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哈拉巴文化

一、哈拉巴文化的发现、分布地区、年代范围和创造者

古代印度的文明史是从哈拉巴文化开始的。

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人们根本不知道在古代历史上还曾经有过哈拉巴文化。那时的古代印度历史是从《吠陀》中记载的传说开始的，最早可以上溯到公元前15世纪，即所谓雅利安民族入侵印度的时代。1922年，考古学者在印度河流域的信德和旁遮普地区发现了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巴两个文化遗址，印度河流域的上古文明才为世人所知。从那以后，考古学者在印度河流域各地陆续发现了许多属于同一文化系统的遗址，共有城市村落200余处，统称为“哈拉巴文化”。

图2.1 摩亨佐·达罗遗址

哈拉巴文化的分布：从现在发现的该文化遗址看，哈拉巴文化分布的区域十分广大，东起今印度的北方邦恒河—亚穆纳河上游的阿拉姆吉尔普尔，西到今巴基斯坦的俾路支海滨的苏特卡跟-多尔，长约1600千米，北边紧靠喜马拉雅山脉下的鲁帕尔（今巴基斯坦的旁遮普），南达今印度的纳尔马达河和塔普迪河之间的一条小河吉姆河河口的薄加特拉弗（属古吉拉特邦），相距约1100千米，超过苏美尔和埃及最古文明所覆盖的面积的总和，或者说，哈拉巴文化的面积大约是埃及古王国时期国土的两倍，是苏美尔和阿卡德的4倍[1]，覆盖面积大约有200多万平方千米，几乎从德里绵延到孟买。如果将来发现新的遗址的话，那么，其范围可能会更大。

哈拉巴文化的年代范围：据现在学者们的意见，现在发现的哈拉巴文化延续的时间有700多年，约为公元前2500—前1750年，其主要依据是：（1）在西亚发现的属于印度河文化的印章的年代，这些印章中有7枚可以测定的年代为两河流域的萨尔贡统治时期（约公元前2300年），还有一枚属前萨尔贡时期，就是说比公元前2300年更早；（2）据对摩亨佐·达罗等遗址进行的碳14测定为公元前2400—前1700年。而在摩亨佐·达罗还有尚未测定的更深的地层，因此，这一文化的开始年代有可能比公元前2400年更早。所以，现在把哈拉巴文化的时间划定在公元前2500年，比我国现在能够确定的传说中的夏代（公元前21—前16世纪）稍早。

辛加尔甚至认为最早的著名文明在印度、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几乎同时创建。[2]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说，尽管哈拉巴文明即印度河文明的确切范围和时期还有待确定，但是人们现在承认它向东和向南远远超出了印度河流域，承认它无疑与其他最早的已知文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属于同一时期，两个非雅利安的种族苏美尔人和闪米特人在那里创造了令人惊奇的文明。[3]

哈拉巴文化的创造者：一般认为哈拉巴文化的创造者是土著的达罗毗荼人，因为创造了后来的雅利安人文化的雅利安人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进入印度时就碰到了达罗毗荼人，正是他们把达罗毗荼人驱赶到了德干高原一带。但也有人认为哈拉巴文化是由最先进入印度的雅利安人创造的，甚至有的人认为是来自西亚的苏美尔人创造的。有的学者根据出土的人骨和各类人像分析得出结论说，印度河流域当时的居民大约有原始澳大利亚人种、蒙古利亚人种和地中海人种等，所以哈拉巴文化可能是几个种族的人共同创造的结果。到现在为止，关于哈拉巴文化的创造者究竟是谁的问题，还不能完全肯定。

二、哈拉巴城市文明出现的背景、内容、特点和性质

从考古发掘的材料来看，哈拉巴文化已进入了城市文明时代。已经发现的属于这个文化的比较大的可以称为城市的遗址，除了众所周知的哈拉巴（在拉维河畔）、摩亨佐·达罗（在印度河下游）和甘瓦里瓦拉（这3个城市的居民数可能有35000人，每个城市占地约1平方千米）以外，还有位于拉贾斯坦的现在已经干涸了的加加尔河左岸的卡利班根（其占地约0.22平方千米），距离阿拉伯海湾不远的洛塔尔，属于现在的古吉拉特的艾哈迈达巴德西北的苏尔戈达德等。

城市的兴起离不开农业的发展和手工业的发展。

关于哈拉巴城市文明兴起的背景和条件，刘欣如《印度古代社会史》一书中说：

从村落向城镇的转化则是印度河流域本身的产物。印度河平原为农业和牧业的发展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上游的五河地区为下游带来很大的水量和泥沙。一年一度的泛滥虽然比不上尼罗河泛滥的规模，但可以给沿河地带的耕作带来足够的淤泥。这里不需要极发达的农具和灌溉就能收获庄稼。河间平地则是良好的牧场。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河流经常改道和泛滥对人类的定居又是一种威胁。要想利用河水泛滥之利而又不受其害，光靠小村落的力量是不够的。为了发展生产潜力和控制自然，迫使人们在较大范围内组织起来。同时河流和平原本身又为人们提供了交通之利，便于人们互通信息和组织合作。于是，在公元前三千纪上叶，在印度河的中下游的阿姆利（Amri，约公元前3000—前2300年）和科特底基（Kot Diji，公元前2600年左右）以及其他一些地点，出现了向城市文明发展的尝试。它们的规模大于俾路支斯坦村庄的城镇，是印度河大城市的雏形。

山区河谷里的村落组织向平原地区的发展绝对不是一场简单的全体移民。多年来，那些小型社会里已经形成了一些社会劳动分工。生活在低谷的农业部落和山坡上的牧业、采集狩猎部落之间也是互相依存的。同时，大部分矿产品产自山区。最热衷于向印度河平原迁移的当然是农民。铜匠、陶匠等手工业者安土重迁，不那么愿意远离他们的原料和燃料产区。然而他们的服务对象是农业居民，而要移居平原地区的农业居民也极需要他们合作，这样，在迁移过程中，必须组织好原料燃料的交换和运输，也就是说要妥善安排和改进社会分工。这种移民和转化是如何进行的我们不清楚。从考古角度上，看不到很多通过暴力和战争强迫移民的迹象。当时的铜制和石制武器的形式很像是用来狩猎，而不是用来作战的，而且数量也不大。有一种猜测是部落中的政治权力通过宗教活动来组织这些移民活动。[4]

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这些城市都有很好的规划和布局，都有卫城和下城之分。一般说，卫城在西部，而下城在东部。卫城都是要塞堡垒式的建筑，它的存在是当时经常发生战争的反映。这些卫城有的是用烧制的砖建成的（如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巴的），有的则是用砖坯建成的（如卡利班根和洛塔尔）。在摩亨佐·达罗的卫城里，有许多大型的建筑，如大浴池、学校、粮仓和会议厅等，都是用烧制的砖建成的。其大浴池南北长12米，宽7米，深2.5米，浴池能防渗漏，四壁还加上一层防潮湿的沥青。有梯下到池底。人们认为，大浴池不仅用于沐浴，可能还兼有宗教的用途（在卡利班根的卫城里面，建有一座礼拜堂之类的建筑）。在哈拉巴的卫城城墙外面，建有矩形塔楼。在这里，谷仓不像摩亨佐·达罗那样建造在卫城的里面，而是建在外面。卡利班根卫城是用砖坯建成的，厚7米，在墙上隔一段就建造有一座塔楼，用于防卫。苏尔戈达德的卫城高4.5米，是哈拉巴文明中少见的用石头建造的。

图2.2 摩亨佐·达罗遗址浴池

哈拉巴文化遗址的下城的大街小巷似乎都是根据预定的规划建设的。主要街道平直、整齐，大都是东西向或南北向的道路，或平行排列，或直角交叉，建筑物转弯处的墙角都砌成圆形。主要街道很宽，如卡利班根的主要街道宽达7.2米，其他南北向街道的宽度则是它的3/4，而横街和小巷的宽度又是它们的一半或1/3。街道两旁房屋排列整齐，一般用烧砖砌成。有些住宅较大，有两三层，并有排水设施，下水道同街上的排水沟相连。多数房屋都有自己的水井，此外还有公用水井。另外有一长串形状相同的简陋小屋，很像是一些给征召的士兵、劳工或奴隶居住的宿舍。可能这些城市已经有了明显的阶级分化。

哈拉巴文化已进入青铜器时代。有大量的铜器和青铜器被发现，如斧、镰、锯、刀、鱼叉等，人们还学会了冶炼金、银、铜、青铜、铅等金属，但尚无铁器。[5]冶炼青铜，除了需要铜以外，还需要锡。但印度本身不产锡。它冶炼青铜需要的锡，显然是从国外输入的。

在印度河流域的各个城市中，有许多的商铺，而为这些商铺提供产品的当然是手工业作坊。哈拉巴时代的各个城市中当然会有手工业者的作坊，如纺织作坊、染坊、装饰品作坊、制作印章的作坊、冶炼金属和制作金属器皿的作坊、制作蚌器的作坊，以及制作天青石、红玛瑙、闪长石等珠宝的作坊等。这些作坊当然是位于下城。据说，砖窑、烧制陶器的窑址也在城市里面，不过值得怀疑，因为这些窑在生产时对居民生活影响会很大，一般人似乎很难忍受它们对空气的污染。有学者认为，甚至商人的商铺和住处也多半是在下城。

哈拉巴的城市周边应当还有不少的农业地区，因为，城市居民是需要粮食来养活的；此外，在哈拉巴地区，还应当有不少的地方可以放牧，甚至有居民从事采集或狩猎。刘欣如说：“……哈拉帕、摩亨焦-达罗和甘瓦里瓦拉三座大城市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控制了一个广泛的农村地区……印度河流域城市所统治的广大区域内除了沿河谷的村镇外，不一定都是农业区。在河流间的广大半干旱地区，牧业经济很可能占主要地位……另外，在边缘山区森林地带从事采集和狩猎以及少量农业的人民也必然保持他们自己的社会组织形态。这些地区都和城市以及农业有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6]

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哈拉巴文化同外界已有了很多联系。首先是同两河流域的联系：（1）在两河流域的许多遗址发现了来自印度河流域的印章，或是模仿印度河流域的印章。另外，在波斯湾的巴林岛（古代称为“狄尔蒙”）也发现有这类印章。（2）在苏美尔的遗址中发现的多节的陶制花瓶、棉花是来自印度河流域的；（3）从楔形文字的记载和两河流域出土的物品来看，从印度出口的大宗商品有铜、木料（如柚木）、石料（如闪长石、雪花石膏），奢侈品有象牙制品、天青石、红玛瑙、珍珠以及制成的装饰品等。[7]

关于印度河流域文明，即哈拉巴文化与西亚的交往已经有许多证据，辛加尔在其《印度与世界文明》一书中用很多例子作了说明：

然而，印度与其西面各古代文明接触的证据是确凿的。多节的陶花瓶是从印度运到苏美尔的，棉花也是如此。棉花的历史发源地不那么肯定，但印度棉花贸易的古老是毋庸置疑的。在阿卡德方言中，印度棉花用意思为“植物布”的表意文字表示。阿苏尔巴尼帕尔（按：亚述帝国时期的一个国王，公元前668—前626年）栽培包括印度“长羊毛的树”在内的印度植物。希腊人第一次见到印度人时，后者穿着“长在树上的羊毛”。希罗多德提到印度棉花，底普拉斯图斯在公元前350年最先谈到在印度本部边界之外的棉花，他描绘了第尼（巴林）的“长羊毛的树”，说棉花在印度也得到栽培。多年生长的棉花植物——最初只土生于印度——最早什么时间在西亚种植也许只能猜测。但是，“由于知道摩亨焦-达罗与同时代的巴比伦王国各文明之间有接触，印度河流域的棉花籽看起来很可能沿着波斯海岸播撒，且由于多年生长的植物得以成功种植而远达波斯湾。”

图2.3 印章文字

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现的哈拉巴制造品，也证明印度河和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文明之间的商业交往。半宝石如天河石来自古吉拉特甚至尼尔吉里丘陵；食料和金属来自拉贾斯坦或俾路支斯坦，还有带柄的贝壳来自南印度。所有这些物品，是在公元前第三千纪后半叶期间抵达美索不达米亚的。的确，印度河商人的殖民地肯定已在苏美尔的城市建立。另一方面，白色大理石印章、手斧、陶环和有角的雕像，是从苏美尔进口到印度河地区的物品的一部分。还有，在印度河诸城市发现的大量自然主义的烧陶小雕像中，一部分描绘的是具有蒙古人种特征的人物。考古研究人员在苏联中亚的南土库曼，也发现属于公元前2000—前1000年的印度河遗迹。

法国发掘者在阿富汗南部发现与哈拉巴的大谷仓相似的大谷仓，还有属于公元前第三千纪的带有半截圆柱的正面巨大泥砖建筑，这使人联想起美索不达米亚。就对国际接触的进一步了解而言，这些遗迹的全部意义已得到适当的估计；但是，它们的发现使伦纳德·伍利爵士提出：苏美尔人是来自东方的移民，他们带来了自己的艺术和工艺，这两个民族大概有共同的起源，作为对印度河文明和苏美尔文明之间相似之处的解释。[8]

有学者推断，印度河文明已经同埃及有了直接或间接的交往。如埃及和印度对牛神、太阳神、蛇神等的崇拜是共同的。柴尔德在《上古东方新证》一书中说：存在于印度河流域的铜匾和三枚埃及印章上的绳纹，是两个国家之间最引人注目的联系。[9]在埃及文物中发现的天青石、玛瑙等的原料很可能来自印度河流域。

该书还对印度河文明与其他一些古代文明之间的联系提出了若干间接的证据，并谈了自己的看法。

哈拉巴文化时期已经有文字，主要保存在石、陶、象牙等制成的印章上。迄今所知的文字符号已有500个，其中有些是表音符号，有些是表意符号。这种文字至今尚处于解读过程中，还没有满意的结果。不过，文字的出现本身就说明其文明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哈拉巴文化显然已经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有城市，有能够供应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的可以说是比较发达的经济，即农业、手工业，可能还有畜牧业等，出现了文字，明显有了阶级分化。但是，这么发达的城市文明，是怎么管理的？通过什么机构来管理？由于其文字尚未解读成功，所以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关于这个时代人们的宗教信仰，我们也是一无所知。另外，考古发掘出哈拉巴文化有很多城市，而哈拉巴文化又占地极广，那么，这些城市像希腊、两河流域一样是一些独立国家的中心呢，还是一个统一国家下的城市？或者，它们曾经是一个个的独立国家，后来被统一了？如果是后来统一了，那么是怎么统一的？是和平统一的，还是武力统一的？在一些遗址中发现了似乎是战争的痕迹，但那是统一战争的痕迹呢，还是其他的战争留下的痕迹？我们不得而知。刘欣如说是通过战争的方式统一的：“这座城市（按：该城镇在德拉伊斯梅尔罕地区的一个营地附近）的灭亡很可能是哈拉巴国家统一战争的结果。印度河文明的统一，至少部分地是通过暴力完成的。”[10]

哈拉巴文化存在了几百年，以后就衰亡了。衰亡的原因不清楚。

哈拉巴文化虽然衰亡了，但这一古代文明的某些因素却保留了下来，并同后来的雅利安文明结合，成为印度文明的基础。例如在哈拉巴遗址发现的印章上有一种三面有火神像，很像印度教的大神湿婆，其坐姿也同后来印度教苦行僧打坐的姿势相似。此外，在哈拉巴发现的赌博用品——骰子，也使人联想起梵文文献中常提到的赌博用品。赌博在古代印度很盛行，人们常因赌博而沦为奴隶。史诗《摩诃婆罗多》中两族混战的原因也与赌博输赢有关。这些骰子说明赌博之风起源很古，雅利安人也可能是从达罗毗荼人那里学来的。

从哈拉巴文化的衰落到雅利安人大举入侵这几百年间的历史，基本上是模糊不清的。古代印度的历史从吠陀时代开始，才有文献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