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领土观念的形成

春秋时期，政治人物最关心的不是领土，而是城邑，各个诸侯国争夺的主要不是土地，而是城市和人口。战国时期不同了。城市固然重要，城市以外乡村的土地同样重要。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之间边界上已建立了关、塞，但平时并不驻兵防守，只有在战时才驻守。战国时期也不同了。各国间边界上的险要之地都设有关塞，而且常年驻军守卫，设立官吏掌管通行和税收。关塞大门开闭有一定时间，进出要检查，通行要凭证件和文书，过关的通行证件是符或节。孟尝君逃离秦国到函谷关时便篡改证件，变换姓名，还因为关口有规定，鸡鸣出客，幸亏门客中有人会学鸡鸣，才提前通关，赢得了时间。货物过关要征税，关塞税收已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收入。也有身份地位高的，运送货物可以持免税通行证件，鄂君启节就是封君运送货物过关的免税通行证件。

由于领土的重要和领土观念的形成，战国时期各国纷纷在边界上修筑长城。楚国有方城，春秋时期是指山名，战国时期长城也叫方城了。齐国长城称长城钜防，由堤防联结山脉扩建而成，西起防门（今山东省平阴县），向东经五道岭，绕泰山西北麓的长城岭，经泰沂山区，一直到小朱山（今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入海。魏国的长城一条是利用洛水（北洛水）的堤防扩建而成的，南端起于郑（今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越渭水和洛水，经今大荔、澄城、洛川等县，再经洛水东岸的堤防北上。另一条是公元前358年修筑的，为防备秦国的进攻，从黄河边的卷（今河南省原阳县西）开始，向东到阳武（今原阳县东南），折往西南，到密（今河南省新密市东北）。公元前333年，赵国修筑长城，由漳水、滏水（今滏阳河）的堤防联结扩建而成，即从今河北省武安县西南起，东南行沿漳水，到今磁县西南，折而东北，沿着漳水到达今肥乡县南。燕国的南长城，由易水的堤防扩建而成，从今长城门（今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西北），沿着南易水和滱水（今大清河）向东南。此外，赵国、燕国和秦国都在北方边境上修筑了抵御东胡、匈奴、林胡、楼烦等游牧部落的长城，秦统一后，令蒙恬率众修筑长城就是以赵、燕、秦三国原有的长城为基础而建的。长城的修筑，说明领土观念已经上升到一定高度。

二、军队组织和军事技术的进步

战国时期之所以有那么激烈的战争，还与军事的进步有关。

在战国社会改革过程中，各国的军队完成了制度转型，从过去的贵族武士，变成郡县征兵制下的士卒。这已在变法一章中给予交代。其中最显著的变化是兵员大大增加。

春秋时期盛行车战，初年，晋楚城濮之战晋国投入700乘，鞌之战投入800乘，每乘30人，总数不过2万余人；齐国在桓公管仲时有800乘，3万人；公元前666年（鲁庄公二十八年）楚国伐郑之役也只用了600乘。到了春秋后期，随着县制的推行，各国兵员快速增加。鲁昭公时，晋国有49县，每县出兵一百乘，共有4900乘，总兵力达到了15万人；楚灵王时，所属陈、蔡、东西不羹4个大县每县赋皆千乘，若加上申、息等县和其他地方，当有万乘，总兵力达到了30万众。到了战国时期，各国兵力大增，一般在30万到100万之间。

据《战国策》所载策士语，秦国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魏国带甲30万以上，其他10万，车600乘，骑5000匹；赵国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韩国兵卒30万；齐国带甲数十万；楚国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燕国带甲数十万，车七百乘，骑6000匹。

与之相一致，战争期间用兵数量也大大增加。动用10万兵力进行战斗已是常事，有的还超过这个数量。公元前293年，秦将白起大破韩魏联军于伊阙，斩首24万；公元前273年，秦将白起败魏军于华阳，斩首15万人；公元前260年，长平之战，秦军坑杀赵国降卒40万人；公元前251年，燕国攻赵，起兵多至60万人；公元前225年，秦派李信率20万众攻楚，失败；次年，又派王翦率60万众攻楚，大破楚军。

兵器进步了。春秋时期，武器都是铜制的。战国时期，一方面青铜兵器有了显著进步，矛的锋部越来越结实，戈的刃部成弧线形，装柄的“内”部有锋刃，绑扎用的“穿”也增多。戟很流行，戟兼有戈、矛的功用，可用来刺和钩。箭镞由双翼变为三棱式。另一方面随着冶铁技术的进步，矛、戟、剑等武器逐渐改用铁制。文献中有许多这方面的记载。例如，《荀子·议兵》有“宛钜铁釶（矛），惨如蜂虿”，宛地以产铁出名；《史记·范雎列传》记载秦昭王的话：“吾闻楚之铁剑利。”《战国策·韩策一》也记载韩国多处出产剑、戟，其锋利“陆断马牛，水击鹄雁，当敌即斩”，史家推测也是铁制的；《吕氏春秋·贵卒》篇记载中山的铁杖“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史记·信陵君列传》记载朱亥击杀晋鄙曾用铁椎。

这时弩的使用越来越受到重视。据说弩最早出现在春秋后期的楚国，《孙子兵法》就有关于弩的文字。战国初年中原地区也出现了弩，《墨子》曾提及。战国中期弩的使用就更普遍了。弩是有机械装置的一种弓箭，射程远。弩机的工作原理类似步枪的发射机关。弩机装置在木臂后部，被铁制的“郭”围绕起来，形成一个槽，槽中上有“牙”，可钩住弓弦，下有“悬刀”，作为拨机。发射时，扣动悬刀，牙就缩下，弓弦弹出，把箭镞发射出去。弩的功率以弦的拉力来决定，魏国的武卒有“十二石之弩”，表示弓弦能拉动十二石的重量。战国末年出现了连弩之车，把弩安置在车上发射，功率就加大了。

据说巧匠公输班还发明了云梯和钩拒。云梯是攻城的工具，钩拒是水战的用具，敌人舟船若后退，便可以钩住，若前进，则可以阻挡。新发明的炉橐是一种鼓风设备，可用在地道战中，是一种把炉中的烟火压送到敌人地道中去的武器。总之，兵器的进步大大增强了杀伤威力。

攻、防总是一对矛盾，有攻就有防。冷兵器时代，防御必然有甲胄。战国时期，皮甲继续使用，由犀、兕皮制成，还出现了铁甲和铁胄。《战国策》中已有“铁幕”一词，“谓以铁为臂胫之衣”，即保护手臂和腿部的铁甲；《吕氏春秋·贵卒》篇记载中山国的力士“衣铁甲”。

战法转变了。春秋时期，各国贵族用马车作战。战前，双方排列车阵，然后交战。在古代，这种作战形式，应该有与之相应的礼节，加以约束和规范，即使到了春秋时期，还可见到孑遗。例如，宋襄公等待楚军渡河后排好阵势再发动进攻；即使进攻，遇到受伤的敌方士兵，不能再行攻击；年长者不要擒获；困住敌方主帅，即使擒获，也要行礼致敬。车战以阵势为重，作战有一定程序和仪式。例如，公元前707年，郑国与王师、蔡、卫、陈等国交战，郑用左拒（方阵）当蔡、卫；用右拒当陈；用中军排列成“鱼丽之阵”当王师。邲之战楚以右拒追逐晋下军，左拒追逐晋上军。实际交战时，一方阵脚一乱，就很难重新排列阵势，所以胜负很快就见分晓。史家行文时也极为简单，从交战到“北”和“败绩”，寥寥数语即告完成。春秋时期的大战，如城濮之战、邲之战、鞌之战胜败都在1天之内就已决定；鄢陵之战决定胜负也只要2天；吴军攻入楚国，从柏举一战**郢都，总共也不过10天。

战国时期则不同了，步骑兵的野战和包围战代替了过去的车战，战争的机动性、持久性和残酷性都大大增强了。春秋时期，戎狄居住在山林，所以徒步作战；南方的吴越也用步兵。中原各国，郑晋率先使用步兵。郑国是为了对付萑苻之泽（今河南省中牟县内）的“盗”，而晋国则是为了抵御狄人。春秋后期，郡县征兵制兴起，参军的人员从过去的贵族变为农民。随着田制和赋制的改革，不论贵族还是农民都无法装备车马，战争的机动性，铁兵器和弩的威力，也使车马战阵越来越失去优势，不得不让位于步兵和骑兵作战。据史书记载，魏国考选武卒“日中而趋百里”，速度是重要指标之一；楚国军队“轻利僄速，卒如飘风”[2]；齐国的军队“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如风雨”[3]；“后之发，先之至”成为“用兵之要术”；“急疾捷先，此所以决义兵之胜也”[4]；迂回的运动战略也开始应用，长平之战，“秦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后，又一万五千骑绝赵壁间”[5]。

春秋时期也曾有较持久的战役。例如，宣公十五年，楚围宋9月，城内易子而食，析骸以爨。战国时代，战争持续的时间更久。一般情况下，七国“能具数十万之兵，旷日持久数岁”[6]。据记载，魏惠王围邯郸3年而不能取；赵武灵王用20万众攻中山，5年才归；齐相孟尝君联合韩魏用20万众攻楚，5年才停下来；继而又攻秦函谷关，困秦3年，民憔悴。

这些情况说明，战国时期，战争较比从前不知要复杂多少倍。这就必然地促使军事学得到了快速发展。

三、军事学说的发达

春秋时期列国争霸，军事也是重要的方面，军事著作也已出现。当时叫作“军志”。春秋时常有人引用，后世由此了解到一些古代的军事原则，如“有德不可敌”、“允当则归”、“知难而退”等，体现了当时的军事伦理思想。还有，“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7]，先发制人可以起“夺人之心”的作用；如果敌人先发，就得等待敌军疲惫之后再反攻，涉及具体的战术原则。

战国时期，军事理论和战术学说得以迅速发展。据《汉书·艺文志》所录，春秋战国之际，有齐孙武的《孙子兵法》，此后，有《齐孙子》（《孙膑兵法》）、《公孙鞅》、《吴起》、《庞煖》、《倪良》、《魏公子》；《史记》还记有《司马穰苴兵法》。按照《汉书·艺文志》的学术分类，兵家有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兵技巧家。所谓兵权谋家讲求战略战术的运用，是兵家的主要一派，以《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最为著名。兵形势家讲求军事行动的运动性和灵活性，属于战略战术，但重点在于确立必胜的形势。《孙子兵法》和《荀子·议兵》中临武君论兵法的内容与之相符，《尉缭子》是其代表。兵阴阳家讲求“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五行相胜），假鬼神而为助”[8]，有一定的迷信色彩，《汉书·艺文志》著录兵阴阳家多假托黄帝君臣的作品。兵技巧家讲求武艺的训练和体育锻炼。

战国时代的军事理论，有许多与当时的战争形势相关的内容。孙膑兵法集中代表了当时的军事理论。孙膑是战国时期齐国人，孙武的后裔。史书上说他曾与庞涓一道学习兵法，庞涓自以为不如孙膑。后来，庞涓在魏国当上了将军，便把孙膑骗到魏国，借故处以膑刑（去掉膝盖骨），并软禁起来。之后，在齐国使节的帮助下，孙膑秘密逃回齐国，由将军田忌推荐，被齐威王任命为军师。史书说他曾协助田忌与威王赛马，用上马对威王的中马，用中马对威王的下马，以下马对威王的上马，结果以三比二获得胜利。后来又多次协助田忌指挥作战，最著名的是成功地策划了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取得围魏救赵的胜利。孙膑著有兵法98篇传世，曾佚。1973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发现了一批兵学竹简，专家考证系《孙膑兵法》，共有30篇，有残缺。从现有文字看，孙膑兵法重视攻城，把难以攻取的城市叫作“雄城”，把易于攻取的城市叫作“牝城”。其中有一篇《雄牝城》，集中论述了两种城市地形的特点，反映了城市攻防战成为当时战争中重要内容的现实。《孙膑兵法》中还有一种关于进攻的理论，认为兵家重要的是进攻，而不是防守。《十问》篇就敌我力量对比，提出多种进攻策略。其中强调对于凭坚固守之敌，要“攻其所必救”，这是孙武的理论，孙膑给予强调和发挥：“攻其所必救，使离其固，以揆其虑，施伏设援，击其移庶。”[9]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都是这个思想的具体实行。《孙膑兵法》还阐述了“任势”的理论。主张创造有利的作战态势，掌握主动，因势利导。《地形》篇和《行军》篇中提出利用地形行军作战的原则。根据各种不同地形创造有利的作战态势，地形平坦则增加战车；地势险阻则增加奇兵；两旁高峻而狭长的地形则增设弓弩。总之，要占据有利地形，使敌人居于不利地形，造成有利于我的态势。这些都与战国时期的战略战术相关。

四、相马学的兴起

由于马在战争中作用的增大，战国时期又兴起了相马法，即根据马的口齿、颊、目、頾、尻、胸肋、唇、吻、股脚等部位来确定马的优劣。这就是马的外形学。在冷兵器时代，马是重要的战争工具。一个民族能否成功地安定内部，抵御外来侵略，有没有好马是十分重要的。中国古代历史上，养马的历史值得认真研究。战国时期，随着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各国纷纷设立驿传制度；随着兼并战争的扩大，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中原地区兴起骑兵，良马的需求量突然增大。寻找、驯养、培育、训练、驾驭良马成为当时新兴的专门技术。相马法就在这种形势下产生了。春秋中后期，秦国和晋国先后出现了两个伯乐。秦穆公的臣子孙阳是个相马专家。春秋战国之际赵简子家臣邮无恤（一作邮无正），字子良，又称王良，也是个杰出的驭马者和相马专家。王良善于相马，所以也沿用伯乐这个称号。关于如何相马，传世文献有一些记载极为精彩。《淮南子·道应》篇说，伯乐和秦穆公讨论相马，伯乐认为，一般良马可从“形容筋骨”来观察，但对于“天下之马”，却必须考察到“天机”，要“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即由表及里，去粗取精。精和内怎样才能得到呢？《韩非子》曾讲述了伯乐相马的故事，可帮助理解。伯乐教人相“踶马”（后足能踢的马），带两人到赵简子的马厩中，一个相马的后足，认定其中一匹是踶马；另一人却相马的前足，指出这匹马的前足不堪全身的重量，后足就不能踢。可见，伯乐教人相马要看到全面，防止片面性。韩非还认为，“发齿吻，相形容，伯乐不能以必马；授车就驾而观其末涂，则臧获不疑驽马”[10]。光看马的口齿外形，伯乐也不一定能断定马的优劣。但是让马驾着车子，跑到路途的终点，就是厮役也能分清马的优劣。这正是由表及里、去粗取精的具体表现。

图12.2 马王堆汉墓帛书。西汉。1973年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湖南省博物馆藏

20世纪70年代，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了大量帛书典籍，其中有一种是相马经。有学者认为是战国晚期楚国人的作品。全书5200字，分3篇，无书名和篇目，主要内容是关于马的目、睫、眉骨等部位的相法，其中谈到相马不仅要注意眼睛，还要注意头、肩、耳、盹、颈、膺、鬐、脊等部位。该书还把良马分为“良马”、“国马”和“天下马”三等，与《庄子·徐无鬼》中所说一致。

总之，军制的改革、兵员的增加、武器的进步、战法的发展、良马的驯养和兵法的研究，这些很难分出先后，往往是前后交错，相互渗透，互相作用的。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些因素互相作用的基础上，战国时期的战争要比从前更巨大、更持久、更诡谲、更残酷、更惨烈、更可怕，其结果也更加难以预测。从史学的角度看，战国的历史无疑是异彩纷呈的，是摄人心魄的，可是这种精彩和迷人，却是建立在如此的血腥和残酷的基础上，这或许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