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印度虽也有过如《古事记》（普兰那）那样的著作，但总的说，它缺乏历史传统：它既未出现过像中国、希腊和罗马所有过的可称之为历史学家的人，也没有像《春秋》、《左传》、二十四史、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李维的《罗马史》等那样的历史著作，更没有阐述历史发展思想的著作传世，直至近代。

一、欧洲各国对古代印度的研究

（一）近代英国对古代印度的研究

对古代印度进行研究，首先是从近代欧洲各国开始的。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欧洲人来到印度，首先是英国、法国的商人。17世纪，他们在印度成立了东印度公司。还有一些传教士也来到印度。这些商人和传教士把他们的所见所闻带回欧洲，引起了欧洲学者尤其是英国人的广泛兴趣。

为了长久统治印度，也为了同当地土著居民进行交流，英国人开始学习、研究当地语言，出版了词典和文法书籍，并开始对印度的不同社会阶层和种族集团的关系、土著居民的风俗习惯进行了解。他们逐渐认识到，对印度的历史和文化进行研究，对他们在印度的统治具有重要意义。于是，西方学者开始研究古代印度的语言，研究、搜集和出版古代印度的文献，研究古代印度的宗教、哲学、文学，而后又逐渐扩展到社会、政治等各方面。

自然，欧洲人最初在学习、研究古代印度的语言时，老师都是印度人。在对印度进行研究的英国人中，在初始阶段，起过重要作用的是琼斯（Jones），他被认为是科学的印度学的奠基人。琼斯于1783年来到印度的加尔各答（Calcutta），担任法官职务。他将《摩奴法论》由梵文译成了英文，还将迦梨陀娑的著名戏剧《沙恭达罗》以及其他一些古代印度文学和宗教文献翻译成了英文（他是先将其译成阿拉伯文，然后再译成英文的）。他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发现古代印度的梵语与希腊语和英语实际上是有着共同起源的相近的语言。他同威尔金斯（Wilkins）、科勒布鲁克（Colebrooke）等人为比较语言学、古印度哲学和宗教等方面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1784年，琼斯成立了“孟加拉亚洲协会”。这个协会培养、聚集了早期从事印度学研究的人才，为印度学的建立和发展做了许多工作。1791年，在印度的瓦朗纳西开办了第一所专门的梵语学校。1832年，出版了《孟加拉亚洲协会杂志》；1874年，又出版了《印度文库》；100年后，该文库出版了古代印度著作达300卷之多。

1837年，普林斯（Prinsep）通读了阿育王的敕令，这在古代印度史研究中是一个巨大成就，使古代印度史的世俗资料和政治资料大为增加。

1844年，M.艾尔芬斯顿（Elphinstone）出版了《印度史》，该书在谈到古代印度的土地关系时认为，古代印度土地属农村公社所有。

1857年，英国人在印度的加尔各答、孟买和马德拉斯建立了3所大学，它们很快便成为研究古代印度的中心。

从1857年起，在英国牛津大学任教的德国人马克斯·穆勒（Max Müller）主编出版了《东方圣书》丛书，共50卷，包括了不同东方国家的文献的英译本，其中主要是印度的典籍。此外，威尔金森译有《梨俱吠陀》、《毗湿奴·普兰那》、迦梨陀娑的《湮云公报》等。而由穆勒策划、萨扬评注的《梨俱吠陀》的出版，被认为是在吠陀文献研究中开辟了一个新阶段。

1861年，梅因的《古代法》一书出版，该书也涉及古代印度的农村公社问题、土地关系问题。1871年，他又出版了《东西方农村公社》一书，对东西方的农村公社作了比较。

对古代印度文字的研究，是研究古代印度政治、经济和文化史的前提条件。梵文和巴利文是古印度文献中广泛使用的文字，因此，西方学者十分重视对这些文字的研究。1819年，威尔森（Wilson）编纂出版了第一部梵英词典；而威廉斯则于1872年出版了另一部梵英词典和梵语文法书，在梵语的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还帮助牛津大学建立了“印度学系”。1872—1875年，蔡尔德斯出版了第一部大的巴利语词典，这对研究佛教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佛经大多是用巴利语写成的。

1872年起，英国人开始出版发行考古杂志《印度古代》；1888年，又出版了刊印古代及中世纪碑铭的杂志《印度碑铭》。

在19世纪的欧洲，形成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佛学研究。在英国，霍杰松被认为是英国佛学研究的创始人之一。他在1828年出版了概括性的著作《佛学概论》。而对佛学研究卓有贡献的英国学者还有里斯·戴维斯，他在1881年创建了“巴利语圣典协会”，出版了《佛教的印度》（在该书中，也涉及土地关系问题和农村公社问题）；1912—1915年出版了《巴利语—英语词典》。他也是《剑桥印度史》的重要作者（该书1922年出版了第一卷）；他还发表过其他一些有关佛教和印度世俗史的著作。1922年，他去世后，戴维斯夫人继承了丈夫的事业，从事古代印度史和佛教史的研究。1930年，渥德尔的《印度佛教史》出版。该书利用了广泛的资料，其中也包括汉译佛典的资料及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的资料。作者熟悉历史和佛教哲学，因此该书写得很扎实（该书已由王世安译为中文，商务印书馆1987年出版）。

巴登·鲍威尔在1913年出版了《不列颠印度的土地岁入及其行政管理简报，以及土地使用权》（A Short Account of the Land Revenue and Its Administration in British India，with a Shetch of the Land Tenures），探讨了农村公社问题和土地关系问题。他认为古代印度土地属于私有，从《摩奴法论》看来，没有任何类似于共同占有土地的痕迹。

1922年，《剑桥印度史》第一卷出版，这本书可以说是给近代英国的古代印度史研究作了一个总结。参加该书写作的有几乎所有英国的著名印度学家。该书对经济、社会关系和文化问题给予了显著地位。此后，在英国出版的有关印度的概括性著作均无出其右者。还有一些著名学者在对印度史的诸多方面进行研究，如佛教专家孔泽，梵文学专家和达罗毗荼学专家巴罗伊，梵文学家、语言学家和佛学家布拉弗，语言学家荷尔曼，法学家和历史学家德列塔，梵文学家和佛学家渥德尔等人。

1871年，名为“北印考古调查”的机构成立，它为在印度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奠定了基础，其领导人是林格赫姆。这个机构系统地刊印了有关它进行考古发掘、发现的活动情况，其内容包括叙述居民点的发掘情况，发现的物质文化文物、题铭资料、建筑物、钱币等。1902年，又建立了专门的印度考古处，英国著名考古学家马尔沙尔是其第一任干事长。现在英国有关印度考古的最杰出的学者是英尔提麦尔·威列尔、奥尔清等。对印度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的发掘是20世纪20年代在印度河流域发现的古印度早期文明——哈拉巴文明。从19世纪起，英国在印度的一些大城市开办了博物馆和科学图书馆。

（二）德国对古代印度的研究

欧洲其他一些国家对古代印度也有浓厚的兴趣，他们在古代印度的语言、文化、历史和宗教研究等方面都有不少成就，出现了一些著名学者。如德国的波普，他在比较语言学、印欧语言学、梵语等方面都进行了很多研究。他的研究使英国的琼斯提出的印度雅利安语同欧洲语言有亲属关系的论断得以证实，这对推动欧洲人对古代印度的研究起了很大作用。

斯勒格尔兄弟（弗里德里希·斯勒格尔和奥古斯塔威廉·斯勒格尔）是德国印度学的首创者，他们最先在德国出版了梵文铭文及其译文。1808年，弗里德里希·斯勒格尔发表了著作《印度人的语言与智慧》。奥古斯塔·威廉·斯勒格尔（曾在巴黎学习梵文）1818年在波恩成为讲授梵文这门新学问的教授，他刊行了《罗摩衍那》的校刊本。兄弟二人还派拉森去巴黎抄写这部史诗的手稿。在他们的帮助和支持下，拉森成了德国第一个真正懂行的印度学家。他的著作《印度古物志》（共4卷，1855—1871年在莱比锡出版）编纂精确，资料丰富。书中除了政治史（到12世纪）以外，还详尽地考察了宗教、文化、社会风俗和经济，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不过，在今天看来，它的很多方面已经陈旧了。

1848年，德国仿照英国皇家亚洲学会的方式，建立了德国东方学会，其会刊刊行了100多年，同时它还刊印了《东方丛书》，出版过《印度学及伊朗学杂志》，不过只出版了10多期便因资金原因停刊了。

总体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学者的印度学兴趣是在文字和宗教方面。1823—1824年，从事古印度哲学研究的格勒布鲁克发表了4篇有关印度哲学体系的内容丰富的文章。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的第二章对印度哲学进行了论述，但他并非印度哲学史专家，只是利用了格勒布鲁克的成果。19世纪初，有广博的梵文知识的吕克特把若干梵文作品译成德文，如《那罗插曲》、《阿闼婆吠陀》、《沙恭达罗》等，他著有《婆罗门故事集》、《婆罗门的智慧》，研究过《净行书》和《奥义书》等。1852—1875年，罗特与俄国人波特林格合编的梵文字典由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出版，即著名的《大彼得堡字典》。1859年在莱比锡出版了《五卷书》，在牛津大学任教的马克斯·穆勒的著作一部分出版于英国，一部分发表于德国。他们出版过印度最古老的文献《梨俱吠陀》和15世纪时印度人婆衍那的注疏。雅柯比译了耆那教的经典。布莱尔译了《摩奴法论》。布莱尔曾对印度古文字和铭文进行了研究，且因此而颇负盛名。他发起出版了《印度雅利安语言学及考古学概论》丛书，已出版23卷，包罗了当时已知的这个领域的一切方面的著作。如梯波特1899年关于天文、礼仪方面的著作，约理1896年关于医学、法律和礼仪方面的著作，希勒布兰德1897年关于仪轨文学的著作，盖格尔1916年关于巴利语语言和文学的著作，舒布林1935年出版的《耆那教教义》等。不过，这部丛书拟定的一些著作迄今还未出版，如梵文文法、梵文学、印度史、印度哲学、音乐、造型艺术等相关著作。

20世纪初，在我国新疆古龟兹和高昌等地的石窟中，发现了大量有关印度的壁画，不少西方国家都来人“考察”，实际上是来掠夺这里的文物，其中“考察”次数最多，劫掠文物、壁画最多的就是德国人。柏林人类博物馆的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等前后4次到新疆“考察”石窟。第一次是1902—1903年，带走46箱文物，1906年出版了有关的报告；第二次是1904—1905年，切割走大量壁画，共106箱；第三次是1906年年初，切割了36个石窟的壁画，盗走许多雕像、木雕和珍贵的文献手抄本，后又盗走了两袋文书、佛像、刺绣和舍利盒等，这次共盗走文物128箱；第四次是1913—1914年，盗走文物156箱。他们盗走的大量壁画和文物，大都存于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有些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中。德国人对这些石窟中的文物进行了整理、研究，出版了《古代库车》（格伦威德尔）、《古代后期的中亚佛教》（勒柯克和瓦尔德斯密）、《犍陀罗、库车、吐鲁番》（瓦尔德斯密）。有的学者指出，这些遗迹的发现使印度学获得了一个新的部门。

二、苏联对古代印度的研究

在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学者们的兴趣也是在印度的宗教和文化方面，对经济、社会关系、政治制度等方面的问题研究很少。开始时，俄国学者对古代印度的研究是同比较语言学的研究联系在一起的。这方面的第一本著作，是彼得堡的语言学家阿德林格在1811年出版的《论梵语同俄语的类似》。

19世纪上半叶，俄国开始了对梵语的系统教育。1842年，别列洛夫在喀山大学建立了第一个梵语教研组。1846年，他出版了《梵文文选》，标志着俄国梵学学派的诞生。波特林格同德国人罗特合编的《大彼得堡字典》（梵文字典），被认为是到目前为止在此方面最基本的出版物，它在印度已被译成英文。他还翻译了《奥义书》、《沙恭达罗》等古印度文献，编译了主要是梵文的文选。1839—1840年，他出版了帕尼尼的文法书。

1854年，科索维奇开始刊印梵俄词典。

米那耶夫被认为是俄国印度学的奠基人。1887年，他出版了自己的主要著作《佛教研究和资料》。他的学生舍尔巴茨基和奥登贝格继续了他的研究。前者专门从事大乘佛教的研究，他曾多次同德国的雅柯比一起进行合作。十月革命后，以他为首的一个小组翻译出版了《政事论》，其第一部分的译者是奥登贝格。奥登贝格的著作有《关于最晚时期佛教徒的意识和逻辑的理论》等，他还首创了佛教图书馆，从事古代印度神话学、文学、宗教和艺术的研究。1909年，他也曾到中国新疆“调查”，带走了大量石窟中的文物和壁画珍品，它们珍藏于彼得堡艾米尔塔什博物馆。他对这些文物进行了很多研究，尤其是对其中独一无二的古代印度原稿进行了研究。

十月革命后，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研究古代印度史的苏联学者，开始注意对古代印度社会经济、等级制度、政治制度的研究，对印度佛教的研究也有了本质上的新发展。如奥西波夫的《十世纪前印度简史》（1948年），科切托夫的《佛教的起源》（载1957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宗教与无神论史历史博物馆年鉴》第一辑），苏烈金的文章《古代印度史分期的主要问题》（载《太平洋研究所科学杂记》第二卷，1949年）。苏烈金的文章提出了古代印度的阶级结构、历史分期、剥削形式、意识形态等问题，他还翻译出版了若干古代印度的文献，如《梨俱吠陀》、《阿闼婆吠陀》、《奥义书》（部分）、两大史诗（部分）、《政事论》、部分佛经、迦梨陀娑的著作选集、《摩奴法论》等。

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苏联和现在的俄罗斯，从事古代印度史研究的学者中，最著名的要算伊林和邦迦尔德-列文。前者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世界通史》（十卷本）中关于印度部分的作者（第二卷第17～18章）；后者最近几十年来发表的有关古代印度史不同方面的论文和著作甚多，如1966年在《古史通报》第六期上发表的《古代印度共和国（问题与主要资料）》，1973年在《古史通报》上发表的有关古代印度的土地关系的文章。他认为，古代印度土地所有制具有多重性；不同形式的土地财产的相对重要性在不同历史时期有所变化，可以确定这样一种发展的一般趋势，即在牺牲村社土地的情况下，私有土地和国王所有的土地趋于增加。1960年，他出版了麦伽斯蒂尼的《印度志和阿育王的铭文》；1985年，他与伊林合作，出版了《古代印度》一书；1985年，在印度新德里出版了他的《孔雀王朝的印度》（英文版）一书等。

三、印度人对古代印度的研究

印度的历史科学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形成的。最初的印度历史学家大多是在英国的一些大学学成的，即使是在印度本国大学中学成的，也是在英国教师的指导下，用的是英文教材。所以，在那时，他们叙述历史的风格、思想方式都是英国式的。

19世纪后期，随着印度的民族觉醒、民族意识的增强，印度的历史科学也逐渐摆脱了对殖民主义宗主国的完全依附状态，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历史科学。米特拉参加过“孟加拉亚洲协会”的活动，并于1885年成为协会第一位印度人主席。著名的民族主义者、国大党创始人提拉克，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达塔，均曾以历史学作为武器，宣扬民族精神。如达塔的著作《古代印度文明史》（1893年），提拉克的“Orion”（1903年）和“The Arctic Hume in the Vedas”（1903年）等，这些著作既是学术性著作，也是政治性很强的著作。

20世纪前期，印度人对自己的古代历史的研究有了巨大发展。印度的梵文学家，印度中部方言、古代印度文学和宗教哲学家布罕达尔卡尔，被认为是印度民族历史学派的奠基人，他的历史著作主要有《印度早期历史一瞥》（1920年）。

1917年，在浦那建立了作为印度重要梵学中心的Bhandarkar Oriental Research Institute，出版了很多古代铭文和文献，以及古代文献的今译本，如《摩诃婆罗多》等；建立了很多博物馆；培养了许多的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哲学家；批评欧洲中心论及其影响。

20世纪20—30年代进行的对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发掘，是对印度古代史研究的一大贡献，也大大增强了印度人的民族自豪感，它把古代印度的文明提早了近1000年。

1947年，印度获得独立，这促进了印度历史科学的发展。研究古代印度史的机构、教学机构建立起来，或在原有基础上得到发展。出现了若干古代印度史的专家，如夏马尔、雷超杜里、高善必等；出版了古代印度的文献、铭文，如巴利文佛教经典、梵文佛教经典、吠陀文献（如十卷本的《梨俱吠陀》）、两大史诗；出版了20卷的梵语词典，以及预计为几十卷的古代印度手稿的完整目录；定期召开印度的历史学家、东方学家和考古学家会议，并出版了《古代印度》和《古代》等杂志；出版了十卷本的《印度的历史与文化》（第二卷和第三卷的一部分是有关古代印度史的）、三卷本的《法论史》（卡涅著，1930—1962年）、三卷本的《古代印度简史》（1980—1983年）、五卷本的《古代印度哲学史》（1932—1955年）、四卷本的《印度文化遗产》、丹吉的《从原始社会到奴隶制瓦解时期的印度》、阇那拿的《古代印度奴隶制度史》、高善必有关首陀罗的著作等。

四、中国对古代印度的研究

我国对古代印度的了解源远流长，二十四史中有关南亚、印度的记载一直不断。佛教东传至中国后，一方面历朝历代有高僧翻译佛经，另一方面常有高僧西去取经。法显的《佛国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就是他们西去印度取经的经历的记录。这些书中记载了古代印度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民情、宗教信仰等多方面的情况，如阿育王设立人间地狱一事，在《佛国记》和《大唐西域记》中均有记载，与佛经中的记载相吻合。

近代以来，我国对古代印度的研究与古代中国对古代印度的了解有着很大不同。一方面从内容看，译著越出了佛教的范围，而扩大到古代印度的哲学方面，如梁漱溟的《印度哲学概论》（北京大学丛书，1919年，商务印书馆）；另一方面，这种研究已与西方的研究接近，概念比较规范化，如《印度哲学概论》中，对古代印度各宗各派哲学的论述，讲到它们的本体论、一元、二元、多元、唯物与唯心等。还翻译了一些国外的研究著作（基本上是以佛教和哲学为主），如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尚志学会丛书中的《佛学研究》，作者为法国的普纪吕司基（M.Przyluski）等（1930年初版）；以及日本的秋泽修三所著《东方哲学史》（该书第一部分为古代印度的哲学史）、木村泰贤的《原始佛教思想论》（欧阳翰存译，1933年）。

1949年以后，我国对古代印度的研究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不仅发表的文章、专著数量大增，而且在内容上有了巨大的变化。

1955—1957年，在东北师范大学举办了一个世界古代史的研修班，参加这个学习班的人后来成了我国世界上古史教学和研究的骨干（包括埃及学、亚述学、印度学和古典学等多个方面）。在学习期间，他们准备了不少论文，翻译了不少原始资料，这在后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和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的《世界古代史史料选辑》中反映了出来。其中，关于古代印度的资料有《梨俱吠陀摘录》、《瓦佑·普兰那摘录》、《阿巴斯檀巴法经汇编与高塔马法律汇编摘录》、《政事论摘录》、《亚里安的“印度志”摘录》、《摩奴法典摘录》等。这在当时为高等学校历史系世界古代史教学提供了基本的资料，只是缺少佛经的资料。

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孙用译印度著名史诗《腊玛延那玛哈帕腊达》的节译本；196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张若达、冯金辛、王伟合译的印度学者辛哈、班纳吉合著的《印度通史》；1960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苏联学者科切托夫著、李渊庭译的《佛教的起源》；1957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奥西波夫著、李稼年译的《十世纪前印度简史》。

但更重要的成果，是我国学者自己的研究。在这方面，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刘家和于1962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印度早期佛教的种姓制度观》一文，文中对到那时为止的国外学者（英国和印度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作了评述，尤其是引用了大量的佛经资料（汉译佛经和巴利文佛经英译本），深入地分析了佛教对于在印度和整个南亚广泛流行并且影响极为深远的种姓制度（瓦尔那制度）的态度。他指出，佛教虽然曾在一定程度上反对、批评过种姓制度，但它对种姓制度的批评不彻底，只是在争取刹帝利高于或等于婆罗门的地位。文章还分析了佛教对种姓制度的这种态度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不久，他又在同一杂志上发表了《古代印度的土地关系》一文，文中介绍了国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状况，并利用大量资料谈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文章十分重视运用中外两方面的文献资料。

可惜，“**”打断了这一发展势头。改革开放以来，印度史研究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资料的积累。1989年，由崔连仲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古印度帝国时代史料选辑》；1998年出版了《古印度吠陀时代和列国时代史料选辑》。这两本资料集选编选译了古代印度的若干重要史籍及汉译佛经中的若干片段，为高等学校世界古代史教学提供了基础性的资料。

2.在我国的杂志上发表了不少有关古代印度的文章。1983年，刘家和在《南亚研究》（第一期）上发表了《公元前六至四世纪北印度社会性质和发展趋势蠡测》一文，对古代印度的奴隶制社会性质谈了自己的看法。1989年，崔连仲发表了《早期佛教的社会思想和伦常观》（《世界历史》，1989年第一期）；刘家和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五期上发表了《论古代的人类精神觉醒》一文，对公元前8—前3世纪发生于中国、希腊和印度的人类精神觉醒的历史背景、内容和特点作了相当深入的分析。刘欣如在《世界历史》上发表了《印度孔雀王朝时期的奴隶制特殊性》（1987年第三期）、《古代印度的共和国》（1996年第三期）。

3.出版了若干部著作。如崔连仲的《从佛陀到阿育王》（1991年，辽宁大学出版社）；吕澂的《印度佛学源流略讲》（197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方立天的《佛教哲学》（1986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季羡林的《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姚卫群的《印度哲学》（1992年，北京大学出版社）、《佛教般若思想发展源流》（199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郭良鋆的《佛陀和原始佛教思想》（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陈峰君主编的《印度社会述论》（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刘欣如的《印度古代社会史》（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任继愈总主编、杜继之主编的《佛教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关于古代印度的艺术，有王镛、孙士海译的《印度雕刻》（1987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叶公贤、王迪民的《印度美术史》（1991年，云南人民出版社）。此外，还有宽忍的《佛教手册》（1991年，中国文史出版社）；郑孝时的《释迦牟尼成佛密录》（199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弘学主编的《佛学概论》（1996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等。

4.翻译了若干著作，如渥德尔著、王世安译《印度佛教史》（1987年，商务印书馆）；A.L.巴沙姆主编、闵光沛等译《印度文化史》（1997年，商务印书馆）；舍尔巴茨基著、立人译《小乘佛学》和《大乘佛学》（均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D.D.高善必著、王树英等译《印度古代文化与文明史纲》（1998年，商务印书馆）。在艺术方面也有两本译著：H.因伐尔特著、李铁译《犍陀罗艺术》（1991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穆罕默德·瓦利乌拉·汗著、陆水林译《犍陀罗艺术》（1997年，商务印书馆）。

5.出版了《南亚译丛》和《南亚研究》两本杂志，上面刊登了若干有关古代印度史的论文或译文。

6.培养了若干学者。北京大学由季羡林在20世纪60年代培养了一批梵文学生，以后又送出国去深造。现在，他们已成为这方面的专家。

7.设立了若干研究机构。如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下设有南亚组，中国社会科学院下设有南亚研究所，华中师范大学也有一个南亚研究所等。

当然，我国的古代印度史研究也还存有一些不足和需要改进之处：

1.懂得古代印度语言文字的人似乎太少。懂得古代印度语言文字（如婆罗米文、梵语、巴利语等）是研究古代印度史的基础，而这方面的人才太少，不能不影响我国对古代印度史的研究。现在许多人仍是用现代外语或汉译佛经的资料去研究古代印度史的。

2.对古代印度的政治、经济、文化史的研究也还很不深入，如古代印度的政治制度问题、农村公社问题、经济史、社会史等问题，都还有待投入更多的人力去研究。

3.资料的翻译工作也还需下大力气，如吠陀文献很少翻译过来（除了《五十奥义书》以外），巴利文佛经、《政事论》等重要资料都应翻译。

4.还要加强理论上的研究。现在出版的一些文章或著作中提出了一些理论问题，如共和国问题，古代印度的共和国是原始民主制的残余还是像希腊、罗马那样的经过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后形成的共和国？它们有些什么特点？似乎应深入研究。又如农村公社，古代印度是否一直存在农村公社？有学者提出古代印度社会是村社性质的，而不是奴隶制或封建制的，这有什么理论依据？又如古代印度的阶级关系问题，有学者认为古代印度“村社农民与国王或国家之间的剥削关系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这种提法是否准确？国王或国家是否代表一个或几个阶级的利益，而不是单独构成一个阶级？等等。

[1] [印度]D.P.辛加尔：《印度与世界文明》上卷，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