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处在古代中国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交通带上。在古代，中国和印度也有很多的交往。虽然从印度文献中我们没有见到古代中国和印度之间在政治上有什么交往，但从中国的文献中却可以看到古代中国和印度在物质文化方面有很多直接和间接的交往。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六册中对中印交通的状况作了梳理。

该书从上古时代中国和印度交往的情况一直叙述到明代，既有陆上的交往，也有海上的交往。引用的资料非常丰富。

关于上古时代中印交通，张星烺认为，上古时代：

唐尧之世，西见王母，渠搜来宾。中国与中央亚细亚之印度日耳曼民族，已有往来。越裳入贡，印度洋上航路已通。爰及周代，与西方交通更繁。王嘉《拾遗记》载成王之世，有旃涂国、祗因国、燃丘国来献方物。老子撰《道德经》有浮提国人相助。庄子《山木篇》有建德国，似皆指印度而言。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四，记周穆王时，西极有化人来。反山川，移城邑，入水火，贯金石，千变万化，不可穷矣。王敬之若圣，筑中天台以居之（见《列子·周穆王》篇）。化人乃是佛弟子曼殊室利目连等示相也……上古之世，西方开化文明之邦，与我最近而最易有交通者，莫若印度。况印度，克什弥尔自古即以幻术著闻乎。化人虽未必为佛弟子，而为印度人，则或可信也。《佛祖历代通载》卷五，又记秦始皇帝癸未年（始皇二十九年，即耶苏幻元前二百十八年），“沙门室利防等一十八人来自西域。帝恶其异俗，以付狱。俄有金刚神，碎狱门而出之。帝惧，即厚礼遣之……”此节仅言来自西域，而未标明为印度也。然室利防为普通印度人名Sribandhu之译音。其来自印度，可无疑也。更翻阅印度史，孔雀朝阿输迦大王（Asoka，又作阿育王或无忧王）适与秦始皇同时。大王奉佛，遣僧人至四邻诸国，传布佛教，远如埃及、马其顿、西藏，皆有佛徒踪迹。《佛祖统记》卷三十五，记迦叶摩腾谓汉明帝曰：“昔阿育王藏佛舍利八万四千塔，震旦之境，有十九处。”故其有人来至中国，亦意中之事也……德国柏林雅各比教授（Prof.Hermann Jacobi）查得耶苏纪元前三百余年，印度孔雀王旃陀罗笈多王在位时，其臣某著有《考铁利亚》（Koutiliya）一书，书中载支那（Cina）产丝。其丝货有贩至印度之语。此亦可以证明上古时代，中印已有交通矣。[1]

关于古代中国和印度之间在物质文化方面的交往，最早的可信的资料要算《史记》中记载的张骞通西域及其回来后的有关报告。而从汉代以后，关于印度的记载就一直不断。

如《史记·大宛列传》记载说：

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按：即印度）。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

……

……而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国……

《史记·西南夷列传》载：

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

这里说到张骞在大夏看到了从身毒运到大夏的中国四川生产的布匹和邛竹杖，其传播途径应当是从四川经云南、东南亚而后达到印度。

在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中也有关于中国与印度交往的记载：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按：有学者认为，黄支国，即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康契普腊姆的古称），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泽长，蜀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赉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汉书·西域传》记载：

罽宾国，王治循鲜城，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不属都护，户口胜兵多，大国也。东北至都护治所六千八百四十里，东至乌秅国二千二百五十里，东北至难兜国九日行，西北与大月氏、西南与乌弋山离接。

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

罽宾地平，温和，有目蓿、杂草奇木，檀、櫰、梓、竹、漆。种五谷、蒲陶诸果，粪治园田。地下湿，生稻，冬食生菜。其民巧，雕文刻镂，治宫室，织罽，刺文绣，好治食。有金银铜锡，以为器。市列。以金银为钱，文为骑马，幕为人面。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珠玑、珊瑚、虎魄、璧琉璃。它畜与诸国同。

自武帝始通罽宾，自以绝远，汉兵不能至，其王乌头劳数剽杀汉使。乌头劳死，子代立，遣使奉献。汉使关都尉文忠……杀其王，立阴末赴为罽宾王……后军候赵德使罽宾……阴末赴锁琅当德……遣使者上书谢。孝元帝以绝域不录，放其使者于县度，绝而不通。

成帝时，复遣使献，谢罪，汉欲遣使者报送其使，杜钦说大将军王凤曰：“前罽宾王阴末赴本汉所立，后卒畔逆……前亲逆节，恶暴西域，故绝而不通。今悔过来，而无亲属贵人，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故烦使者送至县度，恐失实见欺。凡遣使送客者，欲为防护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属汉之国四五……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蛮夷之贾，劳吏士之众，涉危难之路，罢弊所恃以事无用，非久长计也。使者业已受节，可至皮山而还。”于是凤白从钦言。罽宾实利赏赐贾市，其使数年而壹至云。

《后汉书·西域传》记载：

公元1世纪中叶的汉明帝时，佛教已经传入中国，一些皇帝和皇室家族的人开始崇奉佛教，但佛教是怎么传入中国的？是印度人传来的，还是中国人去学来的？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是汉明帝“遣使天竺问佛道法”，即是派人去印度学来的：

世传明帝梦见金人（按：指汉明帝于永平七年梦金人的传说），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后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

……

至于佛道神化，兴自身毒，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张骞但著地多暑湿，乘象而战，班勇虽列其奉浮图，不杀伐，而精文善法、导达之功，靡所传述……汉自楚英始盛斋戒之祀，桓帝又修华盖之饰。将微义未译，而但神明之邪？详其清心释累之训，空有兼遣之宗，道书之流也。且好仁恶杀，蠲敝崇善，所以贤达君子多爱其法焉。

《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楚王英传》载：

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八年，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曰：“托在藩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相国以闻，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按：伊蒲塞即居家信佛的居士）、桑门（按：即和尚）之盛馔。”因以班示诸国中傅。英后遂大交通方士，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以为符瑞。

东汉末年，佛教在中国得到更进一步传播，宫廷中公开地奉事佛教：

延熹九年，楷自家阙上疏……十余日，复上书曰：“……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杀罚过理，既乖其到，岂获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图。浮图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天神遗以好女，浮图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眄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女艳妇，极天下之丽，甘肥饮美，单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黄老乎？”

书上，即召诣尚书问状……帝以楷言虽激切，然皆天文恒象之数，故不诛，犹司寇论刑。[2]

西汉哀帝时，中国文献中开始记载大月氏人来中国传播佛教：

昔汉哀帝元寿元年（按：即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间、比丘、晨门，皆弟子好也。《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属弟子别号，合有二十九，不能详载，故略之如此。[3]

晋朝时，东晋孝武帝太元六年（公元381年），天竺国献火浣布于苻坚（《晋书·苻坚传》）。法显于晋朝时赴印度求法。他是由锡兰乘商船回来的，说明当时从印度到中国的海路已经是没有问题的了。

印度处在中国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的交通带上，公元前5世纪波斯帝国时代，中国的丝绸就已经出现在波斯。所以，中国的丝绸也应当在很早的时候，至少不会晚于公元前5世纪，就已经传入了印度。在佛教文献中我们见到在列国时代印度人就已经有用丝绸的记载：波罗奈斯国王的王后把儿子打扮整齐，裹在丝绸襁褓里。[4]

在佛经中多处记载了使用丝绸的事。如《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卷第二中曾经说到一个人去世后，他的几个儿子“严饰葬具，以五色缯彩，间错其舆”。在《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卷第十一中说到一个人死后，在装饰其棺材时用了丝绸，“又见一舆，以青、黄、赤、白缯彩严饰，而用盖之”。这里的缯可以说就是丝。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卷第五中说“复以种种上妙缯彩”，卷第十四说“悬缯幡盖”。

《增一阿含经》卷第十三说到波斯匿王为请如来而“悬缯幡盖，作倡妓乐”，该书还多次说到“悬缯幡盖”，等等。

那么，古代印度人的丝绸是自产的还是从中国运过去的呢？我国学者似乎看法不一。

例如，崔连仲认为古代印度人使用的丝绸是自产的：

作为高级纺织原料的丝，从什么时候开始生产，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有的学者提出，甚至在吠陀时代就知道了丝；有的学者说，在吠陀里面没有讲到丝的问题，那是吠陀时代以后的事。从列国时代开始，印度确已有了养蚕事业，佛教文献有大量资料可资证明。例如在《四分律》中有一段写道：“尔时佛在旷野国界，时六群比丘作新杂野蚕绵卧具。彼索未成绵，或索已成绵，或索已染未染，或索新者，或索故者，至养蚕家语言，我等须绵。彼报小待，须蚕熟时来。彼六群比丘在边住待看，彼暴茧时蚕蛹作声。诸居士见尽共讥嫌言，沙门释子无有惭愧害众生命。”诸如此类的记载不少，在另一律藏中当佛陀得知有些比丘“数数从彼婆罗门居士等乞野蚕丝”时，呵责曰：“汝等难满难养，不顺少欲知足之行。”养蚕、造丝、纺纱、织布，这是相联系的生产过程。前面讲到各种丝绸，在较晚的佛典中还提到用丝绸做的衣服等物。……[6]

但季羡林先生则认为，印度的丝绸是从中国运过去的：

玄奘还记载了桑蚕传入印度的经过：

昔者，此国（按：即瞿萨旦那国）未知桑蚕，闻东国有之，命使以求。时东国君密而不赐，严敕关防，无令桑蚕种出也。瞿萨旦那王乃卑辞下礼，求婚东国，国君有怀远之志，遂允其请。瞿萨旦那王命使迎妇，而诫曰：“尔致辞东国君女，我国素无丝绵桑蚕之种，可以持来，自为裳服。”女闻其言，密求其种，以桑蚕之子置帽絮中，既至关防，主者遍索，唯王女帽不敢以检，遂入瞿萨旦那国，止鹿舍伽蓝故地，方备仪礼，奉迎入宫，以桑蚕种留于此地。阳春告始，乃植其桑，蚕月既临，复事采养。初至也，尚以杂叶饲之，自时厥后，桑树连荫。王妃乃刻石为制，不令杀伤，蚕蛾飞尽，乃得治茧，敢有犯违，明神不祐，遂为先蚕建此伽蓝。数株枯桑，云是本种之树也。故今此国有蚕不杀，窃有取丝者，来年辄不宜蚕。[8]

关于丝绸最初传入印度的途径，没有直接的资料，应当既可能是从北线传入，也可能是从南线传入，即从四川经云南到东南亚再到印度，即走蜀布和邛竹杖进入印度的道路。因为，在汉朝时，既然布匹和竹杖可以从这条路传入印度，那么，丝绸也完全可能从这条路传过去。当然，走北边也是可能的，因为张骞就是走北边的路线到达西域各国。

除了中国的丝绸传入印度以外，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是否也传入了印度呢？季羡林先生认为：“纸是中国人民伟大发明之一，传遍了世界，也包括印度。”[9]他说，印度原来书写的材料是桦树皮和树叶，写在树叶上的佛经即贝叶经传入了中国，原来重庆梁平县有一座佛教寺院双桂堂，就收藏有贝叶经（现在据说被盗了，不知道查找到了没有）。中国在汉代已经发明了造纸术，纸张书写起来比较方便，它传入印度应当是完全可能的，但具体途径是什么尚不太清楚。

[1]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2～26页。

[3] （西晋）陈寿：《三国志·魏书》卷三十裴注引曹魏鱼豢撰《魏略·西戎传》。

[4] 参见《宽心本生》，见《佛本生故事选》，第97～100页。

[5] （唐）玄奘：《大唐西域记》，第35页。

[6] 崔连仲：《从佛陀到阿育王》，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0～81页。

[7] 季羡林：《中印文化交流史》，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18页。

[8] （唐）玄奘：《大唐西域记》，第301～302页。

[9] 季羡林：《中印文化交流史》，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