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古代波斯帝国史的史料

在古代东方史中，有关波斯帝国的历史资料比较丰富，而且形式多样。由于波斯帝国地处一些古老文明的中间，所以，它的历史都有比较确切的年代记录，不像有些国家的历史那样年代不清。但关于波斯帝国历史的各个部分和各个问题上资料的分布并不平衡。

研究波斯帝国的资料包括国王的铭文、历史编年、总督的命令、波斯帝国一些高级官吏有关公务方面的通信、私人信件、波斯帝国一些高级官吏管理地产的指示、赋税的征收记录、司法审判的记录、婚约、租约、考古发掘的资料和古典作家的著作等。这些资料来自不同地区，使用了不同的语言和文字。

一、国王的铭文

我们见到的波斯人的最早的国王铭文，应当是阿里亚拉姆涅斯的金版铭文，这个铭文是用古波斯语楔形文字写成的。虽然严格地说，阿里亚拉姆涅斯还不是波斯人的国王，而是氏族部落的首领。但他在铭文中自称为王：“阿里亚拉姆涅斯，伟大的王、众王之王、波斯之王。”李铁匠认为，他和居鲁士一世是兄弟[1]，而居鲁士一世又是后来建立了波斯帝国的居鲁士二世的父亲，所以，我们把他的铭文也算在国王铭文之列。他的铭文说，他是波斯之王，是阿胡拉·马兹达赐给他波斯这个国家，并且是阿胡拉·马兹达保佑他成了波斯人的国王。他的儿子阿尔沙马也有一个金版铭文，也是用古波斯语楔形文字写成，其内容和他父亲的铭文差不多。

真正的波斯国王铭文应当从居鲁士二世的一个铭文算起。这个铭文发现于帕萨尔加迪地方的一个接见大厅里，其内容很简单，只有一句话：“我是居鲁士，阿黑门尼德宗室。”

图18.1 居鲁士印章

居鲁士最著名的一个铭文刻在一个圆柱上面，它不是居鲁士自己写的，而是巴比伦的祭司以他的口气写成的。时间是在公元前539年，在居鲁士率领波斯军队征服新巴比伦王国后。铭文的前半部分充满了对巴比伦最后一个国王那波尼德的愤恨，说明居鲁士进攻巴比伦尼亚、灭亡新巴比伦王国是代表神意；后半部分则说明居鲁士在夺取巴比伦尼亚之后所采取的政策，充满了对居鲁士的感激之情，还有对居鲁士歌功颂德的内容。

此外，居鲁士还有两个短的铭文：一个出自乌尔，一个出自乌鲁克。这两个铭文都反映了居鲁士拉拢当地上层，以便巩固波斯人对巴比伦尼亚的统治。

在居鲁士留下的铭文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铭文，就是关于允许犹太人从巴比伦尼亚返回耶路撒冷的诏令。这些犹太人是在新巴比伦王国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第二次征服耶路撒冷时从耶路撒冷带回来的。这使得犹太人对居鲁士感激不尽。

从大流士一世时起，古代波斯帝国国王的铭文几乎都采用多语言的形式（双语言的、三语言的，甚至四语言的），如埃兰、阿卡德、波斯、阿拉美亚文、埃及等。其中以埃兰、阿卡德和波斯这3种文字最多，因为它们是波斯帝国境内最主要的语言。现在已经发现的波斯国王的铭文大约有200多个。这些国王的铭文大多是在波斯、埃兰和米底地区发现的（但也有的是在别的地方发现的，如大流士的一个铭文是在苏伊士运河边发现的，其内容是有关开凿苏伊士运河的）。它们有的是在大的商道上发现的，有的是在国王的陵墓或宫廷的墙上和圆柱上发现的，还有的是在宫殿的奠基石上发现的。

在古代波斯国王的铭文中，最大、最长的要数《贝希斯敦铭文》。该铭文是刻在克尔曼沙赫城以东30千米一处高105米的陡峭山崖上，是1853年由罗林森发现的，其主要内容是关于冈比西斯和大流士统治时期的一些事件，特别是关于高墨塔暴动及大流士镇压这个暴动和镇压大流士上台后的其他暴动、起义的，它反映了波斯帝国初年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铭文的总高度为7.8米，宽度为22米。除了铭文以外，还有浮雕，浮雕高3米，宽4米多，其内容是大流士在镇压各地暴动后，将一些暴动的首领带到他面前的情景。在这个浮雕中大流士高1.8米，是自然的高度。他头戴王冠，高举右手向阿胡拉·马兹达神（琐罗亚斯德教的善神）致敬或祈祷，左手握弓，右脚踏在被杀的高墨塔身上，在高墨塔身后是9个参加暴动的首领。这个铭文是用埃兰、阿卡德和波斯3种楔形文字写成的，这为古代波斯楔形文字的释读成功，进而为古代楔形文字的释读成功起过重要作用。

大流士曾经宣称，他把“这个铭文发送到了全国”。看来这是事实，因为在波斯帝国境内发现了这个铭文的多个抄本（虽然都已经是片断了）。例如，除了在贝希斯敦山崖上发现了这个铭文以外，在巴比伦的王宫废墟里还发现了一个这个铭文的阿卡德文的片断，它刻在一个大的石板上；在埃及的埃烈芳提那也发现有这个铭文的片断，它是用阿拉美亚文写成的，是在波斯军队中服役的犹太殖民者的档案中发现的，现在也只剩下一个片断。

在波斯帝国古都帕塞波利斯以北的纳克什-伊-鲁斯坦还发现了大流士的两个用楔形文字写成的铭文，其中一个包含了国王家谱和被波斯人征服的国家和地区的名单；另一个铭文是关于大流士在自己的政策中所遵循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准则。除了铭文以外，还有浮雕，雕刻的是大流士和十几个被征服地区的统治者，这些人的人种特征和穿着特征都很明显。

在哈马丹（帕塞波利斯）出土的一个大流士的铭文，用古波斯、埃兰和巴比伦3种楔形文字刻在金板与银板上，其内容是关于大流士统治的范围：“这就是我统治的王国，从萨克诸国（按：即斯基泰人，也译为西徐亚人）起，沿索格地安那，到埃塞俄比亚。从印度到（吕底亚王国的）撒尔迪斯。”

在纳克什-伊-鲁斯坦出土的大流士的铭文中谈到了波斯帝国和大流士对自己的评价。

在苏撒的一座废墟中发现的一个大流士的铭文，说到他调动全帝国的人力和物力来修建自己的王宫。

在苏伊士运河旁竖立的一个大流士的铭文，说到大流士为统治的需要而完成尼罗河与红海之间的苏伊士运河一事，这是在古代埃及国王尼科所修建的运河的基础上完成的。这应当是在他镇压了埃及人的起义之后的事。

大流士的一封用希腊语写成的信件，是大流士关于保护在玛格涅西亚的希腊神庙的一个指示，反映了波斯统治者对曾经帮助过波斯人的希腊神庙的态度。

大流士的统治结束以后，他的儿子薛西斯经过斗争继承了王位。薛西斯留下了一些铭文，如帕塞波利斯铭文（F）和另一个帕塞波利斯铭文（H）。他的前一个铭文的内容主要是说他继承王位的事，不过没有说到他们几个兄弟争权的事。后一个铭文说到他统治的范围，从铭文中可以看出，在薛西斯统治时期，波斯帝国的行省区划和大流士统治时期有所不同，显然有所变动。薛西斯还有一个所谓的反达沃夫敕令，是关于同被禁止的一些仪式做斗争的事。

苏联考古学家发现过阿塔薛西斯一世的一个用4种语言写成的铭文，是写在一个雪花石膏石瓶上的。

此外，还有一些晚期的波斯国王的铭文等。

二、波斯人统治下的其他各地的文献资料

（一）埃兰语文献

要塞墙铭文，这是1933—1934年由赫尔次菲尔德领导下的芝加哥大学考古队在帕塞波利斯要塞墙发现的，共有几千块楔形文字泥板文书，用埃兰语写成，它们是波斯帝国国家档案的一部分，铭文的时间是公元前509—前494年，即从大流士统治的第13年到其统治的第28年。这些文献可分为两部分：反映为适应经济需要而大规模地从一个地方把不同产品运到另一个地方的活动，以及产品分配的报告。在这些文献中提到了产品和牲畜的运输、赋税的征收、为王室经济的劳动者支付口粮，以及支付给国家官吏薪俸。此外还有一些波斯高级官吏的通信等。这些是研究波斯帝国早期经济的重要资料。

用埃兰语写成的另一个重要文献是宝库铭文。宝库铭文是因为它出土于帕塞波利斯地方的国王宝库而得名，是1936—1938年被发现的，总共发现了753块泥板和片断，其注明时间是公元前492—前458年，即从大流士统治的第30年至阿塔薛西斯一世统治的第7年。铭文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和要塞墙铭文有许多相似之处，记录了帕塞波利斯及其郊区的王室经济中的领导者支付白银和实物产品。铭文可以说是王宫宝库和王宫库房之间支付工资的文件。按照文件的形式可以分成书信和“记账清单”两大类，记录了工作的执行、时间上的连续性、负责人、给工人工资的总额（按工人的熟练程度、性别和年龄而定）。在宝库铭文和要塞墙铭文中有国王的一些命令，其内容主要是给一些高级官吏以包括货币和牲畜在内的犒赏，因为他们有功的缘故，所以数量是很大的。

要塞墙铭文和宝库铭文提供了许多有关在伊朗地区的王室经济的规模和办事机构方面的资料。

（二）阿卡德语铭文

在阿卡德语铭文中，最早的大概是亚述国王亚述巴纳帕尔的一个铭文，在这个铭文中提到了公元前7世纪40年代早期波斯的统治者阿黑门尼德氏族的居鲁士一世。其次是新巴比伦王国国王那波尼德的西帕尔圆柱印章铭文，这是一个建筑铭文，在那里面提到了波斯国王居鲁士二世，这是较早提到波斯国王居鲁士二世的文献之一。铭文说，居鲁士二世灭亡了米底王国。

在阿卡德语文献中，与波斯帝国有关的是《巴比伦尼亚编年史》，这是巴比伦尼亚的祭司写的，其中记载了居鲁士二世战胜米底王国并战胜新巴比伦王国，夺取巴比伦尼亚的过程，是波斯人夺取巴比伦尼亚的最直接的资料之一，它几乎是当时人写成的。这些祭司因为对新巴比伦王国国王那波尼德不满，所以对那波尼德采取了敌视的态度，而对居鲁士二世对巴比伦尼亚的征服及其对巴比伦尼亚所采取的政策十分欣赏，甚至感激不尽。

古代巴比伦尼亚地区两个著名的商业高利贷家族埃吉贝商家和穆拉树商家的几千块泥板文书，是用阿卡德语写成的，其中，埃吉贝商家的文书有一部分是新巴比伦王国时期写成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波斯人统治时期写成的，反映了新巴比伦王国时期和波斯帝国早期的社会经济状况；而穆拉树商家的文书则完全是在波斯人统治的中期写成的，它们是研究波斯人统治时期社会经济的十分重要的资料。

（三）阿拉美亚文的资料

阿拉美亚文几乎可以说是波斯帝国时期的一种官方文字，在帝国范围内广泛运用：从埃及的埃烈芳提那到帝国最东边与印度交界的地方，都发现有用阿拉美亚文写成的文书。阿拉美亚文献主要是写在纸草上和皮革上的文献，但在其他材料上也有，如在石头上、泥板上、铸币上等。在要塞墙铭文中就有很多泥板铭文是用阿拉美亚文写成的。所以，阿拉美亚文写成的资料是反映波斯帝国时期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十分重要的文献资料。

阿拉美亚文铭文有的是单独用阿拉美亚文写成，有的则是用两种甚至三种语言文字写成的。如在小亚，有一些阿拉美亚文铭文是同吕底亚语一起写成的，还有用阿拉美亚文、吕底亚文以及希腊文三种文字写成的铭文。

在埃及，发现了为数不少的阿拉美亚文写成的文献，并且大部分保存得很好。

在这些用阿拉美亚文写成的文件中，最早的是公元前515年，即大流士统治的第7年写成的一份土地的租约，还有一份来自腓尼基城市西顿的移民文件。

1907—1908年，德国考古学家在埃烈芳提那发掘出100多份属于公元前5世纪的阿拉美亚文铭文，它们是生活在这里的犹太殖民者留下的，在这些铭文中有婚约、契据等，还有一些波斯国王的命令和其他官方的文件、文学作品。在埃及发现的波斯帝国的一个王子兼总督阿尔沙马的一些信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些信件是1954年由德莱维尔公布的，它们是写在皮革上的，有姓名、地址等，而在皮革的里层则是铭文的主要内容。这些信件中有关于获得劳动力，以及对待不驯服的奴隶的态度的指示，阿尔沙马和其他大官给地产管理人的指示等。

在赫尔墨波利斯发现的写于纸草上的阿拉美亚文文献，是藏于一个墓穴里的，它们可能是在埃及发生动乱时藏起来的，但由于藏匿者可能死于动乱，因此这些属于私人信件的文件没有送达收信人之手，在发现这些文件时文件尚未启封。这些文件是孟菲斯地方的阿拉美亚军事殖民者写给在埃及各地的其他塞姆人殖民者的信，信的内容包括了这些阿拉美亚人的宗教方面的问题。

1926年，在埃及的萨卡拉发现了112个主要是写在纸草上的阿拉美亚文铭文，其主要内容是波斯帝国在孟菲斯建造和修理军舰的军工厂日志的一部分，其日期是公元前5世纪。

（四）埃及的世俗体铭文

世俗体文字是由古代埃及象形文字发展而来的一种变体，其使用时间正是公元前1000年代。所以，世俗体文字的铭文也成为波斯统治时期的重要资料来源。波斯人统治埃及时期除了世俗体文字以外，还有部分僧侣体文字文献。

在波斯人统治初期，埃及资料中最重要的是波斯人征服埃及前在埃及几个国王统治下担任大官的乌扎哥勒森特的一个铭文。此人在波斯人入侵时背叛了埃及人，投靠了波斯人，成为波斯人的奴才，在波斯国王冈比西斯和大流士统治时期为波斯人服务。铭文说到了波斯人入侵埃及以及不久之后埃及发生的反对波斯人的暴动。

有100多个冈比西斯二世、大流士一世、薛西斯和阿塔薛西斯一世统治时期的铭文保留了下来，其中一些铭文还是以国王的名义或以波斯官吏的名义起草或写成的，如以领导瓦迪-哈马马特采石场劳动的波斯官吏的名义写成的文件等。

冈比西斯二世和大流士一世的两个重要敕令保存在公元前3世纪写成的下埃及《世俗体年代记》的背面。其中冈比西斯二世的敕令是关于限制神庙财产的；大流士一世的敕令是关于编撰埃及法律（波斯人征服前在埃及生效的法律）的。而下埃及《世俗体年代记》则是反映波斯人统治晚期埃及人生活状况的。

（五）犹太人的旧约《圣经》提供的资料

在居鲁士占领两河流域后，答应让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对此，犹太人感激不尽。因此，在犹太人的旧约《圣经》中，不仅有很多反映波斯人进攻新巴比伦王国的资料，而且是站在波斯人的立场上来叙述这些事件的，它们反映了犹太上层的思想情绪和观点。

《以赛亚书》第41章及以下谈及波斯人进攻美索不达米亚的事件。

《以斯拉记》的部分章节是用阿拉美亚文写成的，它记载了居鲁士关于允许犹太人恢复耶路撒冷神庙，以及耶路撒冷当局同波斯国王关于此事的通信。

《以斯帖记》是历史小说，其中所说的波斯宫廷生活和波斯人的风俗习惯等比较可靠。

《但以理书》说的是新巴比伦王国至波斯人统治时期的事，学者认为，它出自公元前2世纪，具有小说的性质，作为历史资料不甚可靠。

《哈该书》可能成书于公元前7—前6世纪，记载了当时的一些历史事件，如大流士一世统治时期的一些事等。

《以西结书》也被认为是属于公元前2世纪的作品，是历史小说类的作品，但可能利用过可靠的传统，它谈到王宫的生活方式、波斯人的习俗等也为其他资料所证实。

三、希腊罗马古典资料

希腊罗马古典作家提供的资料对研究波斯帝国时期的历史具有重要而独特的意义，因为希腊和波斯帝国是近邻，相互之间来往很密切。希腊人中的一些人本来就是波斯帝国的臣民（他们生活在小亚），有些人还可以说是波斯帝国同时代的人，或波斯帝国存在前后的人，甚至是波斯帝国的一些事件的当事人（如修昔底德、色诺芬等人就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曾经到波斯帝国统治下的地区去旅行，看到或听到了许多事情。有些人还在波斯帝国的统治下生活、工作过（如克特西乌斯作为波斯宫廷中的医生在波斯宫廷中生活了许多年）。一些希腊商人为了经商去过波斯帝国；一些政治家去波斯帝国属下的一些地方旅行或生活过，如泰米斯托克利、阿尔西比阿德等人，他们不仅提供了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资料，而且在年代方面也提供了重要的断代依据。特别是公元前5—前4世纪发生的几乎全部外交和政治事件只是从古代希腊作家的记述中才为我们所知。当然，由于波斯帝国和希腊人有着恩恩怨怨，因此他们提供的资料不可能完全客观地加以叙述，必然会有许多的偏颇，其政治倾向性也十分明显。

最早写过波斯帝国情况的大都是小亚的希腊人，如米利都人赫卡泰乌斯和哈利卡尔那索斯人希罗多德。赫卡泰乌斯生活于公元前560—前460年，曾在波斯帝国内的许多地方旅行过，他的一部名为《旅行记》的著作，现在保存下来的有300多个片段。这部著作包括两大部分：欧洲和亚洲。其资料来源有前人的著作，如希拉克斯从印度到红海的《航行记》，通过自己亲身旅行进行的观察记载，以及他通过旅行收集到的材料等。在他的著作中，写了被波斯人征服的地区的一些情况，主要是地理方面的情况，不过非常简单，只是一个地理目录以及对这个目录的一些简单评论。但据学者们的意见，后来的希罗多德曾经利用过他书中的若干资料。例如，波斯帝国的行省表就来自赫卡泰乌斯（但这个说法未必正确，因为希罗多德本人也在波斯帝国境内旅行过，他必定有自己的信息来源，不一定完全依靠赫卡泰乌斯）。写希波战争的第一人不是希罗多德，而是一个名叫哈龙的希腊人，他是兰谱萨克地方的人。不过他的书实际上只是一个简短的编年史，还称不上是真正的历史著作。

有关波斯帝国历史最受人们推崇的是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该书的中心线索是写希波战争的，但并不局限于这次战争，在叙述希波战争的背景时，希罗多德将波斯帝国范围内的几乎所有地区和民族都包括了进去。可以说他是把历史著作和地理著作混在一起来写的，他以庞杂的《历史》一书“使地理学在很长的时间里处于历史学的从属地位，直到古代史末期，地理学仍未从历史学中完全摆脱出来”。由于希罗多德游历地区很广（当然主要是在有人类居住的世界的东部），又观察细致，所以收集的资料异常丰富。希罗多德的书一共有9卷，其前4卷都是写波斯帝国境内的各地区和民族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历史、风俗习惯等），只是在第五卷的第28节才开始写希腊波斯之间的战争。

第一卷中，希罗多德首先叙述了引起希波战争的各种原因（实际上都是传说），然后说到波斯和小亚的吕底亚之间的战争，波斯人征服吕底亚及小亚；进而引出了波斯人与米底之间的关系，讲述了米底的历史，以及波斯人和米底的战争，波斯人的独立并征服米底。此后，希罗多德叙述了居鲁士对巴比伦尼亚的征服以及他对巴比伦尼亚的印象：非常富有。在这一卷的最后，希罗多德叙述了居鲁士对马萨盖塔伊人（即马萨格特人）的征服战争以及居鲁士之死，冈比西斯二世的即位。在这一卷里，希罗多德还叙述了波斯人的风俗（第131～140节）。

第二卷中，希罗多德主要讲述了埃及的情况。

第三卷主要讲述了冈比西斯对埃及的征服、发生在波斯人中的高墨塔事件以及冈比西斯之死的种种情况，大流士夺取波斯的王位和大流士的各种措施，以及波斯帝国的行省和税收。

第四卷主要讲述大流士对斯基泰人的战争。

第五卷开始主要讲述与希波战争有关的事，首先是从第28节起讲希波战争的导火线——米利都起义及其经过。

第六卷讲述的是米利都起义的失败和大流士对希腊的战争，马拉松战役。

第七卷讲述的是公元前480年薛西斯对希腊的远征：对要不要远征希腊的争论，远征希腊的波斯军队组成及其规模，温泉关战役。

第八卷讲述了萨拉米海战。

第九卷讲述的是普拉提亚战役，以及波斯军队回撤至亚洲大陆等情况。

希罗多德在写作《历史》一书时，距离希波战争发生的时间不太久，可以掌握这次战争的各种资料，包括铭文、战争亲历者的叙述等，所以比较可靠。他的书不仅对希波战争做了最详细的叙述，而且他作为波斯帝国的臣民，对这次战争的描述比较客观，不像许多希腊人那样有着明显的亲希腊倾向。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虽然是专门写希腊人内部各邦战争的，但也涉及波斯帝国，因为希腊交战各方都或多或少和波斯发生过关系，借助过波斯人的力量，因此，关于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的希波关系，修昔底德的记载是十分重要的。例如，这个时候波斯人和希腊人之间签订的几个条约，在他的著作中都有记载。但他的书只写到公元前411年。

不过在波斯帝国历史中，有一段时间的情况比较模糊不清，就是公元前478—前438年这一段。因为，希罗多德的书只写到公元前478年，而修昔底德的书却是从公元前438年才开始讲述的。

克特西乌斯的《波斯史》，23卷，其中的19卷是关于波斯的。他是波斯帝国国王阿塔薛西斯二世的宫廷医生，应当是阿塔薛西斯二世的同时代人（公元前404—前359年）。他在波斯宫廷中生活多年，曾经参加过阿塔薛西斯二世打击小居鲁士叛乱的战争，在色诺芬的《长征记》中说，他曾清点过阿塔薛西斯二世军队中死亡的人数。[2]公元前398—前397年他才回到他的国家克里德。他对波斯帝国的情况有比较真实的了解。他把历史著作和地理著作分开来写。他的《波斯史》，涉及亚述、米底和波斯的历史，特别是波斯的历史。虽然它不一定利用过年代记，而主要是利用了一些自己在波斯时的观察和波斯人的口头传说，但他自称是根据国王年代记写成的。他毕竟在波斯生活多年，特别是作为阿塔薛西斯二世的私人医生，一直生活在波斯帝国的宫廷中，对波斯王室的一些事情，对波斯宫廷生活的细节，他一定知道不少，在这方面他的记述应当是可靠的。他也利用过希罗多德著作中的资料，虽然他并不承认。他在《亚洲的贡赋》中依据在苏撒收集到的内容，以更加丰富的资料，增补和修正了希罗多德关于向亚洲各民族征收贡赋的记载。他的《印度记》也比希罗多德的认识更确切、更广泛。可惜此书已经不存，现在只有一些别人从他书里引用的片断。戴奥多罗斯、普鲁塔克等人都在著作中引用过他的书。

但是，公元前411年以后一段时期的波斯史，特别是有关希波关系的情况大概主要得依靠色诺芬的《希腊史》和《长征记》两书中的资料。这不仅是因为色诺芬的著作保留得很完整，而且因为色诺芬自己曾经在波斯帝国境内待过一段时间，对波斯帝国西部的情况有实地了解，虽然其中会有偏见。他的《希腊史》结束于公元前362年，书中对这几十年里的希波关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资料。

色诺芬对波斯历史不仅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而且对波斯帝国历史中的一个问题——小居鲁士叛乱的来龙去脉进行了叙述，是有关小居鲁士事件最重要的资料，使我们对这一事件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他在小居鲁士叛乱失败后，自己带领希腊雇佣军从波斯帝国的腹地撤退到小亚，然后回到希腊的过程中所看到的波斯帝国的腐朽做了一定的揭露。只是因为他本人参与了这个事件，所以难免有一些偏颇。

在波斯帝国晚期，出自小亚的科洛封城的狄龙写了一部《波斯史》，该书起自居鲁士二世时期，内容很广泛。其中详尽地介绍了波斯国家的国家制度和习俗。这本书也只有一些片断的内容保留了下来，但它为以后的普鲁塔克撰写阿塔薛西斯二世传、雅典的泰米斯托克利传和亚历山大传等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一书对波斯帝国晚期的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报道，特别是对亚历山大远征波斯的叙述是这方面最权威的著作，是我们了解这次远征的不可或缺的著作。该书叙述了这次远征中主要战役的过程（如格拉尼库斯河战役、伊苏斯战役、高加美拉战役等）、双方兵力部署和配置、力量对比等。

斯特拉波的名著《地理学》中也有关于波斯帝国的内容，这基本上是在第15卷里。该书有若干波斯的宗教和习俗的报道，其中许多是别的书中没有提到的。

在西西里的戴奥多罗斯的《历史丛集》一书中叙述了从阿塔薛西斯二世开始的波斯史。该书中有关波斯人统治时期的埃及状况以及希波关系的内容是非常珍贵的。

在伪亚里士多德的《经济学》一书中有关波斯的王室经济、地方总督的经济的内容，还有波斯帝国的赋税制度的描述很珍贵。

此外，有关考古发掘的资料也是研究波斯帝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资料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