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面上看，波斯帝国的建立似乎是纯军事征服的产物（的确，帝国的建立，从埃及帝国到波斯帝国，都是通过野蛮的征服战争而实现的，没有征服就没有帝国），但是，波斯帝国的形成，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西亚北非地区、东部地中海地区社会经济、军事技术、政治和文化综合发展的产物，是这些地区经济、文化交流，联系不断发展和扩大的产物。

从公元前4000年代中叶至公元前1000年代中叶波斯帝国建立，西亚北非的古代文明在近3000年的时期里，首先是在各个地区内部（即在埃及的各诺姆之间、在两河流域南部各城市国家之间）经济文化得到广泛而深入的发展和交流。在此基础上，这种发展和交流发展成各个地区之间的交流。公元前3000年代末至前2000年代初，有亚述在小亚建立的商业殖民地，其商业活动至少将小亚和整个两河流域地区联系了起来；另外，叙利亚北部的古国埃勃拉，其活动的辐射范围至少包括了两河流域和叙利亚。据阿卡德王国的萨尔贡年代记，国王萨尔贡曾率军征服过埃勃拉。埃勃拉与埃及也有联系。考古发掘的资料表明，两河流域同印度在这时候也已有了接触，等等。到公元前2000年代后期，埃及新王国不仅占有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还同小亚的赫梯、西亚的米丹尼、亚述、喀西特巴比伦有着频繁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的接触：或者结盟，或者对抗，甚至战争。埃及的阿马尔那书信以及西亚和小亚的许多档案文献、外交书信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信息（虽然人们推测，在此之前很久，在公元前4000年代中后期，埃及的涅加达文化Ⅱ时期，埃及就同西亚、两河流域有了联系，甚至认为，埃及的涅加达文化Ⅱ是由西亚的民族入侵的结果。不过，这似乎需要更为可靠的证据）。

波斯帝国的出现，给西亚北非，乃至整个近东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舞台。波斯人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曾采取了若干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措施。这些措施在客观上也曾起过为西亚北非的经济文化交流，乃至更大地区的交流（如，波斯帝国占有了中亚广大地区、巴尔干的部分地区和印度河流域地区）创造若干条件的作用，从而使原已存在的这种交流、联系乃至融合，达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

例如，在西亚和北非，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到波斯帝国时期出现了铸币制度（虽然，在此之前在小亚的吕底亚已经有了铸币，但它使用的范围很小，只是在小亚的一个很小的国家里流通，而波斯帝国却使它在全帝国范围内成为法定的货币）。大流士规定，波斯帝国中央政府有权铸造金币，称“大流克”，重8.4克，地方行省可铸造银币，自治市可铸造铜币。铸币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商品货币关系长期发展的产物。但到大流士统治时期波斯帝国才不过30多年的时间，它的铸币出现的基础是什么？显然不完全是波斯人内部经济发展的产物，而应是东部地中海地区社会经济长期发展的产物，是商品货币关系长期发展的产物。众所周知，西亚和北非这两个地区都早已走过了以物易物，以金属重量（铜、青铜、白银等的重量）为交换媒介的阶段，再进一步就应当是铸币了。但在波斯帝国出现以前，这个地区未能出现铸币，只是为铸币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波斯帝国形成不久，在大流士统治时期，就出现了铸币。铸币制度的出现说明近东地区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已达到一个新阶段，并反过来为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为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

但是，应当看到，波斯帝国时期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有为西亚北非地区的社会经济、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的一面；同时却不能忽视它的另一方面的作用，即波斯帝国的征服和统治，也打断了西亚北非奴隶制经济独立发展的正常进程。我们看到，在埃及新王国时期、亚述帝国时期和新巴比伦王国时期，在剥削奴隶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方式，即允许奴隶独立经营（租佃土地、开办手工作坊、开钱庄等），这可能表明这个地区奴隶制已极盛而衰，甚至可能表明封建的生产方式要来敲门了。但波斯帝国的征服和统治，以及后来的马其顿希腊人的征服和统治、罗马人的征服和统治，打断了这一地区奴隶制由盛而衰，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进程，使这一地区的这一过程未能独立完成。

波斯人的入侵和统治，不仅给这些地区的人民带来了更大的灾难，使这里的人民受到更加沉重的剥削，而且，在某些方面隔断了这一地区同更为广泛的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可能性。例如在希波战争后，波斯帝国统治的地区同希腊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实际上已不可能，波斯统治者截断了希腊人进入波斯市场的道路，波斯帝国广大地区的市场已不再对希腊人开放，小亚西海岸原来的希腊城市失去了原来的重要性。

即使在西亚、北非、小亚、印度河流域和中亚地区，波斯帝国的存在，也在某种程度上对它们之间的交往、联系有破坏作用：波斯人的征服和统治，打乱了以往这些地区交流的正常秩序和规则，破坏了交流的某些条件。这种破坏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波斯帝国内部各个地区之间的交往现在是在波斯征服者提供的舞台上进行的，它明显地打上了掠夺者和征服者的烙印；波斯人以一个落后民族征服了众多的先进民族和地区（埃及、西亚和印度河流域），于是交流和交往的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过去落后地区和落后民族向先进地区和先进民族输出的奴隶、原料和财富，现在却因这些先进地区和民族被征服，这些地区的许多居民作为俘虏而变成了奴隶，输往了落后地区和落后民族。这种逆向的交往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原来落后地区和民族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却是以破坏原来先进地区和民族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为代价的。波斯人每年向被征服地区征收的大量贡赋，波斯人在各地强占了大量耕地就是证明。因而，这种交流是被扭曲了的交流。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波斯人征收的大量金银都被熔铸在波斯帝国的国库里，不再进入流通领域，这也破坏了交换的条件。

在波斯帝国兴起之前，西亚北非的古代文明地区，在近三千年的时期里，曾是世界文明的主要中心，是地中海地区其他民族学习的圣地。但是，经过3000年的发展，这些地区也背上了很多沉重负担。有些原本是它们值得骄傲的东西，是它们对文明的贡献的东西，是它们的优势的东西，在公元前1000年代时，可能已经变得陈旧，已经成了它们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和障碍。

例如，曾经是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象征之一，并对其文明做出过巨大贡献的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虽然在几千年的过程中有过发展和变化（如埃及的象形文字曾经演变为僧侣体文字、世俗体文字），但由于其体系繁杂，始终未能发展为字母文字，因而始终未能为广大的普通群众所掌握，一直只是由少数统治者掌握和垄断。到公元前1000年代时，这两种文字均已落伍，成为文化发展的障碍。而此时，在其基础上发展出了腓尼基字母文字、希腊字母文字和阿拉美亚字母文字。波斯人统治时期，虽然楔形文字仍在流行，但阿拉美亚文字也获得了广泛的运用，且被用于波斯人的官方文件中。

又如，在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发展的初期即已出现的，在某种程度上对文明的发展做出过贡献的祭司这个群体（就其曾经掌握过文字、观察天文、医治疾病等方面而言），到公元前1000年代，由于他们聚敛财富，传播愚昧，甚至操纵权势（特别是在埃及更为明显），这个群体实际上已经成为顽固的保守势力的代表，成了社会发展的赘瘤。

另外，埃及和西亚的某些生产技术、某些典章制度、某些传统，在其文明之初，可能曾是先进的、起过进步作用的，是促进文明进步的因素，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其他民族和地区已经在他们的基础之上改进了，进步了，而固守这些东西的埃及和西亚就变得落后了，那些曾是先进的生产技术可能已成了进一步改进的障碍，那些传统和典章制度也可能已成了历史进步的阻力。可能正是这些沉重的包袱拖了古老文明的后腿。而波斯人却以一个新兴民族的姿态出现于地中海之东，没有任何包袱和负担。它征服了埃及和西亚等许多比它先进的民族和地区，并吸收了这些地区和民族的先进文明（包括生产技术和典章制度等），建立起一系列有自己特点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但它毕竟是在近东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并未能完全摆脱近东历史中的某些陈旧的东西，自觉不自觉地背上了西亚、北非古老文明的某些包袱。

此外，西亚和北非的古老文明在近3000年的发展过程中，也积累了不少的矛盾：奴隶、农民、手工业者同统治阶级的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如王权与神权的矛盾、军事行政奴隶主同神庙奴隶主的矛盾、工商业奴隶主和神庙奴隶主的矛盾、中小奴隶主和贵族奴隶主之间的矛盾、王室内部的矛盾），民族矛盾等。当波斯人还处在国家形成初期，内部矛盾还未激化时，它在征服其他地区时，常常会利用各地的各种矛盾。如它在征服新巴比伦王国时，就曾利用过当地的王权和神权之间的矛盾，利用过当地的民族矛盾，因而它能兵不血刃地攻占了被认为是固若金汤的巴比伦城。但是，当波斯人征服了如此广大的地区，建立起地跨三大洲的大帝国之后，它也就把这一切矛盾（阶级的、民族的矛盾）统统集中到了自己的身上，它成了矛盾的焦点，一切被它征服的、压迫的阶级和民族，包括被征服地区的统治阶级都把仇恨集中到了它的身上，它成了众矢之的，从而促成了波斯征服者同被征服者之间的更为深刻、更为尖锐、规模也更大的不可比拟的矛盾。公元前522年发生的高墨塔事件和大流士上台执政以后各地的起义证明了这一点，这两个事件几乎震撼了整个波斯帝国。而原来各地区、各民族内部的矛盾则或暂时降为次要矛盾，或暂时消沉下去。波斯征服者（特别是在大流士统治时期）为了自身的生存，为了巩固对这广大地区的统治，曾不得不采取种种措施来缓和这些矛盾，如利用和拉拢各地原来的统治者，利用各地原来的若干法律，或在制定法律时考虑到原来的法律精神，利用原来各地的宗教，在某种程度上创造一些条件使各地原来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交流继续进行下去等。但波斯统治者毕竟是剥削者和征服者，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这些矛盾。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矛盾逐渐积累和激化起来。再加上波斯征服者上层腐朽性增强，失去了原来生气勃勃的精神，因而，公元前334—前325年的亚历山大东征，使一个如此庞大的波斯帝国，竟像纸房子一样轰然垮掉了。

波斯帝国地处东西方交往的交通要道上，它也曾对东西方的交往产生过重要影响，发挥过重要作用。

波斯帝国时期，特别是它统治的早期，比较重视开拓海外交通。如大流士时期曾派人从印度河河口沿海路前往红海；在薛西斯统治时期又曾派遣贴阿司披斯之子撒塔司佩斯去周航非洲，但未成功。[1]

波斯帝国征服了印度河流域，将其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又在帝国境内建立了从巴比伦经哈马丹、帕提亚、巴克特里亚至印度河流域的驿道，大大方便了东西方交通，促进了东西方的交往，成为丝绸之路的主要干道。

由于波斯所处的地理位置，它在丝绸之路上的中介和桥梁作用是无可置疑的。据王新中、冀开运著《伊朗卷》说：

联系到埃及曾发现有属于公元前11世纪中国的蚕丝，中国的丝绸在前1000年代前半期很可能已经经伊朗由陆路（迪亚拉商路）或海路（波斯湾至红海）运往埃及，伊朗充当了交往中介。[2]

这也说明3000年前中国与伊朗已有经济往来。公元前7世纪，一条从中国经西伯利亚草原到黑海北岸的贸易线兴起，这就是所谓的斯基泰贸易之路。中国丝绸经该线路西段黑海东岸南下，进入伊朗，也经中亚草原进入伊朗。阿黑门尼德王朝大流士一世时，中国阿尔泰山的黄金进入伊朗，甘蔗与柑橘也传入伊朗。早在波斯帝国时期，中国出产的丝绸在公元前5世纪的后半期，已出现在波斯的市场上，说明那时波斯可能已同中国有了联系。[3]据朱龙华著《罗马文化与古典传统》说，在西方，关于丝绸的报道，最早的或许是《旧约》了，帝国时期）中说：“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来往往”[4]。《圣经·以西结书》中说：“我也使你身穿绣花衣服，脚穿海狗皮鞋，并用细亚麻布给你束腰，用丝绸为衣披在你身上……这样一来，你就有金银的妆饰，穿的是细亚麻衣和丝绸，并绣花衣……”该篇也属于波斯帝国时期写成的。这也说明在波斯帝国时期，中国的丝绸确实已经到了波斯帝国。在克特西乌斯的著作中提到“赛里斯”（“赛里斯”——Seres，是希腊人对中国的丝绸的称呼）。是在波斯宫廷中作御医的，他大约是在公元前5世纪来到波斯，而于公元前398—前397年回到希腊。他知道丝绸，当然是从波斯人那里得到的信息。公元前4世纪末，亚里士多德记载过中国的丝绸，也说明那时中国、中亚、伊朗和希腊之间的道路已经开通。[5]但在波斯帝国时期，中国的丝绸是从哪条路过去的呢？一般学者都认为是从丝绸之路的北路，即从中国的北方经过蒙古，再到南西伯利亚的斯基泰到达波斯。以后，经过波斯，中国的丝绸传到了希腊和罗马，成为当地上流社会富人们争相使用的衣料佳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