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治”是指汉文帝和汉景帝在位时期的一段历史，从公元前180年文帝即位，到公元前141年景帝去世，总共经历了40年时间。在这个时期，由于社会较为稳定，经济持续发展，财富大量积累，社会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因而被史家称为“文景之治”。

汉文帝是在吕氏消灭后登上帝位的。汉文帝名叫刘恒，在刘邦的8个儿子当中排名居中。刘恒的母亲薄夫人出身寒微，是一个私生女。楚汉战争期间，魏豹立为魏王之后，将她纳入宫中。当时有人给她相面，说将来会生出一个天子。魏豹因此背叛刘邦，在楚汉战争中保持中立。魏豹被刘邦抓住后，薄夫人也被俘虏，并被纳为妃子，但一直不受宠幸。后来刘邦听说了薄夫人的遭遇，出于同情才稍加宠幸，很快便生下了刘恒。刘邦死后，吕后专权，当初为刘邦所宠幸的戚夫人等人都遭到残害，唯有薄夫人因为刘邦宠幸很少，且随刘恒封到代地，远离朝廷，无缘宫中权力之争，而得以幸免。

汉文帝在即天子位之前就有仁孝宽厚的美名。他的封地代位于北方边境，环境较为艰苦，因而可能对民生较为熟悉。即位之后，他不仅数次下令减免赋役，本人还力行节俭。史书记载，他在位期间，天子的各种用度，包括宫室、车马、皇家园林等都没有增加。曾有一次想要修建露台，让工匠计算，发现需要百金（相当于10个中等家庭的财产之和），便下令不许修建。他本人和后妃穿戴都很简单，在给自己修建霸陵时，不许使用金银铜锡装饰，只用瓦器。这一切都是为了不烦扰民间。据《汉书》记载，在汉文帝时期，国家殷富，刑罚少用。

汉景帝名叫刘启，在汉文帝诸子当中排行居中。但在汉文帝还是诸侯王的时候，他的3个儿子就先后去世了。等汉文帝即天子之位，刘启就是长子，顺理成章地成为太子。在西汉的皇帝当中，汉景帝是少数几个以长子身份继承天子之位的皇帝之一。

汉景帝的母亲是窦太后，本是赵地人。吕后执政时要将宫中宫女赐给各地诸侯王，窦太后也是其中之一。她想分到赵国，但错划到了代国，成为代王刘恒的姬妾，生下一女刘嫖和儿子刘启、刘武。景帝被立为太子之后，她就被立为皇后。窦太后对汉景帝以及汉武帝初年的政局影响较大。她本人喜好黄老学说，命景帝和窦家的人都必须读《老子》。而道家学说正是主张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与文景时期的治国思想十分契合。

几十年的休养生息，使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空前稳定繁荣。

旧史家赞扬文景之治是历史上著名的盛世，甚至能与周代的成康之治相媲美。那么，文景两帝时期究竟采用了一些什么样的统治政策呢？

第一，文景两位皇帝都特别重视农业的发展。在中国古代，农业是立国之本。因此，两位皇帝都十分重视扶持农业发展。汉文帝曾多次下诏强调农业的地位。公元前178年，即文帝二年正月，汉文帝下诏指出，农业是天下之本，要开垦籍田，种出粮食来供奉到宗庙中。目的是亲自做出表率，以劝导农耕。同年9月，汉文帝又下诏强调，农业是天下之大本，是人民赖以生存的根基。倘若不从事农业而从事商业，经济就得不到发展。有鉴于此，汉文帝不仅亲自率领群臣耕种，更决定当年的田租只收取一半，大大降低了农民的赋税负担。到公元前166年，汉文帝不仅再次强调农业的大本地位，更指出，征收田租，是将农业放在与商业等同的地位上，不利于鼓励农业生产，因此，下令免除田租。汉景帝也有类似的诏令。公元前156年，汉景帝刚刚即位不久，便下令允许农民从土地贫瘠的地区迁往土地肥沃的地区；5月，汉景帝又下诏田租减半。文景二帝不仅减免田租，还不时削减农民的徭役。在中国古代，农民除了要交田租，还要定时服徭役，为国家出力。正常情况下农民需要每年都服一次徭役，而汉文帝时，农民三年才服一次徭役。无论是减免田租，还是减免徭役，都能够有效地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恢复和促进农业生产。

第二，文景时期，刑罚较轻，君臣都有少用或轻用刑罚的倾向。汉文帝时期有一个名臣叫张释之，当时担任廷尉，负责处理各种刑事违法案件。史书记载了张释之判案的几个例子。第一个人是因为惊动了汉文帝的坐骑。原来此人远远看到皇帝的车驾过来，赶紧躲到桥下，没想到过了一会，发现汉文帝的车驾并没有完全过去，恰好惊动了汉文帝的坐骑，差点儿把汉文帝摔下去。张释之的判决是罚金。汉文帝很生气，张释之解释道，法律是天下人都应该遵守的，不应当随便更改，否则，民众会无所适从。汉文帝同意了他的说法。第二个人却是因为盗窃了高祖庙的玉环。张释之的判决是处死此人。汉文帝起初也不同意，认为应该连坐他的家族。张释之解释道，如果这个偷玉环的罪就要族灭全家，那么要是有人偷了高祖陵的一抔土，难道也要族灭全家吗？汉文帝也同意了他的意见。事实上，在汉文帝继位的第二年，就曾与大臣们讨论过废除连坐之法的问题。尽管后来还是恢复了连坐，但表明汉文帝还是有意减轻刑罚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能够减轻民众负担的。

第三，对匈奴采取和战相辅的方针。自秦朝以来，匈奴这个北方少数民族就时刻威胁着中原王朝的安全。秦朝蒙恬修筑长城以后，虽然有了一定的抵御作用，但不能完全消除匈奴的威胁。自秦末到汉初，匈奴首领冒顿单于（单于是匈奴首领的称号）利用中原兵连祸结、无法北顾的机会，向东打败东胡，向西赶走月氏人，甚至还侵入燕、代地区，这必然导致中原人民无法进行安定的农业生产。刘邦统治时期，匈奴兵势强盛，达30万人。靠近匈奴的诸侯王韩王信和燕王卢绾都因刘邦致力于消灭异姓诸侯而逃入匈奴，汉朝也无可奈何。公元前200年，在韩王信谋反之后，刘邦数次派人出使匈奴，名臣刘敬出使之后，建议不要采取战争手段。刘邦不听，结果这年冬天被匈奴大军围在白登（今山西省大同东北）达7日之久。在突围之后，刘邦在刘敬的建议之下，一面采用和亲的手段安抚匈奴，另一面又将关东各地富豪贵族迁徙到关中，以防备匈奴。吕后统治时期，继续执行了与匈奴修好的策略。汉文帝继位后，虽然也采用和亲的策略，但并不能阻止匈奴入寇中原。公元前177年（文帝三年），汉文帝命灌婴带兵击退匈奴右贤王部。公元前176年（文帝四年），匈奴在给汉文帝的信中称已消灭月氏、楼兰、乌孙等26国，极力炫耀自己的强盛。经过廷议，仍旧采用了和亲的方针。不久，冒顿单于去世，其子老上单于继位。汉文帝派遣使者中行说前往匈奴和亲，不料中行说背叛汉朝，投降匈奴，而且还处处与汉朝作对。公元前166年，老上单于率兵14万寇边，在塞内驻留了一个多月才离开。汉朝出塞追击，却无法取得有效战果，最终仍以和亲结束。文景时期，由于双方都不能形成绝对的优势，又出于保护内地农业生产的需要，尽管匈奴扰边不断，但汉朝始终采取和战相辅的方针。这也是与民休息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四，众建诸侯以少其力。这是针对地方诸侯王所采取的方针，由名臣贾谊提出。贾谊本是洛阳人，18岁的时候就以擅长《诗》、《书》闻名河南郡。河南郡太守吴公后来做到九卿之一的廷尉，就将贾谊推荐给汉文帝，做了博士。贾谊得到汉文帝的赏识，一年之中就升到太中大夫的职位。由于受到汉初功臣的排挤，贾谊被迫离开长安，远放为长沙王太傅。过了4年多，贾谊又被汉文帝召见，被任命为汉文帝最喜欢的小儿子梁王的太傅。可惜的是，几年之后，梁王从马上掉下摔死，贾谊自认为有负教导之责，一年后也伤感而死，年仅33岁。贾谊著有名篇《过秦论》，目的就是要总结秦亡的历史教训。然而，贾谊并未一味指摘秦朝的过失。在他看来，无论始皇帝统一六国，还是刘邦灭楚建汉，都是统一大业的完成，老百姓都是欢迎的。那么，秦朝灭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他认为是继位的秦二世专任武力，不施仁义。这一点与陆贾治国需要文武并用的观点如出一辙。除《过秦论》以外，贾谊还数次向汉文帝上疏陈述自己的政见，如《陈政事疏》（又称《治安策》）、《论积贮疏》、《谏铸钱疏》等，其中以《治安策》最为有名，因为它涉及当时社会的主要问题。

汉初，刘邦出于拱卫中央的需要，在消灭异姓诸侯王的同时，大封同姓诸侯王。到汉文帝时期，地方同姓诸侯势力逐渐强大，也渐渐成为国家的不稳定因素。在贾谊上《治安策》之前，汉朝发生了两次诸侯王谋反事件。第一个谋反的是济北王刘兴居，他本是齐王刘肥之子，刘邦之孙。在平定诸吕时有功。汉文帝继位第二年，就将刘兴居立为济北王。然而，在公元前177年，当汉文帝亲征北方入侵的匈奴时，刘兴居趁机发动叛乱，迫使汉文帝回师平叛。刘兴居被杀，封国也被收回。第二次是淮南王刘长事件。汉文帝登基时，刘长是他唯一还在世的兄弟，汉文帝对他十分宽容，刘长却因此骄横异常。他在长安时常跟着汉文帝一起去打猎，又直呼汉文帝为“大哥”。等回到诸侯国，又不按照国家法律而是自订法律行事，还僭越身份，模仿天子出行。汉文帝虽然数次警告，但终究没有处置他。公元前174年（文帝六年），据说刘长打算派人联络南方的闽越和北方的匈奴谋反，但行动尚未开始就被发觉，刘长也死在了流放的路上。

面对诸侯王国地方广大，割据因素愈加明显的情况，贾谊向汉文帝上了《治安策》，陈述了他的建议。他认为当时天下之所以还算安定，是因为宗室子弟在封王的时候，大多年纪幼小，而且有国家任命的傅、相之类的辅佐官员代为处理王国事宜。一旦诸侯王长大，便有可能生出反心。他回顾了刘邦诛灭异姓诸侯王的时代，唯独长沙王幸存，原因是长沙国封地最小，不足以对中央朝廷构成威胁。因此，贾谊提出了“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也就是通过将大的诸侯国分割成众多小国的方法，来减弱单个诸侯国的实力，从而加强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贾谊的这个建议显示了非同寻常的政治智慧。后来汉景帝时期的削藩、汉武帝时期的推恩，均是这一思想的体现。

图14.5 彩绘立俑。1972年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湖南省博物馆藏

后来齐王刘则（即刘肥的孙子）去世，由于他本人没有儿子，汉文帝想起贾谊的建议，就将齐地一分为六，将刘肥的6个子孙都封为诸侯王；淮南王刘长死后，汉文帝也将他的封地一分为三，封他的3个儿子为王。

汉文帝虽然按照贾谊的建议把若干王国分割为众多小国，但并未推而广之，所以尚不能消除大的诸侯国对朝廷的威胁。到汉景帝时期，这种威胁就变得十分严重了。汉景帝十分信任的大臣晁错曾建议直接削夺诸侯的封地。晁错是颍川（今河南省禹州）人，所学是申不害、商鞅等人的刑名之学。他为人耿直，喜欢使用法律来处理事务。秦朝焚书之后，《尚书》失传，汉文帝时他曾受命跟随秦博士伏生学习《尚书》，使这一典籍记载成文，自己也成为精通《尚书》的学者。后来被任命辅佐教导当时还是太子的刘启，得到刘启的信任，被太子称为“智囊”，惹得袁盎等许多大臣都不喜欢他。汉文帝时，晁错就已经看到了地方诸侯对朝廷的危害，数次上书要求削夺诸侯的封地，但没有被汉文帝采纳。汉景帝继位以后，他被任命做内史，治理京师。很快，晁错就做到了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职责是对全国官员进行纠察、弹劾等，权力很大。他再次上书提出削减诸侯封地的建议，汉景帝显然也对地方诸侯的割据要有所行动，便下令群臣讨论。包括丞相窦婴在内的群臣都反对晁错针对地方诸侯所制定的法令，各地诸侯的反对之声更强，晁错的父亲得知这一情况，便亲自从老家颍川赶来，劝晁错不要做这种疏离刘氏骨肉的事情，否则晁家就危险了。晁错自信自己的所作所为符合安定刘氏天下的大义，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他的父亲眼看无法挽回，便饮毒酒自杀了。此时晁错已经借故削减了吴、楚、赵、胶西等诸侯国的封地。晁错的父亲死后10多天，吴、楚等七国联合发动叛乱，打出的就是诛杀晁错的旗号。晁错建议景帝亲自率兵平叛，自己留守京师；袁盎主张杀掉晁错，归还诸侯的封地，以此换取诸侯停战。汉景帝不得已杀了晁错，然而，根据军中得来的消息，吴王刘濞早已准备谋反10多年了，无论杀与不杀晁错，吴王都会谋反。不仅如此，诛杀晁错反而让天下的忠臣义士寒心。汉景帝无奈，只得鼓起勇气，面对吴楚等国的叛乱。

吴王刘濞本是刘邦的哥哥刘仲的儿子，曾跟随刘邦平定淮南王英布有功，被封为吴王，辖3郡53城。刘邦封了刘濞之后，觉得刘濞有反相，还曾叮嘱他将来不要谋反。然而，吴国境内经济条件优越，既有铜矿山铸钱，又能煮盐冶铁，再加上他免除赋税，广招逃犯流民，聚集了较为强大的实力。偏偏刘濞同汉景帝又有矛盾。原来在汉景帝还是皇太子的时候，一次游戏，汉景帝误杀了刘濞之子刘贤（当时是吴国的太子），刘濞因此怨恨汉景帝。汉景帝继位以后，在晁错的建议下不断削夺诸侯封地，刘濞开始联络其他诸侯准备谋反。公元前154年（景帝三年）的春天，刘濞联合胶西、楚、赵、济南、菑川、胶东六国举兵反叛。汉景帝看到杀掉晁错毫无效果，便命大将军窦婴、太尉周亚夫领兵平叛，在梁王刘武的鼎力支持下，朝廷的军队用了3个月最终取得胜利。这次事件是中央与地方、朝廷与诸侯的强力对抗，朝廷既然得胜，汉景帝便趁势进一步分割各地诸侯的土地。公元前147年，汉景帝下令废掉诸侯国的御史大夫这一官职，实际上是将对地方王国官吏的监察权收归中央。公元前145年，诸侯国的丞相被改名为相，降低了其政治地位。同时，将王国官吏的任免权收归朝廷，减少王国官吏的数量。这些措施使得朝廷加强了对王国官吏的控制，因而加强了对地方王国的控制。

“文景之治”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是因为这两代皇帝都本着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方针治理国家。无论减免赋役、减轻刑罚、与匈奴和亲，还是加强对地方诸侯的控制，都以稳定发展作为目标。特别是两位皇帝针对地方诸侯的政策削弱了割据因素，因而进一步推动了自秦朝以来的大一统格局的发展。在国家获得稳定的前提下，文明才能得到较好的发展，这也为西汉强盛时期的到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7《项羽本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