吏，又能弹劾、诛罚官吏，对地方官吏的政绩好坏也能进行考核，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能封驳皇帝的旨意。比如，汉景帝想封皇后的哥哥王信为侯，当时的丞相周亚夫就没有同意。汉朝初年，担任丞相一职的都是跟随汉高祖刘邦打天下的元老功臣，如萧何、曹参等人，此时君臣之间的矛盾还不是很突出。到汉武帝时，这个问题就比较突出了，特别是汉武帝的舅舅田蚡做丞相之时，甚至直接向武帝推荐地方郡守的人选，汉武帝十分不满，质问他推荐够了没有，要是够了，作为皇帝的自己也想任命官吏。大一统的格局，要求皇帝的意志毫无阻碍地贯彻下去，但有时受到丞相的阻碍，只能做出改变。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汉武帝逐渐重用自己身边的一些近臣，跳过以丞相为首的百官处理政务，这就是中朝，也叫内朝，以区别于由丞相总领百官的外朝。这些近臣大约有两类：一类是文臣，包括大夫、博士、尚书等；另一类则是武将，特别是一些高级将领，如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等。这些人能进入到中朝，除了受到皇帝本人的信任以外，还必须额外加上侍中、尚书、给事中等一些头衔。比如公元前138年，南方的闽越攻打东瓯，东瓯向朝廷告急。武帝命群臣讨论，太尉田蚡主张不管，而身为中大夫、侍中的严助却坚决主张派兵支援。汉武帝采用的便是严助的建议。武将一旦加上尚书的头衔，往往是中朝的首领。比如，汉昭帝时，霍光以大将军的身份领尚书事。汉昭帝去世时没有后代，汉宣帝就是在霍光的主持下选出来的皇位继承人。这时以丞相为首的百官只能俯首听命，与吕氏覆灭之后由丞相陈平主持选择代王刘恒继承皇位决然不同。在这些人当中，有一种级别不高的官员比较特殊，就是尚书。尚书本是皇帝身边掌管、传递文书的官员，本来没有什么权力，唯一的优势就是随侍在皇帝身边。正因为如此，皇帝在中朝处理政务的时候，逐渐将更多的权力赋予尚书。到东汉光武帝的时候，正式设立了由尚书组成的尚书台，首领是尚书令，地位竟然要高过丞相，尚书台也成为实际上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中央集权的改革都可能造成新的国家权力机构和官员，而且至少在新的部门刚刚形成的一段时期内，确实起到了将权力集中到皇帝手中的作用。而由于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那些与皇帝关系密切的人，即外戚与宦官，便可能窃取权力。如果皇帝幼弱，这股势力就会成为主宰当时的政治形势。而当皇权暗弱的时候，国家必定要陷入黑暗、混乱之中。尤为重要的是，在汉朝这样一个强调儒学、抬高士大夫地位的时代，外朝权力被剥夺，无形中又会加大士大夫对朝廷的离心力，后来，士大夫又形成众多实力较强的地方士族，这样，又使地方割据势力有所加大。

第三，经济改革。汉武帝时期的经济改革，也是中央集权强化的一个重要表现。这些改革，都是在名臣桑弘羊的参与或主持下完成的。桑弘羊是洛阳人，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在汉朝，商人地位是比较低的，较少有出仕做官的机会。桑弘羊却有特殊的经济才能，他受家庭的影响，又生长在洛阳这样一个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据说小时就能“心算”，而不用筹码。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刚即位，桑弘羊进入宫中，时年13岁，以侍中的身份随侍天子。可能就是因为经常随侍汉武帝，得到了汉武帝的信任，从此开始步入仕途。他非常欣赏战国时期的商鞅，因而主张以国家的、法律的手段来发展经济，赞同汉武帝任用张汤这样的酷吏。在他参与或主持的一系列经济改革中，这个特点十分明显。汉武帝时期中叶以后，频繁的对外战争、巡游，以及宫室建造让汉朝大耗国力。公元前120年，桑弘羊进入当时的农业部门任职。公元前115年，桑弘羊开始担任大农中丞。公元前111年，桑弘羊代理大农令。此后20多年，全国的财政经济基本上都是由桑弘羊主持。他所进行的经济改革主要有以下4项。

其一，盐铁官营。盐和铁在古代中国是重要的生活资料和经济物资。汉朝建立后，地方郡国都能自行煮盐冶铁，如汉景帝时期谋反的吴王刘濞就借此积聚了雄厚的经济实力，这显然不利于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公元前120年，御史大夫张汤就向汉武帝提议，由国家出面管理盐和铁的生产。公元前117年，盐铁官营的政策正式提出并开始实施，规定由国家出面招募盐户，并提供煮盐用的盆，其余费用自理。盐户煮出来的盐由国家统一收购。在产铁的地方设立铁官，专门负责冶铁，不产铁的地方则收购废铁进行冶炼。盐和铁由国家统一进行销售，禁止私自买卖，否则不仅要没收产品，还要经受酷刑。盐铁官营极大地打击了进行盐铁经营的大商人，将盐铁销售的收入由商人的手中转移到了国家手中，对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效果是很明显的。有鉴于此，公元前98年，桑弘羊还建议汉武帝施行“酒榷”（酒类专卖），类似于盐铁官营，由国家统一收购私家酿造的酒，再统一销售，也增加了一定的财政收入。

其二，算缗告缗。缗是指穿铜钱用的绳子，算缗是指计算财产，目的是向工商业者和高利贷者征收高额的财产税。公元前119年（元狩四年），算缗令颁布。这项政策的目的是增加国家的收入，同时打击富商大贾，但效果并不理想，许多大商人隐瞒财产不报，无法征收。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一方面表扬主动算缗的卜式这样的大商人以做表率，另一方面于公元前117年和公元前114年两次下达告缗令，即如果大商人隐瞒财产被告发，他的财产就要全部没收，而告发者却能得到一半的财产。汉武帝命以严酷著称的杜周来主管告缗的事宜，结果许多富商大贾因此家破人亡，朝廷得到了一大笔收入。

其三，货币改革。秦始皇统治时期就进行过货币改革，当时主要目的是统一全国的货币，但留下了一个隐患，即由谁来铸造货币。汉朝建立后，除中央外，地方各郡、诸侯国都有权铸造货币。结果，导致各地铸造的货币越来越轻，大小也有差别。到汉武帝的时代，这种现象十分严重，物价也因此上涨得很厉害。一些地方诸侯也能利用铸币权积攒私人力量，不利国家统一。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刚刚即位，就下令发行三铢钱，试图重新统一混乱的货币市场。三年后，也就是公元前136年，三铢钱被废除，改行半两钱。公元前118年，又废掉半两钱，改用五铢钱。公元前113年，在桑弘羊的建议下，汉武帝对货币进行了彻底的改革。在中央设立位同九卿的水衡都尉一职，下属有钟官、辨铜、均输三官，负责将全国的铜搜集起来统一铸造标准样式的五铢钱，又称三官钱。同时，废除一切旧的货币，将货币铸造权收归中央，不再允许地方铸造货币。由于中央铸造的三官钱样式标准，重量合适，工艺水平可能也比较高，私人难以伪造，这就基本上解决了货币问题，对于中央财政的稳定是有重要意义的。

其四，均输平准。所谓均输，就是由国家出面平衡调剂各地的物资；所谓平准，就是由国家出面以贱买贵卖的方式平抑物价。大商人往往利用各地之间的物资、物价不平衡，采取囤积居奇的手段获取暴利，这必然会影响到社会稳定，不利于大一统。公元前110年，在桑弘羊的主持下，西汉政府在全国开始施行均输平准。中央大农令之下设立均输令，各地设置均输官，具体负责将各地的特产运输到中央或缺乏该物资的地区。又设立平准令，也隶属大农令，主要职责是利用运输到京师的物资，在物价高的时候抛售出去，在物价低的时候买入，以较为平衡地控制物价。这一做法起到了维持社会稳定，增加中央财政收入的目的。

同时，为满足对外战争的需要，汉武帝还进行了一些军事改革。

秦汉时期，朝廷的军队有中央常备军与地方军的区别。汉武帝以前，中央常备军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由中尉（后改称执金吾）统帅，主要负责京师以及京畿地区的治安守卫，汉朝驻扎在长安城北，因而被称作北军；另外一部分包括由郎中令（光禄勋）统帅的皇帝近身郎卫和由卫尉统帅的皇宫守卫两部分，分别负责皇宫内外的警卫工作，汉朝这一部分由于驻扎在长安城南，因而被称作南军。南北军3支部队的统帅职责和警卫范围不同，互相之间也没有统属关系，都直接向皇帝负责。此外，由于北军士兵主要来自首都和京辅地区，南军士兵主要来自其他郡县，彼此有牵制的作用，便于皇帝统帅。汉武帝时期，南军和北军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北军增加了8支由校尉统帅的部队：中垒校尉主管北军营垒的日常事务，屯骑校尉主管骑兵训练，步兵校尉主管上林苑屯兵，越骑校尉主管精锐骑兵的训练，长水校尉和胡骑校尉则专管归降汉朝的匈奴骑兵，射声校尉主管弓弩部队，虎贲校尉主管车兵部队。南军则增加羽林军和期门军。羽林军作为皇帝的守卫和仪仗部队，期门军则来自河西六郡（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充当皇帝的扈从。两支部队都是精锐，又随侍在皇帝身边，因而武帝以后许多公卿官吏都是羽林、期门出身。

军事实力的增加，再加上政治与经济改革，极大地强化了中央集权，为大一统格局的成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汉武帝时期经略四方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