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学术原为贵族所有，贵族遵守宗法，祭祀按亲疏，以此规定地位的高低。与祭祀相关的礼仪，即为当时的文化，掌管这些仪式的人，就是各级官员。宗庙里有“宰”、有“祝”、有“史”，他们兼管天文历法、占星候气、布历明时，使人民按时耕稼。这些都是他们的职责。祭祀时有颂歌、祈祷、盟誓等活动，把这些活动用文字保留下来，就成了史文。总之，这些都可纳入“礼”的范畴，而掌握这些的人都可叫作“史”。据学者研究，“史”即庙祝，其中瞽史司天，祝史司鬼神，史巫司卜筮、占梦等。

随着周王室的衰微，史官逐渐分布流散于列国。历史上叫作“王官失守”。春秋时祝佗说周成王分封时，曾赐给鲁国“祝宗卜史”。卫国的太史柳庄死，献公告尸曰：“柳庄不是寡人的臣子，乃是社稷的臣子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史官属于王室，表明不敢把史官当作自己的臣子看待。诸侯国都有史官，史官具有如实书写历史、判定善恶、臧否人物的职责和权柄。其书写对象包括诸侯国君本人。例如，晋国和齐国的史官，就敢直书“赵盾弑其君”和“崔杼弑其君”，他们似乎并不把齐国和晋国之君当作自己的君，而自认为是天子之臣。古人有言：“《春秋》，天子之事”，今本《春秋》中就有“赵盾弑其君”和“崔杼弑其君”这两条。古代史官之所以敢于不畏强暴，奋笔直书，大概与他们是从周王室逐渐分布出去来到列国的有关。司马迁曾自称祖上“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1]。公元前527年（鲁昭公十五年），周景王对晋国的籍谈说：“过去你的高祖孙伯黡，掌管晋国的典籍，作为重要任务，所以称籍氏。后来到了辛有之二子来晋国，晋国这才有了董史。”西晋的杜预说辛有是周人，其二子来到晋国，任太史。据文献记载，柏常骞离开周来到齐国、太史儋也从周来到秦国。晋国乱，太史屠黍以其图法归周，都说明这些史官是从周王室分散出去的。

礼源于祭祀，与宗法相连，因而渗透到贵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关于礼的学问是王官学的主要内容，是贵族们学习的重要课程。不过，随着时局的变动，礼也出现了僭越。像鲁国的郊礼，就颇有天子的威仪。鲁国掌权的大夫季孙氏敢于祭泰山，其实是僭越；甚至还八佾舞于庭，即8排舞者，每排8人，这是天子才有的礼数，大夫竟然也敢僭用；季孙、叔孙、孟孙3家贵族还敢用天子的《雍》乐。可见，春秋时期，贵族僭越礼制，越来越普遍。另外，随着霸政的出现，原来的礼在春秋时期也发生了蜕变，与西周时期已经有所不同了，除了宗法内容之外，其调节诸侯国之间关系、甚至调整人际关系的作用更加凸显。一个是王官失守，另一个是礼的僭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使原来维护宗法制度和分封制度的礼处在了崩坏的境地。

周人有大量的诗，是庙堂中演奏和演唱用的，与礼和乐相匹配。到了春秋时期，也流落到列国。当时的贵族讲究礼仪节文，朝会时以赋诗相酬答为时尚。据学者统计，《左传》记载赋诗共67次，始于僖公（僖公1次，文公9次，成公2次），盛于襄公、昭公（襄公29次，昭公25次），而衰歇于定公、哀公（定公1次，哀公无记载）。子犯是晋文公的舅父，地位较高，但遇有重大外事活动，他不得不承认：“我不如赵衰之文，请使衰从。”建议赵衰随从晋文公。霸政期间，列国会聘频繁，也涌现出一批多文知礼的博学家。晋国有叔向，齐国有晏婴，郑国有子产，宋国有向戌。生活在春秋后期的孔子就曾说过：“不学诗，无以言。”[2]孔子还说过：“言而无文，行之不远。”[3]不过，随着贵族阶层的堕落，也出现了另一种现象，就是知礼的、懂诗的、有学问的往往居于下位，而不知礼的、不懂诗的、无学问的反倒在上位。这说明，王官失守的结果，出现了学术下移的现象，过去的王官之学，不仅流落到了诸侯国，甚至还流落到了平民阶层，为后世的百家之学提供了学术渊源。

老子的故事就生动地表现了这个时代特点。

老子是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里写了3个。其一，以李为氏，名耳，字聃，籍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今河南省鹿邑县）。其二，也是楚人，叫老莱子。其三，是周太史儋。前两人都是楚国人，与孔子同时，且都著书传世；第一和第三人都任周的史官。3人都有隐而养寿的经历。

关于第一个老子，司马迁描写最详。不过，根据现有史料，先秦有老聃，却没有李耳。司马迁的时代，老子后人以李为氏，是可能的。李通“理”，理即法官，大概是因为战国以后，他们世职此官，便以李为氏。耳，或许是聃字的省形。司马迁根据汉初的习惯，称老子为李耳。苦县，早先曾属陈国，春秋时期，陈国被楚国兼并，苦县成为楚国的一个县。上古时代，“老”曾经是个官职的名称，用来指代家臣，即替君主或贵族掌管家内事务的雇佣人员。有些人几代担任这个职务，积年累月，也就用作氏了。所谓氏，即支，就是姓的分支，以世代所居之官为氏，这是春秋时代的一个传统。老子大概就是以老为氏的，至于他姓什么，已不得而知了。不过，他出生在陈国，且有深厚的学术修养，肯定出身贵族。假如是公室的同姓，那就应该姓有妫。在当时人看来，有妫是大舜的后代，属于黄帝的支裔。老子曾担任周室的守藏室之史，也叫柱下史，负责图书档案和咨询工作。这是王官之学的最高学者，也是即将逝去的那个时代在文化上的总代表。

据《史记》记载，孔子周游列国来到周室，想向老子请教周礼。老子告诉他：“你所说的那些人，骨头都朽烂了，只剩下几句废话而已。真正的君子啊，得到时代欢迎便驾车远游，得不到时代欢迎就干脆蓬累而行。我听说，好的商人有宝贝，却深藏若虚；真的君子有盛德，却容貌若愚。去掉你的娇气和多欲、恣情和**志吧，这些都无益于你的身体啊。我要告诉你的，如此而已！”

这番话，把当时的时代和老子这班人物的真实心境生动地表达了出来。时势不济，与其汲汲遑遑，徒增烦恼，不如修身养性，保持健康。孔子听罢，自知道不相同，只得离开，但却对学生说：“鸟，我知道是能飞的；鱼，我知道是能游的；兽，我知道是能跑的。能跑的，就可用网罗；能游的，就可用纶罟；能飞的，就可用矰矢。至于龙嘛，我却无法知道了，它可以乘风云而上青天啊。我看老子，不就像龙一样吗！”

孔子对老子思想和人格的崇敬溢于言表。不过仔细想来，所谓乘风云上青天，这不也是飞吗？不同的大概只是比鸟飞得高一些罢了。这说明，在孔子心目中，老子这个圣人，无非是比普通人修养高一些。孔子还没能像后来的庄子那样，想象到真正的逍遥境界，也就是超越有形之物羁绊的无待境界。这是孔子的局限，也是时代的局限。

当然，孔子的这个隐喻还可以做另外的解释。我们都知道，人在烦恼和恐惧当中，一旦被逼急了，是会拼尽全力挣脱羁绊，直至“乘风云而上青天”的，梦中不是常常如此吗？这样一条龙，岂能长久蜷居是非之地？司马迁说老子在周室待久了，看到周室的衰败，毅然决定离开。经过函谷关（河南省灵宝市北，一说散关，今陕西省宝鸡市西南）时，接受关令尹喜的劝勉，写下了五千言的不朽篇章，这就是《老子》或曰《道德经》。

《老子》一书是否全部完成于春秋时期？这不好说，但其中的重要思想的确与春秋时期的社会现实相吻合。或者说，深刻反映了春秋时期的社会现实。

首先，关于周代文化根源的看法。西周盛行天命论，相信天是仁慈的，天会福善祸**，施于善德，罚于恶行。对此，老子却公开提出：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4]

天地根本就无所谓仁慈，在它面前，万物相同，没有哪个是特殊关照的对象；圣人效法天地，无需对百姓施以仁慈。

天地为什么会没有仁慈的道德品格呢？老子指出：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5]

原来，天之有道德性，是由于它的宗教品格，即它的精神性。可是在老子看来，天地并非永恒的精神，在它之前或之上，还有更为永恒广大的道，而且还要以道为自己的法则，而道却不过是无边的混沌和无知的自然。老子肯定了道的本原性和普遍性，便在事实上否定了天的本原性，否定了天命论的宗教和道德内容。这无疑是对西周以来以天命为根基的文化传统做了根本的否定。

其次，关于礼的认识。过去，有人曾怀疑孔子向老子问礼一节，以为儒家和道家是势不两立的，儒家才讲礼，作为道家鼻祖，老子如何可以讲礼呢？其实，老子是周朝的史官，应该是周礼的大师。这是无可怀疑的。

在《老子》中，有多处讲到礼。例如：

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6]

《老子》从厚与薄的辩证关系上来认识社会，发现了礼的确是到了忠信浇薄、人心不古的时候才出现的办法。礼是无法治理心之实、而只能治理身之华的产物，所以是浅薄、浮华的。礼，又叫作文，是规范社会行为的一套仪式和观念。人之所以需要礼，正是因为靠自己本来的自然状态（本性）已无法保持社会的和谐运转，必须用文化和礼仪来加以规范和塑造。相对于原来的本然状态，这些显然不是根干，而是枝叶和繁华。这个认识绝不是凭空而说的。没有对礼以及礼所表现的社会矛盾的深刻理解和体悟，是不能有如此深刻的认识的。这个观点与时代的精神是一致的，《左传》上明白地记载着春秋时人的观念：“华而不实，怨之所聚也。”[7]

《老子》对大小国之间的关系也有着深刻的领悟，反映了当时礼的精神实质：

大邦者下流也，天下之牝，天下之交也。牝恒以静胜牡，为其静也，故宜为下。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于大邦。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故大邦者，不过欲兼畜人；小邦者，不过欲入事人。夫皆得其欲，则大者宜为下。[8]

大国要养活小国，小国要服事大国，这样才可形成和平共处的局面，这是春秋时期大国小国关系的真实反映。所谓“尊王攘夷”，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无非是这种观念的外化。[9]公元前597年（鲁宣公十二年），楚国伐郑，楚庄王发现郑襄公能下人，于是断定他一定能信用其民，便对自己的行动能否成功发生怀疑，并下令后退30里，与郑国讲和。公元前573年（鲁成公十八年），鲁成公赴晋国朝贺新君，鲁成公从晋国返回之后，晋国又派范宣子来聘，拜谢成公到晋国的朝贺。后来的君子称赞晋国在这件事情上是有礼的，因为它符合“大邦者下流”的卑下谦让原则。鲁国的执政臧武仲说：“事奉大国，不要乱了伦次，而且还要心怀敬意，这才是合乎礼的。”公元前572年（鲁襄公元年）冬，卫国的子叔、晋国的知武子来鲁国访问，史家认为是合乎礼的。因为凡诸侯即位，小国朝之，大国访聘，以继续友好，用信义结交，谋划政事，补足缺陷。这是礼的大端。公元前569年（鲁襄公四年），楚国听说陈国有丧事而停止伐陈，可陈国却并不顺势听命，对此，鲁国的臧武仲断言：陈不服于楚，必亡。大国行事合乎礼而不予服从，即便大一些的国家都难免有危险，何况小国呢！公元前512年（鲁昭公三十年），郑国的游吉说：“诸侯所以归晋君，是因为礼啊。所谓礼，就是小事大，大字小啊。”事即侍奉，字即养育。老子所说的大国“欲兼畜人”，小国“欲入事人”。这种对大小国之间交往关系的认识，恰恰反映了春秋时期的社会现实，表达了当时各国对礼的认同。

再次，对强弱关系的认识。春秋时期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天子与诸侯、大夫之间，诸侯列国之间、诸侯与大夫之间、大夫与大夫之间，矛盾错综复杂，胜败也常出现吊诡的现象。有时看似强大的力量，却反被看似弱小的力量击败；有时看似弱小的力量，却可以取代看似强大的力量。在社会普遍尊崇强大的形势下，老子却发现了这一社会现象，他对强弱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崇拜柔弱的思想，并用来处理和解决现实文化和社会矛盾。例如，他说：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去之，必固举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是谓微明：柔之胜刚，弱之胜强。鱼不可脱于渊，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10]

公元前611年（鲁文公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灭了庸国（统治核心在今湖北省竹山县西南），楚国的师叔说：“姑且再次与敌人遭遇而使他们骄傲，敌骄我怒，然后可以攻克敌人。从前楚国的先君蚡冒之所以制服陉隰（地名，荆州以东多山之险，因名），用的就是这个办法啊！”于是又与敌人遭遇，楚国军士纷纷败逃，只有裨、儵、鱼人（裨、儵、鱼，庸三邑也）在追击。庸人说：“楚人不足以与之战斗啊。”于是便不设防备，结果，楚人最后消灭了庸国。

此类故事在《左传》中俯拾即是。

《老子》中还有一些话是对骄兵的批评。例如：

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于天下……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11]

用兵有言曰：“吾不敢为主，而为客；吾不敢近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执无兵，扔无敌。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若，则哀者胜矣。[12]

这类思想在春秋历史上也是颇为常见的。

公元前638年（鲁僖公二十二年），鲁国军队因为骄傲而大败于邾（今山东省邹城市）。公元前632年（鲁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战楚国军队也是如此。《左传》中有许多故事说楚国人不知道以退为宝。公元前597年（鲁宣公十二年），在著名的邲之战中，郑国的皇戌派使者见晋国使者，说：“楚国军队骤然得胜而骄傲，所以就疲惫了，而且不设防备，您攻击他们，郑师跟随其后，楚师必败。”公元前577年（鲁成公十四年）春，卫定公前往晋国，晋侯勉强他见孙林父。夏，卫侯回国，晋侯送孙林父回。卫侯想拒绝，但夫人定姜劝他面对大国要忍耐，卫侯只得接见并恢复孙林父的职位。卫侯宴请晋国使者郤犨，郤犨有傲气，陪客的宁惠子说：“夫子（指郤犨）傲，取祸之道也。”公元前574年（鲁成公十七年），郤犨果然在晋国内乱中被杀。这一年，晋国的范文子从鄢陵（今河南省许昌东黄河南岸）返回，让他的祝宗求死。范文子说：“国君骄侈可却战胜了敌人，这是上天加重他的疾病呀，祸难将要发生了。爱我的，就祝愿我快点死吧，不要让我遇到这个大难，这才是范氏之福啊！”这年的六月戊辰，范文子果然死去。

最后，关于道德的理论思考。老子的上述思想，都可以归结到这个思想上来。《老子》中有这样一段话：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也，以知其妙，常有欲也，以知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13]

道又叫作玄，它包含着“无名”和“有名”，唯其有这样“玄之又玄”的品格，才会成为真正的非常之道！这段话很重要，标志着古代中国思想的一次深刻变革。

西周时期，主流文化和信仰以天为依托，人们相信，天是善良的，是明察的，是有力量的。天可以福善祸**，给有善德者以福禄，给有恶德者以祸殃。可是，随着世事的变化，天子无德者有之，诸侯僭越者有之，大夫专断者有之，一切看起来都可以破坏、都可以突破。破坏了、突破了，天也未见得有什么办法。于是，以天为最高原则的一套文化系统，就开始动摇了，渐渐地也就失去了往日的威信。西周后期，对于上天，人们就提出了许多的疑问。进入春秋以后，王权衰落，霸政兴起，政出私门，世道看起来更乱了。用孔子的话说，这叫“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大大违背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传统规范。更有甚者，竟然出现“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而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14]的动乱局面。人们在对上天失去信心的同时，必然转向事情的另一方面。有人一语道破了其中的玄机，晋国的史墨对掌权的世卿赵简子论物生有两，认为“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15]。这样的反例，哪里是天所代表的传统道德系统所能包容得下的呢？老子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了道的概念。他一改过去以天德解释一切的做法，转而用道德来解释一切。在这个新的道德观念里，一切似乎都变了。

昔日，人们相信天和天命，以为上天和天命可以决定一切事情、判断一切是非。现在不同了，不合上天意志、违背天命的现象随处可见，倒是世事变化无常，不论正反，似乎都有某种道理，这包含着正反两面的道理不就是道吗？世界不就是这样的吗？从世界本来的情况来看，人们所谓的正或反，都有其合理性，都有其自然的定数，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这种道理看来，过去的一切成见似乎都要改变。

昔日，人们崇尚浮华的礼。现在老子提醒人们要关注比礼更根本、更实在、更朴素的义、仁、德、道。

昔日，人们争相求强。现在老子告诉人们要甘于守弱，因为弱有时比强还强。

昔日，人们踌躇满志，意气风发。现在老子告诫人们要谦虚谨慎，卑贱辞让。

用春秋时人们的话说，这种朴实无华、柔弱谦虚的东西，就是“忠信卑让之道也”[16]。这样的包含了卑弱品德在内的道，比起只知求强、求满、求华的以天为代表的西周礼文化来，毫无疑问更全面、更深刻、更具体，更能表现自然、社会和思想的实际。它是当时的有识之士不断反思的创新性成就，尽管其中总有某些愤世嫉俗甚至反抗背叛的东西，也有某些逻辑上并不严密的表述。总之，从天命之德到道德，是老子的一大发现。这个崭新的道德观念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一个重大贡献。

过去，人们乐于把老子的这个思想算作楚国的文化成果。其实，在《左传》中，这些思想都可在中原各诸侯国找到它的共鸣或相近的表达。它是周代传统的礼文化在社会深刻变革过程中的自我反省、自我否定和自我发展，包括楚文化，也被裹挟在这个潮流中，一同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