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王权式微，列国兴起，霸政成了时代的主题。西周时期，礼是用来调整血缘等级关系的，同时也是分封制下调整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的政治关系的。进入春秋时期，礼的基本性质没有改变，但调整列国之间关系的作用更加凸显出来。从史实上看，礼不但没有消沉，反而更加活跃起来，可实质上，礼制的僭越也成了突出的历史现象。

一、调整列国关系

古代中国的礼起源于祭祀。礼原来写作“禮”。其中，“示”为神主，表示祭祀对象；“豆”乃祭器；“曲”乃两串玉的象形，即盛在祭器中的祭品。可见，礼的本义是指祭祀。参加祭祀活动的人们又要按身份地位来进行，身份地位则按血缘亲疏来决定。所以，礼便与血缘关系联系起来了。

传说周朝建立之初周公便制礼作乐。礼乐文化的核心是“德”。什么是“德”呢？周人以为，“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12]。可见，德是从姓来的。古人因生而得姓，也就是说，作为伦理道德核心的德，是是生而具备的血缘禀赋。内含着德的周礼，就是规范调整统治者宗族成员地位及关系的伦理规则。

周代实行宗法制和分封制，血亲和政治是一体的。天子、诸侯、大夫、士等的关系，其实就是父子、兄弟、祖孙、叔侄、甥舅等的关系。因此，在周代，上下级关系、天下与国、国与国、国与家、家与家、采邑与采邑等的关系，无非就是父子、兄弟、祖孙、子侄、甥舅关系。由此看来，一部宗族家法就够用了，可是事实上却并非如此简单。因为分封以后，国与家都是政治性的权力机构，都有一定的地域性质。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它们渐渐地增加了宗族家法以外的利益和权限，单靠宗族家法即带有血缘关系的礼是无法规范得了的。周初，这种情况还能勉强应付，越是到了后来，问题就越严重。

春秋时期，天子式微，诸侯力政，天子对诸侯，诸侯对大夫、大夫对士（特别是作陪臣的）越来越失去了控制力，礼对各级贵族的规范作用也不断减弱。不过，霸政兴起，在霸主的主持和推动下，为了维护旧时的天下格局不被打破，礼的有些内容便不得不突出出来，有些内容也进行了调整和变通。这样，春秋时期的礼便具备了以下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礼规范国与国相互间行为和交往准则的作用凸显出来。公元前550年，晋平公的舅父杞孝公去世。当时有“为邻国阙”[13]之礼，意思是邻国公室有丧，诸侯不举乐。况且晋国与杞孝公还有甥舅关系，按理更应该这样做。可是晋平公却并没有撤乐，结果被斥责为“非礼”。公元前480年，陈国使臣到吴国慰问，进入吴国境内时突然去世，吴国拒绝其灵柩入城，当然也不进行殡殓。陈国副使据理力争，说：“臣听说：‘对待死者有如对待生者，这就是礼啊。因此才有朝聘中途而死便奉尸而完成使命的礼节；还有朝聘而遇到被访问国有丧事便返回的礼节。如果不同意我们奉尸完成使命，那就违背了遭丧之礼啊。这大概不可以吧。’”[14]吴人理屈，不得已，只得依礼接纳了陈国使团。

其次，在规范父子、兄弟、叔侄、甥舅等血缘等级关系的基本原则下，礼调整大国与小国之间相互关系的功能凸显出来。《左传》记载：“邢迁于夷仪，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灾、讨罪，礼也。”[15]这说的是齐桓公称霸时，联合诸侯，迁徙邢国之事。齐桓公在夷仪这个地方建设城垣，安顿邢国，目的是为了救患。这个行为被认为是合乎礼的。春秋后期，郑国的游吉说：“礼呀，说的就是小国事奉大国，大国孳养小国的道理。事奉大国在于随时听从大国的命令；孳养小国在于救济小国所无。”[16]可见，齐桓公救邢的行为就属于“大国孳养小国”的礼。当时人认为，如果盟主不这样做，就是非礼或背弃礼，就会遇到“非礼，何以主盟”[17]或“背弃礼，何以为诸侯主”[18]之类的质疑。

小国也有许多用礼捍卫尊严的故事。卫国的北宫文子说：“郑有礼，其数世之福也，其无大国之讨乎！《诗》云：‘谁能执热，逝不以濯。’礼之于政，如热之有濯也。濯以救热，何患之有？”[19]礼就是救热的凉水。郑国以礼拯救国家，免遭灭顶之灾，就像冷水救热一样。公元前597年，楚庄王围困郑国3个月后攻入郑国都城。郑襄公依战败而降的古礼，“肉袒牵羊”，迎接楚庄王，以恰当的辞令使楚国后退30里，两国媾和。公元前529年，晋国在平丘与诸侯会盟，商讨贡献等级时，郑国使臣子产据理力争，晋人最后答应，使郑国避免了负担的加重。孔子评论道：“合诸侯，艺贡事，礼也。”孔子认为子产以礼防止霸主贪求无厌，子产的行为“足以为国基矣”[20]。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顾炎武说过：“春秋时犹尊礼重信。”[21]据说，把礼仪放在重要位置是春秋时期列国政治与交往的主流。

春秋时期，礼仍是普遍重视的道德规范和精神原则，具有现实的物质力量。鲁国以保有周礼而受到齐国的尊重。庄公、闵公时期屡有内乱，齐桓公想乘隙有所企图，但齐国使臣湫仲孙考察鲁国后，认为鲁国秉持周礼，不可轻举妄动。齐桓公这才作罢，与鲁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有礼还是无礼，是当时评价列国的一个重要原则。列国间征战讨伐，最常用的借口就是对方的“无礼”。可见礼在调整列国间关系上的重要意义。

二、战争礼仪

春秋时期战争频繁，仅《左传》记载，200多年里大小战事就有将近500起。与此同时，战争的礼仪也比较突出，与战国以后把战争作为诡道的观念明显不同，表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

第一，当时的人们认为战争或军事行动要符合礼的精神，既要符合周代血缘等级关系，也要符合春秋时期大国蓄养小国、小国服事大国的列国交往规矩。是否发动战争，既要看有没有必须惩罚的无礼行为，还要看自己的军队是否有礼。“齐师灭谭，谭无礼也。”[22]“楚伐郑，及栎，为不礼故也。”[23]“九月甲午，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24]这是以对方非礼来发动战争的例证。“治兵于庙，礼也。”[25]“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曰：‘少长有礼，其可用也。’”[26]“夫礼、乐、慈、爱，战所蓄也。”[27]“平国以礼，不以乱。伐而不治，乱也。以乱平乱，何治之有？无治，何以行礼？”[28]这是己方是否有礼、是否可以发动战争的例证。“八月，叔孙豹帅师救晋，次于雍榆，礼也。”[29]这个例证认为为救助盟国而出兵是合乎礼的。

第二，战争中还有必须遵守的符合人道精神的规范，这也是礼。两国交战时，一国君主逝世，无论战争处于何种情况，另一国则应主动休战，或者撤退，以示哀悼。“三月，陈成公卒，楚人将伐陈，闻丧乃止。”[30]“晋士丐侵齐，及谷，闻丧而还，礼也。”[31]“公会吴子、邾子、郯子伐齐南鄙，师于鄎。齐人弑悼公，赴于师，吴子三日哭于军门之外。”[32]吴子的做法是否合乎礼，不好说，但却充分表现了礼所具有的人道精神。

第三，还有一些关乎交战双方士卒的体现人道精神的具体规定：“彭城之役，晋、楚遇于靡角之谷。晋将遁矣，雍子发命于军中曰：‘归老幼，反孤疾，二人役，归一人。’”[33]军中年老的、幼弱的、孤儿、残疾者以及兄弟二人中的一人，皆命回家。如此体恤，晋军士卒十分感动，全力拼杀，结果“楚师宵溃”，晋军反败为胜。这是对己方士兵的人道规定。再如，“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34]，敌方已经受伤者不再攻击，上了年纪的军士也不予俘虏；“无及寡”[35]，不攻击零星士卒。这些关乎敌方士卒的规定都体现了人道精神。当然，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这样的规定已经受到时人的质疑，是否真的执行，是令人怀疑的。

第四，从授兵出征到行军作战、班师善后，都有一套烦琐的礼仪规则。出师前国君要在宗庙向先君神灵问卜，或者占筮，以祈求胜利，保佑平安。国君还举行授甲授兵仪式，以示鼓励。国君还要举行祭祀仪式，有的祭灶，有的祭祀名山大川。交战前举行誓师礼，临阵时对敌方则进行视师，即观察敌军虚实；接着是请战，然后就是致师礼，即挑战的仪式，以各种方式向对方挑战。这是春秋时期战场上最为激动人心的仪式。晋楚邲之战，楚国的许伯、乐伯和摄叔共乘一车，其中许伯居中驾车，乐伯居左主射，摄叔为车右武士，3人单车向晋师挑战。许伯说：“我听说致师礼，驾车的要挥舞旌旗，靠近敌方营垒而还。”乐伯说：“我听说致师礼，车左要用最好的箭——菆射击敌人，替驾车的执辔，驾车的下车，整理马匹和绳套，然后返回。”摄叔说：“我听说致师礼，车右进入敌方营垒，斩获敌方首级并执俘而还。”结果，3人都按各自理解的致师礼完成使命而返回。齐晋靡笄战役中，齐国的高固进入晋师，担石以投人，擒获敌人而乘其车，将至齐军营垒，用桑树系车而驰，向齐军营垒示威，并大声喊道：“想获得勇气的来买我剩余的勇气！”这些英勇的武士个个生龙活虎，好不威风！

还有一些礼仪，对交战各方在何种情况下才能进行战事做了规定，类似今日体育比赛的机会均等和公平竞争原则。“不以阻碍”是说不能凭险与敌交战。“不鼓不成列”[36]指不能趁敌军尚未列成阵势便发动进攻。这样的规定，大概是考虑到公平和均等原则。不过，这样的规定似乎已经过时，宋襄公在与楚国交战中执意这样做，就曾遭到下属的质疑。

俘获敌方人员，也有礼节，如果是敌方君长，礼节更是隆重，不会有半点含糊和差池。齐晋鞌之战，晋将韩厥追上齐顷公的战车，双方见面，韩厥手执绊马索来到齐君面前，行最隆重的再拜稽首礼，伏身下拜，头顶触地，献上觞（饮酒器）和璧（玉）以示敬意，说：“敝国寡君命群臣援助鲁、卫，（晋君）说：‘不要让车队进入君（齐国君）的领地。’下臣我不幸，恰巧也在行列中，无法逃避。而且也怕自己的逃避给两国君主带来羞辱。下臣我与贵军戎士作战实在有辱他们，斗胆敢告，以我的不才，请求随君同行（返回晋营，委婉地说明要俘虏齐君）。”[37]晋军捉住了敌方君长，说辞居然如此的美妙动人，礼节竟是如此的细致周到，毕恭毕敬，没有半丝骄人的意味，后人读到这里，真的有点怀疑，这究竟是血腥杀戮的战场，还是优雅周旋的酒会？这样的礼节，目的大概只有一个，那就是维护君长的尊严和体面，表现了礼所内含的亲亲尊尊的时代精神。

战争总有胜负，战胜国进入战败国，战败国投降，都要按礼进行。战胜班师，还有一系列礼节。“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38]，这个过程中，还免不了有献俘、授馘、大赏等繁文缛节。

春秋时期的战争礼仪，有许多内容与传说的史前时代或一些原始部落的战争礼仪相似，可见历史比较悠久。但总的来说，这些礼仪体现了当时的以尊王攘夷为核心的德治思想，表现了春秋时期贵族阶级的精神风貌。

三、礼与仪

春秋后期，公元前537年，鲁昭公到晋国朝聘，从郊劳到赠贿等的揖让周旋都很合乎礼数。晋平公对女叔齐说：“鲁侯很懂礼数吧？”言语中流露出由衷的钦羡。谁知女叔齐却回答说：“是仪也，不可谓礼。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羁，弗能用也。奸大国之盟，陵虐小国；利人之难，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于他。思莫在公，不图其终。为国君。难将及身，不恤其所。礼之本末将于此乎在，而屑屑焉习仪以亟，言善于礼，不亦远乎？”[39]公元前517年，黄父之会，晋国的赵简子曾向郑国的游吉请教揖让周旋之礼，游吉说：“是仪也，非礼也。”他引用子产的话说：“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40]这两个故事都说明，当时有人把礼与仪区分开来，认为仪是揖让周旋的仪式，似乎属于个人举止的细枝末节；而礼则是关乎国家兴衰荣辱的根本大法。

把礼作为治理国家的大经大法，在当时的确是比较流行的一派观点。例如：“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41]突出礼的政治效果。曹刿说：“夫礼所以整民也，故会以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朝以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征伐以讨其不然。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习之。非是，君不举矣。”[42]礼是君主用来治理民的工具。此外，像“政以礼成，民是以息”。[43]“礼，政之舆也。”[44]“夫礼，国之干也。”[45]“礼以体政，政以正民。”“夫礼，王之大经也。”“夫礼，国之纪也。”[46]“礼以纪政，国之常也。”[47]“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48]“治国而无礼，譬犹瞽之无相与，伥伥乎其何之。”[49]这些都是把礼作为治理国家的大经大法来看待的。

不过，把礼看得这样高，未必就要贬低仪的价值。礼的政治价值也要靠仪来实现。事实上，礼不能脱离仪式而凭空存在，仪式也不能没有礼而独立发挥作用。礼从来就表现为仪式，仪式也从来包含着礼的精神。礼和仪是统一的。春秋时期礼仪一直受到贵族们的重视，举凡宴饮、婚娶、丧葬、祭祀、馈赠、会盟、巡守、征伐等事，都有各种仪节，是必须遵守的，也是必须学习的。由于礼文烦琐，一般人不易掌握，所以社会上流行着一些礼书，后世的《仪礼》、《礼记》等就保留了这样的记载。贵族们以学习和掌握礼仪为荣耀，以不懂为耻。公元前649年，周襄王派内史过赐晋惠公命圭，晋惠公“执玉卑，拜不稽首”[50]，不符合礼仪。内史过断言晋惠公将绝后。公元前526年，郑定公为晋国卿韩起举行享礼，郑国大夫孔张在典礼上站立的位置不对，受到客人的耻笑，郑国大夫子产甚感羞辱，认为孔张“在位数世，世守其业，而忘其所”[51]，实在太不应该。到了春秋末年，儒家甚至把演习礼仪作为日常功课。鲁国大夫孟僖子认识到“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52]，常以不知礼仪为遗憾，临终时嘱咐自己的儿子到孔子那里学习礼仪。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区别礼和仪也不是没有一定道理的。

根据以上所述，礼几乎成了衡量一切的根本原则，春秋时期因此可以认为是礼的繁荣时期了。可是，对于这样一个时期，竟然有人认为是“礼坏乐崩”，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所谓礼坏乐崩，是针对礼仪下移或权力僭越而言的。孔子曾尖锐地指出：“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53]这是礼的根本的精神实质。人们区别礼和仪，所谓的礼就是指的这个基本精神。可当时的情况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甚至“陪臣执国命”，孔子把这种情况称作“天下无道”。孔子这样看不是没有根据的。鲁国的执政者季氏“八佾舞于庭”，季氏在自己的家里使用了只有周天子才有权利使用的8排64人乐舞；季孙、叔孙和孟孙这3家大夫都“以《雍》彻”[54]。这些行为当然是对礼的重视，不过，这种重视显然太过了，是僭越礼制的行为。在孔子看来，春秋时期尽管礼乐繁荣，但原来的天子、诸侯、大夫、士的秩序遭到了破坏。这是“无道”的表现。诸侯比天子还重视礼，可却忘了，天子的礼是不该由诸侯来使用的。忘记了礼的这个精神实质，那还是礼吗？没有礼的精神实质，剩下的可不就只有仪了吗？春秋时期礼乐繁荣指的是礼的仪式的那一面，而崩坏的则是礼的精神实质的另一面。

这种情况与霸政的时代精神是一致的。所谓霸政就是打着尊王的旗号，行僭越的实质。不论是尊王还是僭越，都需要重视礼乐。春秋时期诸侯大夫都是重视礼的。鲁昭公政治上没有什么建树，但却“屑屑焉习仪以亟”[55]，对于礼仪竟是毫不含糊的。公元前538年，楚灵王会盟诸侯，询问会盟之礼的仪节，宋国的向戌“献公合诸侯之礼六”，郑国子产“献伯子男会公之礼六”。会盟时，楚灵王“使椒举伺于后以规过”[56]，大夫陪臣积极贡献各级诸侯相见的礼节，君主则唯恐在典礼上有所闪失。公元前651年，葵丘之盟，齐桓公主盟称霸，周襄王命宰孔赐胙，因齐桓公年老，特命免去“下拜”，即走到阶下行再拜稽首礼。齐桓公起初不想下拜，正准备接受天子的恩赐，但经管仲提醒，便郑重其事地宣布：“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随即“下，拜，登，受”。[57]不顾年老体衰，完成了整套礼仪。结果，赚足了诸侯的信任。城濮之战后，晋文公向周襄王行献俘礼，周襄王举行享礼策命晋文公为侯伯，“晋侯三辞，从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扬天子之丕显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觐”。[58]可见对于朝觐之仪，晋文公是十分娴熟的。可是此后不久，诸侯在温会盟时，晋文公却召周天子赴会，孔子读到这段历史时评论说：“以臣召君，不可以训。”[59]这说明，循规守礼（仪）与僭越非礼两种现象的确是并存的。诸侯对于周天子，其守礼往往是做表面文章，也就是只注意某些仪节，而实质上却感兴趣于僭越，即阉割礼的精神内涵。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要区分礼和仪的原因了。刘毓璜先生曾说过，春秋时期的礼曾有“仪度化”的趋势，是有道理的。

一方面是礼的异常繁荣；另一方面又是礼的肆意僭越。这就是春秋时期礼的基本特点，也是当时霸政精神的生动表现。

[1] （春秋）左丘明：《左传》闵公二年。

[2]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39《晋世家》。

[3] （战国）韩非：《韩非子》卷6《喻老》。

[4]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

[5] （春秋）左丘明：《左传》昭公三年。

[6] （春秋）左丘明：《左传》昭公三年。

[7] （春秋）左丘明：《左传》昭公三年。

[8] （春秋）左丘明：《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9] （春秋）左丘明：《左传》襄公三十年。

[10] （春秋）左丘明：《左传》襄公三十年。

[11]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36《陈杞世家》。

[12] 《国语·晋语》。

[13] （春秋）左丘明：《左传》襄公二十三年。

[14] 译自（春秋）左丘明：《左传》哀公十五年。

[15] （春秋）左丘明：《左传》僖公元年。

[16] 译自（春秋）左丘明：《左传》昭公三十年。

[17] （春秋）左丘明：《左传》襄公九年。

[18] （春秋）左丘明：《左传》哀公十五年。

[19] （春秋）左丘明：《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20] （春秋）左丘明：《左传》昭公十三年。

[21]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13。

[22] （春秋）左丘明：《左传》庄公十年。

[23] （春秋）左丘明：《左传》庄公十六年。

[24] （春秋）左丘明：《左传》僖公三十年。

[25] （春秋）左丘明：《左传》庄公八年。

[26] （春秋）左丘明：《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27] （春秋）左丘明：《左传》庄公二十七年。

[28] （春秋）左丘明：《左传》宣公四年。

[29] （春秋）左丘明：《左传》襄公二十三年。

[30] （春秋）左丘明：《左传》襄公四年。

[31] （春秋）左丘明：《左传》襄公十九年。

[32] （春秋）左丘明：《左传》哀公十年。

[33] （春秋）左丘明：《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34] （春秋）左丘明：《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35] （春秋）左丘明：《左传》哀公二十七年。

[36] （春秋）左丘明：《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37] 译自（春秋）左丘明：《左传》成公二年。

[38] （春秋）左丘明：《左传》桓公二年。

[39] （春秋）左丘明：《左传》昭公五年。

[40] （春秋）左丘明：《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41] （春秋）左丘明：《左传》隐公十一年。

[42] （春秋）左丘明：《左传》庄公二十三年。

[43] （春秋）左丘明：《左传》成公十二年。

[44] （春秋）左丘明：《左传》襄公二十一年。

[45] （春秋）左丘明：《左传》襄公三十年。

[46] 《国语·晋语》。

[47] 《国语·晋语》。

[48] （汉）戴德：《礼记》卷2《曲礼上》。

[49] （汉）戴德：《礼记》卷50《仲尼燕居》。

[50] 《国语·周语》。

[51] （春秋）左丘明：《左传》昭公十六年。

[52] （春秋）左丘明：《左传》昭公七年。

[53] 《论语》卷8《季氏》。

[54] 《论语》卷2《八佾》。

[55] （春秋）左丘明：《左传》昭公五年。

[56] （春秋）左丘明：《左传》昭公四年。

[57] （春秋）左丘明：《左传》僖公九年。

[58] （春秋）左丘明：《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59] （春秋）左丘明：《左传》僖公二十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