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家是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给予的名称，它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时令和按时行令的，四时是阴阳的集中表现，所以叫作阴阳家。另外，这家的思想还有很多内容与五行有关，因此，又可称为五行家。

《史记》列举的最有代表性的阴阳家人物，是号称“谈天衍”的齐国稷下先生邹衍。

邹衍比孟子略晚，他看到当时的统治者骄奢**逸，不能像儒家诗教所希望的那样崇尚德行，于是深入观察阴阳两气的消长变化，记述了怪异玄虚的变化，写了《终始》、《大圣》等篇，共十余万字。他的学说不着边际，不合常理，从空间上说，必须先在细小的事物上得到应验，然后推广到大的事物，以至无边无际。从时间上看，先从当今向上追溯到学者所共同推崇的黄帝，大抵随着世道盛衰记载凶吉制度（天人相应之类），由此再推而远之，直至天地未生、玄妙不可考察的时候，才算是源头。然后，先列举中国名山、大川、通谷，各地水土及所繁殖的禽兽，所珍稀的物产，由此推广，直到人们所不能睹的海外。论述开天辟地以来，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王朝兴替正好与它相配合。他认为儒家所谓的中国，在天下，只是八十一分之一。中国被称为赤县神州，神州之内有九个州，大禹依次划分的九个州就是这里，但不算是州的总数。中国之外，与赤县神州相同的，还有九个，这才叫作九州。每州都有小海环绕，人类和禽兽都不能与外界相通，仿佛在一个区域内，这就是一州。这样的州共有九个，外面环绕着大瀛海，也就是天地的边际。邹衍学说的具体内容大抵如此。但概括他的宗旨，则一定归结到仁义节俭，并在君臣上下和六亲之间实施，只不过一开始太繁复了。[1]

邹衍的学说虽然繁复，其实，归纳起来也好理解。首先在范围上，空间广大无垠，时间从古至今，这就是古代所谓的宇宙（古语有“四方上下谓之宇，往古来今谓之宙”）。这宇宙可分为九州，叫作大九州。每州又分九州，中国只是其中的一州，在宇宙里只是1/80。国内还有九州，有名山大川通谷，其上有人类禽兽草木。中国的治理从黄帝以来，就按照五德终始的顺序运转着。所有这些，都遵循着仁义节俭，在君臣上下、六亲之间实施的原则，如此而已。

所谓五德终始，《吕氏春秋·有始览·应同》篇有具体说明，大意如下：

但凡帝王将要兴起，上天都一定要先将应验的征候显示给人民。黄帝之时，上天先让巨大的蚯蚓、蚂蚁出现，然后黄帝说：“这说明土气旺胜！”土气旺胜，所以黄帝时衣服的颜色以黄为上，做事以土德为准。到大禹的时候，上天先让草木到了秋冬也不凋零枯槁，大禹曰：“木气旺胜！”木气旺胜，所以夏朝衣服的颜色以青为上，做事以木德为准。到商汤的时候，上天先显现水中出现刀剑的事，商汤说：“金气旺胜！”金气旺胜，所以商朝服饰以白为上，做事以金德为准。到文王的时候，上天先显出火红色的鸟口衔丹书落到周的神庙上，文王说：“火气旺胜！”火气旺胜，所以周朝服饰以赤为上，做事以火德为准。代替火的一定是水，上天将要显示出水气旺胜的景象，水气旺胜，所以新王朝的服饰以黑为上，做事以水德为准。水的气运已到来却不知气数已经具备，气数将转移到土上去。[2]

五德终始说又叫相胜说，就是五种德性依次一个战胜一个，胜又叫克，即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木克土……无限循环，构成发展的总过程。

邹衍为什么要发明相胜说呢？按照古代天文学的说法，齐国这个地方在夜晚的星空里有个对应的区域，叫玄枵，又叫颛顼之虚，属于水德，所以，相应的，在地上的齐国，德运也是水德。如果承认周是火德，代替火德的是水德，那岂不是说由齐国来代替周吗？事情怎么就这么凑巧，据史家说，就在邹衍同时的齐湣王恰恰是把“吞并周室而为天子”当作齐国的战略目标的。[3]邹衍宣称“代替火的一定是水”，不就是为齐国的这个战略服务的吗？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之所以是相胜说，道理大概就在这里。

邹衍凭借着这个学说而受到极大的礼遇。除了在自己的齐国受到重视之外，到梁国（即魏国）时，梁惠王亲自到郊区迎接，执宾主之礼。到了赵国，执政的平原君侧身而行，亲自为他拂去席上尘埃，以示恭敬。到了燕国，燕昭王拿着扫帚，走在前面，为他清扫道路；还建造了碣石宫（在今天津蓟州区），请求排列弟子座位，亲自前往受业。邹衍的学说虽然被史家认为是“闳大不经”，可在当时竟然受到如此隆重的礼遇，连孔子、孟子这样的大师都无法比拟，这不是很能说明问题吗？

不过，据史家说，王侯大人初见邹衍学说，都惊喜而向往，但终究不能实行。

邹衍之所以能发明上述学说，是有其特殊历史条件的。齐国靠海，像蓬莱仙山、海市蜃楼这类奇异的景观很容易孕育出超越现实的幻想，齐国有方士神仙说的悠久传统就是明证。除此之外，齐国更有重视阴阳五行学说的历史文化传统。今本《管子》中有《幼官》、《四时》、《五行》、《水地》、《宙合》、《轻重己》等篇，都是有关阴阳五行的思想。

据学者考证，《幼官》，即《玄宫》，“幼”即“玄”，形近通假；“官”即“宫”，形近而误。玄宫即明堂的另一称谓。传说古代有明堂行令之制，明堂就是多间屋子组成的大房子，按中、东、南、西、北5个方向构成，东、南、西、北四方与春、夏、秋、冬四时相互配合，各个季节，君主到相应的房间中举行祭祀和议事活动。齐国被认为是处于北方的，水德，所以把明堂叫作玄宫。此篇即按五和、春、夏、秋、冬5个时节配合中、东、南、西、北5个方位，又分别与五色、五味、五音、五气、五数、五政相配，由此构成了按时行令的格局。设计比较原始，应是早期的五行说。

《四时》篇则明确提出“令有时”的纲领，意思是君主行令要按时间季节来进行，把五方、四时、四气、四德和五政相互配合，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按时行令的体系。不过，在顺序上《幼官》是中、东、南、西、北，《四时》则是东、南、中、西、北，“中”夹在夏政之中，已孕育着“长夏”的观念，可见朝着五时的目标有所前进。“春嬴育，夏养长，秋聚收，冬闭藏”[4]，中间土德辅佐四时，君主要按四时行令，不能舛错，并且明确提出：“阴阳是天地的最大的道理，四时是阴阳的最大的规则，对民慈爱的德政要与春夏相合，实行处罚的刑政要与秋冬相合。刑德合于时则有福，刑德违于时则有祸。”

《吕氏春秋·十二纪》的框架就是按照阴阳家“令有时”的原则编排的。春、夏、秋、冬各包含孟、仲、季3个月，一共12个月，也就是十二纪的由来，继承了齐国的四时行令的思想而又有所发展，每个月都按着天时、天象、神祇、昆虫、音律、数字、五味、祭祀、气候、生物、天子明堂按时行令、服乘、器具、节气、颁历、礼乐等展开，明显地更加细化。但总的原则仍然是按时行令，即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即春夏德秋冬刑的原则编排文字内容。

今本《礼记》中有《月令》1篇，与《吕氏春秋·十二纪》相同，《礼记》是儒家经典之一。可见，这种天人相应、四时行令的思想已经成为后世儒家思想的一部分。

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和阴阳家的四时行令学说显然获得了统治者的青睐，但由于这些学说中包含着许多神秘因素，在争鸣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当时一些严肃而富有理性精神的学者的批判。战国后期有一批注重逻辑思考的墨者，他们就明确地指出：“五行毋常胜”[5]，五行相克的关系不是固定不变的，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并不具有必然性，有时火能熔化金属，那是因为“火多”，火旺，足以熔化金属；可是也有相反的情况，有时金属也会使炭火熄灭，那是因为金属多，而炭火少啊。[6]

到了汉朝，司马谈继承了这一理性精神，对阴阳家也做了一分为二的批判，指出：“阴阳家之术，太详细，忌讳也多，使人受到束缚并多有所畏惧，但是它遵守四季变化的道理，是不可以丢弃的。”又解释道：“所谓阴阳，是说一年的四季、八卦的位次、天象的十二宫，气候的二十四节气，各有一套规则，顺应它就昌盛，违逆它不死则亡。其实不一定如此。所以说‘使人受到束缚并多有所畏惧’。若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可是天道的核心法则啊。如果不遵循，就没有东西可以作为天下的纲纪了。所以说‘四季变化的道理，是不可以丢弃的’。”[7]阴阳家的学说繁杂而细密，往往还与生死顺逆扯上关系，其实，这些关系不一定就是必然的，反而让人拘谨而多畏惧，这是应该批评的。至于阴阳家的四时行令，司马谈倒是颇为赞赏的。

不过，若说到阴阳家思想的影响，那倒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具有非常强的渗透性，各家各派都有阴阳五行观念。儒家的孟子、荀子，法家的商君、韩非、管子，道家的老子、庄子都是如此。而兵家、医家等则干脆把阴阳观念作为分析问题的基本框架。直到今天，在中国人生活的许多领域中仍能感受到阴阳家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