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经济状况与社会阶层的分化

社会经济状况 在“黑暗时代”的研究中，社会结构是学者们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黑暗时代”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在“黑暗时代”早期，整个希腊地区的社会分化应当并不明显。当时的社会组织可能是原始公社。公社首领和普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别不大，他们的住房是用泥土和茅草盖的，坟墓陪葬品也没有十分明显的差别。

大约从公元前10世纪开始，社会分化逐渐明显了。这与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有联系。这一时期，社会经济较之早期有了发展，铁器已用于农业生产。希腊地区的铁器出现在迈锡尼时代末期，但当时铁器的使用并不广泛，青铜仍然是人们使用的主要金属。在“黑暗时代”，铁器的使用出现了关键性的转折，铁器逐渐在军事和生产中占据重要地位，希腊社会进入以铁器为主的时代。当时的希腊，特别是希腊大陆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东部、克里特岛东部以及小亚地区发现了相当多的铁器，如勒夫坎地、雅典、克诺索斯、迈锡尼、科斯岛等地都出土了铁制品。《荷马史诗》也多有提到铁器的地方，铁器主要用于军事方面，如铁制的箭头、剑等，但也提到铁制的生产工具，主要有锄头、斧子和铁锤等。铁器特别是铁制农具的普遍使用，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

铁器的使用，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生产方式逐渐由畜牧业向耕作农业转变。据赫西俄德所载，他所生活的时代耕作农业在社会经济中已占主导地位。在希腊地区，畜牧业向农业的转变发生在“黑暗时代”[1]。这是“黑暗时代”中后期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在耕种农业中，谷物生产是很重要的。公元前9世纪前后在希腊考古墓地出现一种圆形陶器，这种陶器被认为是谷仓的象征。由此可见当时谷物生产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荷马史诗》中描写了大麦、小麦和黑麦的耕作和收割的景象，甚至不种植庄稼也被看成是野蛮的象征[2]。除了谷物以外，水果以及橄榄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也比较普遍，史诗不止一次提到了葡萄的种植，甚至提到贩卖葡萄酒的生意人。不过，此时畜牧业在生活中仍有较重要地位。在“黑暗时代”的考古发掘中，常见到动物的遗骨，可能是食物的残余[3]。史诗也提到，奥德修斯的牧猪奴管理的母猪大约有六百头，还有一些公猪[4]。此外，奥德修斯还有相当数量的羊群。埃涅阿斯提到他的祖先埃里克托尼奥斯有三千匹马[5]。马不仅用于战争，在闲暇时节还会以赛马作为娱乐活动[6]。

贵族阶层 社会经济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增多，加速了社会分化。贵族、平民和奴隶等阶层又出现了。贵族拥有特权，他们在社会分配中占有更多财产，如贵重金属、牲畜、食物等。据《荷马史诗》记载，奥德修斯的仓库中有大量财物[7]。阿喀琉斯有三足鼎，许多马匹、骡子、犍牛等牲畜，还有青铜、铁等金属。阿伽门农作为军事统帅，拥有的财富更多，他不但在战利品的分配中占尽优势，而且还能以财富拉拢其他贵族。如他许诺给阿喀琉斯若干三足鼎、黄金，以及牲畜和妇女[8]。居民的分化从考古发现也能看出。有些地区已经出现了大型建筑，如勒夫坎地遗址，发现宽十余米，长四五十米的建筑遗迹，其规模形制虽不能与迈锡尼文明宏大的建筑相比[9]，但与那些简陋的居民住房则形成明显的反差。

《荷马史诗》的描写，也反映了贵族与平民的区别。例如对攻击阿伽门农的士兵，奥德修斯可以肆意辱骂和殴打，并对他说：“你安静地坐下，听那些比你强大的人说话，你没有战斗精神，没有力量，战斗和议事会都没有分量。”[10]阿喀琉斯不仅在战场上对待敌人极为凶悍，对待士兵也同样无情。他的朋友说：“他是一个可怕的人，（其他人）很容易无辜地受他指责。”[11]贵族阶层重视自己的“高贵血统”。墨涅拉奥斯称赞其他贵族的子嗣，说他们没有失去高贵的血统，一看就知道是贵族子弟，而与平民子弟不同[12]。在史诗中，几乎所有的贵族都将自己的身世与神灵联系在一起，如阿喀琉斯等人就一再强调自己与宙斯之间的血缘关系。为了保持血统的纯洁性，他们更注重贵族内部的通婚[13]。阿喀琉斯说，如果他愿意，他可以任意从阿卡亚首领的女儿中选取一位作为自己的妻子[14]。他还让儿子和墨涅拉奥斯的女儿通婚[15]。尽管有时候他们可能也通过抢占女奴为自己延续子嗣，但是在父系社会中，子嗣的地位是由父亲决定的，因此可能并不影响其血统的纯洁。

贵族阶层出现之初，人数可能并不多，其地位也不像后世那么突出。据估计，厄立特里亚在公元前8世纪大概有1000～2000人，但目前的考古发现仅见16处陪葬品较多的墓葬[16]。贵族的地位与个人能力和财富有直接关系。奥德修斯的儿子凭借财产能保持贵族的地位，但如果他的财产被求婚者耗尽，其社会地位就可能受到威胁。许多贵族还不能完全脱离生产。奥德修斯本人从事农业和其他生产活动，他还与其他人比赛割草等农活[17]。贵族家庭的女性也从事生产劳动，如奥德修斯的妻子女工水平很高[18]。海伦也曾将亲手纺织的华美衣服赠予特勒马科斯[19]。

平民阶层 《荷马史诗》主要记载贵族的言行，所以有人称之为贵族的赞歌，但从史诗中也可看出平民阶层的重要性。有的学者指出，平民与贵族是当时两个最重要的群体[20]。平民战时从军，平时从事生产。当时奴隶的人数不多，所以农业劳动主要由平民承担。平民也经营商业。不过，商人的地位较低。奥德修斯因自己被人视为商人，颇有被歧视之感（参见《奥德赛》，第八卷）。随着社会的发展，平民之间逐渐产生贫富分化，有的平民很富裕，有的则沦为乞丐和雇工。据《荷马史诗》记载，奥德修斯返国途中装扮成一个流浪汉，实则等于乞丐。求婚者问他是否愿意做雇工[21]，阿喀琉斯也说若自己不死，宁愿在人间当个雇工[22]。可见当时雇工的地位并不高。平民的社会地位较之贵族要低，常常作为贵族的追随者而出现[23]。不过，史诗也反映了平民与贵族之间的矛盾，如平民常对战利品的分配表示不满[24]。平民与贵族矛盾的加深和平民力量的逐渐发展，预示着希腊社会已经站在了古风时代的门口了[25]。

奴隶阶层 “黑暗时代”的奴隶阶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在发生变化。有学者指出，迈锡尼文明衰落后，“黑暗时代”之初奴隶阶层有一个衰退期[26]。这种观点是合理的。在生产力水平较低，不能产生较多剩余产品的情况下，奴隶人数不可能很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奴隶数量逐渐有了增加。奴隶的来源主要有两类：一是战俘[27]，据《荷马史诗》记载，战俘奴隶主要是女奴，绝大多数男性被俘后会被杀死或作为人质；二是把抢劫来的人贩卖为奴。如奥德修斯家中的牧猪奴原来并非奴隶，而是被掳掠后被贩卖为奴的[28]。奥德修斯返回国内后，装扮成流浪汉，差点被人贩卖到国外[29]。有的学者提到，家养奴隶也是奴隶的一个重要来源。不过，也有学者指出，能够结婚的奴隶很少，因此很难说有相当数量的家养奴隶[30]。

奴隶没有人身自由，贵族对奴隶有生杀大权。奥德修斯曾经处死了一批奴隶。但是奴隶的处境不尽相同，奴隶的价格因外貌、技能之差异而有区别。奥德修斯家的保姆欧律克勒亚被买来时，花了20头牛的价格[31]，而一个家政熟练的妇女只值4头牛，约为一个三足鼎价格的三分之一[32]。奴隶与主人的关系也有区别。奥德修斯家中的牧猪奴可以管理奥德修斯农场的事务，而且他还买了一个奴隶[33]。这说明，奴隶阶层内部也有分化。当时奴隶的人数不多，也没有成为生产活动的主要承担者。他们多依附于贵族而为贵族家庭的成员。

从“黑暗时代”中后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化日益严重。贵族、平民及奴隶阶层的出现，他们之间矛盾的不断加深，表明希腊社会离国家的出现已经不远了。

二、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与“黑暗时代”社会政治制度

对《古代社会》有关氏族组织论述的争议 “黑暗时代”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性质，是希腊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而且存有争议的问题。传统的观点可以摩尔根的研究成果为代表。摩尔根认为，“英雄时代”（即“黑暗时代”）希腊社会处在原始社会末期氏族社会阶段。此时期的社会组织为氏族（genos）、胞族（phratra、phratria）、部落（phylon、phyle）和民族（people、nation）[34]。氏族组成胞族，胞族组成部落，氏族为社会基本组织。

摩尔根的观点在《荷马史诗》中能找到某些证据，如《伊利亚特》第二卷中，涅斯托尔建议，“把你的将士按他们phylon和phratria分开，阿伽门农啊，让phratra帮助phratra，phyle帮助phyle。”此外，涅斯托尔还提到：“一个喜欢在自己的人中挑起可怕的战斗的人，是一个没有phratra，没有炉灶、不守法律的人。”[35]摩尔根的观点不仅依据《荷马史诗》等希腊传统文献，也得到他在北美印第安氏族部落实地考察所获史料的支持。摩尔根的观点对“黑暗时代”社会制度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近几十年来，学者们对摩尔根的观点作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新的认识。他们指出，摩尔根采用人类学调查成果与古典文献史料相结合的方法，证明“英雄时代”的希腊处于氏族社会，这种研究方法有重要的价值。不过，摩尔根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没有证据表明古代希腊社会经历了与北美印第安人部落完全相同的发展阶段，印第安人部落社会的情况并不能作为论证“英雄时代”希腊社会情况的直接证据。再则，《荷马史诗》中表示氏族部落的词语，似乎尚无确定的内涵。例如phyle、phratra等在史诗中出现的次数并不多，而且这些词语未必就是指有血缘关系的部落和胞族，也可能仅指军事组织[36]。古典时期表示氏族的genos一词，虽然在《荷马史诗》中出现了，但更多地指有共同认同感的群体，表示出生、起源和后代的意思，尽管偶尔也有族系、家庭的意思[37]。所以，《荷马史诗》中的genos很难说已有确定的氏族含义。

关于氏族和部落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也是值得思考的。有学者指出，有些研究过于夸大了部落和氏族在早期希腊社会中的重要性[38]。实际上，家庭（oikos）在当时的社会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oikos不同于后世的family。oikos不仅包括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而且包括奴隶，甚至家庭所拥有的物资，如土地与其他财产等。在《荷马史诗》中，贵族面临利益抉择时一般不提及氏族和胞族等群体，甚至很少考虑城镇的利益。如赫克托耳出征，其妻黾勉他勿使妻儿成为寡妇和孤儿。赫克托耳很担忧一旦城被攻破后妻子将面临的灾难：“你将流着泪被披铜甲的阿卡亚人带走，强行夺取你自由自在的生活。”[39]据《奥德赛》记载，奥德修斯出征后，特勒马科斯在面临求婚人要夺取其家产时，连自己的祖父（他祖父没与他们一起居住）都不能依赖，而只能信赖家中的牧猪奴等少数人。这些例子说明，当时家庭较之氏族、胞族和部落在社会生活有更为重要的作用。有的学者指出，此时期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血缘的，不如说是为了共同利益形成的集团[40]，尽管这种观点还可以进一步讨论。

对《古代社会》有关军事民主制论述的争议 摩尔根认为，英雄时代的雅典（希腊）属军事民主制时期，主要特征是“在其政府方面有三个不同的部分或权力机构，这三者在某种意义上是平等的，第一是酋长会议，第二是阿哥腊，即人民大会，第三是巴赛勒斯”。巴赛勒斯位于中心地位，是级别最高、权力最大、地位最重要的一个职位；同时，他又认为“酋长会议”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至少据推测是至高无上的”，它有拟定公务措施方案的大权；但“人民大会”则具有最后的决定权，因此人民是自由的，政治的精神是民主的。他将这种政治制度称为军事民主制[41]。在摩尔根看来，军事民主制建立在氏族社会的基础之上，而三大机构具有相对明确的权力分工，其结构也比较稳定。

近年来，对于“黑暗时代”的社会政治制度，学术界也提出了新的观点。国内学者参考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大致提出了两类观点，一类认为，在黑暗时代或至少在黑暗时代的中后期，已经出现了国家形态，在政治、经济、军事乃至社会生活领域已经呈现出某些国家或古典城邦的特征。荷马社会“一方面继承了迈锡尼时代的王权，另一方面发展了新的政治组织，即公民大会和元老会议。王权的存在和较为复杂的政治组织出现说明，在荷马社会早已存在着国家形态”[42]。还有的学者指出，“荷马时代”的polis成员已经具有共同体意识，军事和宗教领域的变化反映出一种“新的国家形态”，与古典时代的城邦有密切联系[43]。

另一类观点认为，“黑暗时代”尚未发展到国家形态，是介于部落和国家之间的社会形态。郭长刚认为“黑暗时代”尽管已不是氏族社会，但王权与管理组织尚不具有稳定性，公民大会、贵族会议与贵族首领之间的分工并不是很明晰，同时也不具备领土意识和国家观念，很难称之为国家。他依据西方人类学理论，认为此时期的希腊处于酋邦时期[44]。

以上观点均有其史料依据，之所以产生争议，主要还是由于缺乏充分的史料从总体上来说明“黑暗时代”社会制度的性质。以目前情况而言，《荷马史诗》仍是了解此时期社会的重要史料，下面主要依据《荷马史诗》并结合有限的考古材料来叙述“黑暗时代”的社会机构及其之间的关系。

三、“黑暗时代”的社会机构和早期国家的出现

贵族首领 在《荷马史诗》中，与贵族首领有关的称谓比较多，如瓦纳科斯、巴赛勒斯等等[45]。瓦纳科斯本是迈锡尼时代最高统治者的称谓，在《荷马史诗》中只用来称呼阿伽门农、普里阿摩斯等人。“巴赛勒斯”原指迈锡尼时代的小官员，在史诗中则为某些贵族的称谓。需要说明的是，它与古典时代的巴赛勒斯不同，后者被译作王（king），一个城邦一般只有一个或两个巴赛勒斯。而史诗中的巴赛勒斯则比较多，可能是指地位较高的贵族。在《伊利亚特》中，除了阿伽门农、阿喀琉斯之外，不少将领也有此称谓。据《奥德赛》记载，在费埃克斯，除了阿尔基诺奥斯之外，还有十二个巴赛勒斯；在伊塔卡，“还有许多其他的阿卡亚巴赛勒斯（basileus）”[46]。史诗中出现较多的巴赛勒斯，可能因为他们在征伐特洛伊的希腊联军中只是作为将领，然而他们在自己生活的国家或部落中则是首领，所以称为巴赛勒斯；也有可能某个大的部落是由多个小的部落合并而成的，这些小的部族合并后，其首领仍保留了巴赛勒斯称谓[47]。

尽管在史诗中，包括瓦纳科斯在内的称谓都没有成为希腊社会最高首领的固定称号，但无论是在希腊地区还是在特洛伊等地区，都有一个地位高于其他贵族的首领，如特洛伊的老国王普里阿摩斯、费埃克斯国王阿尔基诺奥斯等人。普里阿摩斯对于军政事务有最高的裁断权，而且能够决定继承人选；费埃克斯的多个巴赛勒斯之间，只有阿尔基诺奥斯是全国民众“强盛和威力的体现”，他的地位要高于其他的巴赛勒斯。格洛兹（G.Goltz）指出，荷马社会的巴赛勒斯有很大的权力，而且权力不限于摩尔根所说的军事和祭祀领域，也扩展到了其他领域[48]。阿尔基诺奥斯拥有日常的管理权力，甚至对于安排奥德修斯返国这样的事情，也要由他做最后决策。此外，首领们还往往拥有立法和司法权，他们的权杖与法律联系在一起。阿伽门农的权杖和习惯法据称是宙斯同时赐予的[49]。而阿喀琉斯的法令也在其权杖下得到执行[50]。因此，可能在“黑暗时代”，各共同体一般都有最高统治者，他们的权力涉及内政、外交、军事等各个领域。在某些地区，首领的父子继承制已形成。阿伽门农的王位是继承而来的，而且在他家族内传承了许多代；特洛伊王位也在家族内部传承，如果不是因为战争导致城市毁灭，王位很可能传给普里阿摩斯的儿子赫克托耳。

贵族会议 贵族会议和人民大会在“黑暗时代”也有重要的作用。据《荷马史诗》记载，贵族商议重大事件时需要聚集起来开会。这种集会被称为boule，即会议。希腊联军与特洛伊交战时，双方首领阿伽门农、赫克托耳等人都曾召集会议。而在各共同体内部则由首领召集，如费埃克斯的贵族会议由阿尔基诺奥斯等人召集。贵族会议人员一般由他们选定，也有未被选定的人（如墨涅拉奥斯）参加的情况[51]。贵族会议往往讨论比较重大的军政问题。在《伊利亚特》中，多讨论与战争有关的事情；《奥德赛》记载了讨论安排奥德修斯返国的事情。贵族会议通过的决议一般在会后就直接执行了。就一般情况而言，贵族会议的程序比较民主，大体上能做到畅所欲言。但在贵族会议中，贵族领袖如阿伽门农等人的地位十分重要，他们决定议题，选定参会人员，对于议题能否采纳有重要的影响。可见，贵族首领在会议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人民大会 人民大会由氏族部落的成员组成，即使在战争中，也存在由全体战士组成的会议。人民大会有一定的作用。据《荷马史诗》记载，墨涅拉奥斯和阿伽门农的分歧公布于人民大会，由于大会成员的意见不统一，最终导致联盟的分裂[52]。但人民大会并没有完全的决定权。因为在人民大会上发言的一般都是贵族首领如阿伽门农、阿喀琉斯等人，一般贵族很少发言，更何况普通的民众。《伊利亚特》提到一个平民名叫特尔西斯，他在会议上公开抨击阿伽门农的政策，但他是一个被丑化的人物，甚至被奥德修斯殴打后，也没得到其他阿卡亚人的同情。此外，占卜师卡尔卡斯也曾在人民大会上发言[53]，他的地位可能比普通平民要高。人民大会对贵族会议提交的议案没有绝对的决定权。有时人民大会的召开与贵族会议没有联系，而由贵族领袖直接提议召开。《早期奴隶制社会比较研究》一书列举了《伊利亚特》记载的三次人民大会，即处理阿波罗降下的瘟疫，解决阿喀琉斯和阿伽门农的矛盾，解决特洛伊战争结束后的问题[54]。此三次会议都是由阿伽门农等人直接召开的，未通过贵族会议，也未提交任何决议表决，讨论的议题也由他们决定，反映的意见仍主要代表了贵族特别是贵族领袖的意志[55]。

在《荷马史诗》中，贵族首领、贵族会议和人民大会是“黑暗时代”三个重要的权力机构，然而其权力分配及其关系并不十分确定。贵族首领已有凌驾于贵族会议和人民大会之上的趋向，但他们处理重大事情，至少在形式上需要通过人民大会或贵族会议，这两个会议对他们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大人社会 在“黑暗时期”，希腊各地区的发展并不是很均衡的。有的学者指出，在某些地区似乎具有“大人社会”的特征[56]。所谓“大人社会”是指一个不大的共同体，其中心人物就是“大人”。他们在群体中得到家庭成员、近亲属和随从的支持，主要通过个人能力，如巫术、胆识、演说及其财产确立自己的权威。“大人”的统治并不稳固。他们的能力削弱后，其统治就难以持续。“大人社会”的存在，在考古学上似乎能找到一些证据。迈锡尼文明崩溃后，有些定居点的人口数量急剧下降。例如在相当长时间内，尼克利亚的人口只有一百到两百人左右，还有许多定居点的人数也难以超过数百人。由于规模较小，这些共同体很可能由某些强有力的个人进行领导。此外，在勒夫坎地遗址有座巨型建筑物，被认为是共同体首领的居所。这座建筑物的建造和废弃可能不超过半个世纪。有学者认为，这可能与首领的去世或失去权力有关[57]，这说明当地统治者的权威并不稳定，可能与个人的能力密切结合。

从“黑暗时代”总的发展趋势看来，至少在后期阶段已开始向早期国家过渡。社会贫富分化加剧，贵族统治者的势力加强。考古学家在麦士那地区发现了大约建于公元前9世纪的城墙，修筑城墙显然要征集较多的劳动力，而且城墙的出现表明有支配力量的政治权力存在。迈锡尼文明衰落之后，希腊大地终于再次升起了文明的曙光。希腊人正在大步地迈入一个新的文明时代。

希腊人的自我认同意识的出现 关于“黑暗时代”的研究，学者们对此时期希腊人是否已形成自我认同的意识，也是比较关注的。

据学者们考证，Hellas和Hellenes两个词在《荷马史诗》中已经出现。这两个词后来分别有“希腊”和“希腊人”的意思。不过，如前所述，史诗中的Hellas还没有整个希腊地区的意思，而仅指色萨利的一小片区域[58]。《荷马史诗》也出现了一些与希腊共同体有关的词语，如阿卡亚人、达奈人、阿哥斯人。这三个词有时用来指代希腊人，而且在使用上似乎没有太大的区别[59]，其中阿卡亚人使用更为频繁。

对于希腊人自我认同的模式，美国学者乔纳森·豪尔提出了“内聚型”（aggregative）和“对立型”（oppositional）两种理论，在学术界有重要影响。他认为，公元前5世纪之前希腊的自我认同主要为“内聚型”模式，与后来出现的“对立型”模式不同。“内聚型”不是从外部（from without），而是从内部（from within）为“希腊人”定义，重在寻找希腊人的共同特点[60]。“内聚型”建构的重要方式之一，是通过将整个希腊民族构建为希伦（Hellen）的子孙而完成的。这种“内聚型”建构在约公元前6世纪出现的伪赫西俄德的《名媛录》等文献中最终形成。“对立型”认同则主要从外部寻求希腊人自身与其他族群的差异，由此建构希腊人自我认同的观念。“对立型”认同模式主要形成于公元前5世纪以后，大体是在希波战争之后形成的。

豪尔并不赞成“黑暗时代”的希腊人已经形成自我认同的观念，这可能与他认为《荷马史诗》主要反映的是古风时期的希腊社会有关系。不过，如前所述，不少学者都认为《荷马史诗》主要反映“黑暗时代”中后期的历史，同时也保留了较早时期的内容。尽管当时没有出现类似古典时代的希腊人的观念，但希腊人的自我认同意识的源头似乎可以追溯到此时，甚至更早的迈锡尼文明时期。《荷马史诗》描述希腊不同地区的人联合起来，发动对特洛伊的军事行动，这已经说明他们有了彼此认同的思想，而且这种思想随着特洛伊战争的故事而流传下来，这也说明即使是后来的希腊人也认同这种源于迈锡尼文明末期的思想[61]。在特洛伊战争中，希腊联军虽然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军事共同体，他们的行动夹杂着各地区（或部落）的利益，但他们对特洛伊人的敌视以及从敌人那里获取财富的欲望等，反映了他们意识到希腊人的共同利益所在，意识到他们与异族的区别。据考古发现，“黑暗时代”的希腊人之间已经有了很多的经济往来。“黑暗时代”后期已出现了希腊人的殖民活动，希腊人与其他地区的往来也逐渐频繁[62]。希腊人之间的往来及其与希腊之外地区的往来，也会增强希腊人的自我认同以及他们对自我与异族差异的认识。

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对希腊人与蛮族人的区分作过明确说明：“全体希腊人在血缘和语言方面是有亲属关系的。我们诸神的神殿和奉献牺牲的仪式是共通的，而我们的生活习惯也是相同的。”[63]他将希腊人的族群认同归结为共同的语言、血缘、宗教活动和生活习惯。希罗多德的话，代表了古典时代希腊人自我认同的观念。在“黑暗时代”，希腊人对自己与异族的区别不可能有希罗多德那样的认识，他们的认识还是较为模糊的。例如，史诗中有些表示不同城镇人的词语如xeion 等，并不限于希腊人或特洛伊人一方使用[64]。有的学者指出，古典时代的希腊战士善于使用长矛，而射箭则是蛮族的专利，这反映了在“蛮族”观念形成过程中，希腊人将自己刻画得更为勇敢，更善于近身搏斗[65]。当然据《荷马史诗》描述，希腊人与特洛伊人的武器装备并没有太大区别，特洛伊的赫克托耳会使用长矛，而希腊人也不乏射箭的例子[66]。在特洛伊战争中，诸神以宙斯为首的一派支持特洛伊，以赫拉为首的另一派则支持希腊人，然而诸神均出自奥林匹斯神系，而且交战的双方在祭祀神灵的某些仪式上也具备明显的一致性[67]。

尽管在“黑暗时代”，希腊人对自己与异族之间区别的认识还较为模糊，但这种意识无疑已经出现了。除了针对特洛伊等外族的军事行动所表现出的一致性外，《荷马史诗》中出现的barbarophonoi一词也值得重视[68]，它是barbaros的形容词形式，barbaros在古典时代意指“蛮族”（barbarians），含有贬义，但在史诗中尚无这种意思，而是指说不好希腊语，听起来像是发出“巴拉巴拉”声音的人[69]，主要指说外族语言的卡利亚人。不过barbarophonoi的出现，也说明希腊人已有从语言上区别自己与异族的意识。由于史料的限制，对于“黑暗时代”希腊人的自我认同及其对异族的认识，很难作出详尽的讨论。但是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形成的希腊人自我认同意识与“蛮族”的观念是有其渊源的，其渊源可以追寻到“黑暗时代”的后期。

[1] A.M.Snodgrass，The Dark Age of Greece，p.378.

[2] 荷马：《奥德赛》，Ⅸ.106-110。

[3] A.M.Snodgrass，The Dark Age of Greece，p.379.

[4] 荷马：《奥德赛》，ⅩⅣ.13-20。

[5] 荷马：《伊利亚特》，ⅩⅩ.219-222。

[6] 荷马：《伊利亚特》，ⅩⅩⅢ.638-642。

[7] 荷马：《奥德赛》，ⅩⅣ.95-98。

[8] 荷马：《伊利亚特》，Ⅱ.226-230；Ⅸ.264-295。

[9] J.Hall，A History of the Archaic Greek World，1200-479BCE，p.126.

[10] 荷马：《伊利亚特》，Ⅱ.198-202。

[11] 荷马：《伊利亚特》，Ⅺ.653-654。

[12] 荷马：《奥德赛》，Ⅳ.62-64。

[13] 胡庆钧、廖学盛主编：《早期奴隶制社会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7页。

[14] 荷马：《伊利亚特》，Ⅸ.395-397。

[15] 荷马：《奥德赛》，Ⅳ.3-6。

[16] J.豪尔根据富裕墓葬数量的统计，认为当时共同体内富有者的数量不多，不可能形成贵族阶级（A History of the Archaic Greek World，1200-479BCE，p128）。不过，这种统计本身只是个例，而且贵族数量的多少并不从根本上影响他们作为一个社会现象的存在。

[17] 荷马：《奥德赛》，ⅩⅧ.365-375。

[18] 荷马：《奥德赛》，Ⅱ.116-117。

[19] 荷马：《奥德赛》，ⅩⅤ.125-126。

[20] 晏绍祥：《荷马社会研究》，第61页。

[21] 荷马：《奥德赛》，ⅩⅧ.356-361。

[22] 荷马：《奥德赛》，ⅩⅠ.488-490。

[23] 晏绍祥：《荷马社会研究》，第217页。

[24] 荷马：《奥德赛》，Ⅹ.28-55。

[25] Walter Donlan，“The Social Groups of Dark Age Greece”，Classical Philology，vol.80，No.4（1985），p.308.

[26] Yvon Garlan，Slavery in Ancient Greece，Ithaca，N.Y，1988，pp.29-30.

[27] 胡庆钧、廖学盛主编：《早期奴隶制社会比较研究》，第254页。

[28] 荷马：《奥德赛》，ⅩⅤ.403-484。

[29] 荷马：《奥德赛》，ⅩⅩ.382-383。

[30] 晏绍祥：《荷马社会研究》，第262-264页。

[31] 荷马：《奥德赛》，Ⅰ.430-431。

[32] 荷马：《伊利亚特》，ⅩⅩⅢ.703-706.

[33] 荷马：《奥德赛》，ⅩⅣ.452。

[34] 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36-242页。

[35] 荷马：《伊利亚特》，Ⅱ.362-363，ⅠⅩ.62-65。

[36] 晏绍祥：《荷马社会研究》，第71-73页。

[37] Walter Donlan，The Social Groups of Dark Age Greece，p.295.

[38] 黄洋：《试论荷马社会的性质与早期希腊国家的形成》，《世界历史》1997年第4期。

[39] 荷马：《伊利亚特》，Ⅵ.432-465。

[40] 郭长刚：《试论荷马社会的性质》，《史林》1999年第2期。

[41] 摩尔根：《古代社会》，第244-249页。

[42] 黄洋：《试论荷马社会的性质与早期希腊国家的形成》。

[43] 晏绍祥：《荷马社会研究》，第四章。

[44] 郭长刚：《试论荷马社会的性质》。

[45] 关于这一时期的统治者的称谓可参阅晏绍祥：《荷马社会研究》，第119-132页。

[46] 荷马：《奥德赛》，Ⅷ.390；Ⅰ.391-395.

[47] 参见J.Hall，A History of the Archaic Greek World，1200-479BCE，p.128.

[48] G.Glotz，The Greek City and Its Institutions，London and New York，reprinted in 1996，pp.39-46；pp.93-94.

[49] 荷马：《伊利亚特》，Ⅸ.98-99。

[50] 荷马：《伊利亚特》，Ⅸ.156。

[51] 荷马：《伊利亚特》，Ⅱ.409。

[52] 荷马：《奥德赛》，Ⅲ.137-156。

[53] 荷马：《伊利亚特》，Ⅱ.212-277；Ⅰ.68-83。

[54] 胡庆钧、廖学盛主编：《早期奴隶制社会比较研究》，第246-249页。

[55] 晏绍祥：《荷马社会研究》，第212页。

[56] 有学者指出，“黑暗时代”的某些地区，并不像雅典、阿格斯那样发展稳定，它们的社会结构类似于“大人社会”。参见J.Whitley，Social Diversity in Dark Age Greece，pp.341-365；有关“大人社会”，还可参见Elman Rogers Service，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New York，1975；M.Sahlins，Poor man，rich man，Big-man，Chief：Political Types in Melanesia and Polynesia，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5，No.3（1963）.

[57] J.Hall，A History of the Archaic Greek World，1200-479BCE，pp.122-126.

[58] 乔纳森·豪尔将Hellas这个词的演进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才由色萨利南部的小区域发展为整个希腊地区的共同称号。参考J.Hall，Hellenicity：between Ethnicity and Culture，Chicago，2002，p.127.

[59] 徐晓旭：《古代希腊民族认同的形成》，复旦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第35页。

[60] J.Hall，Ethnic Identity in Greek Antiquity，Cambridge，1997，pp.42-47.豪尔提到《名媛录》大约形成于公元前6世纪左右，但他承认此种以“希伦”为希腊人共同祖先，建构起希腊人族群认同观念的产生时间应当比这更早。

[61] 参见徐晓旭：《古代希腊民族认同的形成》，复旦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2003年。

[62] J.Hall，A History of the Archaic Greek World，1200-479BCE，pp.255-257.

[63] 希罗多德：《历史》，Ⅷ.144。

[64] 转引自Edith Hall，Inventing the Barbarian，Greek Self-definition through Tragedy，p.13.

[65] Edith Hall，Inventing the Barbarian，Greek Self-definition through Tragedy，p.42.

[66] 荷马：《伊利亚特》，Ⅲ.76-80，Ⅳ.242。

[67] 荷马：《伊利亚特》，Ⅰ.447-474，Ⅱ.403-432。

[68] 荷马：《伊利亚特》，Ⅱ.867。

[69] Strabo，Geography，ⅩⅣ.2.28.trans.by Horace Leonard Jones，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ssachusetts and London，1988-1999.