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是思想的争论，更是思想的交流，争鸣中有对抗和排拒，还有胜负和超越，更有渗透和吸收，在复杂的关系中必然会形成学术和思想的总结趋势。这个趋势在战国中期就已初见端倪，到了战国后期，更成为学术发展的主要形式。而且，在这个趋势中，又可归纳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理论批判型的，以《荀子》和《庄子·天下》为代表；另一种是实用综合型的，以《吕氏春秋》为代表，两者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理论批判型的总结

（一）荀子

荀子是战国后期的学术大师，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尊重，他不止一次地对百家学说加以批评。在《荀子·非十二子》中，他对12位思想家的主张进行了批判。据该篇所言，当时，有这样一些人，用“邪说奸言”惑乱天下，使天下不知是非和治乱。他们是：

它嚣、魏牟，二人主张放纵性情，随意任便，肆行禽兽所为，不合礼法，不通治道。

陈仲、史??，二人主张违背情性，极端独立，以与人不同为高，无法与大众相合，不能明白大义。

墨翟、宋钘，二人不懂得统一天下、建立礼制的重要性，重视功用，推崇勤俭，轻视等差秩序，不能区分上下之别，君臣之异。

慎到、田骈，二人崇尚法治，却不以礼法为法，轻视贤能而好自作主张；不论是上级还是流俗，都可使之听从自己；整天讲述文典，等到审查研究，却脱离实际没有着落，不能用来治理国家、确定名分。

惠施、邓析，二人不以先王为法则，不以礼义为标准，而只好搞些奇谈怪论，玩些奇怪的文辞，虽很是清楚却不实惠，很是有理却无用处，做得很多，效果却少，不可以作为治国的纲纪。

子思、孟轲，二人大略以先王为法却不知其纲纪，做出很有才能、志向远大、博闻多见的样子。根据古代的说法，造出五行，邪僻而没有纲要，隐晦而不能自圆其说。他们修饰自己的言辞并抬高自己的学说，说：“这是孔子的学说啊。”子思提倡，后有孟轲附和。世俗那些愚昧无知的儒生不知其中的错误，反而相互传授，以为孔子、子游的学说因为他们这些人的努力才被后世推崇，这真是子思、孟轲之罪啊。[33]

它嚣、魏牟，陈仲、史??，近乎杨朱类人物，应该属于道家之流。墨翟、宋钘即墨家。慎到、田骈则为稷下法家人物。惠施、邓析即名家。子思、孟轲则是儒家。可见，荀子对儒、墨、道、法、名5家提出了批评。荀子指出它嚣、魏牟的主张“不合礼法，不通治道”，属于“禽兽所为”；陈仲、史??的主张是“不明大义”；墨翟、宋钘的思想是“不容君臣上下”；慎到、田骈的思想“不能用来治理国家、确定名分”；惠施、邓析的学说是“不可以作为治国的纲纪”。可见，在政治上是否定的。不过，荀子承认，这几家的学说都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也就是说，他们的学术地位是必须承认的。而对同为儒家的子思、孟轲，则批评他们“不能自圆其说”，不承认他们在学术上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对于他们招摇惑众，误导儒者，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认为这是他们的罪过。但对于他们的思想的政治意义，却没有提出实质性的批评。总之，荀子的《非十二子》是从政治和学术两个角度进行的，这比起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简单否定来说，还是有了重大的进步。

在《解蔽》篇中，荀子又对当时的诸子百家进行了批判：

墨子崇尚实用，却不知礼乐典章制度的意义；宋子只看到人寡欲的一面，却不知人的贪得之心；慎子只看到法的作用，却不知贤能的重要；申子只知道运用权势，却不知智慧的意义；惠子只知道玩弄概念，却不知实用的意义；庄子只知道顺应自然，却不知人力的意义。所以，从实用的角度则以为道都是利益啊；从欲的角度则以为道都是满足啊；从法的角度则以为道都是法律条文啊；从势的角度则以为道都是方便啊；从辞的角度则以为道都是辩论啊；从天的角度则以为道都是顺其自然啊。这些其实都只是道的一个方面。道啊，本体不变，可是穷尽一切变化，只用一个方面是不足以概括的。只知局部的人，只看到了道的一个方面，却未能认识道的全部，所以把片面的认识当作全面的认识来炫耀，对内用来欺骗自己，对外用来迷惑他人，在上的用来遮蔽下面的人，在下的用来蒙蔽上面的人，这就是闭塞的祸患啊。[34]

这里，荀子用遮蔽来分析墨、法、名、道这4家代表人物的思想，具有辩证法的意义。在《荀子·天论》中，还有另一种说法，更能体现辩证的精神：

万物为道一偏，一物为万物一偏。愚者为一物一偏，而自以为知道，无知也。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有后而无先，则群众无门；有诎而无信，则贵贱不分；有齐而无畸，则政令不施；有少而无多，则群众不化。[35]

这段涉及法、道、墨三家代表人物。“有见”就是上段中的“蔽”，正因为有所见，也就形成了蔽障，有了这个就看不见其他的了，就被遮蔽了，就可能无见于其他东西。这是人类认识世界的特点，是对认识的有限性及其内在矛盾的深刻理解。由这两段，反映出荀子在认识方法上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更表现出当时学术总结中具有理论意义的一个特点。

荀子的学术总结体现了一个特点，那就是以某一个学说为基本原则，由此出发，对其他学说展开分析和批判。以上三段所表现出来的都是儒家思想，表现了荀子自己的思想特点。此外，他对诸子百家的批判，有助于读者从各个角度理解、发现他的思想的特点。

荀子的学生韩非对儒墨显学的批评也表现了当时学术总结的趋势。《韩非子·显学》对儒墨两家的批评也是从两个标准上进行的。一个是认识标准。韩非指出，孔墨之后，儒家分为8派，墨家分为3派，各派之间相互争辩，都说自己是孔墨的真正传人，其他则是伪派。孔墨不能复生，谁能断定谁是孔墨思想真正的传人呢？这就涉及事实判断或真理标准的问题。另一个是政治标准。韩非从政治实用主义的角度对儒墨等学术活动展开了批判，认为它们与国家的耕战政策相左，无益于君主政治，应予以坚决的取缔。

（二）庄子

战国后期，《庄子·天下》篇也对战国学术思想进行了批评，表现了总结的趋势。文中提到邹鲁之士、搢绅先生，有墨翟、禽滑厘，宋钘、尹文，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聃，庄周，惠施，桓团、公孙龙等人，涉及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与《荀子·非十二子》不同，《庄子·天下》篇对诸子的思想内容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例如，“《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这是对儒家六经的准确概括。关于其他各家，都有类似的介绍。这对于某些思想派别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比如，宋钘、彭蒙、田骈、关尹、惠施及辩者，由于他们的著作没有留存下来，人们只好通过《庄子·天下》篇来了解他们的思想。特别是惠施和辩者，《庄子·天下》篇中有“历物十事”和“辩者二十一事”生动地展现了逻辑争辩的景象，体现了他们的思想，是弥足珍贵的逻辑史料。

《庄子·天下》篇除了介绍各家思想以外，对诸子思想也做了评论。其中的批评，没有《荀子》那么激烈，而表扬也不仅仅是学术上的，也有政治上的。例如，关于墨翟、禽滑厘，该篇介绍了他们的非乐、节用思想，但对他们过分苛刻严格地对待自己，违背人性，难以实行，也给予了无情的批评。庄子指出，这样做，扰乱天下的罪过多，而治理天下的功劳少。不过，另一方面又指出，他们才是天下最美善的人，不可多得，是真正的救世之士。

此外，在关于名辩家的批评中同样表现了较强的实用主义倾向。例如，庄子在介绍惠施和辩者的“历物十事”以及“二十一事”后，说辩者“虽能胜人之口，但不能服人之心。这是辩者的局限”。庄子又说惠施用违反人的常理作为实情，要来胜过他人求取名声，因此和众人不协调；惠施的学说乖舛驳杂，所言不当；惠施弱于德的修养，强于物的分析，走的道路是曲折的，在天地之大道看来，惠施的努力是徒劳的。庄子对惠施以善辩成名表示了深深的惋惜。

《庄子·天下》篇的学术评论表现了细腻、客观、多元、宽容的特点，但终究有着明确的倾向性。在介绍了关尹、老聃的思想后，庄子坦率地指出他们的思想没有达到顶点，但他们毕竟还算是“古来博大真人”。唯独对庄周的思想没有否定之词。表扬他对恍惚而无形迹、变化而无常规，齐死生、并天地的道的服膺。特别指出他“不持一端之见”、“不拘泥是非”；他对与世俗相处，顺应变化而解脱于物的束缚，表示了由衷的赞美。这些，恰恰是《庄子·天下》篇评论其他各家各派思想家的立场和态度。由此可见，这篇的作者是庄子的后学。他们对诸子思想的评论表现了庄子一派的学术观点，从另一个独特的角度反映了当时学术总结的特点。

二、实用综合型的总结

实用综合型的总结以《吕氏春秋》为代表。

《吕氏春秋》是秦国相国吕不韦主持编纂的。吕不韦是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的大商人，在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经商时遇见留质赵国的秦国公子异人，以为奇货可居，便破家出资，经过精心的策划和运作，终于帮助异人回国即位。异人是为秦庄襄王。吕不韦得以担任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洛阳10万户。庄襄王死后，秦王政即位，尊吕不韦为相国，而且尊称其“仲父”，吕不韦一跃成为秦国最炙手可热的权势者。在他的门下，有食客3000，家童万人。公元前239年（秦王政八年），他下令门客记录他们的所见所闻，编纂成《八览》、《六论》、《十二纪》等160篇，共20余万言，认为此书“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他还下令在咸阳市场的门前摆开此书，在上面悬挂千金，把诸侯游士宾客请来，有能增损一字的，便赏给千金。志得意满之骄态，跃然纸上。

当然，吕不韦之所以如此张扬夸耀，也不是没有凭据的。当时诸子著书都是单篇流行，结集成书都在秦以后。即使如此，所成之书至多也就相当于后世的论文集。唯独《吕氏春秋》是按照一定计划写成的，而且纲目井然，卷帙浩繁。可以说，《吕氏春秋》是“我国最早之有形式系统”的著述，在当时，的确是一个创举。[36]正因为如此，吕不韦才敢于设一字千金的赏格。如果没有这个背景，他的悬赏倒真的有点突兀哩。

对于《吕氏春秋》的价值和地位，历来评说不一。

由于“专觊世名又不成于一人”，所以“不能名一家”，“形式上虽具系统，思想上不成一家”。[37]近世编著中国哲学史，多不选《吕氏春秋》。这是从思想理论上说的。

《汉书·艺文志》说杂家者流“兼儒墨合名法”，兼合就是综合，包容。高诱认为，当时人不是不能增损一字，而是惧怕相国的威势，不敢有所增损。不过，该书“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大出诸子之右”。刘文典认为《吕氏春秋》“博采九流，网罗百氏”，“实能综合方术之长，以成道术”，“斟酌阴阳儒法刑名兵农百家众说，采撷其精英，捐弃其畛挈，一以道术之经纪条贯统御之”。[38]许维遹认为，“夫吕览之为书，网罗精博，体制谨严，析成败升降之数，备天地名物之文，总晚周诸子之精英，荟先秦百家之眇义，虽未必一字千金，要亦九流之喉襟，杂家之管键也”[39]。这些评价比较高，都是从实用标准上说的。

实用综合型的总结首先表现在成书的结构上。《吕氏春秋》的《十二纪》采用阴阳家的基本框架，以四时月令的形式搭起框架，为统治者编造一个行政月历。不过，其结构上是阴阳家的，与《礼记·月令》相近，但内容却不尽然。例如，按照相生原则，从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把天文、地理、物候、人情、政治一一相配，构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但在月令之外的行政安排上，却偏离了阴阳家的思路。在春季3个月里，万物萌生，本应强调生产，以奖赏为先，可实际安排的却是《本生》、《重己》、《贵公》、《去私》、《贵生》、《情欲》、《当染》、《尽数》、《先己》、《论人》、《圜道》等篇，谈的多是养生之道，总之是对道家的采撮，与阴阳家有所偏离，与月令精神也不太协调。

夏季3个月，万物生长旺盛，本应不违农时，抓紧生产，促使生机畅遂。可实际上，却安排了《劝学》、《尊师》、《诬徒》、《善学》、《大乐》、《侈乐》、《适音》、《古乐》、《音律》、《音初》、《制乐》、《明理》等篇，明显是抄辍儒家的尊师重乐的资料。

秋季3个月，有《**兵》、《振乱》、《禁塞》、《论威》、《简选》、《决胜》、《爱士》、《知士》等篇，看起来与兵家有关，从形式上看，也符合肃杀的特点，多少应该体现了月令的精神。

冬季3个月，孟冬有《节丧》和《安死》，大体上合乎节令的特点。仲冬和季冬有《至忠》、《忠廉》、《士节》、《介立》、《诚廉》等，多讲个人情感的约束，多少也有那么一点月令的意思。但它们主要的目的不在这里，而在于宣扬或保留儒法忠诚廉洁的思想资料。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文章的安排与月令是两回事，《十二纪》只是借用月令的框架，作为编排体例，目的是安排篇章，至于篇章的主题，自然不会与月令完全吻合，只要有内容能与月令靠近就好，实在无法靠近的，也只好拣其看似相关的就行了。这样的综合，有时连实用也顾不得了。

《八览》每览8篇文章，共64篇；《六论》每论6篇，共36篇。像这样只重视数字的整齐，不以思想本身的内在联系为根据，与《十二纪》一样，暴露出这种综合的庸俗和荒谬，也显露出组织者和编纂者思想上的贫乏和苍白。

其次，所谓实用综合，更多的是诸子百家资料的简单汇聚。例如，《劝学》、《尊师》、《诬徒》、《善学》、《大乐》、《侈乐》、《适音》、《音律》、《音初》、《制乐》等篇，汇聚了儒家思想资料；《应同》及《十二纪》每季前面的月令内容，保留了阴阳家思想资料；《贵生》、《重己》、《情欲》、《尽数》、《审分》等篇保留了道家思想资料；《振乱》、《禁塞》、《怀宠》、《论威》、《简选》、《爱士》等保留了兵家思想资料；《当染》、《首时》、《高义》、《上德》、《取宥》等保留了墨家思想资料；《上农》、《任地》、《辨土》等保留了农家思想资料。如此等等。那么，统率全书的指导思想是哪一家呢？

农家、兵家内容比较具体琐屑，不能成为统领《吕氏春秋》全书的指导思想，这是没有疑问的。阴阳家呢？前面已经说明，除了《十二纪》借用《月令》模式，《应同》专门保留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以外，全书主要篇章并非阴阳家说。如此看来，它也不能成为指导思想。墨家思想只选取利他、重义、别宥等思想片段，恰恰没有天志、明鬼、尚贤、尚同之类，无法成为统领全书的主导思想。儒家思想在书中分量较小，只有教学和音乐两部分，而且要想在秦国取得重要地位，似乎也是不可能的。那么，剩下的就只有道家了。不过，说到要成为全书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还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必须有抽象的、超越的思想内容，特别要有关于本原或本体的思想，才能起到统领全局的作用。今本《吕氏春秋》中有没有与本原或本体相关的思想内容呢？特别是有没有与道家本原或本体思想相近的内容呢？

过去有学者曾经断言，《吕氏春秋》中的“圜道”说是表明它具有道家思想特征的概念。其实不然。所谓圜道，说的是“天道圜”。圜者，圆也，环也，用《吕氏春秋》的原话即“精气一上一下，环周复杂（匝），无所稽留”，这说的是天道。此外，还有地道，“地道方”，万物类异形殊，不能相互替代。可见，所谓“圜道”只是与“地道”相对的天道，并非最高本原或本体，无法统领万物，当然也无法统领全书。

此外还有：

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浑浑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天常。[40]

显然，这是《周易》的本原论。而且，这话出现在《大乐》篇中，是用来说明音乐生于度量，度量本于太一的。目的是论证音乐产生的根源，属于儒家乐论的形上部分，与《周易》和荀学系统相近。

该篇下面的文字中又有这样一段：“道也者，至精也，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名，谓之太一。”[41]可紧接着却说：“故一也者制令，两也者从听”，下面就大谈“一则明，两则狂”的道理。[42]这个“一”与“太一”已经无关，或许是文字夺误，否则不会如此的语无伦次，无从把握。

《吕氏春秋》中的道家，只有庄子阳生之流的“全性之道”，保存在《十二纪·孟春记》的《本生》、《重己》几篇中。即使是这样的全性之道，也被改造得面目全非，走了样子。所以说道家思想也无法在全书中起统领作用。

不过，《吕氏春秋》在有的篇章里似乎还真的讨论了诸子百家的思想特点，而且表现出一定的理论水平。例如，《审分览》有云：“老耽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兒良贵后。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概括颇为准确，看起来也好像是在表扬这十个人，可其实却恰恰相反。该篇篇首说：“听群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我列举十子，是为了说明他们说法不一，不利于国家治理。他们所主张的是“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的道理。“一”于谁呢？如果是一于十子中的某一家，那就变成一家独治，这似乎与秦国的政治方略相左，而且从上面的讨论中也可看到，今本《吕氏春秋》中没有哪一家能够成为统领全书的指导思想。如果是一于十子以外的某个权威，那么十家就只能成为任取所需的思想资料，被兼收并蓄起来。看起来，《吕氏春秋》所做的恰恰是后一种选择。

那么，十子之外的哪个权威有没有可以统领全书的理论观点呢？这个问题还需要继续研究。

战国后期的理论批判型的学术总结，既是百家争鸣的表现，又是百家争鸣的结果，在百家争鸣中构成了一个重要部分，占有重要的地位。而所谓实用综合型的总结，其实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总结，因为这样的总结不是争鸣本身，只是争鸣的一种外在的、不相干的回响和反串。所谓实用综合型，大概有两重含义：对于权势者来说，像《吕氏春秋》的编纂的确是挺“实用”的，你想怎么编就怎么编，你想要什么就可以选什么，这是一重含义；对于后人来说，许多历史上遗失的文献资料赖《吕氏春秋》才得以保存，而且不限于某一家某一派，即使是片段的，对于研究这段历史甚至是思想史来，也是弥足珍贵的，这是另一重含义。不过，要是从理论上说，这样的总结，真的没有什么价值可言。真正的总结应该是争鸣本身的超越和升华，它自己首先应该是理论争鸣活动，而不应是靠权力攒出来的资料汇编，不管它如何的体例严整。我们说它实用，在更准确的意义上是说它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不过，这个实用主义却无法与以经验主义（empiricism）为基础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或实验主义（experimentalism）相媲美，那样的实用主义是有其深厚的理论根源的。《吕氏春秋》所表现出来的只能是以主观随意性为特征的实用主义，它的实质是唯我独尊，是以权力为大：谁有权力，谁就有真理；只要权势者高兴，再荒唐的事也可以当作真理，被抬到一字千金的价值高度。以《吕氏春秋》为代表的杂家之所以在理论上苍白贫乏，根源就在这里。可是像这种不许争鸣，而又无力争鸣的作品竟然出现在百家争鸣的时代，而且据说还开创了后世某种实用综合型的学术传统，听了不免有些凄凉！

百家争鸣是人类思想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壮举。在这场运动中，思想家们相互争鸣，又相互吸收、渗透、交融，在深层次概念上共同努力，在人本、民本和自然等许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这样才能最终在总结中形成综合。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的自我反省的理论创新中，我们取得了意义深远的成就。这标志着中国文化的一个高峰。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把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思想与古代希腊、印度思想一起称为“轴心文明”，并且把它们比喻为古今两大发展阶段之间的3架发动机，不是没有道理的。

[1] 译自（西汉）司马迁：《史记》卷74《孟子荀卿列传》。

[2] 译自（战国）吕不韦编：《吕氏春秋·有始览·应同》。

[3]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46《田敬仲完世家》。

[4] （春秋）管仲：《管子》卷14《四时》。

[5] （战国）墨子：《墨子》卷10《经上》。

[6] 译自（战国）墨子：《墨子》卷10《经说下》。

[7] 译自（西汉）司马迁：《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

[8] （春秋）管仲：《管子》卷4《宙合》。

[9] （北宋）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卷3《周纪三》。

[10] （战国）公孙龙：《公孙龙子·白马论》。

[11] （战国）公孙龙：《公孙龙子·迹府》。

[12] （战国）公孙龙：《公孙龙子·坚白论》。

[13] （战国）公孙龙：《公孙龙子·坚白论》。

[14] （战国）公孙龙：《公孙龙子·坚白论》。

[15] （战国）公孙龙：《公孙龙子·坚白论》。

[16] 关于这些西方哲学流派，当代中国学者已经做了出色的研究，这说明，汉语文化不但可以理解，还可以在分析和批判中作出创造性的贡献。

[17] （战国）公孙龙：《公孙龙子·指物论》。

[18] （战国）墨子：《墨子》卷10《经上》。

[19] （战国）墨子：《墨子》卷10《经下》。

[20] （战国）墨子：《墨子》卷11《小取》。

[21] （战国）墨子：《墨子》卷11《小取》。

[22] （战国）墨子：《墨子》卷11《大取》。

[23] （战国）墨子：《墨子》卷10《经上》。

[24] （战国）墨子：《墨子》卷11《小取》。

[25] （战国）墨子：《墨子》卷10《经上》。

[26] （战国）墨子：《墨子》卷11《大取》。

[27] （战国）荀子：《荀子》卷3《非十二子》。

[28] （战国）荀子：《荀子》卷1《修身》。

[29] （战国）荀子：《荀子》卷16《正名》。

[30] （战国）荀子：《荀子》卷16《正名》。

[31] 《老子》第47章。

[32]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

[33] 译自（战国）荀子：《荀子》卷3《非十二子》。

[34] 译自（战国）荀子：《荀子》卷15《解蔽》。

[35] （战国）荀子：《荀子》卷11《天论》。

[36]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版。

[37]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

[38]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

[39]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

[40] （战国）吕不韦编：《吕氏春秋》卷5《仲夏纪》。

[41] （战国）吕不韦编：《吕氏春秋》卷5《仲夏纪》。

[42] （战国）吕不韦编：《吕氏春秋》卷5《仲夏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